他坐在西格彭小姐的床鋪上，透過一副眼鏡端詳著護照，那眼鏡幾乎要滑到他的鼻尖了；如同他身上穿戴的任何東西一樣，從帶著光澤的黑色外衣和喇叭褲到磨禿了的棕色皮鞋，這副眼鏡對他來說也顯得過於寬鬆了。我問他能否告訴我要找什麼，說不定我還能幫上忙。「這是必要的環節，」他有些含糊其辭，紅紅的耳朵燒得像是紅通通的炭。在他擺弄護照的那段時間裡，列車想必已經行進了幾英里。他擺弄護照的架勢，就像一個小男孩端詳著一本郵票集；儘管他已經仔仔細細地檢查了移民局留下的紀念頁，他的目光還是在個人職業、身高、膚色和生日等資訊上徘徊的時間最長。
「這個準確的是嗎？」他指著我的出生日期問道。我告訴他是準確的。「我們的年齡相隔三歲，」他說。「我比你最小——還是小一些？——我小一些，謝謝。不過你見多識廣啊。嗯，我去莫斯科看過。」我問他喜不喜歡旅行。他開始用肢體動作表達憤懣——一連串奇怪的聳肩抖身子，似乎是在說是、不、也許，可這些動作在那身肥大的衣服裡面都縮了水。他往上推了推眼鏡，說道，「我沒時間啊。我跟他和他一樣，都得工作啊。三年，我的護照獲得許多特批，倒是也有可能。但是我對‘風景的’還是挺滿意的——不，是風景——腦海中的風景。整個世界都如出一轍，可是這裡，」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額，準確地說是敲了敲前額，「這個地方，」他伸出一隻手放在胸口，「是充滿變數的。哪個對？變化還是變數？」我說兩個都行；在使用過程中，兩個詞都能表達這層意思。
構思這些句子的努力以及過度的斟酌已經讓他喘不過氣來了。他的頭趴在胳膊上，休息了一會兒，突然來了一句，「你長得很像蕭士塔高維契，對吧？」我告訴他，我覺得不像，至少從我見過的蕭士塔高維契的照片上看不出來。「我們已經討論過。薩夫琴科先生也覺得挺像的，」他說，似乎這就是一種定論，因為我們倆——無論是誰——哪個敢質疑薩夫琴科的話呢？說到蕭士塔高維契這個名字，就不得不提奧伊斯特拉赫，蘇聯偉大的小提琴演奏家，最近剛剛在紐約和費城舉行過音樂會。他聽我講述奧伊斯特拉赫在美國演出大獲成功的事情時，就好像我是在讚揚他亨利本人；他弓著的背也伸直了，一下子似乎把那件鬆鬆垮垮的外衣撐得滿滿當當，他的鞋跟在床鋪邊上晃來晃去，碰在一起，發出咔咔的響聲，一時晃，一時響，如同是在跳著快步舞。我問他有沒有想過《波吉與貝絲》在俄國的演出也會取得比肩於奧伊斯特拉赫在美國演出那樣的成功。「我沒法下結論，不過我們文化部的人對本劇獲得成功的希望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波吉-貝絲嘛，我們要認認真真地完成這項任務。」他跟我說，儘管他已經在文化部工作了五年的時間，然而這是他所從事的工作中唯一允許他離開莫斯科的一次。他說，通常情況下，他在文化部工作的時候，一週當中有六天都是在辦公桌前（「我有單獨的電話」），而禮拜天呢，就待在家裡看書（你們這些作家當中，a·j·克羅寧算是強大的一個。不過肖里科夫更強大些，對吧？）。他的家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幢樓裡，他和家人住在一塊兒，不過並沒有結婚（「我的俸祿還與我的志向不對等」），和他的兄弟共一間臥房。
這番談話漸漸變得緩和起來；他吃了一根好時巧克力棒，笑了起來，腳後跟咔咔作響；然後我遞給他幾本書。這些書就堆在桌上，他的眼睛不停地盯著它們：一套花裡胡哨的二十五美分驚悚故事合集，和埃德蒙德·威爾遜的《去往芬蘭車站》、一本講述社會主義如何興起的歷史書，還有南希·米特福德的自傳《蓬帕杜夫人》混在一起。我告訴他，要是他喜歡的話，就送給他了。
起初，他很高興。而後，等他去拿這些書的時候，手卻有些猶豫，便收了回來，他身上又開始抽搐；又是一番聳肩，蜷縮，直到最後他再次被鬆鬆垮垮的衣服所吞沒。「我沒有時間啊，」他遺憾地說。之後，似乎就再無話可說了。他告知我，我的護照一切合格，然後就離開了這裡。
在半夜與凌晨兩點之間的那段時間裡，藍色特快靜靜停靠在莫斯科附近的一條鐵路上。寒氣已經悄然潛入車廂，車窗玻璃的內側表面已結了一層薄冰；放眼窗外，你只能看見鬼魅的霧氣瀰漫，彷彿你的視野因白內障而扭曲。列車一離開莫斯科，一種焦躁不安的情緒就如漣漪般傳遍了每一節車廂；那些剛才還身處睡夢中的人們此刻已經醒了過來，到處亂跑，像小雞被黎明的假象喚醒一樣。那些還沒睡的人又倒了一杯酒，再度打起了精神。鐘擺已經向到達的緊張情緒那端偏移了。
西格彭小姐從睡夢中驚醒，喊著，「厄爾！厄爾！」彷彿剛剛經歷一場夢魘。
「他不在這兒，」萊恩小姐說道，她正蜷縮在床上，抱著一瓶白蘭地，讀著米基·斯皮蘭的書。「他出去幹違法的事兒去了。有人在旁邊的一節車廂裡偷偷玩起棟格來了。」
「這可不成。厄爾得好好休息，」西格彭小姐發起了牢騷。
「給他點顏色瞧瞧，」萊恩小姐幫她出主意。「反正他非你不娶了。」
「南希，幾點了？」
「四點差二十。」四點鐘的時候，西格彭小姐又問了一遍時間；十分鐘過後，她又問了一遍。「行行好吧，海倫。你要麼就拿塊表在手裡，要麼就吃一片健忘藥。」
西格彭小姐踢開被子。「這麼做沒用，我還是穿好衣服吧。」她花了一個小時二十五分鐘來挑選服裝，分配好化妝品和香水的比例。五點三十五分的時候，她戴上一頂羽毛禮帽，前面還有面紗，坐在臥鋪上，除了長襪和鞋，其他所有身上的行頭都已配齊了。「我正發愁呢，腳上該穿什麼好。我可不想中毒哩，」她說道。之所以有這番恐懼，是源於俄國人發給劇團女性成員的那份備忘錄，討論的主題是尼龍長襪。在嚴寒的天氣條件下，他們宣稱，尼龍有可能會分解，從而引發尼龍中毒。西格彭小姐搓了搓裸露著的雙腿，口中直哼哼。「我們這是去的哪門子地方嘛？這個地方，女士的長筒襪居然會在大街上分解成碎片，然後還會把她毒死？」
「別去想這個了，」萊恩小姐說。
「可是那些俄國人……」
「他們究竟是怎麼知道的呢？他們又沒有尼龍。所以他們才要這麼說。」
傑克遜玩完了棟格紙牌遊戲，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八點了。「厄爾，」西格彭小姐問道，「你是不是打算在我們結婚之後，天天就幹這事兒啊？」
「親愛的，」他拖著疲憊的身軀爬上臥鋪，說道，「老貓我的最後一口氣也叫完了。他現在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徹底熄火了。」
西格彭小姐絲毫沒有可憐他的意思。「厄爾，難道你敢現在睡嗎。我們都快到了。現在睡一小會兒，到起床的時候你會衣冠不整的。」
傑克遜嘟囔了一聲，把毯子蓋在了頭上。
「厄爾，」西格彭小姐輕言細語，「我想你知道他們會在車站拍攝新聞短片的吧？」
沒過多久，傑克遜就颳了鬍子，換了襯衣，穿上了一件焦糖色的毛皮大衣。他還有一頂同樣皮毛材質的帽子，是他「定做」的淺頂軟呢帽樣式。他一邊戴上手套——手套上面有洞，好讓手上的戒指露出來——一邊告訴他的未婚妻等會兒在鏡頭前如何應對：「知道嗎，親愛的，我們可不想跟那些拍照的攪和在一起。他們擺弄那些鎂光燈的時候，簡直就是浪費時間。」他用那隻戴著戒指的手擦了一下車窗，眯著眼睛朝外面瞄了一下；已經是九點過五分了，可還是一團漆黑，這可不是拍照的理想色調。但是半小時過後，黑色變成了鋼灰色的薄暮，你可以看見天空中下著小雪的藍色。
文化部的代表之一薩沙經過這節車廂，挨個敲著各個隔間的門。「女士們，先生們，二十分鐘以後，我們就要抵達列寧格勒了。」
我穿好了衣服，擠進人群擁堵的走道，走道中，一種興奮之情一刻接著一刻在不斷提速，正如火車的滾輪。即便是裹在圍巾中被帕特南小姐擁在懷裡的特沃普也正翹首盼望著下車。比起特沃普，蓋希文夫人更是有備而來。她披著貂皮，鑲滿了零零星星的鑽石，她的捲髮從一頂毛茸茸、軟綿綿的紫貂皮帽子裡伸出，翹得老高，十分迷人。「這頂帽子，親愛的？是我在加州買的。我一直放著沒戴，就是為了到時來個驚喜。你喜歡它，親愛的？你可真好啊，親愛的。親愛的……」她突然沉寂了一會，聲音又大了起來，「我們到了！」
先是一瞬間的難以置信，隨後大家一窩蜂地推搡著進了列車車廂末端的連廊。那個眼神悽楚的乘務員，原本站在那裡等著有人給他小費，結果卻發現自己不僅成了視而不見的物件，而且被擠到了牆上。警覺如在起跑門柵蓄勢待發的馬兒，傑克遜和約翰·麥卡利你推我擠地搶佔著有利位置。麥卡利的身型在兩人中是較為魁梧的一個，因此開門之後，他第一個下了車。
他徑直走向黑壓壓的人群，鎂光燈撲面而來。這時，一位婦女捷足先得，將一束鮮花塞進他的手裡，「上帝保佑啊，」麥卡利說道，「保佑你們這些小尖腦袋。」
「我們到達這裡的時候，有許多鳥兒飛來飛去——有黑色的，也有白色的，」華納·沃森寫道，他後來將這番景象寫進了日記裡。「那些白色的鳥兒是用作通訊工具的。我把這個記下來，可以給我那些觀鳥的朋友。我們受到了許多友好的俄國人的問候。（劇團裡的）男男女女也紛紛接受了贈送的花束。我很好奇他們在一年當中的這個時候是從哪裡弄來這麼多的花。這些小得可憐的花束像是出自一個小孩之手。」
萊恩小姐同樣也在記著日記，她寫道：「官方的歡迎宴會，大個子男士和穿著寒磣的女士，那行頭，看起來更像是接棺材，而不是演出團體（黑色的裝束，陰沉的面孔），但是也許他們剛才就是去送葬的呢。我那不中用的橡膠套鞋一個勁兒地往下滑，讓我沒法擠出一條路來快速穿過媒體的麥克風、照相機和那些爭先恐後想靠近他們的人群。布林夫婦已經出現在現場，羅伯特還處在半夢半醒之間，而維爾瓦則是笑逐顏開的樣子。在站臺的頂端，失去光澤的黃銅字母拼出列寧格勒的字樣——這時我才知道這一切都是真的。」
沃爾夫特，那個詩人，正在給他的新聞創作長篇大論。以下為節選：「正當我們沿著站臺往出口方向行進時，兩行人群左右兩側一字排開，站立著為我們鼓掌。我們到了街頭，一群旁觀者向我們靠近。警察把人群推開，好讓我們通行，而人群又反過頭來用同樣大的力氣將警察推開。演員們也回應了這種洋溢的熱情，在擁擠的人海和歡迎聲中穿行，帶著高貴、優雅、誇張與浮華。如果俄國人民愛上了他們，那俄國人民並不孤獨。我自己都已經愛上他們了。」
或許應當為這些文字加上一些註腳。那些被萊恩小姐描述為「大個子男士和穿著寒磣的女士」有一百多人的規模，由列寧格勒首屈一指的劇院表演藝術家組成，是專門組織過來接車的。尤為奇怪的是，他們當中沒人事先知道《波吉與貝絲》是一個黑人劇組，而在委員會將他們不解的面孔轉為熱忱的歡迎之前，劇團人員出站都已經出了一半了。沃爾夫特太太注意到的那些「記者觀眾們」都是些普通市民，他們出現在此是源於當地媒體頭一天的《訊息報》。「一支來自美國的歌劇巡迴表演劇團將於明日乘火車抵達列寧格勒。預計他們將會在當地表演。」順便說一句，這兩行字是蘇聯媒體對布林的團隊赴俄之旅的第一份宣傳；儘管缺乏細節資訊，這個宣傳還是具有足夠的吸引力，能夠讓列寧格勒至少一千市民在車站排成長龍，從臺階上如潮水般傾瀉而下，蜂擁在街頭巷尾。我沒太注意到令沃爾夫特太太印象深刻的「熱情與喧囂」。除了些許掌聲，整個人群——在我看來——是以一種無比的沉寂注視著出站的劇組，那是一種幾近令人緊張症發作的舉動，從中幾乎看不出來他們對這群美國人作何感想——蓋希文太太捧著的花束比新娘還多；小個子戴維·貝正即興跳著蘇西·q的舞步；傑克遜正如王室般揮手；而約翰·麥卡利走路的時候緊握雙拳，置於面前，像是一個職業拳擊手。
與俄國人讓人捉摸不透的反應相比，萊昂納德·萊昂斯——這個劇團的官方史學家——有著他自己十分明確的態度。面對這番情景做著專業記錄時，他搖了搖頭。「這麼安排可不妥當。表現力不夠。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由布林來安排的話，」他穿過火車站的門時說，「我們八成會唱著歌出來！」
第二部分
帶著收穫國際知名度的目標，《波吉與貝絲》的列寧格勒首演計劃定於12月26日週一的晚上舉行，留給劇團準備和彩排的時間有五天，考慮到該劇已經在全球巡迴演出了近四年，這個時間應當是綽綽有餘的。然而本劇導演羅伯特·布林一心要讓列寧格勒觀看首演的觀眾領略這出黑人歌劇最為完美的演繹。布林和他精力充沛的妻子維爾瓦以及他們的助手——和藹卻高度緊張的華納·沃森——認為俄國人準會對這出民間傳說音樂劇「歎為觀止」，他們此前「從未看過這樣的演出」，對此他很有信心。幾個觀察員雖說對此表示贊同，心中卻也沒底。無論怎麼看，無論是美國人還是舉辦方俄國人，開演那晚的演出將會是劇院本年度最令人提心吊膽的演出之一。不過此刻——也就是抵達的那天早晨——距這一幕還有一百多個小時；當劇團坐上包車從列寧格勒火車站前往阿斯托里亞酒店的時候，他們心中的懸念都集中在住宿條件上。
阿斯托里亞酒店位於著名的聖艾薩克廣場，是一家蘇聯國際旅行社酒店，也就是說，它是由蘇聯旅行社經營的，該社掌管所有允許外國人入住的酒店。阿斯托里亞酒店當屬列寧格勒最好的酒店。有些人認為這裡是整個俄國的里茲大飯店。不過這座飯店對於西方人心目中的豪華只做了很少的幾個妥協。其中之一便是大廳外的一間房子，上面寫著「美容中心」的字樣，遊客可以在這裡修腳，也可做女士專用美髮。這間美容中心的白牆上帶著一些斑點，那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汙點，很像是一間慈善診所，由不太講究衛生的護士打理，而女士們在這裡接受的美髮，倒更像是把頭髮變成了一種極其適合擦拭平底鍋的質地。一樓還有三間餐館，彼此互通，這些空蕩蕩的屋子就像飛機庫一樣讓人舒心。當中的一間是列寧格勒最時髦的一家餐館，到了晚上，從八點到半夜，一支樂隊會專為當地的上流社會人士演奏俄國的爵士樂，這些聽眾極少跳舞，而是鬱鬱寡歡地坐著，數著喬治亞香檳酒在糖漿色的玻璃杯中泛起的泡泡。酒店的旅行社辦事處位於主大廳較矮的一個櫃檯後面；裡面的十幾張桌子排列得整齊有序，店員因而視線開闊，這簡化了他們的工作，也就是密切注視來來往往的客人。另一項措施讓他們工作變得更簡單，甚至是萬無一失了，那就是在各層住宿樓安排集體宿舍的女管理員，這些義務治安員們從當天黎明到第二天黎明全天候值班，任何人要想離開房間，必須把鑰匙交給她們，否則絕不放行，與此同時她們就像人工打卡機一樣，在一本厚重的簿子上記下進進出出的人員。或許霍迪尼可以逃過她們的法眼，但我想不出他會用何手段，因為她們坐在桌旁，正對著樓梯和電梯，那電梯如同一個古老的鳥籠，在纜索上嘎吱作響。
其實，在後面有一個樓梯是無人看管的，將較高的幾層與一個較偏的小廳連線起來；對於那些暗訪者，或者想要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離開這裡的訪客來說，這會是一條理想的線路。確實如此，只是自上而下都設定了路障，這些路障由木柵欄建成，用長沙發和衣櫥加固。給人的感覺像是再別無他處來安放這些家當了。房間裡確實沒有位置。因為阿斯托里亞普通的客房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閣樓偏室，一些窮親戚就住在主人家堆放的棄置傢什中間：浪漫主義風格的大理石雕像散發出一股黴味；燈光微弱的檯燈外面罩著一層薄紗燈罩，宛若芭蕾舞女演員的裙子；桌子——好幾張——上面鋪著東方風格的毛毯；眾多的椅子、圓滾滾的長沙發、衣櫥大得都能放下蒸汽卡車了；用花紙裝飾的牆壁如同萬花筒一般；鑲金相框的繪畫，畫的是水果和田園生活；陰冷的天鵝絨窗簾背後，床鋪隱匿在洞穴一樣的凹室裡。所有這一切都充斥在一片暗如墓穴、密不透風的區域（在冬天是不能開窗的，就算可以開啟，也不會有人這麼去做），這片區域有火車隔間的四倍大小。當然，酒店也有相對寬敞一些的住處，都是些五六個房間組成的套間，但是裝飾風格卻別無二致，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即便如此，《波吉與貝絲》劇團的大多數人員還是認可了阿斯托里亞的居住條件，因為許多人此前都早有預料，他們所預想的比這裡要「糟糕得多」，因此，他們反倒是覺得這些房間「挺愜意的」，「有那麼一點氛圍」，還有，作為製作方最在行的宣傳人員，維勒姆·範·魯恩稱之為「充滿了新藝術的魅力。真不賴」！然而等到整個劇團初次進入酒店大廳，和一群中國顯貴還有穿著長筒靴的哥薩克騎兵擠作一團時，他們才意識到對於某些人來說，實際入住房間依然是一個遙遠的未來，而且有待商榷。
阿斯托里亞在分配房間——尤其是套間——時似乎是遵照著某種特殊的禮儀規範——抑或是他們完全沒有禮儀規範——無論怎樣，這都讓一些人覺得很是憤懣。南希·萊恩自告奮勇地提出了一個觀點，俄國人的房間分配是根據「人人歌劇團」的薪酬狀況而定的：「你得到的越少，他們給你的就越多。」無論原因如何，幾個主要演員以及那幾個大牌人物——也就是這次隨團的幾位——覺得這一做法「著實荒唐」，「不可思議，夥計，真的不可思議」，舞臺助理和管理服裝的女工作人員、木工和電工被徑直帶往貴賓套房，而那些「真正的大人物」，在酒店看來卻應當知足地待在某個不起眼的角落裡。「他們沒開玩笑吧？」萊昂納德·萊昂斯說道。劇團的另一個嘉賓——紐約金融家赫爾曼·賽多利斯，他的抱怨也合情合理；因為壓根兒就沒有給他安排房間。蓋希文太太也沒有安排，她這會兒正剩在大廳裡，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面，維爾瓦·布林和華納·沃森二人正在寬慰她。
「彆著急，寶貝兒，」布林夫人說，她是頭天晚上坐飛機抵達這裡的，和她的丈夫被安排在阿斯托里亞金碧輝煌的六居室裡，真可謂愜意。「俄國人辦事也許會磨嘰一點兒，也許會把事情搞成一團亂麻，但是不管什麼事情，最終還是會理順的。你看看我去莫斯科那會兒的情形就知道了，」她又接著說，她說的是去年十月去莫斯科訪問的事兒，那次訪問跟這趟演出有關。「我足足花了九天的時間去做兩個小時的事兒。但是好在最後什麼事情都解決了。」
「放心吧，李，」華納·沃森正用一隻憤慨的手理著他灰白的短髮。「放心吧，親愛的，我們會解決住宿這一檔子事兒的。」
「親愛的，我很開心，親愛的，」蓋希文太太寬慰著他倆。「我就在想，能來這裡可真好啊。」
「想想我們真的都挺過來了，」布林夫人在她邊上說，一副容光煥發的樣子。「還有那群和藹、善良、可愛的人們，火車到站的時候，他們看起來不是挺可愛的嗎？」
「可愛著呢，」蓋希文太太瞟了一眼她進站時收到的那些花，它們已經打了蔫兒。
「還有酒店也挺漂亮的，不是嗎？」
「是啊，維爾瓦，」蓋希文太太面無表情地說，似乎她朋友的一番熱忱開始令她感到了厭倦。
「他們一定會給你安排一間漂亮的房間的，李，」布林太太說道，華納·沃森也接著她的話茬兒，「要是你不喜歡，你可以換啊，你想要什麼樣兒的都成，李，總之我們都會搞定的。」
「親愛的，拜託了，這無足輕重，芝麻大的一點小事兒罷了。如果他們就把我安排在這個地方，我是不會指望挪位置的，」蓋希文太太說道，她已經下定決心，而她在接下來的幾天當中註定要堅持換上三次住所。
文化部代表由尼古萊·薩夫琴科率領，這個人長著一副商人模樣，身高六英尺，氣宇軒昂，眼下他正在安撫大家、矯正過失，向每個人承諾他們能夠得到理應得到的房間，忙得焦頭爛額。「耐心，」他們當中有個人懇請各位，說話的是莉迪亞小姐，那個中年的俄國翻譯。「別再添亂了。我們的房間數是夠的。沒人會露宿街頭。」南希·萊恩說她倒是不會介意露宿街頭，她提議我倆逃離大廳裡這混亂的場面，出去走走的好。
聖艾薩克廣場的一邊是一條源自涅瓦河的運河，到了冬天，涅瓦河就像是冰凍的塞納河一樣，蜿蜒穿過這個城市，而廣場的另一邊是聖艾薩克大教堂，如今已經成為反宗教博物館。我們朝運河的方向走去。灰濛濛的天空，不見了太陽，空中雪花漫舞，像塵土飛揚，翻滾飄浮，如同是水晶球玩具中的雪花。時至正午，廣場上卻不見車水馬龍的喧囂，偶有一兩輛小轎車和公共汽車經過，打著車頭的前燈。不過時而有一些馬拉雪橇在佈滿積雪的人行道上滑行。一些滑雪的人正沿著涅瓦河兩旁的路基悄無聲息地經過，母親們則是把她們的小孩兒放在小雪橇上，拖著雪橇前行。穿著黑色毛皮大衣的孩子們在人行道上溜著冰，像是烏鴉俯衝而過，他們的身影隨處可見。其中有兩個孩子停了下來，打量著我們。她倆是孿生姐妹，都是九十歲左右的年紀，穿著灰色的兔皮大衣，戴著藍色的天鵝絨帽子，把一雙溜冰鞋一分為二，各穿一隻，然後手牽著手，一同滑行，雖然各自只穿了一隻溜冰鞋，她們的平衡卻掌握得很好。她們不解地望著我們，棕色的眼睛十分可愛，似乎是想弄清楚我們的不同之處是在哪裡：是我們的著裝？是萊恩小姐的口紅？還是她散落一頭的金色捲髮？在俄國，大多數外國人很快就對此習以為常：路人微微皺著眉頭，覺察到你的某個方面有所異樣，卻又一時不能準確說出究竟是什麼地方存在不同，他們停下來，瞪眼看你，不停地回頭瞥上一眼，甚至常常有一種跟蹤你的衝動。這對孿生姐妹跟著我們來到了一座橫跨涅瓦河的人行橋，注視著停下來看風景的我們。
這條運河儼然成了一條被大雪覆蓋的溝渠，成了孩子們的遊樂場，他們刺耳的大笑聲夾雜著敲響的鐘聲，二者都搭乘著從芬蘭灣吹來的凜冽寒風。光禿禿的大樹被冰雪所覆蓋，在宮殿正面建築的肅穆背景下閃著銀光，這些宮殿沿著河堤一字排開，一直延伸到遠方的涅夫斯基大街。列寧格勒目前是一座有著四百萬人口的城市，是蘇聯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北端的大都市，這座城市依照沙皇的喜好而修建，而沙皇的喜好更偏向於法式和義大利式的建築，不僅是體現在風格上，而且體現在涅瓦河沿岸以及其他一些舊街區的宮殿配色方面。巴黎式的那種黑色調與灰色調佔主導，而不經意間，又隨處可見一些奔放的義大利式的五顏六色穿插其中：一座綠色的宮殿，又帶有鮮豔的赭石色、淺藍色和橙色。有少數宮殿已經被改造成了公寓套房，多用作辦公場所。彼得大帝獲得了當局極高讚譽，因為他把這些科學引介到了俄國，或許他也會贊同將不計其數的電視天線如同一群金屬昆蟲一般安置在他昔日帝王之城的屋頂上吧。
我們走過大橋，閒庭信步地穿過敞開的鐵門，走進一座藍色宮殿外閒置的庭院。這是一座迷宮的始發點，也是一座極寒的城堡，一個接一個的庭院連成一片，連線它們的是拱形走道和地道。穿過狹長的街道，街道被大雪覆蓋，萬籟俱寂，只有拉雪橇的馬兒踏雪的蹄聲，飄蕩的鐘聲，偶爾那對孿生姐妹的笑聲還在我們的腦後迴盪。
寒冷像是麻藥；我漸漸開始感覺麻木，足以經歷一次大手術了。而萊恩小姐卻不肯回去。她說，「拜託，這裡是聖彼得堡。這裡可不是想來就來的。我想盡量多看一點。我最好把握機會。從現在開始，你知道，我會在哪兒待著呢？鎖在房間裡，給布林夫婦打著無聊的長篇大論。」可我明白，她在這個地方也不可能待上太久，她的臉紅得好似喝醉了酒，鼻尖上的凍瘡已經發白。幾分鐘過後，她頭一回感到有些疼痛，於是準備返回阿斯托里亞酒店了。
可麻煩來了，我們迷路了。那對孿生姐妹見我們在相同的街道和庭院裡打轉，可樂壞了。她倆高聲尖叫，大笑著抱作一團，此時，我們找到了一位正在砍柴的老人，央求他為我們指路，我們不停揮舞著胳膊，就像是時鐘的指標，大聲說著，阿斯托里亞！阿斯托里亞！那個砍柴人並沒有聽懂我們的意思；他把斧子放在一旁，然後陪著我們一起到了街頭的轉角，在那裡，他讓我們當著他三個皮膚黝黑的朋友的面，將剛才的手勢再比劃一番，可三個人全都摸不著頭腦。即便如此，他們還是示意我們到了另一條街。途中，出於好奇，一幫提著小提琴箱包的男孩子，還有一位婦女也加入到我們的行列，這個婦女一定是個屠戶，因為她的大衣外面裹著的圍裙上濺落著血跡。這群俄國人喋喋不休，爭執不下；我們覺得他們會帶我們去警察局，管它呢，只要是暖和的地方，我倆都不會介意。眼下，我鼻孔中的液體已經凝固，眼睛已經冷得無法聚光。不過，我依然能夠看得很真切，我們忽然之間又回到了涅瓦河的人工橋上。我想一把拽起萊恩小姐的手，一路小跑。可她覺得那些與我們同行的人一直不離不棄，理應看到謎團解決。從那個砍柴人到小提琴手，整個行進隊伍的最前頭，是那對孿生姐妹，她們滑在最前面，就像穿花衣的吹笛人，護送著我們穿過廣場，徑直來到阿斯托里亞的入口處。國際旅行社的一輛豪華轎車正停在酒店門口，他們圍住這輛轎車，然後向司機詢問有關我們的情況，我們衝了進去，一屁股癱在座椅上，大口呼吸著溫暖的空氣，猶如長時間待在水下的潛水員。
萊昂納德·萊昂斯走了過來。「看來你們出去了一趟吧，」他說。萊恩小姐點了點頭，而萊昂斯則壓低了聲音，問道，「有人跟蹤你嗎？」
「有啊，」萊恩小姐回答道，「成群結隊的人。」
大廳裡擺放了一個劇團的公告牌。上面貼的是劇團彩排的相關日程安排，以及蘇聯方面作為東道主提供給他們的娛樂專案列表，其中包括在首演前幾天裡的幾場芭蕾舞和歌劇，參觀新建成的列寧格勒地鐵，訪問冬宮博物館，還有一個聖誕宴會。緊接著在「準點無誤」的標題下面列出了用餐時間，考慮到俄國劇院的演出下午場在正午開始，而晚間場在八點開始，所以餐點時間安排如下：早餐，上午9：30；午餐，上午11：00；晚餐，下午5：00；夜宵，晚間11：30。
但是就在第一天晚上五點鐘的樣子，我正在浴缸裡享受著熱水澡，早已將晚餐事宜置之腦後。浴室隸屬於分配給我的三樓房間，硫磺色的牆面已經剝落，冰冷的取暖器，破舊的抽水馬桶，抽水的轟鳴聲彷彿山澗的溪水。這隻浴缸大約是1900年製造的，早已是鏽跡斑駁，而從水管湧出的水跟碘一般棕黃；不過水很暖和，還有蒸汽，挺不賴的，我正沉浸其中，慵懶地遐想：樓下陰冷的飯廳之中，劇團人員是否最終能夠得以享用魚子醬和伏特加、烤肉串、俄式薄煎餅和酸奶油。（極為諷刺的是，我事後得知，招待他們的竟與在火車上吃到的每頓一模一樣：酸奶和山莓汽水、肉湯、裹了麵包屑的小牛排、蘿蔔和豌豆。）我的水中夢境被外間的一聲電話鈴所驚擾，我並未理會，而是任其響上一陣，若是你身處家中的浴室，或許也會這麼做。後來我意識到這不是在家中，這時我想起，方才我看到這電話的時候，我還在想這東西對於身處俄國的我來說真是個沒用的物件，同電話線被掐斷別無二致。我光著身子，身上還滴著水就接了電話，聽筒裡傳來的是譯員莉迪亞小姐的聲音，她告訴我說有人從莫斯科打電話找我。電話放在窗子旁邊的桌上。樓下的街道上，一大隊士兵正唱著軍歌大步行進，而到達莫斯科以來，我幾乎很難聽到這般雄壯的聲音。電話的另一端，找我的人我並不認識：亨利·夏皮羅，美國合眾新聞社的通訊員。他問，「你們在那邊境況如何？有沒有什麼值得報道的內容？」他告訴我說他早就打算來一趟列寧格勒挖掘「重大新聞」——《波吉與貝絲》的首演了，不過眼下他無法成行了，因為他得報道「另一個開幕式」——同一天晚間在莫斯科開幕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他還問我，等首演結束後，週一他可否再打電話過來，讓我告之「演出的進展情況，發生了哪些真實的事件」。我說行啊，我儘量吧。
這聲電話，還有這番在寒室中的驚擾——獨自站立，一絲不掛——讓我又回到現實中來。根據安排劇團人員應當觀看一場芭蕾舞表演，於是我便開始為此著裝。但是有一個問題：布林夫婦明確要求男士須系黑色領帶，女士則須著短款晚禮服。「這樣會顯得更有涵養，」布林夫人說，「再說，羅伯特和我喜歡凡事都弄得有參加晚會的派頭。」有一小撮人持反對意見，他們覺得遵守布林夫婦的規定會讓他們看起來「很滑稽」，因為在這樣一個國家，沒人會在任何場合穿得這般正統。我則是採取了一種折中的方式，穿上了一件灰色的法蘭絨西裝，並且打了一條黑色領帶。在著裝的過程中，我在房間裡四下走動，把掛在牆上的一些水果和花卉畫擺正。它們全都掛得歪歪扭扭的，因為萊昂納德·萊昂斯進行過一番巡查，他堅信阿斯托里亞的房間裡都安裝了監聽裝置。劇團大部分人員都贊同萊昂斯的說法，這不足為奇，因為上次從莫斯科大使館過來的兩位美國外交官在柏林的資訊通報會上告訴過他們，在俄國訪問期間，他們應當「假定」在他們居住的房間裡會安上監聽裝置，他們寫的信件也會被拆封。曾把這些外交官的建議稱之為「廢話連篇」的布林本人，也在不經意間加深了劇團人員懷疑：他公開表示，不管大家的個人想法如何，他希望他們在信件中就簡單地寫幾句俄國是多麼「妙趣橫生」，他們在這裡「過得挺好」；這個要求，有人指出，本身就是個矛盾，要是他不相信我們住在竊聽話筒與蒸汽鍋的包圍之中，那他為什麼還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呢？
出門的路上，我在樓層的服務檯停了下來，把鑰匙交給了保安。保安是一個豐腴的女人，皮膚淺白，笑起來像個丘位元娃娃，她在登記本上寫下224-1900的字樣：我的房間號和離開時間。
樓下，一行人已經做好了準備，劇團人員整裝待發，準備去觀看芭蕾舞表演。大夥兒都直挺挺地站在大廳裡，像是舞臺劇中尷尬的人物造型，這時劇組中的一員——體壯如牛的約翰·麥卡利——跺著腳開始大喊，「我真他媽的不想啊。我不想給他媽的那些訛人的傢伙七塊五去給我帶孩子。」麥卡利抱怨的是俄國保姆的收費標準，他和妻子因為要去觀看芭蕾舞表演，所以找了一個俄國的保姆照顧他四歲的女兒。一名保姆的僱用費是三十盧布，國際旅行社酒店給劇組中六個小孩的父母安排了一批保姆；他們甚至給劇組裡服裝女管理員的那隻拳師狗特沃普也安排了一個。三十盧布，按照四比一的匯率，摺合7.5美元，收費可是夠狠的；而實際上，對那些俄國人來說，三十盧布的購買力只相當於1.7美元，他們心想這個收費標準已經是相當便宜了，自然是無法理解為什麼麥卡利會如此大發雷霆。文化部的領導薩夫琴科氣得臉色漲紅，而莉迪亞小姐則是面色蒼白。布林嚴厲地衝著麥卡利說話，而麥卡利的妻子——一個靦腆的女人，平日裡眼睛都是向下看的——則對他說，能否冷靜一點，她可以待在家裡帶孩子。華納·沃森和萊恩小姐趕緊催促大廳中的所有人上了車，兩輛車都是包車，專供他們在列寧格勒逗留期間使用。
事後，布林為劇團少數成員的「行徑」向薩夫琴科道了歉。這次道歉不僅僅是為麥卡利這件事。在早先文化部和「人人歌劇團」簽署的協議中，並未包括提供免費酒水的條款。令薩夫琴科大傷腦筋的是，有幾個人點了一些飲料送到他們的房間，卻拒絕付費，他們還毆打併侮辱了服務員。更有甚者，薩夫琴科注意到，許多美國人將他和他的團隊稱作是「間諜」。布林也同樣感到這種行為「膽大妄為，無法無天」，而薩夫琴科接受了他的道歉，並且說道，「好了，像這麼大規模的劇團，我們可以想見一定會有一些人拖後腿，這是免不了的。」
芭蕾舞表演是在馬林斯基大劇院進行的，這個劇院已經更名為基洛夫劇院，這是以那位老一輩革命家和斯大林之友的名字命名的，不過沒人管它這麼叫。基洛夫於1934年被暗殺，據說因此引發了第一輪的莫斯科審判。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劇的首席女演員加林娜·烏蘭諾娃正是在這家劇院上演了自己的處女秀，列寧格勒歌劇團和芭蕾舞劇團目前也常駐在此進行彙報演出，所以這裡也被蘇聯的評論家視為一流劇院。除了威尼斯的費尼切劇院外（馬林斯基劇院與之有些相像，二者同樣具有18世紀的劇院規模、風格以及供暖系統），我覺得這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劇院了。不太走運的是，原先的座椅已經換成了木質的，跟學校報告廳裡面的那種差不多，它們惹眼的自然色跟馬林斯基大劇院簡洛可可風格的室內裝潢所使用的那種柔和的灰色與銀色形成了過於生硬的反差。
儘管劇院裡寒風颼颼，但我們所有人——包括女士在內——全部被要求把大衣放在衣帽間內；即便是蓋希文太太，也被強制要求脫掉她的水貂皮，因為在俄國，這被視作不文明的行為，極其不文明。眼下，這條規定最大的受害者莫過於萊恩小姐，這個身材高挑、十分打眼的金髮女郎穿著一件低胸無吊帶的裙子，緊緊地包裹住身體，身材曲線顯露無遺；她沿著走道扭著腰肢的時候，男性的目光紛紛偏移到她的方向，就像鮮花向著太陽。因為這件事，當整個劇團走進劇院時，熙熙攘攘的觀眾當中產生了一陣騷動。人們駐足觀看，好將這些美國人看得更加真切，當然還有他們的黑色領帶、絲綢還有身上的珠光寶氣。大部分目光都聚焦在厄爾·布魯斯·傑克遜和她的未婚妻海倫·西格彭身上。他們坐在皇家包廂內，包廂裡的皇家徽標已被鐵錘鐮刀所代替。傑克遜慵懶地將手擱在包廂的邊緣，這樣，他每根手指上都戴著的戒指就會為眾人看得更加清楚，他微微地向左右兩側偏著腦袋，儼然一副維多利亞女王的派頭。
「我都要凍僵了，真希望我剛才沒有經歷那樣的難堪，」萊恩小姐在引座員帶她入座的時候說道。「喏，他們覺得我不正經。」你不可否認，周圍的俄國女性對萊恩小姐裸露的肩膀投去的那一瞥的確帶著幾許批評的意味。蓋希文太太開口了，一襲綠色的常禮服十分合身：「我跟維爾瓦·布林說過，我們就不該穿得那麼一本正經。我就知道我們會看起來很滑稽的。好吧，親愛的，下次可不要這麼穿了。不過說句實在話，我們該穿什麼呢？」她問道，眼睛四處張望，似乎想從觀眾身上那令身形走樣的蹩腳著裝中搜尋什麼時尚的線索。「我就沒帶不漂亮的衣服過來。」
有一個坐在前排的女孩，頭髮既沒有梳起來，又沒有用橡皮筋紮起來；她剪了一個假小子的髮型，這倒是跟她調皮的面孔很相稱。她穿著一件黑色的羊毛衫，戴著一串珍珠項鍊。我指著她，並朝萊恩小姐示意。
「哎呀，我認識她呢，」萊恩小姐興奮地說。「她是從長島來的，我們一塊兒去的拉德克利夫！普麗西拉·約翰遜，」她喊道，而那個女孩，由於眼睛近視，只好眯著眼睛，轉過頭來。「不是吧，普麗西拉。你在這兒幹嗎呢？」
「天啊。哎呀媽呀，南希，」那個女孩摸著她那假小子的面孔說，「你在這兒幹嗎呀？」
萊恩小姐告訴她出現在這裡的原因，那個女孩說她也住在阿斯托里亞酒店，她解釋說，她獲簽了一個長期簽證，可以住在蘇聯，學習它的法律，自打她在拉德克利夫的時候起，她就對這個領域著迷，她還在拉德克利夫學習了俄語。
「可是，親愛的，」蓋希文夫人說道，「這俄國的法律可怎麼學啊？它隔不了多久就會變動一次啊？」
「哎呀，哈哈，」約翰遜小姐說。「嗯，我在這裡又不是隻做這一件事情。我在寫一個金賽報告。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會認為，」萊恩小姐說道，「那是項研究。」
「噢，這有何難呢，」約翰遜小姐寬慰她說。「我就只管把交談導向‘性’那個方面；哈哈，你要知道俄國人對此怎麼看，你準會大吃一驚的。知道嗎，南希，有情婦的男人可真多！或者是希望自己有情婦的男人。我正往《時尚》與《時尚芭莎》投稿呢，我想他們可能會感興趣的。」
「普麗西拉屬於那方面的天才，」萊恩小姐輕聲對我說，這時吊燈漸漸黯淡了下來，樂隊指揮也舉起了手中的指揮棒。
這場芭蕾舞表演共分三幕，有兩次幕間休息，芭蕾舞的名字叫做《海盜》。一般的蘇聯芭蕾舞對舞蹈的關注遠遠小於他們對大製作的熱情；而這部《海盜》儘管是他們的輪演劇目當中較為微不足道的一部作品，然而使用到的佈景變換同樣十分浩繁，有如在無線電城音樂廳或是牧羊女神劇院上演的那些讓人眼花繚亂的歌舞雜耍表演。在這兩座劇院裡，《海盜》一定會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只是有一點：在舞蹈設計和演奏技巧上它還沒有達到無線電音樂城的高度，而牧羊女神是不會允許有一群被五花大綁的奴隸少女跳舞的場景出現的。《海盜》講述的主題與《巴奇薩拉的噴泉》十分相似，後者原是普希金的一首詩，經大劇院芭蕾舞團選用，成為津津樂道的獲獎作品之一。在《巴奇薩拉的噴泉》裡面，一名貴族少女被一個兇殘的韃靼部落首領綁架，被強行擄至後宮，在長達三個小時的戲中，她經歷了許多悲慘的遭遇。在《海盜船》裡面，這個女孩的孿生姊妹也經歷了差不多同樣的煎熬；劇中，她不幸遇到海難（舞臺上電閃雷鳴、驚濤駭浪衝刷船體等特效一一精彩呈現），被一群海盜俘獲，之後的三個小時所發生的事情同上。這兩則故事，以及不計其數與之類似的故事，反映出當代蘇聯戲劇的一種趨勢，那就是仰仗於幻想與傳說；看起來那些希望在宣傳工作者的樂園以外的領域裡漫步的現代作者，他們所能發現的唯一安全出口就是可以帶他們通往神話故事森林的小路。可是即便是幻想也需要現實的根基，使我們能夠想起那些我們所能辨識的東西——人；沒有這些，生活的力量便不復存在，藝術也不復存在，而這兩者同時缺位的情況在蘇聯的戲劇中尤為尋常，奉行這套做法的人顯然是相信依靠特技特效和科技手段便可以取代那些現實的東西。文化部總在鼓吹俄國是唯一一個產生的藝術文化能與其全體民眾相匹配的國家。而那些觀看《海盜》的觀眾，他們的反應便是對這種說法的最好詮釋；每一個場景，每一次獨舞，贏得的掌聲足以讓吊燈顫動。
那些美國人也同樣是意興盎然。「精彩絕倫啊，簡直是夢境，」布林太太幕間休息的時候對蓋希文太太說，她們趁著這個空當在馬林斯基的咖啡沙龍里茶歇。她的丈夫也贊同這一說法。然而在對這部芭蕾舞劇大加讚賞的同時，布林先生，這個衣冠楚楚的紳士，他的面部表情在孩子般容光煥發與巴斯特·基頓式的平靜之間不停轉換，他的目光中閃爍著一種矛盾心理，他似乎是將《海盜船》與《波吉與貝絲》在外在表現力方面進行一番比較，後者只有三個簡單的佈景轉換；如果以舞臺效果的絢麗程度為評判標準的話，那麼蘇聯的觀眾鐵定會對他的作品失望的。
「嗯，我不喜歡這部劇，」蓋希文太太唱起了反調，這時布林夫婦已經走到另一群人當中去了。「看得我真是昏昏欲睡啊。我要是不喜歡，我絕對說不出喜歡來。他們［布林夫婦］簡直恨不得把‘喜歡’二字塞進你的嘴裡。」這當然就是布林夫婦的處境艱難之處。正如家長帶著孩子到鄰居家做客，他們始終都提心吊膽，生怕孩子們會有什麼失禮的行為，做出有損關係或是有所不當的舉動。
馬林斯基的咖啡沙龍里有茶點出售：啤酒啊，烈性酒啊，山莓汽水啊，三明治啊，糖果啊，還有冰激凌之類的。厄爾·布魯斯·傑克遜說他餓了：「不過，夥計，那隻冰激凌要賣一美元。你猜怎麼著，不超過你腳趾頭大小的一小塊碎巧克力要收多少錢？五美元五十美分。」蘇聯把冰激凌廣而告之為他們自創的美食，自1939年起它在蘇聯成為了舉國熱衷的食品，因為那時美國生產冰激凌的機器進口到了蘇聯。大多數消費者在沙龍里扎堆，一勺接一勺地從紙杯裡面舀著冰激凌，一邊看著那些美國人擺出照相的造型，有的很隨意，有的將啤酒瓶頂在腦門上，有的跳著搖擺舞，還有的在模仿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第二次幕間休息的時候，我去找了萊恩小姐，結果在一個角落裡發現她正旁若無人地吸著煙，菸嘴很長，一群體態臃腫的姑娘和麵色鉛灰的婦人聚在一起咯咯地笑，對她的緊身長裙和裸露的酥肩評頭論足，而她則假裝自己並不是她們評論的焦點。和她站在一塊兒的萊昂納德·萊昂斯說道，「看見沒有，現在你知道瑪麗蓮·夢露是什麼感受了吧。她在這兒該會引發怎樣的轟動啊！她應該辦個簽證。我這就去跟她說去。」
「噢，」萊恩小姐抱怨了一聲，「我只希望我能穿上我的大衣。」
一個年近不惑的男子走到萊恩小姐跟前，他鬍子颳得乾乾淨淨，儀表堂堂，有著運動員般健壯的體魄和學者般的面容。「我真想和您握個手啊，」他畢恭畢敬地說。「我想讓您知道我和我的那些朋友們是多麼盼望《波吉與貝絲》啊。這對我們來說可是件舉足輕重的大事，我可以向您擔保。我們當中有些人已經弄到了首演的門票。我呢，」他笑著說，「就是那些幸運兒中的一個。」萊恩小姐說她能聽到這番話，心裡感到十分高興，同時也留意到他的英語說得很棒，他解釋說，在大戰期間的好幾年裡，他都是在華盛頓度過的，作為俄國採購委員會成員之一。「不過你真的能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好久都沒有機會說英語了——這次讓我的心怦怦直跳呢。」你可以從他對待萊恩小姐的態度中感知到一種無比傾慕的感情，他那顆怦怦直跳的心也不完全是因為說英語的緣故。抖動的燈光意味著幕間休息的結束，他的笑容也漸漸地隨之散去；如同被一種他無法抵禦的衝動抽了一鞭似的，他突然急匆匆地說，「請您讓我再見您一面吧。我樂意帶您遊覽列寧格勒。」這個邀請是衝著萊恩小姐來的，但是出於禮貌的需要，也包含了萊昂斯和我自己。萊恩小姐對他說，請他打電話到阿斯托里亞酒店找我們，他把我們的姓名記在一張節目單上，然後寫下了他自己的姓名，遞給了萊恩小姐。
「斯蒂芬·奧爾洛夫，」萊恩小姐念著他的名字，這時我們回到了原座欣賞最後一幕。「他挺討人喜歡的。」
「是啊，」萊昂斯說道。「但是他不會打電話過來的，考慮再三以後，他會知難而退的。」
根據安排，劇團成員要到後臺與芭蕾舞表演藝術家們見面。《海盜》的最後一場戲有一部分是在一艘掛著繩索的帆船甲板上完成的，而在演出尾聲，隨著那些美國人來到了幕後，臺上顯得有些擁擠，一半的舞蹈演員只好站在甲板上，或者攀爬在繩索上，好看上一眼這些西方的同行。他們進場以後就博得一陣歡呼和長達四分鐘的熱烈掌聲，直到後來布林致辭開始，現場才完全安靜下來。布林致辭的開場白是這樣的，「應該是我們為你們鼓掌。諸位令人震撼的藝術造詣令我們對這個夜晚永生難忘，我們希望週一晚上，我們的表演也能作為對諸位帶給我們愉悅的微薄回報。」在布林結束致辭以後，馬林斯基大劇院的主管也講了幾句，那些芭蕾舞女演員——汗水從她們的化過妝的面龐滲了出來——躡手躡腳地走近那些美國演員，她們化過妝的眼睛轉動著，盯著這些人的鞋，嘴唇發出驚歎的聲音，起初有些羞澀，隨後便大大方方地摸著他們的衣服，在指間捋著絲綢與塔夫綢。其中一個伸手抱住了劇團一個女演員的腰，那個演員名叫喬治婭·伯克，是一個和藹熱情的女士。「怎麼啦，小寶貝兒，」伯克小姐說，「要抱就儘管抱吧。知道有人喜歡你，這可真是不錯啊。」
劇團準備發車返回阿斯托里亞酒店，這時已經過了午夜，將近凌晨一點了。這車活像滾動的冰箱，與在麥迪遜大街上的公車座位佈局一模一樣。我坐在最後一排的長條座椅上，兩邊坐的是萊恩小姐和翻譯莉迪亞小姐。街燈將空曠大街上的積雪照得泛黃，燈光在窗邊閃爍，就像冬日裡的螢火蟲，萊恩小姐看著車窗外說，「這些宮殿在燈光的映襯下看上去可真美啊。」
「沒錯，」莉迪亞小姐壓制住了倦意綿綿的呵欠，「這些私宅的確是很漂亮。」然後，彷彿突然間驚醒一般，她又補充道，「曾經的私宅。」
第二天早上，我與萊昂斯和蓋希文太太去涅夫斯基大街購物。涅夫斯基大街是列寧格勒最重要的街道，論長度，涅夫斯基大街不及第五大街的三分之一，而論寬度，卻是其兩倍；橫穿街面上一道道奔湧的車流不但非常危險，而且沒有意義，因為街道兩旁的店面都是國營百貨商店，除了商品的分類擺放不同，所售商品全是一樣的，其價位也一樣。那些喜歡討價還價的顧客或是試圖尋求一些「特色商品」的買家會發現，在涅夫斯基大街購物著實是件令人沮喪的事情。
萊昂斯出發時帶著零星的期許，希望能挑中「一件像樣的法貝熱」，回家後帶給妻子。革命之後，布林什維克幾乎把所有法貝熱創造、專供皇室御用的寶石彩蛋和寶盒都賣給法國和英國的收藏家了；他留在俄國的一些鮮為人知的作品還在列寧格勒修道院博物館和克里姆林兵工廠展出。如今，在國際市場上，一個小法貝熱盒子的起價都在兩千美元以上。然而這些資訊全然沒有影響萊昂斯，他滿腦子想的是他一定能在委託行迅速找到法貝熱並以極其便宜的價格買到。看來這是個明智的決定，因為如果有這樣的物品出售，那麼在這樣的國營典當委託行，俄國的同志們可以將他們秘藏的傳家之寶轉換為當場交付的現金，或許這是你能找到法貝熱的唯一一個地方了。我們去了幾家冷風嗖嗖的店面，都帶著拍賣大廳裡「確認成交，下一件拍品」的憂傷。
在一家最大的店鋪裡，一個玻璃櫥窗跟整個屋子的長度一樣，裡面擺放著各種物件，甚為壯觀，多得令人眼花繚亂的物品混在一起，猶如達達主義藝術家的實驗。一排排的二手鞋，舊得已經不能再舊，連這些鞋原先的主人們腳的形狀，你在心中都能夠辨認出來。這些鞋如珍寶一般整潔地擺放在玻璃櫥櫃裡，事實上，每雙鞋的標價在50美元到175美元之間；鞋的兩旁擺放的是一排帽子，有鐘形女帽和天鵝絨圓帽；在帽子的後面，櫥櫃中超現實主義物件的種類和價值呈螺旋上升：一部破損的電風扇（30美元），一個弄髒了的粉撲（7美元），一把用斷牙製成的琥珀梳子（45美元），失去光澤的網眼手提包（100美元以上），一個銀質的雨傘把（340美元），一副極為普通的象牙國際象棋，其中的五個卒還不知去向（1450美元），一尊賽璐珞大象微雕（25美元），一個已經破碎的粉色石膏玩具娃娃，像是被雨水淋過（25美元）。所有這些物件擺放得有好幾碼長，而且精心放置並貼上序號，這樣良苦的用心看起來就像是在展示紀念品，比如某個你所深愛之人的遺物，而正是這一點——這種陳列方式中所流露出的敬意——才使其如此令人動容。萊昂斯說道，「你覺得誰會去買這些東西？」不過他只需向四下張望，就會看見有人拋開所有其他的展品，唯獨發現裹滿蜘蛛網的風扇和銀質傘把仍舊迷人、仍舊合意、仍舊物有所值。按照俄國的歷法，距聖誕節已經只有兩週時間了，不過俄國人倒更喜歡在新年的時候贈送禮物，這些委託行與涅夫斯基大街沿路的店鋪一樣，裡面也是人滿為患。雖然萊昂斯沒有淘得一件「法貝熱」，但還是有一個典當商拿出了一件獨一無二的十九世紀的鼻菸盒，它是用一塊碩大的黃寶石將中間掏空後一分為二製成的。不過價錢嘛——8萬美元，這個價位超出了這位買家的預想。
蓋希文太太打算給《波吉與貝絲》劇組的每名成員贈送一份「非常好的」聖誕禮物（「畢竟，親愛的，這是劇團第四次在一塊兒過聖誕節了，我衷心希望對親愛的劇組成員們聊表寸心啊」），為此她還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物件要補齊，即便她已經從柏林運來了一箱子禮物。因此，我們在涅夫斯基大街的人山人海中奮勇前行（「你不可否認這裡真的無處不活力四射」，萊昂斯如是說），走進了一家皮毛商店，那兒最便宜的紫貂皮短款夾克衫標價11000美元，這價格與其說是待售，不如說不售。然後我們又到了一家古董店，據國際旅行社介紹，這裡是列寧格勒最「雅緻」的一家古董店。結果這些古董原來是些二手電視機、冰櫃、老舊的美式電風扇、一些零碎磨損的彼得麥式傢俱和大量的油畫，畫的是一些不知名的歷史事件。「你以為呢，親愛的！」蓋希文太太問。「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俄式古董。就算有的話，也都是法式的。」我們又去了兩家高檔食品商店求購魚子醬，這兩家店就是當地的旺多姆廣場；裡面出售非洲菠蘿、以色列橘子、中國的新鮮荔枝；可就是沒有魚子醬。「我怎麼、怎麼會以為這就是工人們抹在麵包上的黃油呢？」蓋希文太太神情沮喪，說她想去喝杯茶，懷著這個衝動，我們一下子就去了一家蘇聯版的施拉夫特。這個茶館位於地下室，像是個地牢，服務員穿著及膝的長筒靴，戴著用桌巾紙做的冠狀頭飾，端著一盤盤的冰激凌，還有不太像是糕點的糕點，蹚過沾滿泥漿的地面，呈到一些神情陰鬱的中年婦女跟前。不過蓋希文太太不得不接受喝不上茶的現實，因為根本就沒有桌子，甚至連站的地方都沒有。
到目前為止，還沒人買過一件東西。蓋希文太太決定去一家百貨商店看看。途中，萊昂斯因為手上帶著部相機，時不時地停下來照相，拍那些賣火柴的婦女和拖著聖誕樹的桃腮少女，還有在冬季賣人造玫瑰的街角花店，用紙做成的鬱金香插在花盆中，就好像它們是真花一樣。他每到一處駐足攝影，都會引起行人的擁堵，這些觀眾們靜靜地朝他微笑，偶爾也會面露怒氣，如果他把他們也拍進去的話。眼下，我注意到有個人總是在那群觀望者中露面，卻又不像是跟他們一夥的。他總是站在人群的後面，是個身材敦實的歪鼻樑。他穿著一件緊身的黑色大衣，戴著一頂阿斯特拉罕帽，一副防風墨鏡遮住了半邊臉，那墨鏡看上去就像是滑雪者戴的。在我們進入百貨商店之前，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這個商店讓人不禁聯想起狂歡節的小巷，商店由櫃檯和凹室組成，裡面的架子上看起來大都堆著一些射擊場上的獎品：看著很眼熟的廉價玩具娃娃，醜陋的金屬茶壺，石膏做的動物模型，還有一套梳妝用具，嵌在一團皺巴巴的棺材白綢裡。蓋希文太太被這腐臭的膠味燻得忍無可忍，覺得我們應當馬上逃離這個「皮革製品」區，隨後她以更快的速度逃離了賣香水的櫃檯。
一群人跟著我們在商店穿行，我們到了一間賣帽子的凹室，我去試了一下仿波斯羊羔毛做的帽子，三十好幾個俄國人笑得合不攏嘴，爭先恐後地要我買這買那，他們把我當成是模特一樣把各種帽子不停地在我頭上戴上取下，並要售貨員多拿些，再多拿些，直到最後帽子在櫃檯上堆得都塌了。有人彎腰從地上撿起一頂來；此人正是戴滑雪眼鏡的那個傢伙。我買的那頂帽子完全是胡亂選擇的，事後證明大小並不適合。就這麼一頂仿製的阿斯特拉罕帽花了我45美元；而拜蘇聯商店現行的複雜付款方式所賜，又花了我四十分鐘才完成了這筆交易：無論是最不起眼的雜貨店，還是莫斯科的國營百貨商店，採用的都是這種付款方式。首先，售貨員把收貨單據給你，你得自己拿到收銀臺，在收銀臺的跟前，還得一番空等，因為這裡的收銀員是拿算盤在算賬，這絕對是一種有效的方式，不過呢，某些聰明的蘇聯人應當發明點鈔機；付錢以後，收銀員會把收貨單據蓋上章，你再把這個帶回給售貨員，這時他們正忙著接待後面的五個人；不過最終，售貨員還是會接過你的單據，然後去收銀員那裡核實，再回到櫃檯，把你買的東西交付給你，再告訴你去包裝部，到了那兒你還得再排一條長龍。到了最後，我得到了裝在綠盒子中的那頂帽子。萊昂斯這時有意給自己也買一頂帽子。「拜託，親愛的，」蓋希文太太對他央求道，「別讓我們再把這個流程走一趟了。」
我們離開商店時，那個戴滑雪眼鏡的傢伙已不見了蹤影。不一會兒，他又出現在一群人的邊上，這些人正看著萊昂斯在積雪覆蓋的院子裡給賣聖誕樹的攤販們拍照。正是在那個院子裡，我把那個裝帽子的盒子弄丟了；我當時一定是把它放在一旁，拍著已經快要凍僵的雙手。直到走過好幾個街區之後，我方才發現東西丟了。萊昂斯和蓋希文太太都自告奮勇地回去尋找。不過這全無必要。因為正當我們回頭時，我們看見了那個戴滑雪眼鏡的朝我們走了過來，手上拿著的正是那個裝帽子的綠盒子。他微笑著遞給我，歪鼻樑也抽搐了一下。還沒等我說聲謝謝，他就拂了一下帽子，徑直走開了。
「啊，嚯嚯——這可以稱得上是巧合麼？」萊昂斯高聲說道，精明的眼神中閃過一道興奮。「噢，我認出他來了！」
「我也一樣，」蓋希文太太坦言。「可我覺得這挺貼心的。他們這樣悉心地照顧我們，真是讓人好生歡喜。這給人一種受保護的感覺。啊，親愛的，」她說道，語氣像是決意要說服萊昂斯接受她的觀點，「在俄國，你不會丟任何東西，想到這個，是不是種寬慰？」
阿斯托里亞酒店，我用完午餐，與艾拉·沃爾夫特乘電梯上行，她是前任戰時通訊員，這次據說是打算寫一篇關於「人人歌劇團」的文章，投稿給《讀者文摘》。「不過我還在尋找新聞線索。現在這些情景，在我看來，全是千篇一律，」沃爾夫特告訴我。「在這兒你沒法跟任何人說話。我說的是俄國人。這裡給我一種幽閉恐怖的感覺，每次我談到政治話題，得到的回答總是千篇一律。我那時跟薩夫琴科說話，他可是個聰明人，我對他說，鑑於這是一次私人談話，你是否可以坦言：你真的相信你所說的這些有關美國的論斷嗎？你看啊，他當時一直在說華爾街是如何控制這個國家的。但是你不能跟他們說這些。在這個社會現實之下，是沒有現實主義可言的。昨天我和一個俄國人談話——我不明說他是誰，就是我們在這兒見過的一個人——他遞給我一個便條。便條上託我給他在紐約的妹妹打個電話。他有個妹妹住在那兒。不久，我在街上碰到了這個人。我把他拽到路邊，問他，‘到底出了什麼事兒啊？’他說，‘一切都還好。只是小心一點為妙。’一切都還好，可他卻要給我遞便條！」沃爾夫特猛吸了一口菸斗，然後搖了搖頭。「這裡沒有現實主義。我患上了幽閉恐懼症。」
樓上，我開門的時候能夠聽見我房間內電話鈴的響聲。電話正是我在那天芭蕾舞幕間休息時碰到的那個人打來的，就是萊恩小姐的仰慕者——斯蒂芬·奧爾洛夫。他說他給萊恩小姐打過電話，可她沒有接。我建議他打電話到布林的套間，套間裡有一間被萊恩小姐闢為辦公室之用。「不行啊，」他惴惴不安的聲音裡帶著一種愧疚，「我肯定不能再打過去了。不能這麼快就再打過去。可我什麼時候才能見到南希呢？還有你呢？」他得體地補充了一句。我問他想不想來酒店串門時喝上一杯。中間停頓了好一會兒，我都快以為是電話斷線了。最後他才說了句，「這個嘛，有點不太方便。你能不能過來找我，呃，要不一個小時之內吧？」我答應了，在哪兒見面？他告訴我說，「繞著聖艾薩克大教堂走。我就可以看到你了。」他連再見也沒說就把電話結束通話了。
我到樓下布林住的套間把他的邀請告訴了萊恩小姐。她很是高興，「我就知道他會給我打電話的，」但她又顯得垂頭喪氣的樣子，「我現在被六份急件給耗住了，」她說著說著，把幾張紙和一些碳粉裝進一部行動式打字機裡。所謂的急件是羅伯特·布林撰寫的信件，有兩頁紙，準備發給美國駐俄大使查爾斯·e·博倫。信的開頭，是對博倫大使及其夫人即將前往列寧格勒觀看《波吉與貝絲》首演這一舉動表示感謝；而信的主體部分卻是以一種哀怨的口吻來寫的。儘管這部作品的蘇聯之行承載著美國國務院的美好祝福，可是與公眾的想法相反，它卻沒有得到官方的贊助。事實上，此番能夠成行，需歸功於俄國自己的文化部提供的財政支援。儘管如此，博倫大使的使館人員中竟沒有一個長期派駐劇團觀摩「每日每分每秒所發生的一切、個人之間的接觸，以及自然而然的溫情」，布林認為這是個「令人唏噓的遺憾」；如果大使館打算「準備一份完整且有益的報道——這樣史無前例的演出理應得到如此重視」，那麼，布林認為，派駐代表就是完全必要的。布林寫道，「這份文獻記錄不僅事關本次友好巡演——儘管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且事關文化交流的美好未來。沒人可以想象得出我們為了保證這次演出順利進行，花費了多少時日——或者考慮處理了多少無盡的細節，為的就是讓這類交流能夠結出它所承諾的果實。這份文獻記錄不僅要記錄我們取得的成功，還要記錄公共關係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的也許有待改善，有的也許還有失敗的地方。」
在我準備離開去赴約的時候，萊恩小姐這樣告知我，「給我捎去對斯蒂芬的問候吧。」「如果這事兒真的是自然而然的溫情，一定得告訴我一聲，我好把這個寫進《波吉與貝絲》日誌裡，」她指的是那本由她的僱主們不斷更新的官方日誌。
從阿斯托里亞酒店到這個半哥特式的聖艾薩克大教堂只有一箭之遙。我是三點半準時離開酒店的，奧爾洛夫說就是這個時間跟他見面。然而當我走出大門的時候，我發現跟那個戴滑雪眼鏡的傢伙又遭遇了。一輛國際旅行社的齊夫車停在路邊，那人就坐在車的前排座椅上，正和司機攀談。我一度想過回到酒店；倘若奧爾洛夫擔心他的這次會面會被記錄，這麼做似乎是明智之舉。不過我決定從車的旁邊繞行過去，去看個究竟；在我路過的時候，由於緊張，加上一種不太確定的禮節觀念使然，我朝那人點了點頭。他打了個呵欠，把臉轉了過去。直到穿過廣場，身處聖艾薩克大教堂的陰影下，我才扭過頭來看了一眼。那個時候，車已經走了。我圍著教堂緩步而行，假裝是在欣賞這些建築，儘管不需要什麼理由去裝腔作勢，因為人行道上空無一人。可是，我依舊覺得自己有些打眼，而且不那麼守法。夜幕降臨，就像是黑壓壓的一群烏鴉從頭頂席捲而過。當我走到第三圈的時候，我開始懷疑奧爾洛夫是不是改主意了。我數著自己走了多少步，以此忘卻寒冷，當數到二百一十六步時，我轉過一個彎，意外撞見了這樣的一幕，我嘴裡數著的那串數字戛然而止，就像摔落的手錶指標一樣。
事情是這樣的：四個黑衣人將第五個人摁在教堂的牆壁上，他們用拳頭連續猛擊，將他往前一推，然後用整個身體的重量猛烈撞擊，就像橄欖球運動員在對著假人訓練一樣。一名穿著體面的婦女手裡夾著一個筆記本，站在一旁，彷彿正在若無其事地等著那些男性朋友們完成一次商業會談。若非那群烏鴉的叫聲，這番情景簡直就像是一部無聲電影裡的一個片段；沒有一個人出聲，等到這四個人罷手，被打的那個人四腳朝天地躺在雪地裡時，他們冷冷地望了我一眼，便和那個婦女一塊走了，其間一句話都沒說。我走到那人的跟前。他體形肥胖，我怎麼都抱不起來，他撥出的酒氣簡直可以燻死蠍子。他既沒有流血，也沒有神志不清，可就是想說話卻怎麼也說不出來；他眼睛凝視著我，像是一個聾啞人試圖藉助眼神來交流。
一輛亮著頭燈的汽車沿著路邊移了過來。根據這輛車的車身上黑白相間的條紋，可以判斷出這是輛計程車。車的後門開了，斯蒂芬·奧爾洛夫喊了一聲我的名字。我靠在門上，試圖跟他解釋剛剛發生的一切，並請他幫一幫這個人，可他卻是一副不耐煩的樣子，也不想聽，而是不停地說，「上車吧，」然後是，「請上車好嗎」；直到最後，一聲怒吼讓我很是震驚，「你這個蠢貨！」他說著猛地一下把我拽到座椅上。計程車晃盪著沿原路返回，前燈的亮光下，那個人正往人行道上爬，他舉起手艱難地在空中揮舞，就像一隻不小心翻過來的昆蟲，腿腳不停地亂動。
「失禮了，」奧爾洛夫說，他的聲音又恢復成很有教養的樣子，聽上去的確是帶著悔意的真摯道歉。「可這是些他人的爭端。你也知道，沒多大意思。現在就想著怎麼樣讓自己開心吧。我們要去東方地帶。」他對於萊恩小姐不能來談了自己的感想，對於她無法接受他的邀請「深表」遺憾。「在東方地帶，你會想著帶上像南希這樣的女孩。食物十分美味。還有音樂。帶著些許東方情調。」在經歷了我們神秘的會面之後，我感到十分奇怪，因為我們竟然要去某個如他描述的這般快樂的地方；我把我的想法如實說了。他很受傷。「我沒什麼可擔心的，可我也不是傻子。阿斯托里亞是個是非之地。你知道嗎？去那兒是件麻煩事情。如果我明明想見你們，那為什麼不行動呢？」他問著自己這個問題。「你是個歌唱演員，我又對音樂感興趣。」在他印象中，我和萊恩小姐都是《波吉與貝絲》劇組中的歌唱演員。當我糾正了他的說法，表示我是個作家以後，他看上去有些不安。他點起了一根香菸，剛要吹滅火柴的嘴唇噘起又繃緊。「你是記者嗎？」他問道，任由火柴繼續燒著。我說我不是，不是他說的那種記者。他吹滅了火柴。「因為我痛恨記者，」他說這話的時候，像是帶著一種告誡的口吻，似乎是要告誡我最好不要說謊。「他們都是些齷齪的傢伙。而美國記者，說起來真是難以啟齒啊，他們是最差勁、最齷齪的。」既然他知道了我是個作家，我想他看待當前形勢的視角也許也起了變化，變得不那麼和諧了。於是我建議計程車可否將我帶到步行就能回到阿斯托里亞酒店的地方，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友好分別。他把這話理解為是對他先前對美國記者的看法的一種抗議。「請您別誤會。我對美國人民還是非常崇敬的，」說完，他告訴我，他在華盛頓度過的那些年「是他永生難忘的快樂時光。那些住在紐約的俄國人對住在華盛頓的俄國人總是帶著一種勢利眼；他們說，‘噢，親愛的，華盛頓真是讓人厭倦，也太過迂腐’」。他笑著模仿貴婦人的樣子。「不過對我來說，我喜歡那裡的生活。夏日裡炎熱的街道。波旁威士忌酒。我非常喜歡我住的地方。我開啟窗戶，給自己倒上一杯波旁威士忌，」他說著，彷彿是在腦海中重溫這些動作。「我就只穿著內衣，喝著波旁威士忌，放著維克，想放多響就多響。我認識一個女孩。應該是兩個女孩。其中的一個總是過來玩。」
所謂的東方地帶是隸屬於歐羅巴酒店的一家餐廳，就在涅夫斯基大街旁邊。要不是少許乾枯的盆栽棕櫚代表著東方元素，我是無法解釋奧爾洛伕力薦的這地方是如何帶著一種東方氣息的。至於氣氛嘛，如果硬要說的話，讓人覺得挺失望的，黃色的牆壁十分單調，桌子沒有幾張坐滿的。奧爾洛夫這時有些不自然；他拽了一下領帶，捋順了一頭黑髮。我們經過一座空空的舞池時，一個四人樂隊正費勁地演奏著華爾茲樂曲，這幾個人站在棕櫚樹中間，長得和那些樹一樣細溜溜的。我們登上幾級樓梯，那是通往陽臺的方向。陽臺上有一些私密的用餐檯位。「我敢肯定你覺得阿斯托里亞更加有情調，」說著，我們坐了下來。「但是那裡是面向外國人和有地位的勢利鬼的。這裡是面向一些沒什麼地位的勢利鬼的。我就是那個最沒地位的勢利鬼。」
令我感到憂慮的是，或許他根本就承受不了東方地帶的消費標準。他的大衣有一條紫貂皮毛領，頭上的一頂海豹皮帽子也是很有光彩。然而，他的西服卻是單薄蹩腳的格子布面料，剛剛洗過的白襯衣某種程度上讓磨損的袖口和領口愈加打眼。但他卻對服務員發號施令，儼然一副貴族的派頭，服務員給我們送上了一瓶400克瓶裝伏特加，還有一大份魚子醬，盛在一個銀質的冰激凌餐碟裡，餐碟的兩旁是吐司和檸檬片。這時，蓋希文太太的形象忽然在我腦海中一閃而過，我很快就把每一粒未經醃製、灰色珍珠般的魚子醬顆粒都吃了個乾淨。奧爾洛夫對我這麼快就吃完了感到十分驚詫，他問我需不需要再來一份。我說不必了，我也消受不起，但是他看得出來我還是可以消受的，於是讓服務員又上了一份。
在服務員去端菜的時候，奧爾洛夫為萊恩小姐敬酒。「這杯敬給南希，」說完，他一飲而盡，然後又斟了一杯，「敬給南希。她是個漂亮的女孩兒。」然後，又是一杯下肚，「漂亮的南希。美貌的女子。真是漂亮。」
接連喝下幾杯伏特加，他蒼白而頗為帥氣的臉頰開始泛紅。他對我說，他可以「千杯」不醉，然而他蔚藍眼睛中的靈光開始逐漸黯淡，足見他是在誇海口。他想知道我是否覺得萊恩小姐對他有意思。「因為，」他身體前傾，信心滿滿地說，「她是個漂亮女孩兒，我喜歡她。」我說沒錯，我看出來她在他的心中地位很高。「但是你覺得我是不是犯傻呢？因為我已經快四十的人了，而且婚也結了五年。」他伸開手，擱在桌上，給我看一枚普通的金戒指。「我是絕不會破壞我的婚姻的，」他信誓旦旦地說。「我們有兩個小孩，都是小女孩。」他說他的妻子「不算漂亮，卻是他的摯友」，他還告訴我說，除了孩子這一紐帶之外，他倆的共同利益使得這樁婚姻成為「嚴肅的結合」。在俄國的專業階層中，你可以發現幾乎沒人和自己工作圈子以外的人結為伴侶。醫生跟醫生結婚；律師找律師。奧爾洛夫兩口子看上去都是列寧格勒同一所學校裡的數學老師。聽音樂、看戲劇成了他們主要的娛樂方式；他們曾輪流排隊買《波吉與貝絲》的首夜演出票，但是最後卻只買到了一張票。「現在我的妻子假裝她不想去的樣子。這樣就可以讓我去了。」結婚的頭幾年，他們買了一臺電視機，作為彼此的新年禮物，但如今他們後悔了，覺得花錢買了個「無趣而幼稚」的玩意兒。談到蘇聯電影，他同樣是言辭激烈。不過他的妻子卻鍾情於去電影院，至於他自己，只有當他們有朝一日再次放映美國電影時，他才會感興趣。（「我十分想知道，那個漂亮的女孩兒後來怎麼了，那個瓊·班尼特？還有一個，叫英格麗·褒曼的？還有那個喬治·拉夫特？真是個好演員啊！他還健在嗎？」）除了在看電影的益處這一問題上同他意見相左，他妻子的品味在方方面面都與他高度一致；他說，他們甚至連對體育運動的愛好都一樣——「划船」；多年以來，他們一直攢錢準備買一艘小帆船，他們打算把它停靠在列寧格勒附近的一個漁村，每個夏天他們都可以花兩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度假。「這就是我生存的意義——一葉扁舟，穿越詩情畫意般的極晝。等到下次這裡是極晝的時候，你一定得回來。對於九個月的黑暗而言，它們真的是一種獎賞。」
伏特加全都喝光了，奧爾洛夫又叫了一些酒上來，他發著牢騷，說我的酒喝得沒他快，他說我「品酒」的樣子看著就「煩」，要我「喝酒就要喝出個爺們兒的樣子，要麼就不喝走人」。一口氣一杯酒就這麼輕易下肚了，而且這麼愜意，我對此很是驚訝，而且這麼喝似乎也沒有對我造成多大的影響，除了感到一股撓癢癢般的暖流，還有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好像正在消失。我開始在想，奧爾洛夫終究還是說對了，這個餐館的確是具有一種東方的氛圍，一種摩爾式的安逸，還有樂隊演奏的音樂，就像棕櫚樹間的蟬鳴掠過，如同一種思鄉的怡人小調。
此時的奧爾洛夫口中不停地念叨，「我是個好人，我有個好妻子，」他重複說了三遍，才說出了下一句，「可我有著強健的肌肉。」他伸出胳膊做了個展示肌肉的姿勢。「我激情四射。我跳舞跳得可帶勁呢。那些炎熱的夜晚，窗戶大開，我們的維克音樂想開多大就開多大……維克音樂想開多大就開多大。她們當中總會有人過來串門。我們就像那樣跳啊跳啊。炎熱的夜晚，窗戶大開。我要的就是這個。跟南希一起跳舞。真漂亮啊。這女孩兒真漂亮啊。你知道嗎？就這麼跳啊。就這麼……她人呢？」他的手一把將桌上的東西扒開，銀具哐當散落一地。「為什麼南希沒來？為什麼她不給我們唱歌？」他腦子裡一邊回憶著歌詞，一邊唱道，「密蘇里的女人啊，繫著圍裙，在那密西西比，密蘇里的女人啊，取下鑽戒，在那糟透的密蘇里，在那憂傷的密西西比……」他的聲音越唱越大，接著又用俄語演唱，吼出來的調子還是隱隱地有些像「聖路易斯藍調」。
我看了看錶。我感到很是驚訝，已經九點鐘了。我們已經在東方地帶呆了將近五個小時，也就是說，我不可能像自己以為的那般清醒。我意識到了這一點，同時也證明了這一點，那種意識與那種證明就像兩個潛伏中伺機而動的刺客，同時出擊刺中了我。桌子似乎滑動起來，燈光搖曳，整個餐館彷彿是在驚濤駭浪中行駛的輪船。在我的執意要求之下，奧爾洛夫要來了賬單，可他在數錢的時候還在唱著，下樓的時候也是沿路在唱，一個人跳著華爾茲，穿過舞池，全然不顧樂隊的伴奏，而是按著自己的節拍來，「密蘇里的女人啊，你是個密西西比的壞女人……」
東方地帶的前面，有人在兜售橡膠動物玩偶。奧爾洛夫買了一個兔子遞給我。「告訴南希這個是斯蒂芬送她的。」然後他拖著我沿著一條路走，離開涅夫斯基大街。我們走的是泥濘的小道，而不是人行道，顯然，我們的目的地不是阿斯托里亞酒店，因為這裡不是宮殿區。相反，我倒是覺得彷彿又走進了新奧爾良的貧民窟，這片區域，大街小巷都是髒東西和破損的柵欄，還有風雨飄搖的木屋。我們經過一座廢棄的教堂，風兒繞著穹頂嚎叫，正如寡婦在墳前哀號。離教堂不遠的地方，人行道重新出現了，一同迴歸的還有這座城市的帝王之相。奧爾洛夫朝窗戶裡閃著亮光的酒館徑直走了過去。一番寒意讓他平靜了下來，酒也醒了不少。他在門口說，「這兒要強多了。勞動者的宮殿。」
這種感覺就像是掉進了捕熊的陷阱裡。一百個怒吼著，爭吵著，推搡著的食客，他們身體的熱量、撥出的酒氣，還有受潮的皮毛髮出的氣味充斥著這間酒館。十到十二個人擠作一團，圍著每間房的六張桌子坐著。
在場的只有三個女招待，看上去差不多的模樣，她們都是大塊頭，身材魁梧、膀闊腰圓，臉長得又圓又平，看上去像盤子一樣。除了招待客人，她們還肩負保鏢的使命。她們鎮定而專業，以一種不慍不惱的奇特方式，不費吹灰之力就能一拳將兩倍於自身體重的男子打得吐血。上帝保佑那個膽敢還手的男人吧。這時這三個女孩就會分進合擊，將他打得雙膝跪地，毫不誇張地把他的皮囊拖在地上，直拖到門口，然後扔進黑夜。有幾個人顯然是不受歡迎的物件，他們從來進不到酒館裡面去，因為一旦這些不受待見的傢伙出現在門口，店家的幾位女士就會排成楔式隊形，一頓胖揍把他趕走。不過她們也懂禮貌。至少她們還對著奧爾洛夫微笑，我想，應該是他紫貂皮衣領和價錢不菲的帽子給她們留下了好印象。其中的一個姑娘把我們帶到一張桌子跟前，那張桌子旁坐著兩個年輕人，下頜骨突出，都是彪形大漢，穿著皮大衣，她讓那兩人起身，讓我們坐下。一個人答應了，另一個則喋喋不休。她一把揪住他的頭髮，擰著他的耳朵，把這個唱反調的傢伙給制住了。
大多數情況下，只有上流社會的酒館才有出售伏特加的許可證，因為這家酒館不在其列，所以奧爾洛夫點的是俄國柯納克酒，這種酒略帶鹹味，盛在大茶杯裡，溢過了茶杯的邊緣。如同一口飲盡啤酒沫般輕快，奧爾洛夫把三分之一杯酒倒下了肚子，他問我這家酒館是不是令我「滿意」，還是說讓我覺得「粗俗」。我回答說是啊，是啊。「粗俗，但不下流，」他將兩者劃清界限。「海濱的酒館，才叫下流。這裡就是很平常的那種。勞工之家。沒有那些勢利眼。」我們那桌一塊兒喝酒的有八個人，他們對我很感興趣，像喜鵲一樣把我拖來拽去，從我手裡掏出打火機，從我脖子上扯下圍巾，還有一些物件他們傳來傳去，瞪眼望著，咧嘴笑著，所有人全都一口爛牙，還有與年齡不相符的皺紋，哪怕是最年輕的那個也是這樣。離我最近的那個人心裡有些不平衡，希望引起我的注意。我沒法猜出他有多大年紀，從四十歲到七十歲都有可能。他是個獨眼龍，這種情況下，他倒是有辦法讓我盯著他看了。他的把戲是對十字架上耶穌的一種滑稽模仿。每喝一大口啤酒，他都會伸開雙臂，耷拉著頭。不一會兒，一行酒就會從他那隻瞎眼的眼眶中滴出來。他在座的各位朋友都覺得這是個令人捧腹的特技表演。
酒館裡另一個很受歡迎的節目是一個揹著吉他溜達的男孩。你要是給他買杯酒喝，他就給你唱首歌聽。他給奧爾洛夫也唱了一首，奧爾洛夫給我翻譯歌詞，說這首歌「我們」都喜歡。這是一首輓歌，水手思念他年輕時生活的村莊，還有失去的愛人，名叫尼娜。「碧綠的海水就是她碧綠的眼。」這個男孩唱得挺動聽的，聲音中帶著一種哀婉的弗拉明戈的顫音。不過我可以感覺到，他的注意力並沒有放在歌詞上。他的思緒和眼神都在我這邊。他白色的臉龐有種悲切，那種白就像是用顏料畫上去的，就像小丑的那種。但是我真正感到為之觸動的是他的眼睛。後來我得知了緣由。那是因為那雙眼睛讓我想起一種表情，那種聾啞人的哀求，就是那個躺在大教堂路邊的男人眼中的神情。唱完以後，奧爾洛夫讓他再唱一首。而這個男孩試著跟我說話。
「我……你……母親……男的。」他大概就認識十個英文單詞，他努力地把這些詞拼讀出來。我讓奧爾洛夫幫我翻譯一下，因為他們倆用俄語在交流，彷彿這男孩又唱了一首歌。他的聲音交織著某種悲傷的散文旋律，手指撥弄著吉他的琴絃。眼淚奪眶而出，他用手掌拭去眼淚，臉上留下髒兮兮的痕跡，像個孩子一樣。我問奧爾洛夫他在說什麼。「沒什麼有意思的。我對政治不感興趣。」要說這個小男孩在談論政治，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而我執意要聽，這時奧爾洛夫有點惱怒。「沒什麼。討人嫌。他希望你幫他一把。」
「幫」這個詞這個男孩倒是聽懂了。「幫幫我，」他一個勁兒地點著頭說。「幫幫我吧。」
「他是不是很討人嫌？」奧爾洛夫說道。「他說他父親是個英國人，母親是波蘭人，正是這個原因，他在這個國家受到的待遇很差。他想讓你給英國大使寫封信。反正就是這個意思吧。他想去英格蘭。」
「英國人，」這個男孩自豪地指著自己說。「幫幫我吧。」我不知道該怎麼幫他，他朝我望著，那種絕望讓他溼潤的眼睛中充滿希望的光芒黯淡了下來。「幫幫我，」他不停地說，帶著一種責備。「幫幫我。幫幫我吧。」
奧爾洛夫給了他一枚硬幣，跟他說了要聽的那首歌的名字。這是逗笑歌曲，副歌部分唱個沒完。儘管這個男孩唱得有些倦怠，然而連那幾個女招待都樂了，還跟著大聲和了幾句關鍵的歌詞，這幾句人人都知道。那個獨眼龍很是氣憤，因為這裡除了他的特技表演之外，不應該再有什麼表演能夠博得如此大笑了。他爬上椅子，站著的樣子就像是稻草人扎的耶穌像，啤酒從他的眼眶裡湧出，順著他的臉頰往下淌。離午夜還有五分鐘的時間，到了打烊的時候，女招待開始關燈，帶著一種警示的意思。但是客人們還在不停地唱，緊抓住這最後的幾分鐘，似乎不樂意放棄酒館裡同志間的友誼，踏上寒冷的街頭和嚴寒孤獨的歸家路。奧爾洛夫說他陪我一起走到聖艾薩克廣場。但走之前，還要最後再喝上一杯。他敬酒的時候說，「長命百歲，生活幸福。他們是這樣說的吧？」是的，我告訴他，他們就是這麼說的。
那個揹著吉他的小男孩堵在我們去門口的路上。漸漸散去的客人們還在哼唱著他的歌；你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在街頭回蕩。而酒館內，女招待正把那些賴著不走的人給轟走，一本正經地把燈熄滅。「幫幫我吧，」那個男孩拽著我的衣袖說。「幫幫我吧，」他的雙眼堅毅地凝望著我，在奧爾洛夫的要求之下，一個女招待把這個男孩推到一邊，好讓我們離開這裡。「幫幫我，幫幫我吧，」他在我身後央求著，我們中間已經隔了一扇門，他的聲音漸漸地聽不見了，就像夜裡下的雪。
「我想他準是瘋了，」奧爾洛夫說。
「紐約說不定都已經被轟炸了，誰知道呢，」萊昂納德·萊昂斯對金融家赫爾曼·賽多利斯說，二人正在前往冬宮博物館作晨間參觀的車上，車上坐著劇團成員，赫爾曼就坐在萊昂斯的旁邊。「我還沒去過不能讀報、不能瞭解世界動態的地方。我感覺就像是個囚犯。」賽多利斯這個高個子處事穩健、恪守小節，但他也坦言，他很想看看西方的報紙，也急切地想知道要是他找列寧格勒銀行詢問當前紐約股市交易行情，會不會是個「不大正確的決定」。
說來也巧，他倆後面就坐著一個人，可以給他們提供想打聽的訊息。他要做的本來就是了解鐵幕那邊發生的大事，尤其是美國的大事。這人是個俄國人，名叫喬瑟夫（「叫我喬好了」）·阿達莫夫，他此番到列寧格勒是受莫斯科電臺派遣，來錄製《波吉與貝絲》劇組採訪。莫斯科電臺專向蘇聯以外的國家傳送播音訊號。阿達莫夫將其才華傾注於這些專為美國，或者說專為英語國家播放的節目當中。這些節目包括新聞報道，包括音樂節目，還包括充斥著政治宣傳泡沫的肥皂劇。聽一次這樣的節目真會讓人大吃一驚：吃驚的不是節目內容——它們很粗糙——而是播音員的演技。那些假扮「普通」美國人的口音聽上去簡直分毫不差：你絕對會相信那些自稱是中西部農民、得克薩斯牛仔，或是底特律工人的傢伙。哪怕是「孩童」的聲音，你聽起來都跟麥片的嘎吱聲和棒球的噼啪聲一樣熟悉。阿達莫夫吹噓說這些演員從未離開過俄國，他們的口音完全是在莫斯科練就的。阿達莫夫自己就經常在這些劇中扮演一些角色，他練就了一口十分純正的美國某地方言，結果還把萊昂斯這個土生土長的當地人耍了一把，他說，「嘿，我驚呆了，我一直在想這傢伙跑到離百老匯這麼遠的地方來幹嗎。」阿達莫夫看上去確實像是從百老匯和五十一街街角里出來的那種人，胳膊下面夾著一份《綜藝》雜誌。儘管他的俚語有些老舊了，但他還是能夠從嘴邊脫口而出，讓人著實感到驚訝。「我嘛，博物館可不是我的菜，」他說，這時我們已經快到冬宮了。「但是如果你喜歡這些讓人發毛的東西，他們跟我說這個地方還是不錯的，裡面東西還是挺多的。」他皮膚黝黑，一張圓臉，三十五歲上下，是個坐立不安、愛咯咯笑的傢伙，身上有一種咖啡因般的興奮與活力。在我們的再三追問下，他那雙狡黠的眼睛變得愈發難以捉摸了。最後他坦言他的英語的確是在紐約學的，在那裡他跟隨一個流亡美國的祖父，從八歲生活到十二歲。對於這段在美國的經歷他選擇了一帶而過。「我只不過是個孩子嘛，」他這麼說，似乎是想表達，「我那時不懂事啊。」
有個莫斯科的外國僑民十分了解阿達莫夫，這個人是這樣跟我描述他的，他「可不是傻瓜。他是個腳踏兩隻船的機會主義者」。還有一個也是在莫斯科待過多年的義大利記者說道，「啊，沒錯，阿達莫夫先生，他可是個笑裡藏刀的傢伙。」簡而言之，阿達莫夫是個成功人士，也就是說——這一點放在別的地方也一樣，只不過在俄國更加明顯一些——他可以享受普通百姓所不知的特權。他最看重的是一套兩居室單身公寓，位於莫斯科的高爾基大街，聽他的講述，他的生活就跟身處後宮中的土耳其人差不多。「你要來莫斯科就跟我吱一聲，你想見一些漂亮妞吧。」與此同時，他認為《波吉與貝絲》劇團的有些人員也算是「漂亮妞」，尤其是合唱團裡那個眼睛圓圓的歌手，也就是多洛雷斯·斯旺（「瘋丫頭」）。在博物館裡，觀光者分為十二人一組，阿達莫夫提出要加入到斯旺小姐那組，其他組員還包括沃爾夫特夫婦，蓋希文太太，南希·萊恩，華納·沃森和我本人。
冬宮博物館隸屬冬宮的一部分，近幾年又重新刷上了皇宮的顏色，一種冷黃綠色。從其延伸數英里的銀色窗戶裡，你可以俯瞰公園以及涅瓦河的廣闊流域。「冬宮始建於1764年，耗時七十八年完成，」導遊是個女孩，像個假小子，說話很匆匆了事的樣子。她介紹說，「你們可以看到，它由四座建築組成，內有全球最大的博物館。我們現在所處的地方就是大使上樓的地方，往昔大使們要參見沙皇，就得從這裡登樓。」
跟隨著這些大使們幽靈般的足跡，我們那一組跟著她踏上了這大理石樓梯，樓梯盤旋在白色和金色吊頂之下。我們穿過富麗堂皇的鋪著孔雀石的大廳，彷彿置身水下走廊之中，隨處可見落地長窗，我們幾個人在窗前駐足，視線越過涅瓦河，在朦朧的大霧中眺望那座大名鼎鼎的審訊室——彼得·保羅要塞。「來呀，來呀，」導遊催促道。「要看的東西還多著呢，我們要是在這些沒什麼價值的地方耽誤太多時間，後面就看不完了。」
我們遊覽的下一處景觀是地下金庫。「這裡是他們藏寶貝的地方，貨真價實的東西，鑲有珠寶的王冠，就是那些鬼東西，」阿達莫夫告訴斯旺小姐。一隊矮小的女戰士——其中的幾個都身著制服，腰間的皮帶上彆著手槍——守衛著地下室上閂的門。阿達莫夫猛地朝那些衛兵舉出大拇指，他對華納·沃森說道，「我敢打賭美國是沒有女警察的，對吧？」
「當然有，」沃森不好意思地說。「我們有女警察，當然有。」
「但是呢，」阿達莫夫被汗水浸潤的圓臉笑得通紅，說道，「沒這麼胖的，對吧？」
在地下室結構複雜的鋼門開鎖的時候，導遊宣佈，「請女士們把手提包交給看守代為保管。」然後，似乎是要刻意迴避這句話昭然若揭的言外之意似的，她又補充道：「就是因為此前有女士把手提包掉落在這裡，對展品造成了一定的損害。我們有過這樣的教訓。」
地下室由三個小房間組成，每個房間都點著燭光，頭兩間全都放滿了博物館內最特別的展品：西徐亞人的金子、紐扣、手鐲、冷兵器、紙一般薄的金屬片以及花冠。「西元一世紀的物品，」阿達莫夫說。「西元前的，西元后的，各種亂糟糟的東西。」相形之下第三間房的學術光環比較暗淡，但視覺上卻光彩奪目得多。一打玻璃櫥櫃（帶有珠寶製作人的金屬戳印：霍蘭德及其子孫，倫敦格羅夫納廣場蒙特街23號）因這些貴族的遺物而熠熠生輝。縞瑪瑙和象牙柺杖、伸出綠寶石舌頭唱著歌的音樂鳥、珍珠做成的百合花束和一束紅寶石玫瑰、戒指，還有匣子，釋放出熱浪般的閃亮。
斯旺小姐唱起歌來，「鑽石是女孩的好朋友，」這時有人大喊一聲，「厄爾·傑克遜跑哪兒去了？」回答是，「噢，厄爾啊——你知道這個傢伙這個時間肯定是還沒起床的。不過他錯過了這番美景，肯定要後悔的。他對這樣的珠光寶氣總是很有感覺。」
阿達莫夫駐足在一個櫥櫃的前面，裡面有整套展品中屈指可數的幾件法貝熱珠寶，沙皇權力象徵的縮影：皇冠，權杖和寶球。「太華麗了，」斯旺小姐讚歎道。「你不覺得很華麗嗎，阿達莫夫先生？」阿達莫夫縱情地笑著。「你這麼說那就是吧，小可愛。我個人認為這些東西都是些破銅爛鐵。這些能給誰帶來好處呢？」
艾拉·沃爾夫特叼著一個沒點著的菸斗，他倒是贊同阿達莫夫的說法。不管怎麼說，「我還是討厭珠寶，」他一邊說，一邊怒視一盤閃閃發光的裝飾品。「我不知道鋯石和鑽石之間有什麼差別。不過我更喜歡鋯石。它們更光亮一些。」他一把摟住他的妻子海倫。「我很慶幸娶了個不愛金銀珠寶的女人。」
「噢，我喜歡金銀珠寶啊，艾拉，」沃爾夫特太太說道。這個神情自若的女人正以一種試探性的口吻表達一種堅定的想法。「藝術品我都喜歡。但是這個嘛，都是帶著假象和炫耀的東西罷了。這讓我不舒服。」
「也讓我不舒服，」萊恩小姐說。「只不過方式大為不同。我拿什麼換那個戒指都行——那個虎眼石。」
「這讓我不舒服，」沃爾夫特太太重申。「我才不會把這些東西叫做藝術品呢。這個，」她指著自己的墨西哥銀質簡約胸針說，「才是我所說的藝術品。」
蓋希文太太也加入到比較的行列中。「我倒是希望我壓根兒就沒來過這裡，」她落寞地撫摸著自己的鑽石說。「我感覺很不滿，我要回家去敲我丈夫的腦袋。」萊恩小姐問她，「如果你可以擁有其中的一件，你想拿哪一件呢？」
「全都要，親愛的，」蓋希文太太回答道。
萊恩小姐表示贊同。「我要是可以把這些帶回家，我會把它們撒在地上，撕掉我穿的衣服，然後在上面打滾。」
沃爾夫特什麼都不想拿，他就是想「離開這個該死的地方，去看點有意思的東西」，他嚮導遊表達了這個想法，導遊預設了他的建議，讓大家在門口集中，離開之前點了點數。大約六公里過後，由於團體中有的人精疲力竭，隊伍已變得稀稀拉拉，大家踉踉蹌蹌地到了最後一個展廳，參觀了兩個小時的埃及木乃伊和義大利聖母像，這時都已經步履蹣跚。他們伸著頭頸看著那些掛得讓人脖子酸的舊日統治精英，指著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石棺，流連忘返於彼得大帝巨大的長筒靴。「這個，」導遊說，「是這位進步分子用自己的雙手做成的。」此時，在最後一個展廳裡，導遊督促我們「到窗戶前去看看空中花園」。
「可在哪兒呢，」斯旺小姐小聲地問，「花園在哪兒呢？」
「在積雪的下面，」導遊說。「而這，」她邊說邊讓大家的注意力轉向參觀日程安排的最後一個專案，「就是我們著名的孔雀。」
孔雀是一個奇異荒誕的機械裝置，由十八世紀的鐘表製造師詹姆斯·考克斯製作，作為送給凱瑟琳二世的禮物帶到了俄國。它置於一個玻璃鳥籠之內，鳥籠有陽臺大小。這個作品的亮點在於一隻棲息在銅樹上鍍金樹葉間的孔雀。棲息在另一個枝頭上的有一隻貓頭鷹、一隻雄雞和一個啃著堅果的小松鼠。樹的底部是零星的蘑菇，其中一個構成了鐘面。「每逢整點報時，我們就會看到震撼的場面，」導遊說道。「孔雀開屏，雄雞打鳴。貓頭鷹眨眼，小松鼠啃堅果。」
阿達莫夫嘟噥了一聲。「我才不管它會怎樣呢。太弱智了。」萊恩小姐責怪了他。她搞不懂為什麼他會對如此這樣一件「具有想象力的工藝品」嗤之以鼻。他聳了聳肩。「這玩意有什麼想象力的？一群瘋子忙瞎了眼，就為了那些貴婦人可以看見孔雀開屏。看看這些樹葉吧。想想得花多少工夫去做。全都是毫無意義可言的東西。華而不實的東西。你在幹嗎，小妞？」萊恩小姐開始在筆記本上飛快地寫著什麼。「在幹嗎？把我說的那些屁話記下來嗎？」實際上，正如萊恩小姐在慌亂中解釋的那樣，她正記錄著這個鐘的細節資訊。「好啊，」他說，他的聲音沒有他的微笑那般友善，「你覺得我是個傻子，對吧？好呀，把這個記下來吧。我會告訴你我不喜歡這個東西的真正原因的。因為等我入土的時候，這個孔雀還會繼續開屏。一生勞碌，終將入土。這就是博物館的意義所在，提醒著人們死亡。死亡啊，」他又說了一遍，臉上緊張的冷笑轉為悲情的狂笑。
另一個參觀團體中的一幫士兵也走到了孔雀的跟前，此刻正好是整點報時。那些士兵都是些農村娃，頭髮剃光了，單調的軍裝像是尿布一樣被椅子弄得皺皺巴巴，他們瞪圓了眼睛望著這群外國人，也望著貓頭鷹的金眼一眨一眨，望著孔雀在冬宮慘白的光線之下展示青銅的羽毛，這對他們來說是雙重的奇觀。美國人和士兵們擠作一團，湊近些，好聽清雄雞的啼鳴。人與藝術一時間又鮮活了起來，免於舊日的死亡。
聖誕節前夜。文化部的譯員在他們的領導薩夫琴科的監督之下，在阿斯托里亞酒店的餐廳親自架起了一棵極細的冷杉樹，並用手繪色的紙卡片和一綹綹的金箔來裝飾。劇團成員們有感於這第四個即將一同歡度的聖誕節，不由得掀起了一股購物狂潮：絢麗的玻璃紙和絲帶圍著樹延伸成一個及膝的二十英尺的圓圈。禮物到了半夜就要開啟。距離那時已經過了很久，萊恩小姐卻還在房間裡忙著包裝，找遍所有的箱子，從她的小裝飾品中挑選一些出來，來代替她忘記買的小禮物。「或許我可以給某個孩子送個小兔，」她所說的小兔是斯蒂芬·奧爾洛夫送她的那個橡皮小兔，就放在她枕頭邊上。她可以用墨水給那隻小兔的臉上塗上一點鬍鬚，在兩邊印著「斯蒂芬」字樣的地方寫上「小兔」。「我想這可不成，」她最終決定。「如果我把這隻兔子送出去了，沒人會相信我俘獲了一個俄國帥小夥的心。差不多算是俘獲了吧。」因為奧爾洛夫沒有給她再打過電話。
我幫萊恩小姐把禮物搬到樓下的餐廳，她剛好趕上分發禮物的尾聲。孩子們被允許熬夜參加派對，眼下他們正緊緊地抱住剛剛拿到的玩具娃娃，噴射裝滿山莓汽水的水槍，一陣風似的踏過花花綠綠的包裝紙屑。大人們伴著俄國爵士樂隊的音樂跳著舞，在通向主餐廳的走道上可以聽到演奏的音樂。布林太太舞步飛旋，假日的緞帶在她的脖間飄浮。「這難道不是一種天倫之樂麼？」她說。「你難道不覺得快樂嗎？話說回來，我們可不是每個聖誕節都在列寧格勒度過啊！」女服務員都是些會講英語的年輕學生，志願為這個來自美國的劇團提供用餐服務，她們彬彬有禮地拒絕了跳舞的邀請。「哦，來呀，親愛的，」有人強烈要求一個女服務員跳舞，「就讓你我把隔閡消融吧。」伏特加也來為這個場合的氣氛助興，早已將文化部代表們的矜持交融。他們也都收到了劇團贈送的禮物，莉迪亞小姐收到一個小粉盒，她想給眼前的每個人獻一個吻。「真是太好了，真好啊，」說著，她不厭其煩地在粉盒的鏡子裡照著自己的大圓臉。
即便是不苟言笑的薩夫琴科——這個面無表情、冷若冰霜的聖誕老人，或者叫冰雪老人，總之在俄國就是這麼稱呼聖誕老人的——看起來沒過多久也將他的威嚴置之腦後。劇組裡的一個年輕女子猛地一下子坐到他的大腿上，伸出胳膊攬住他的脖子，親吻之餘，還不時問一下他，「你明明就是個洋娃娃，為什麼要讓人看起來像一頭生氣的大狗熊呢？一個活生生的洋娃娃，你就是的，薩夫琴科先生。」這一舉動至少並沒有令他反感。布林也和這位文化部的高官說著動情的言語。「我們為這位先生喝一杯吧，感謝他舉辦了這場派對，」他舉起一杯伏特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擁有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尼古萊·薩夫琴科乾杯。」薩夫琴科擦去唇印，回敬了一杯酒。「為我們兩國藝術家之間的自由文化交流乾杯。如果聽到炮聲，繆斯便會沉默，」他接著引用他最愛的那句箴言。「如果炮聲沉默，就能聽到繆斯的聲音。」
「喬」·阿達莫夫，這個來自莫斯科的播音員，正用一個行動式裝置將派對的方方面面進行磁帶錄音，忙得不亦樂乎。八歲的戴維·貝請求講兩句，他對著阿達莫夫的麥克風說著，「大家好，聖誕快樂。爸爸讓我上床睡覺，可我們玩得太開心了，我才不去呢。嗯，我得到了一把槍和一隻船，只是我想要一架飛機，不要那麼多衣服。隨便哪個小朋友都會喜歡這裡的，可他們為什麼不過來和我們玩兒呢。我們有泡泡糖，我還知道一些捉迷藏的好地方。」阿達莫夫還錄製了「平安夜，聖誕夜」，這首歌是劇組相聚在聖誕樹的周圍合唱的，聲音足以淹沒隔壁伴舞樂隊的低重音。艾拉·沃爾夫特跟他的妻子也加入到合唱的行列。沃爾夫特夫婦因為膝下子女均已成年，於是預約了一個打往美國的電話。「我們所有的孩子們今晚都會團聚；明天就要各奔一方，」沃爾夫特太太在聖誕頌歌結束時說了這麼一番話。「噢，艾拉，」她捏了一把她丈夫的手，「這是我唯一想要的禮物。希望我們的電話能夠撥通。」可一直就沒通。他們一直等到凌晨兩點，只好睡了。
兩點過後，這場聖誕派對滲入到了隔壁的房間，那裡是阿斯托里亞的「夜總會」，允許週六的夜晚一直營業到十二點以後，而週六夜晚也是一週當中唯一一個顧客比員工還多的日子。蘇聯習慣把不認識的人安排到一塊兒坐，這使得較為隨性的交談受到了約束，而且這個偌大的酒館差不多被列寧格勒的精英階層完全佔據，氣氛極為壓抑，只有極少數的年輕陸軍和海軍軍官帶著他們的情人伴著樂隊的雅韻起舞。而其餘的人——藝術家和劇場名人，幾組中國軍人，還有那些雙下巴的人民委員，身邊是他們的妻子，鑲著金牙，未穿緊身褡——都厭倦地坐在一旁，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像是太平洋珊瑚島上的流放者。
厄爾·布魯斯·傑克遜張望了一下說，「怎麼樣，老貓們，我們動起來吧，鍋里加點火辣的料，剝了野獸的皮，把辣椒粉撒在他眼睛裡。」於是劇團裡五名成員強行將樂池據為己有。對於這種霸佔，酒店的樂師絲毫沒有反對的意思。因為他們都是美國爵士樂迷，其中一個還是迪茲·吉萊斯皮的死忠，他聽國外廣播，把音樂錄製在用老x光片做成的唱片上，以此蒐集了大量的錄音資料。朱尼爾·米格奈特負責吹小號，手指如香蕉一樣粗的洛倫佐·福勒彈鋼琴。摩西·拉馬爾是個有砂紙一般雙肺的大塊頭，他跺著腳，嘴巴張得大大的，活像一頭短吻鱷。「脫下帽子，脫下大衣，煩惱拋到門口的階梯……」似乎剛才那些流放者看到了得救的希望。他們笑容綻放，就像旗子展開，坐在桌邊的人一走而空，全部湧入舞池。「……邁開你的腳吧……」一箇中國軍校生踏著地板，俄國人聚集在樂隊的周圍，深深地被拉馬爾帶有磁性的沙啞嗓音所吸引，身後是不停的鼓點。「……來到陽光燦爛，燦爛，b燦爛/b……」那些成雙入對的將對方摟在懷裡，盡情搖擺。「……的街頭！」
「看看他們，殭屍大暴動！」傑克遜衝著拉馬爾大聲說道，「他們都是被剝了皮的，夥計，剝了皮的。衝他們身上潑汽油，活燒。嚯嚯哈哈！」
布林太太就像一個牧羊人，望著她的羊群微笑；她轉身對萊昂納德·萊昂斯說：「你看，我們破冰了。羅伯特做了外交官做不到的事。」萊昂斯半信半疑地回答道，「我能說的只是‘這廂歌舞昇平，哪管羅馬遭焚，啊。」
在一張桌子前，我注意到了萊恩小姐的大學好友普麗西拉·約翰遜，她正在學習俄國法律和寫作，並且在寫——用她的話說——有關蘇聯愛情生活的文章。她和三個俄國人坐在一起，其中的一個看上去飽經風霜的樣子，滿臉胡茬，個子矮小，黑髮蓬鬆，此人倒了一杯香檳酒，猛地一下遞到我的面前。「他想讓你坐下來，然後嘛，天啊，你最好照做，」約翰遜小姐建議我。「他是個狂野的人，算是吧。但挺可愛的。」他是個喬治亞的雕塑家，負責列寧格勒新建地鐵的英雄人物雕像，而他「狂野」的本性因為突然的草率言論而顯露了出來。「你看到那個戴綠領帶的傢伙了嗎？」他指著一個從屋裡走過的人，用英語問我。「他是個齷齪的膽小鬼。是蘇聯內務部的人。他想找我的麻煩。」或者說，「我喜歡西方國家。我去過柏林，見過瑪琳·黛德麗。她那時還愛著我。」
桌邊還坐著一對夫婦，妻子臉色慘白，深褐色的頭髮，顴骨像是蒙古人，綠色的杏仁眼。二人一言不發，直到約翰遜小姐和那個雕塑家起身跳舞之後，那個女的才對我說，「那個小個子真是差勁啊。真是齷齪。不用說，這是個喬治亞人。這些南方人！」她說英語的時候，帶著一種做作的優雅，一種莉莎·杜利特爾式的咬文嚼字。「我是內維斯基夫人。想必你一定認識我丈夫吧，那個低聲唱歌的人，」她向我介紹那個紳士，年紀比她大一倍，有六十多歲了，曾經英俊瀟灑，如今已成往事，大腹便便，下頜的贅肉鬆弛。他還上了妝——搽了粉，上了眉筆，還有一點唇膏。他不會說英語，而是用法語跟我說，「我是內維斯基，俄國的平·克勞斯貝。」見我從未聽說過他，他的妻子有些詫異。「沒聽說過他嗎？內維斯基？就是那個著名的男低音歌手？」
她感到詫異，倒也合情合理。在蘇聯，內維斯基可是個家喻戶曉的大腕，是那些年輕女孩的偶像，她們傾倒於他對流行民謠的演繹。在二十歲到三十歲的那段時間裡，他住在巴黎，作為夜總會歌舞表演者就已小有名氣。後來，時運不濟，他又去了遠東，開始了低檔酒吧之旅。儘管父母都是俄國人，他的妻子卻出生在上海，他倆正是在上海相遇並結為夫婦的。1943年，他們又搬到了莫斯科，在那裡，他開始了一段不算太成功的電影演員生涯。「我其實是個畫家。但我不會費盡心機地討好別人。而要想讓你的畫能夠展出，這個是必須的。如果你總在旅途奔波，畫畫是件難事兒。」內維斯基長年在俄國拋頭露面。眼下，他已經和列寧格勒的一系列演唱會簽過約。「內維斯基的演唱會門票要比黑人暢銷，」他的妻子告訴我說。「我們準備去看看黑人的首演，」她說，然後又補充道，她確信那將會是一個「愉快的」夜晚，因為「那些黑人很能逗樂，而這裡幾乎沒什麼可樂的。除了工作，再工作，就沒有什麼了。我們已經累得樂不起來了。你難道沒發現列寧格勒整個就是一座死氣沉沉的城市嗎？一具美麗的殭屍？莫斯科也是如此。莫斯科或許沒這麼死氣沉沉，但卻醜陋之極」。她聳了聳鼻子，打了個寒顫。「我想，你是從紐約來的，會覺得我們很破落吧？說實話。你覺得我破落嗎？」我覺得並非如此，並非如此啊。她穿著一件簡約的黑衣，戴著一些好珠寶，肩頭披著一件水貂皮女式披肩。說實話，她是我在俄國見到的穿得最好、長得最棒的女人了。「啊，你是不好意思說吧。可我心裡有數。我看你那些朋友，那些美國的女孩兒，我就覺得我很破落。除了我的皮膚以外，就沒什麼像樣的東西了。這並不是說我很窮。我是有錢的……」她猶豫了一下。此時，約翰遜小姐和那個雕塑家回到了桌前。「拜託，」她說，「我想跟你私聊一下。跳支舞好嗎？」
樂隊演奏著《愛我的人》，跳舞的人群聆聽著拉馬爾低聲吟唱的歌詞，臉上露出了驚訝的神情。「……會是誰呢，哦，也許，親愛的，也許就是你！」內維斯基夫人的舞跳得不錯，但是身體不夠放鬆，手也是冰涼的。「我喜歡黑人音樂。聽上去有種頑劣的感覺，」話音未落，她又湊到我的耳邊，「你和你的朋友們一定覺得俄國的東西賣得挺貴的吧。聽我一句，不要把手中的美元拿去兌換。賣身上的衣服。這是賺取盧布的法子。你只要賣，誰都會買的。只要是賣的時候提防著點兒就成。我就住這家酒店，520房間。跟你朋友們說，把鞋啊、襪子啊、貼身穿的衣物啊帶給我，都行，」她把指甲伸進我的衣袖裡，「跟他們說，我什麼都會買下來的。真的，」她嘆了一口氣，又恢復了正常的聲音大小，然後一聲尖叫，比米格奈特吹的小號聲音都大，「黑人可真夠逗樂的哈。」
涅夫斯基大街的後面有一座拱形建築物，和聖彼得大教堂異曲同工。這座建築是卡津大教堂，全列寧格勒最大的反宗教博物館。博物館的裡面，透過彩色玻璃，在晦暗的氛圍中，博物館管理方對教會的教義做出了一通恐怖劇般的控訴。沿著畫廊，教皇的雕塑和凶神惡煞的肖像一件接著一件，像是女巫遊行的隊伍。四處都是神職人員淫邪的眼神和鬼臉，在配有說明文字的漫畫中對著修女模樣的女人作出放蕩的暗示，縱慾狂歡，對窮人不理不睬，而對墮落的貴族萬般諂媚。博物館不斷地展示出它最鍾情的主題：教會——尤其是羅馬天主教堂——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目的是為了保護資本主義。在一幅巨大的諷刺油畫上，洛克菲勒、克虜伯、海蒂·格林、摩根和福特將兇殘的魔掌伸向堆積如山的錢幣和戰時被鮮血浸透的頭盔。
卡津大教堂深受孩子們的喜愛。這倒可以理解，因為隨處可見的展覽品充斥著殘暴與折磨的恐怖喜劇場面。那些平日裡對成群的小學生嚴加管教的教師，每當經過這個地方，總是很難將孩子們從審訊室這樣的景點強行拖走。審訊室裡有四個真人大小的蠟像，正以異端者的痛苦為樂。受難者一絲不掛地被鎖鏈綁在桌子上，兩個戴著面具的施刑人員用燒得紅通通的炭燙著他的身體。那些火炭的效果是通過電燈實現的。那些孩子們即便是被拽走，還是不忘鬼鬼祟祟地溜回來再看上一眼。
教堂的外面，在許多用來支撐拱形建築的柱子上，還有另一番景象。粗糙的塗鴉粉筆畫就跟男廁所裡那種平常的亂塗亂畫一樣，簡直不值一提，但是乍看之下，在這種地方能找到這樣的塗鴉畫似乎是意料之外的；再一想，這卻是情理之中的。某種程度上說它們和這裡很般配。
反宗教博物館起初並不在東道主為《波吉與貝絲》劇組安排的觀光景點之內。恰恰相反，禮拜天，也就是聖誕節，蘇方提供了參加天主教彌散或者浸禮會儀式的選擇。劇團的十一名成員——其中包括羅達·博格斯，這個女高音在劇中飾演賣草莓的女人——選擇去了浸禮會福音教堂，該教堂在列寧格勒擁有兩千名教民。隨後，我又看到博格斯小姐獨自一人坐在阿斯托里亞的餐廳裡。她體型豐腴，蜜黃色的皮膚，一臉快活，通常把自己收拾得很乾淨，可現在她的禮拜盛裝帽卻戴得有些歪，她一直用手帕拭去眼中的淚花，手帕已經溼得像塊抹布。
「我的心都被撕碎了，」她對我說，胸脯上下起伏。「自打我會走路起，我就去教堂，但我從未像今天這樣感受到耶穌的存在。噢，孩子，他就在那兒。他就出現在眼前。他就那樣清清楚楚地寫在每個人的臉上。他與我們一同歌唱，你從未聽過這般動聽的歌聲。大多數都是些上了年紀的人，要不是有上帝相助，那些人是絕不可能唱出這樣動聽的歌聲的。那個牧師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他問我們這些有色人種是否可以唱一首靈歌，他們靜靜聆聽著，那一排又一排蒼老的面孔注視著我們，彷彿我們正告訴他們沒有人會孤單，因為上帝無處不在，他們早已瞭解這個事實，但我感覺他們更希望能聽到這個事實。如果有人懷疑我們的救世主是否存在，他就不會出現在這裡了。後來，到了該說再見的時候了。你知道發生什麼了嗎？教堂裡的所有人，他們全體起立。他們將自己的白色手帕掏出來，在空中揮舞。他們唱著，‘上帝與你同在，直到我們再度相見。’大夥兒淚如泉湧，他們和我們。噢，孩子，這件事讓我心潮澎湃啊。肚子裡有說不完的話。」
傍晚，離首演不到二十四小時了，天色已晚，阿斯托里亞的窗戶裡卻燈火通明。夜晚的走廊傳來了急匆匆的腳步聲，關門聲哐當作響，電話鈴不絕於耳，就像要大難臨頭一樣。
415套間裡，博倫大使和他的妻子正在招待一小群剛剛乘火車從列寧格勒趕來的助手和朋友們。這群人裡面包括羅伊·l·勞瑞，他是大使館的要務秘書，也是當時在柏林給劇團做過「資訊通報」的兩個人之一。所有人都出奇地緘默，因為博倫夫婦不想讓他們抵達酒店的風聲走漏出去，要等到最後一刻才好。他們的掩飾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結果第二天早上，華納·沃森還以為這些外交家們正在飛機上呢，他動身前往列寧格勒機場時還帶著一束花打算獻給博倫夫人。在大使們住的那間套房的正下方——315套間裡，布林太太正在健身器上健身，而她的丈夫正在潤色他的開幕詞。有人建議他強調一下，這部劇對美國黑人的描繪是基於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不是當下，以此避免共產黨利用《波吉與貝絲》作政治宣傳。於是他又加上了一句，「《波吉與貝絲》的故事背景是過去。它與現實的關係就如同與俄國在沙皇統治下的生活一樣遙遠。」223房間裡，萊昂納德·萊昂斯正在打字機前敲擊著開幕之夜的專欄提綱，他打算給他所在的報社《紐約郵報》發電報。「舞臺上掛著蘇美兩國的國旗，」他在展望演出場景時這樣寫道。「上次美國的旗幟飄揚在這裡的時候，美國還只有四十五個州。一名文化部的代表致電詢問美國現在有多少個州。昨天服裝女管理員又在早先的國旗上面繡上了三顆星。」這些內容寫滿了整整一頁。萊昂斯又加了一張紙和一些複寫紙，他並未將用過的複寫紙扔進廢紙簍裡，而是拿到洗手間，衝到不為人知的地方去了。他覺得要銷燬用過的複寫紙，這樣會更穩妥一些，不然的話，蘇聯方面或者是競爭的同行記者會搜尋並破譯他們寫的是什麼。此話不假，酒店裡擠滿了搶奪新聞的各位選手。《星期六晚報》的法人代表就是查爾斯·r·泰爾，博倫大使的姐夫。泰爾還有《紐約時報》的c·l·舒爾茨博格和博倫一行一起抵達了列寧格勒。《星期六評論》派來的是霍瑞斯·薩頓，《時代與生活》已經有一個攝影報道組到場，而美聯社莫斯科分部的理查德·奧瑪麗夫人正坐在直奔列寧格勒的紅箭快車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丹·斯科爾頭天晚上也是搭乘這趟列車過來的。
眼下，二樓的3號房裡，斯科爾——一個身材魁梧的單身漢，三十五歲上下——正忙著修改一篇手稿，口中叼著菸斗，一邊對著電話那頭在莫斯科的速記員唸唸有詞，這三件事他同時完成。「好了。下面就是我的報道。你做好準備，我們開始了，」他大喊了一聲，又開始念列印好的幾頁。「《波吉與貝絲》劇組逗號據稱是首個赴俄國演出的美國劇團逗號將於明晚在兩千兩百名經過篩選的觀眾面前開啟本次蘇聯之約——我重複一遍，是二二零零——演出地點是列寧格勒文化宮逗號但是在臺下那些黑人演員和歌手已經大受歡迎句號劇組的六十名成員逗號以其本色出演逗號給這個蘇聯第二大城市逗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沒說錯，是吧？是第二大城市吧？」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分鐘裡，斯科爾就這麼乏味地講述著一些軼事和真相。列寧格勒的市民排成長龍，在大雪中通宵達旦地等待，就是為了花六十盧布（15美元）買到頭等票，黑市上這個票價要翻上兩到三番。「嘿，有什麼是黑市的近義詞，好通過審查？好吧，換成場外交易價格。」快到收尾的時候，他說道，「他們給列寧格勒帶來了一個或許不同於以往任何歷史階段的聖誕節句號一直到凌晨四點他們還聚集在聖誕樹周圍破折號那棵聖誕樹是熱情的蘇聯政府提供的破折號唱著聖誕頌歌和宗教歌曲句號好了，我知道我報道得有點多了。但是我很興奮。真的很興奮。顯而易見嘛。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影響。再多囉嗦一句，聽著，我在這裡開心極了。他們真是一群好夥計，這些《波吉與貝絲》劇組的。就像和馬戲團生活在一起。」
週一的早晨，首演當天，劇組在列寧格勒文化宮集合，準備進行最後一次有完整樂隊伴奏的帶妝彩排。蘇聯方面本打算將這次演出放在具有吸引力的馬林斯基劇院，然而對於門票的需求量令他們改了主意，他們將演出換到了更大的文化宮，這樣的話，盈利就能翻番了。文化宮落成於三十年代，是一排土黃色的混凝土建築。從外觀來看，它與好萊塢和瓦因沿途那些破敗的超市建築並無二致。而文化宮的內部，有幾個因素使其變得像一個溜冰場。譬如說室內的溫度。不過對戴維·貝和劇團裡其他幾個孩子而言，他們覺得「這個地方挺不錯的」，尤其是後臺又大又黑，非常適合玩捉迷藏，飛繩可以用來盪鞦韆，身強體壯的後臺工作人員——女的比男的體格更強壯——還寵著他們，給他們條形糖果，管他們叫做「阿魯奇卡」，這是個表示親暱的詞。
我駕車來到了彩排現場。同行的還有文化部的兩名譯員——莉迪亞小姐和那個面容英俊的高個子薩沙。莉迪亞小姐正吃著東西，興高采烈的樣子，彷彿要正兒八經地端坐下來好好享用一頓美食似的。「我們要去看節目了，沒錯吧？我們現在要去看《波吉-貝絲》，」她扭動著身體說。於是我回答說當然沒錯，莉迪亞小姐和她文化部的同事們終於可以親眼看看「這部《波吉-貝絲》」了，這個長久地耗費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的神話。即便是薩夫琴科也將是頭一次看到這出戲。沿途，莉迪亞小姐興奮地指著大街上隨處可見的有關本次演出的宣傳廣告。布林的名字屢次出現，而且是用的比蓋希文更大字號的粗體字呈現，而因故缺席的合作監製布萊文斯·戴維斯干脆完全省去了。之前的一天，蓋希文太太就對華納·沃森講，在俄國，蓋希文的名字好像「坐在了後座上」；對此，沃森是這樣答覆的，「瞧啊，李，這次是羅伯特的表演。他想要這樣。這次他不達目的不罷休。」
「你怎麼坐著一動不動啊？」莉迪亞小姐問薩沙。「我們馬上就可以先於普通人看到演出了。」薩沙確實是一動不動。他的臉色看起來像是受到暈船之苦，這不無原因。那天早晨，薩夫琴科告訴了布林一個令他昏厥的訊息，說是劇團演出節目單還在印製當中，幾天之內不可能印好。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的，因為節目單上要交代這出歌劇的故事情節，布林擔心，要是沒有這份指南，觀眾會很難跟得上劇情的發展。薩夫琴科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何不讓文化部找一個翻譯，在演出開始之前以及每一幕之前講述一下故事梗概呢？薩沙就被選中去承擔這一任務。「到時我的腿怎麼站？」他說，他一怯場，就會頭暈目眩。「我嘴裡沒詞，該說什麼好呢？」莉迪亞小姐安慰他說：「別的就不去想了，就想想這是項多麼光榮的使命啊！許多重量級人物屆時都會出席。大家會留意你的。如果你是我兒子，薩沙，我會覺得萬般榮幸的。」
文化宮內的觀眾席燈光已經熄滅，薩沙和莉迪亞小姐找了第四排的兩個位子坐了下來。我就坐在他們的後面，兩邊坐的是薩夫琴科和「喬」·阿達莫夫，兩人正在用牙籤剔牙。其他俄國人約有三十來號人，零星地坐在前面的幾排，他們此前用盡各種旁門左道獲得邀請，來觀看這次彩排。他們當中有前來報道首演的莫斯科記者和攝像師。管絃樂隊站成弧形，他們是從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引進的，正自信滿滿地演奏著序曲。樂隊指揮亞歷山大·斯馬倫斯是個出生在俄國的美國人，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波吉與貝絲》，這部歌劇的每一版製作呈現——包括1935年的原版——都是由他來指揮的；他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他指揮過的第六十一個管絃樂隊，也是最好的一個。「無與倫比的音樂家，和他們共事真是一種享受。他們喜歡譜曲，他們節奏感和韻律感都很強。現在，他們只需再多投入一點點感情。」
舞臺上，布林戴著一頂貝雷帽，穿著一件防風夾克和一條西部邊疆褲，指揮著劇組成員各就各位，準備第一幕。供彩排使用的單色高架燈照射著演員們的臉，投下的陰影讓舞臺多彩的佈景略有失色，也讓佈景的褶皺變得愈加明顯。佈景簡單而實用，展現的是鯰魚街的一角，包括帶有陽臺的屋子以及百葉窗。此時，一名女高音對布林的手勢作出回應，她倚靠在陽臺上，開始演唱開場曲「夏日時光」。莉迪亞小姐聽出了這段旋律。她輕輕地搖晃著頭，跟著音樂哼唱，直到後來，薩夫琴科拍了拍她的肩，輕聲責備她，這讓她在座位上有些畏縮。演到一半的時候，阿達莫夫用胳膊肘輕輕撞了我一下說，「我英語說的不賴，對吧？可是我聽不懂他們到底在吼些什麼。都是些狗屁方言！我想……」但我再也聽不到他想的是什麼了，因為薩夫琴科扭過頭來，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足以令他窒息。大多數俄國人都與薩夫琴科先前所希望的那般安靜。一排排觀眾的身形輪廓在閃爍的舞臺燈光下顯現出來，表情始終如一，就跟錢幣上的人頭一樣。演出最後以一曲詠歎調結束，人們安安靜靜地向衣帽間散去。薩夫琴科和莉迪亞、薩沙以及另外兩個文化部的年輕人伊格爾和亨利一同等在那裡，這時一個工作人員過來取他們的大衣。我走了過去，問莉迪亞小姐她的觀後感。她咬了咬下嘴唇，眼睛飛快地向薩夫琴科瞟了一下，十分肯定地說道，「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莉迪亞小姐點了點頭，但是不管是她，還是薩沙、伊格爾或是亨利，都不會貿然使用一個別的形容詞。「沒錯，」他們口徑一致，「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波吉與貝絲》的常規演出時間將近兩個半小時，但是最後的這次排演，由於中間有多次糾正錯誤的暫停，從早上十點一直演到下午兩點。劇組人員已是飢腸轆轆，急切盼望回到酒店，這時，等劇院清場完畢，俄國的觀眾全都離開以後，布林通知大家彩排並未結束，他要求將演員謝幕環節進行重新走臺，這讓劇組成員有些惱火。
按照目前的情況，儘管演員中只有波吉與貝絲兩人單獨鞠躬，然而已經定好的謝幕環節需要六分鐘完成。不會有太多的作品能夠期待觀眾持續六分鐘的掌聲。此時布林提議，通過設計一個類似「單獨小節目」的環節，將這六分鐘無限延長。他說，「類似一個即興節目吧。就像加演那種。」具體環節如下：讓一個鼓手敲一段小手鼓，與此同時，每次招手示意一名劇團成員跳著歡快的舞步出來，帶動單獨的掌聲。哪怕是劇務，服裝女管理員，燈光師，當然還有導演本人，都要一一接受觀眾的致敬。對此你可以下兩種結論：要麼是布林指望有雷鳴般的掌聲，要麼就是他擔心會出現冷場，於是採取「即興」加演謝幕這種穩妥的辦法，來保證掌聲能夠經久不息。顯然，在當時那種微妙的外交環境下，在演員還在進行某種意義上的表演時，觀眾是不會離場的。
劇中主要演員均安排有私人轎車。瑪莎·弗勞爾斯與埃塞爾·埃勒輪換出演貝絲一角，根據安排首演當晚由弗勞爾斯小姐上陣，這時她表示要載我一同回阿斯托里亞酒店。我問她對首演是否感到緊張。「我嗎？哈哈。我這兩年一直在演這個劇。要說唯一能讓我緊張的事兒，或許就是這麼辛苦地工作，會把我的嗓子給毀了。」弗勞爾斯小姐是茱莉亞大學一名年輕的畢業生，志存高遠，一心想成為一名響噹噹的獨唱音樂會歌手。她身材嬌小可愛。不管是笑的時候，還是不笑的時候，她的嘴唇總是向下，彷彿剛剛嘗過青柿子一樣。「不過我太累了。肯定就是這麼回事兒。這種天氣對歌手來說可不是什麼好天氣。你真得注意你的嗓子，」她揉著自己的喉嚨說。「另外一個扮演貝絲的，你知道的——埃塞爾，得了重感冒，臥病在床。她發了燒，還有各種其他症狀。所以我得演唱明天的午場，說不定還有夜場呢。嗯，要是持續作戰的話，你的嗓子會永久性毀掉的。」她詳細講述了從現在到演出之前的日程安排。「我必須得吃點東西了。不過當務之急是要洗個澡。你的浴缸能用嗎？我的浴缸太大了，我都可以在水上漂起來了。我還要睡個午覺。我們六點出發去劇院。大概六點半的樣子我要溜進化妝間，把那朵用舊了的紅花插進頭髮裡。之後我想就要等上一段時間了。」
六點半的時候，弗勞爾斯小姐想必已經在化妝間插紙玫瑰了，布林太太和蓋希文太太在博倫的套間裡，後者邀請她倆在動身前往文化宮前喝幾杯。布林本人由於太忙，無暇接受大使的盛情，早已去了劇院。
博倫的助手羅伊·l·勞瑞和勞瑞太太端上了蘇格蘭威士忌和白開水。夫婦二人都屬於那種保守穩健的風格，行為舉止就像中學教師，在這些方面二人十分般配。瑪麗娜·舒爾茨博格是博倫夫人的密友，也是《時代》雜誌作家的妻子，她思維敏捷，也在場協助女主人答話。博倫夫人有點一反常態，平日的她寧靜安詳，口齒伶俐，有著牧場女工的膚色和察言觀色的藍眼睛，今天卻讓人覺得她無法維持任何一種形式的交談，哪怕是最尷尬的交談。不過在這次「人人歌劇團」與美國國務院雙方代表的會面中，某種程度的尷尬本來就是先天存在的，如果你還記得布林數日前寄給博倫的那封帶著過度苛責口吻的信的話。而大使先生呢，從他的和顏悅色中，你也許想象不到他曾經收到過這樣一封來信。博倫從事外交官工作已經二十五載有餘，大部分光陰是在莫斯科大使館度過的，起初是擔任要務秘書一職，這正是勞瑞現在的工作，最終於1952年被委任為大使，相比他在哈佛畢業那年（1927）所攝的一張照片上的樣子，他的容顏依然與那時相仿。多年的經歷磨平了他運動員般的英俊面龐，熬白了他的頭髮，沖淡了，或者說是礪盡了眼中夢幻般的純真。然而乍看之下的年輕外表與雄健的體魄並未離他而去。他慵懶地倚靠在座椅上，小口品嚐著蘇格蘭威士忌，和布林太太交談，彷彿他們此刻身處一間農舍，身旁是溫暖的壁爐，小狗正懶洋洋地趴在地上。
不過布林太太卻悠閒不起來。她坐在椅子的邊緣，就像是一個求職者。「您能來真好。真是難得，」她用一種小女孩的聲音對博倫說，「這對劇組而言意義重大。」而某種程度上，這根本不是她自己的聲音。
「您擔心過我們有可能會錯過演出嗎？」博倫說道，同時，他的妻子補充說，「無論如何都不會錯過的！這次演出是這個冬天的亮點。我們都沒考慮過別的，對吧，奇普？」她叫著博倫的綽號。
布林太太謙恭地低下了眼，面頰泛起一點顏色。「這對劇組而言的確是意義重大。」
「這對我們來說才是意義重大呢，」博倫夫人說。「我們的生活不怎麼有生趣，所以我們才絕不會錯過這樣的演出啊。怎麼說呢，哪怕是全程都要步行，我們也會走過來的。雙手雙膝著地，爬也要爬過來。」
布林太太的眼睛向上翻了一下，很快地掃了大使夫人一眼，似乎是有些懷疑她這番言論是否帶著諷刺的意味；接著，看著博倫夫人直率和不加掩飾的臉，她才放下心，又把眼睛低了下來。「你們能來真是難得，」她低聲說道。「我們一定會為莫斯科的那場聚會興奮不已的。」
「噢，沒錯……聚會，」博倫夫人說，明顯帶著一種無奈的語氣。為了慶祝劇團莫斯科首演，兩週以前，博倫夫婦就作出承諾，在他們的官邸斯帕索宅舉行一場官方接待。
「我和羅伯特衷心希望布林加林先生能夠屆時蒞臨。我們希望以個人名義感謝他對我們的盛情招待。文化部送了羅伯特一份厚禮。七頭大象。」布林夫人說的是壁爐臺上放著的一排塑膠大象模型，都是薩夫琴科送給布林的禮物。
「真不錯啊，」博倫夫人這話說得很模糊，似乎沒有抓住這次談話的主線。「嗯，當然了，我們無法確定誰將會參加宴會。我們向外界發放了兩百份請柬，數量上會有點出入，不過因為俄國人對於‘請予回覆’從不回覆，所以哪些人會來，會來多少人，我們也無從知曉。」
「沒錯，」博倫大使說道。「只有等這些人走到了門口，你才能百分百確定。他們當中任何人都不例外。而他們自己舉辦宴會時，不到最後一分鐘，他們是不會邀請你的。任何在外交部門的人，在得知克林姆林有重大事件的時候，都會把晚上的時間空出來。我們就閒坐待命，希望電話鈴響。有時候他們邀請我們時，飯都吃到一半了。之後便是匆匆趕去。所幸的是，你從不用擔心穿什麼去，」他又回到了早先的那個話題，這個話題對布林太太來說可謂是件勞神費力的事。因為今天早些時候，布林太太很沮喪地得知博倫不願意扎黑色領帶出席首演。的確，她一心想「讓一切看起來像一臺晚會」，之前甚至還得隴望蜀地指望著讓大使穿上晚禮服，繫上白色領帶，這正是她丈夫布林先生所預期的。然而，「我從未想過穿一件無尾禮服，」博倫指著一件他認為適合那個場合的深灰色西服說。「這裡沒人會穿無尾禮服。哪怕是首演。」
角落裡，蓋希文太太和舒爾茨博格太太也在討論這個有關著裝的話題。「我們當然不能為了迎合某種需要去穿我們不想穿的服裝。我跟維爾瓦一直就是這麼說的。那天晚上我們去看芭蕾舞表演，簡直穿得不能再滑稽了。哦，他們真是有些小題大作了。我不知道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畢竟，不就是場老《波吉》嗎。」
「實際上呢，」舒爾茨博格太太開口道。她出生於希臘，機靈的眼睛中帶著地中海式的頑皮。「讓俄國人看到我們衣著體面，也許不是件壞事兒。他們平日穿成那樣，真是太不應該了。我們剛到這裡時，我就為他們感到難過，」她又補充說，她和她丈夫已經來蘇聯兩個星期了，一直作為賓客待在博倫的家中。「我先前以為他們這樣穿是因為貧困。而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之所以看上去這般模樣，是因為他們想要如此。他們是有意為之。」
「沒錯，」蓋希文太太說，「我就是這麼想的。」
「我很好奇，」舒爾茨博格太太自言自語道。「我很好奇啊。你覺得俄國人那麼差勁，是因為他們老是吃敗仗嗎？還是說他們老是吃敗仗，就是因為他們很差勁？」
「沒錯，」蓋希文夫人說，「我就是這麼想的。」
勞瑞看著博倫大使的眼睛，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他的手錶。酒店外豪華轎車的引擎正在發動，準備載著博倫夫婦前往劇院。其他的齊夫車停靠路邊，整條街都是這些車亮起的車燈，等待的是布林太太、蓋希文太太、薩夫琴科、阿達莫夫和美聯社、時代-生活還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工作人員。這些車不久就要發車，穿過廣場，像是送葬隊伍一樣。
博倫將杯中的蘇格蘭威士忌一飲而盡，隨後陪著客人們走到門口。「我覺得您沒什麼可擔心的，」他對布林太太說。「俄國人都是很懂音樂的。你會在耳朵裡聽到盧布的聲音。」
「挺可愛的一個人兒。太太也很有魅力。」蓋希文太太在二人下樓的時候這樣對布林太太評論道。
「挺可愛的，不過嘛，」布林太太說著，她羞澀的小女孩般的聲音忽然變得成熟起來。「羅伯特和我真的希望能辦得像晚會。」
「哎呀，我說親愛的，要是我們太過奪目，這是成不了晚會的，」蓋希文太太堅持著自己的觀點，身上的鑽石首飾讓她看起來宛若在聚光燈下行走。「坦率地說，我個人認為，讓俄國人看到體面的衣著，對他們是再好不過的了。他們平日穿成那樣，真是太不應該了。我們剛到這裡時，我曾為他們感到難過，可如今……」
在城區那一頭的文化宮附近，渾身灑滿雪花的人群簇擁在人行道上，圍觀著持票人士的到來。劇院內，觀眾人數已相當可觀，他們在電視新聞弧光燈的強光下炙烤著，此刻早已就座。一籃籃的鮮花，有黃有白，在舞臺側面排開，星條旗和錘子鐮刀旗交織在一起，懸掛在舞臺上。在後臺，管絃樂隊的笛子和雙簧管正在試音，宛如大森林裡傳來的聲音，瑪莎·弗勞爾斯已經穿好演出服，鎮定自若，任憑相隔甚遠的觀眾席發出山呼海嘯般的聲音，正如她此前預料的一樣，她要「等上一段時間」了。
等的時間確實夠長的。八點宣佈演出開始，九點四十五分大幕才徐徐開啟，十一點四十帷幕落下。半夜之前，我回到了阿斯托里亞酒店，等著亨利·夏皮羅的電話。他是合眾社駐莫斯科的記者，說是等首演結束後會打電話給我，瞭解「演出進展。到底發生了些什麼」。這些事情不存在絕對真相一說，只有個人觀點而已，我一邊試著構想自己的觀點，努力定奪該和夏皮羅講些什麼，一邊在床上伸展身體，把燈關了。我的眼睛一陣刺痛，那是拜先前鎂光燈的強光所賜，我似乎還能聽見新聞短片照相機咔嚓咔嚓的響聲。確實如此，躺在黑暗之中，一幅幅凌亂的畫面在我的頭腦中橫衝直撞，彷彿是一部匆匆閃過的電影：瑪莎·弗勞爾斯輕快地跑到舞臺的腳燈前，向觀眾獻著飛吻，薩夫琴科大步走向大廳，傾聽著評論，薩沙眼中的恐慌，萊恩雙手捂臉。我在頭腦中努力地讓這部電影慢下來，好讓它從頭開始。
先從觀眾說起。伴著管絃樂隊奏響的兩國國歌，他們如一支軍隊般立正站好，莊嚴而隆重。薩夫琴科出於禮節考慮，早就堅持要先奏《星條旗》。隨後登場的焦點人物分別是：博倫大使及其夫人、舒爾茨博格夫婦、勞瑞夫婦、萊恩和萊昂納德·萊昂斯，他們均出現在前排。在他們附近，在一個從舞臺一側延伸出來的平臺上，一排攝影師正在焦急等待，直至奏國歌儀式禮成；緊接著這個平臺就變成了一個被圍攻的城堡，攝像師連續按動著快門，助手則幫他們裝好膠捲。有些攝像師，譬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斯科爾，瘋狂地在相機和磁帶錄音機之間切換，因為他們要對開演前的典禮進行記錄。這般慌張其實全無必要。各種講話以及翻譯持續了一個小時。
俄國人還是非常言簡意賅的。來自列寧格勒劇院的青年芭蕾舞藝術家康斯坦丁·塞爾吉夫與布林握手，隨後，他對著話筒說道，「親愛的各位藝術界的兄弟們，歡迎各位。在蘇聯，我們一直非常關注和稱道美國藝術。我們瞭解並且珍視許多藝術家的作品，諸如馬克·吐溫，沃爾特·惠特曼，斯陀夫人，傑克·倫敦和保羅·羅伯遜。我們感謝喬治·蓋希文的各位明星，這就是為何本次相聚這般令人歡欣鼓舞。」隨後，對於本段致辭，蓋希文夫人說：「當我聽到蓋希文這個名字與所有的共產主義者混為一談時，我還以為我會昏厥呢。」
布林向塞爾吉夫鞠了一躬，他走到話筒前，一副打理得乾乾淨淨、毫無瑕疵的形象，穿著整潔合身的無尾晚禮服，還有筆挺的襯衣。「他最後也打不起勇氣了，」萊恩小姐解釋著為什麼到了最後一刻，她的老闆放棄了打白領帶、穿燕尾服的念頭。不過此時，看著布林面對觀眾們報以敬意的掌聲所作出的反應，你不會猜到他有什麼緊張情緒。在強烈的燈光和鎂光燈閃爍下，他看上去面色光滑白皙，帶著一種向內凝望的距離感，彷彿他已在夢中渴求著眼前的這一幕太久太久，以至於這一切依然像在夢中一般；等到他開口時，他那有著演員功底的音色低沉而富有節奏，更加強化了一種印象：他正是覺得此刻正獨自一人身處空蕩蕩的舞臺上，對著一群想象中的觀眾講話，彷彿正在為那終有一日夢想成真的自我實現的一刻作著排演。想象中的觀眾會十分配合；可文化宮裡面的這群人在布林慢條斯理地講話，俄國譯員跟進翻譯的時候，開始私下裡喋喋不休。布林用大領主的優雅手勢介紹了博倫大使和博倫夫人，二人起立鼓掌表示感謝。按說應當有大使致辭的環節，但是蘇聯方面對外交禮儀甚為敏感，由於他們沒有「同等級別的顯要人物」代表俄方來致回應辭，於是他們提出乾脆省去這個環節，這令博倫如釋重負，卻令布林感到遺憾。此外，布林還介紹了蓋希文太太，還有指揮亞歷山大·斯馬倫斯，當布林介紹到斯莫倫斯「正是出生在列寧格勒」時，他得到了雷鳴般的掌聲。布林繼續介紹當天晚上沒有表演任務的劇組成員：埃塞爾·埃勒——飾演貝絲的演員之一，她已經完全從感冒中康復，走下病床，穿上了一件緊身無肩帶禮服。還有飾演斯波廷·賴夫的演員之一洛倫佐·福勒。福勒有「幾句」話要說，其中就有他背過的一個俄語表達，「dobroposhlavat，druzya」，意思是「朋友們，歡迎前來」。觀眾們大聲表達出認可。而隨著時針緩緩地指向九點，即便是那些狂亂的攝影師也停下來看錶。「天啊，」一個記者說，「他們應該在附近擺一個鑼。就像梅傑·鮑斯那樣。」布林彷彿是聽到了他們講話，典禮環節隨即草草收場。
劇院變得比日落時的雞窩還要安靜，觀眾們在座位上安穩地坐定，相信帷幕即將於此時拉開，他們花錢要看的《波吉與貝絲》也會浮出水面。而事實並非如此，此時薩沙出現了。他腳步僵硬，顫顫巍巍地走上舞臺，就像踩在一塊厚木板上，手上一摞列印好的文稿微微抖動。他面無血色，大汗淋漓。那一瞬間，觀眾嗅出了他出現在此的原因：為他們念出本部歌劇的故事梗概，雞窩一下子變成了蜂窩。他們已經無法忍受又一個有關這場演出的環節了，哪怕多說一個字，他們只盼望著欣賞演出本身；「叛亂」在劇院樓座中爆發，人們發出粗魯的喊聲，隨後波及到了樂隊那邊：觀眾又是拍巴掌，又是吹口哨，又是跺腳。「可憐的薩沙啊，噢，可憐的小夥子，」萊恩小姐雙手捂著臉說。「真是糟糕透頂啊。我都看不下去了。」在萊恩小姐身後的幾排，坐的是薩沙的兩位朋友——伊格爾和亨利，他倆身子向後癱倒在了靠背上，而莉迪亞小姐反應更加強烈，對著周圍的觀眾怒目而視，彷彿要用手中的筆記本向那些人砸去。舞臺上，薩沙繼續硬著頭皮往下念，嘴裡嘰裡咕嚕，似乎是頂著震耳欲聾的喧譁聲在唸著禱文；就像此前的布林一樣，他看起來也身處夢境之中——一個赤身裸體流落街頭、全身麻木的噩夢。斯馬倫斯輕輕敲了兩聲指揮棒，序曲響起，此時的薩沙已經從舞臺側面退場。
很快，明顯看出觀眾開始後悔沒有注意薩沙對這部兩幕劇的劇情介紹了。這部作品的故事梗概如下：波吉是一個瘸腿的乞丐，愛上了一個查爾斯頓的風塵女子貝絲。可是呢，這個焦慮的女子落入了兩個凶神惡煞的紳士的魔爪。一個是惡魔般的毒販斯波廷·賴夫，慫恿她染上了毒癮，而另一個，是充滿蠱惑、體格強壯的罪犯克勞朗，他掌控著女主角貝絲的性衝動。波吉殺掉了後者，而當他因此行徑被送進監獄時，貝絲沉迷於吸毒，以此來緩解痛苦，在此期間，斯波廷·賴夫勸她忘掉波吉，同他私奔去紐約：「妹妹啊，這才是我們要去往的地方」；他唱著歌，兩人朝哈萊姆媚人的燈光進發。在最後一場戲裡，波吉洗清了謀殺克勞朗的罪名，他動身前往北方，坐在一架羊拉車裡，他相信，同時也令觀眾相信他會找到貝絲並帶她回家。儘管故事的脈絡十分清晰，但講述故事的聲樂舞蹈語言卻有些複雜，足以讓任何有語言障礙的觀眾摸不著頭腦，尤其是在配樂、舞蹈風格以及指導手法對於文化宮裡絕大多數的觀眾來說都聞所未聞的情況下。
「夏日時光」結束時，掌聲並沒有響起。波吉在沒有歡迎的情況下出場了。飾演波吉一角的萊斯利·斯科特唱完了一曲「女人有時就是一件財產」，然後停了一會兒，等待歡呼聲，因為此處通常情況下都會有歡呼聲。可這次沒有，這造成了舞臺上有那麼一瞬間的冷場。回到正軌以後，劇組演員們進行了一場刺激的雙骰兒賭博：觀眾竊竊私語，似乎是在向彼此詢問這些興奮的傢伙擲骰子有何含義，竊竊私語聲越來越大；而當貝絲首次登場，將裙子往上一提，擺弄吊襪帶時，竊竊聲變成了驚呼聲——一陣驚駭的震顫。萊恩小姐對勞瑞太太說，「如果他們覺得這個動作很大膽，那就等著瞧吧。」話音未落，斯波廷·賴夫那俏皮又色情的旋轉舞姿又引爆了驚詫的焰火。雙骰兒賭博遊戲中，克勞朗殺了波吉的一個鄰居，隨後便是葬禮的一場戲：被殺的那個人的妻子唱起了輓歌「我夫已去」，鯰魚街前來悼念的居民在屍體周圍如部落成員般圍成了一圈。這個時候，一位蘇聯的重要人物對著一名記者用俄語說道，「啊，現在我看懂了！他們打算把他吃掉。」那些人並沒有把他吃掉，而是漸漸地離開了他的墳墓，這場歌劇又過渡到波吉展現樂觀的橋段「我有許多的一無所有」。斯科特這個音色厚重的男中音穿過舞臺腳燈，滿腔熱情唱出這段的時候，本應是掌聲雷動，甚至讓表演中斷，而此處卻沒有掌聲。
觀眾持續沉默，似乎並不該歸咎於其反應冷淡；相反，大多數情況下，看起來應當是觀眾過於專注了，他們迫切地想要去弄懂劇情；正是如此，他們唯恐漏掉關鍵的臺詞、重要的線索——那可能會幫助他們揭開這眼前奧秘的東西，他們像報告廳裡的學生一樣冥思苦想，全神貫注地觀看與聆聽。然而第一幕行將結束，劇院裡才傳來一種帶著恍然大悟的熱情。這種熱情，是被「貝絲，如今我已擁有你」帶動的，這是兩名主演的二重唱：他們一下子就明白了波吉與貝絲相愛了，他們的歌是柔情中的歡欣，而觀眾歡欣的掌聲也淹沒了演員，這掌聲雖簡短，卻有力，正如熱帶的暴雨。然而，隨著音樂過渡到「我無法安坐」那歡快喧囂的旋律——這也是第一幕的最後一場戲——乾旱再度來襲。這場戲有民俗幽默穿插其間；偶爾會有一些零星的咯咯笑聲和寥寥無幾的大笑聲表明至少有人能夠品味其中的妙處。幕落。沉寂。劇院觀眾席照明燈亮起來了；觀眾眨了眨眼，似乎到了這個時候才回過神來，這一幕已經結束。他們長舒了一口氣，就像是剛剛經歷了過山車之旅的乘客，並鼓起了掌。掌聲持續了三十二秒。
「他們驚呆了，」勞瑞鸚鵡學舌般重複著布林此前的預言，但不知怎的他似乎改變了這句話的本意。「他們此前一定沒有看過像這樣的演出。」
如果說俄國人驚呆了，那麼與之為伍的還有其他人。那些美國記者也是擠作一團，對著筆記。「演出不怎麼受歡迎，」百思不得其解的丹·斯科爾對著《時代生活》雜誌的一名攝像師抱怨道，後者同樣覺得莫名其妙。而博倫夫人看上去正處在凝重的沉思之中，跟著她的丈夫走出過道。後來她對我說了那個表情背後的思緒：「我當時在想——嗯，我們下了一個蛋。現在我們該怎麼處理這個蛋？」
喧鬧的大廳內，布林太太面露笑容，表達著更加樂觀的情緒；按照她所說的，這次演出進行得「十分美妙」。一位記者打斷了她的話，並且問道，如果是那樣的話，俄國人怎麼還「這麼吝惜鼓掌」呢。布林太太瞪了這名提問的記者一眼，似乎是覺得這人瘋了。「但是他們原本就不應該鼓掌啊，」她說。「羅伯特計劃如此。按計劃不應該有人鼓掌。掌聲會打斷情緒。」
沃爾夫特夫婦贊同布林太太的觀點；他們覺得首演行將大獲成功。「這是我們第一次看這個表演，」沃爾夫特說。「我不喜歡音樂劇，對它們實在看不上眼。但是這部劇還真是相當不錯。」
另一位美國人——講俄語的普麗西拉·約翰遜——在幕間休息的時候，一直在偷聽觀眾們的反饋。「他們大為震驚，」她如是報道。「他們覺得這絕對是傷風敗俗。哎呀，他們不喜歡，你也不能責怪他們。製作真的很平庸。這就是讓我傷心的地方。如果製作真的很棒，那你就有理由責怪他們了。太糟糕了，真是太糟糕了，」她撫弄著劉海，搖著頭說。「整個組織安排：布林夫婦、宣傳和其他工作——唉，這件事的目標是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和約翰遜小姐一樣，薩夫琴科和阿達莫夫也是四處轉悠，蒐集民意。薩夫琴科緊緊咬住一句話：「這是個巨大的成功」；但是阿達莫夫在劇團的調教下，使用的俚語也日漸豐富，他說，「許多菜鳥都不買賬。他們不懂行嘛。可那有什麼大不了的呢？你們紐約也有菜鳥，對吧，夥計？」
內維斯基夫人和她丈夫——那個男低音——碰巧路過。「噢，我們真是看得目瞪口呆啊，」她對我說，手上揮舞著一個有劍那麼長的菸斗。「內維斯基覺得太頹廢了。可我不這麼看。我喜歡裡面所有的黑色元素。節奏，汗水。說真的，那些黑人太有意思了。他們的牙齒真不賴啊！」她走近了些，接著說，「你真的告訴你朋友了嗎？住520房間的。別打電話，悄悄地去，帶上所有東西。我會出個非常公道的價格的。」
斯蒂芬·奧爾洛夫正站在茶歇臺跟前，手中拿著一杯礦泉水。「我的朋友，」他拍著我的肩膀說。「那天晚上我們真開心啊，對吧？第二天早上，我老婆抽著我的屁股才把我轟下床。給我係好鞋帶，紮好領帶。倒不是生氣，你明白我的意思：她在嘲笑我。」他拿出了一副觀劇望遠鏡，透過鏡筒看了看。「我看到南希了。我在想是不是要跟她說句話。但我對自己說不行，南希和那些入時的人坐在一起。你能告訴她我看到她了嗎？」我說我會的，並且問他喜不喜歡《波吉與貝絲》。「我真希望每天晚上都能有票啊。真是段不尋常的經歷。太震撼了！就像傑克·倫敦。就像果戈理。我一定會永生難忘，」他把觀劇望遠鏡放進口袋，額頭上泛起一排皺紋，他剛要開口說話，又改變了主意，接著喝了一口水，又變了主意，最後決定還是告訴我。「問題不在於我會不會忘記。也不是我們這些老傢伙怎麼看。最重要的是年輕人啊。重要就重要在，他們心中種下了新的種子。就在今晚，」他說著，朝大廳四下張望了一番，「這些年輕人都會睡不著覺的。明天，他們的口哨就會吹起這裡面的曲子，在教室裡不守紀律地哼唱。到了夏天，你就會聽到：年輕人沿著河邊吹著口哨。他們不會忘記的。」
後臺，一片沉寂，演員們正在為第二幕作準備。萊斯利·斯科特絲毫沒有因為先前觀眾的冷淡反應而緊張，他笑著說，「沒錯，他們反應是慢一些。大部分觀眾都是直到那段二重唱［貝絲，如今我已擁有你］才進入狀態的，後面就都還行吧。從這裡開始，我們就會一帆風順了。」瑪莎·弗勞爾斯正在鏡子前補妝，她說，「這裡的觀眾，那裡的觀眾——我可說不上來有什麼區別。你也說不上來，如果你和我一樣這兩年一直在演出的話。」而薩沙則沒有弗勞爾斯小姐那種職業演員的寵辱不驚，只見他在舞臺側面候場時神色緊張，不停重複他的旁白：他低著頭，抓著舞蹈演員練功的壓腿槓，就像一個倒在拳臺護索上的拳師，一臉茫然地聽著他的助手伊格爾和亨利對他輕聲的鼓勵。
令薩沙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返場卻是一場凱旋。觀眾們迫切希望聽到接下來的一幕會發生什麼，而薩沙則心醉神迷地講述了克勞朗被謀殺和波吉的入獄。他離開的時候，贏得了當晚最熱烈的掌聲之一，兩週以後他申請了莫斯科藝術劇院戲劇學生獎學金；照明燈已經黯淡下來的時候，觀眾席上的莉迪亞小姐依然在為他鼓掌。
性愛是本出歌劇中最令蘇聯方面感到頭疼的元素，在第二幕開場頭二十分鐘的時候到達頂點。一曲「我沒有羞恥」（「為所欲為」）可謂實至名歸，還有那標誌性的搖擺舞伴舞動作同樣過於生動，這些都超出了俄國人的心理接受程度。但是對於衛道士而言，接下來的一個場景才是真正的冒犯。這一幕是導演的最愛，也是他在彩排中一直在強化的一幕戲。這一幕始於克勞朗意欲強暴貝絲——他死死抓住貝絲不放，手在亂摸著她的臀部和胸部；而最終的結果是，貝絲佔有了克勞朗——她撕去他的襯衣，雙手緊緊擁著他，扭動翻滾，就像煎鍋裡的培根一樣火熱；燈光熄滅。部分觀眾的眼前也差不多要一片漆黑了。「天啊，」一名通訊員說道，他的聲音在一片寂靜中清晰可聞，「他們絕對不敢在百老匯這樣！」對此，另外一名美國記者——是位女士——卻回應道，「別說傻話了。這才是劇中最出彩的地方。」
萊斯利·斯科特先前曾預言，第二幕會「一帆風順」；他的這番預言在這出歌劇剩下的四十分鐘裡基本得到了驗證。賣草莓的婦女街頭叫賣的歌聲引來了一陣順風。正如上一幕裡的愛情二重唱，其旋律和故事情節——就是一個小販賣著草莓——是俄國人能夠看懂併為之陶醉的。此後的每一場戲對於觀眾似乎都尚能接受；儘管表演沒能一帆風順，或許是因為船裡已經進了太多的海水，但至少它依然能夠漂浮在海面，在不再那麼冰冷的海浪中一路顛簸，一路前行。
隨著帷幕落下，歡呼聲響起，攝像師迅速跑進走道里，分別拍攝鼓掌的俄國人和致敬的演員們。「他們驚呆了，」勞瑞再一次發出感嘆，他的妻子自然也免不了加上一句「他們此前一定沒有看過像這樣的演出」。藉著觀眾的掌聲劇團做了幾番次數還算合理的謝幕，隨後掌聲很快就平息了下去。有經驗的觀眾稱這樣的掌聲「絕對比不上莫斯科大劇院開幕之夜」。就在這時，當觀眾已經紛紛離席時，布林抖出了他在下午排練多時的「即興」加演謝幕，以尋求更加熱情的觀眾表現。劇組成員一個個登臺亮相，每個人都是伴著非洲小手鼓的鼓點歡快地出場。「哎呀，壞了，」萊恩小姐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他們真不該這麼做，這是在向觀眾乞求掌聲啊。」在隨後對掌聲持久度的這番測試中，觀眾還是採取了一種折中的做法，他們伴隨鼓點用有節奏的拍手代替真正的掌聲。三分鐘過去了；四分鐘，五分鐘，六分鐘，七分鐘。最後，等弗勞爾斯小姐穿過舞臺腳燈向觀眾致以飛吻，以及向燈光師等人致謝以後，布林最後鞠了一躬，方才讓大幕徐徐落下。
博倫大使和博倫夫人以及各界蘇聯官員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來到後臺，和劇組成員一一握手。「我不知道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蓋希文夫人擠到後臺的喧囂人群中，歡快地高喊著。「不過就是場老波吉嘛。」薩夫琴科擠到布林太太面前，直挺挺地伸出手說，「祝賀您取得圓滿成功。」布林夫人輕輕抹了一下眼睛，像是要拭去原本就不存在的眼淚一樣。「這樣熱烈的掌聲。多麼榮耀啊！」她轉眼盯著她的丈夫，布林正擺出造型，與博倫合影。「這是對羅伯特的致敬。」
劇院外面，我走了好長一段路才攔到了一輛計程車。有三個人，兩男一女，走在我前面。我推測他們應該也是剛剛欣賞完《波吉與貝絲》的觀眾。他們的聲音在影影綽綽、白雪覆蓋的寂靜大街上回蕩。三人同時在說話，興奮的聲音含混不清，時而伴著哼唱：草莓販子的街頭叫賣、「夏日時光」裡的一句詞。然後，那個女孩似乎並沒有真正理解原句中臺詞的含義，而是記住了它們的發音而已，她唱道，「有條船兒，即將駛向紐約，妹妹跟我走吧，那是我們要去往的地方……」她的朋友也加入進來一起唱，還吹著口哨。奧爾洛夫曾經說過，「到了夏天，你就會聽到：年輕人沿著河邊吹著口哨。他們不會忘記的。」
這個承諾——這些年輕人不會忘記，演出會在他們心中激發起新的夢想——我想，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對亨利·夏皮羅說，首演成功了。它並非如「人人歌劇團」事先預料的那樣是一場征服全場的「爆炸性事件」，而是一場意義更加玄妙的勝利，它將在未來逐漸成熟並結果。然而，當我躺在房間裡左思右想時，突然有了一絲疑慮，這時電話鈴響了。「情況如何啊？到底發生了哪些事兒？」對於新聞報道來說，回答這些問題是不能閃爍其詞的。但凡我對誠實還有一丁點顧忌的話，我能夠將觀眾對演出的反應描述得天花亂墜嗎？我想要這麼說；而且我懷疑這也正是他想聽的，他有這樣的傾向是很自然的。而我就讓電話鈴這樣響著，腦中充盈著無數個如果：如果俄國觀眾能有一份印製好的節目單作參考，如果奏樂儀式和開幕環節能夠精簡一些，如果對觀眾的要求不那麼高，如果……我不再拖延，一把拿起了聽筒。但是電話那頭卻是莉迪亞小姐，她說她很抱歉，之前有人從莫斯科打來電話找我，卻斷線了。當天晚上，我再沒接到過電話。
有關演出的評論文章在兩家本市主流報社——《改變》和《列寧格勒晚報》——見諸報端。博倫大使認為，這幾篇文章「總體而論，的確不錯。考慮非常周到。這反映出他們對待此事的嚴謹態度」。
《列寧格勒晚報》的評論中寫道，「《波吉與貝絲》是一部才華橫溢、藝術水平精湛的作品……深深植入觀眾的心田。」接下來的一千五百字論述了上述觀點。評論贊賞了作曲（「蓋希文的作曲旋律動人，感情真摯，有意融入了黑人民俗音樂。劇中有大量表現力強、反差鮮明的旋律」），讚賞了布林的編導（「本劇編導造詣深厚，活力四射，引人入勝」），讚賞了指揮（「表演的配樂部分水平甚高」），讚賞了全體演員（「……表演中配合的默契程度實屬罕見……」）。而本劇的劇本卻受到了溫和的批評，因為我們注意到裡面有「一些表現主義和情節劇的元素，以及犯罪調查中大量慣有的細節」。《列寧格勒晚報》也不會忘記鐫刻上政治的印記：「我們蘇聯觀眾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對於一個飽受貧窮壓迫的民族在意識上、精神面貌上以及道德觀上的腐蝕作用。這將使這部由蓋希文配樂、海沃德創作的戲劇提升到了社會戲劇的高度。」但是上述評論相比鋪天蓋地的政治宣傳而言看起來只是氣勢最弱的一個樂章而已，而這樣的宣傳正是《波吉與貝絲》的反對者們事先預料到的。
第二篇評論系u·科瓦列夫所作，發表在《改變》上，文中提到了《列寧格勒晚報》忽視的一個因素：「有些舞蹈戲當中存在令人嗔目結舌的色情元素，令人十分不悅。將責任推向某個特定的民族舞蹈形式似乎有些牽強。這更像是導演的個人品味，或許是他從百老匯繼承的某種‘傳統’，一種由‘包含脫衣舞的滑稽劇’和‘歌舞諷刺劇’派生的傳統。但整體而言，」科瓦列夫繼續寫道，「《波吉與貝絲》的上演是這個觀賞戲劇的時節裡最有意思的活動之一。本作品表演精彩，色彩繽紛，動感十足，音樂多樣，體現了黑人卓越的藝術天賦。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並非所有的音樂和舞臺表演都為蘇聯觀眾所認可，也並非所有內容都能為他們所理解。我們還不習慣舞蹈中的自然主義元素以及交響配樂中過多的爵士樂等等。儘管如此，本次表演拓寬了我們對當代美國藝術的認知視野，也使我們熟悉了美國音樂和劇院生活中一些我們此前未知的層面。」
這兩篇評論直至週四才見報，距離首演已過去了三天時間。此時發表這兩篇文章就顯得索然無味了，劇團對它們表現得缺乏興致。「他們說了一些好話，固然是件好事，可誰又會去在乎這些呢？」劇組裡一個演員這樣評價，這也是一種有代表性的態度。「俄國人怎麼想不重要。國內的民眾聽到有關我們的內容，那才是最要緊的。」
劇團早已得知美國聽到的是些什麼內容，因為週二下午晚些時候，也就是首演第二天，布林收到了一封「人人歌劇團」紐約辦事處發來的電報。萊恩將電報內容列印了一些副本，我們在大廳碰面時，她正準備將其中的一份張貼到劇團的公告欄裡。「你好，」她說。「你猜怎麼著？那個送小兔子給我的斯蒂芬想帶我出去跳舞。你覺得這事兒靠譜嗎？我是說，他是不是真的就只想跳個舞而已呢？管他呢，我可不在乎。我可以和開膛手傑克跳舞，任何跟《波吉與貝絲》無關的事兒都行，」她說著，用圖釘把打好的那份電報副本釘在了公告欄裡。
lt羅伯特·布林蘇聯列寧格勒阿斯托里亞酒店
12月27日的所有報刊一片叫好聲句號均提到十分鐘站立鼓掌句號
雜誌頭條——《列寧格勒為波吉與貝絲痴狂》句號
美聯社實況報道中提到一票難求觀眾人數空前句號
論壇報強調觀眾反響熱烈句號
電報頭條——《波吉飲譽俄國》，基於美聯社報道句號
鏡報《心連心外交——劇組用歌聲征服列寧格勒我們為他們自豪》句號
美聯社在有些報紙上寫道莫斯科電臺稱首演圓滿成功句號
舒爾茨博格今日在《時代》撰寫評論《波吉貝絲向西方新開一扇窗》
全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播報精彩絕倫
祝賀您及劇團每名成員
「當然咯，」萊恩小姐讀到這封電報時評論道，「這並非完全就是電報發來時的樣子。布林夫婦稍稍做了一些內容新增和編輯工作。有一行是這麼寫的：‘《時報》的說法是演出還算成功。’不用說維爾瓦刪去了這條！話說回來，」她微微一笑，又嘆了一口氣說，「錦上添花又有什麼不對的呢？維爾瓦只是想讓大家都能夠開心嘛，我覺得這樣也挺可愛的。」
整個下午，劇團全體成員路過公告欄的時候，都停下來閱讀這封來自紐約的電報。這令他們開懷；他們輕手輕腳地離開了酒店。「他們說什麼來著，老兄？」厄爾·布魯斯·傑克遜見他們都駐足閱讀電報時，這樣問華納·沃森。「我們正在創造歷史哦！」而沃森則搓著雙手回答道，「對啊，可不是嘛，我想我們已經搞定了歷史。」
拉德克利夫學院曾是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個女子文理學院，建立於1879年，為美國七姐妹學院之一。1963年始授予其畢業生哈佛-拉德克利夫聯合文憑；1977年與哈佛簽署正式合併協議；1999年全面整合到哈佛大學。
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布林加寧（1895—1975），蘇聯軍事及政治領導人，1955年擔任部長會議主席，1958年因「反黨」活動被尼基塔·克拉斯契夫驅逐。
此處原文為德語siesinddeutsch。
此處原文為德語sindsienichtdeutsch。
這裡的「羞辱」指的就是給搬運工小費。
斯摩稜斯克，位於東歐平原中部。西南、西部和西北部與白俄羅斯接壤，北部與普斯科夫州、特維爾州交界，東北與莫斯科州毗鄰，東部與卡盧加州交界，東南與布良斯克州交界。
利迪澤，位於捷克布拉格西北部科拉迪諾地區的一個礦山小村莊，曾在二戰期間爆發過利迪澤大屠殺。
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蘇聯地名，即今白俄羅斯不列斯特。以一戰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聞名。
盧比揚卡廣場是克格勃的所在地，經常用來代指克格勃。
此處原文為以拉丁文拼寫的俄語pjolista。
此處原文為用拉丁字母拼寫的俄語nyekulturni。
此處原文為用拉丁字母拼寫的俄語dazvedanya。
蕭士塔高維契（1906—1975），蘇聯時期傑出的作曲家、鋼琴家。
蓬帕杜夫人（1721—1764），又譯蓬巴杜夫人，法國皇帝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婦、社交名媛，是一個引起爭議的歷史人物，她曾經是一位擁有鐵腕的女強人，憑藉自己的才色，影響到路易十五的統治和法國的藝術。
此處原文為法語quelleheureest-il。
里茲大飯店，是世界最著名和最豪華的賓館之一。
原文的「美容中心」、「修腳」和「女士專用美髮」都是法語。
霍迪尼，是美國魔術界著名人物，也是逃生術表演的代名詞，被譽為「現代魔術之父」。
最高蘇維埃，憲法上蘇聯的最高立法機構，對應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
這裡暗指用蒸汽鍋產生的水蒸氣使信封的封蠟軟化，從而不留痕跡地開啟信封。
金賽報告是由阿爾弗雷德·金賽及華地·帕姆洛依等人所寫的關於人類性行為的兩本書，分別是《男性性行為》（1948）及《女性性行為》（1953）。金賽是一個在印第安納大學的動物學家以及性學研究中心的創立者。
法貝熱，俄國著名金匠、珠寶首飾匠人、工藝美術設計家。在他人協助下，法貝熱成為一個傑出的設計師，專門加工金、銀、翠玉、寶石等珍貴材料。他大膽革新，創造不少光怪陸離的美術品；其作品具有法國路易十六時代的藝術風格；在莫斯科、基輔和倫敦都開設了由他指導的獨立作坊，僱用了許多名工巧匠；其作坊所制的復活節彩蛋特別精巧，俄國和各國皇室皆視為珍品。
達達主義藝術運動是1916年至1923年間出現於法國、德國和瑞士的一種藝術流派。它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藝術運動，試圖通過廢除傳統的文化和美學形式發現真正的現實。達達主義由一群年輕的藝術家和反戰人士領導，他們通過反美學的作品和抗議活動表達了他們對資產階級價值觀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絕望。
旺多姆廣場，巴黎的著名廣場之一，位於巴黎老歌劇院與盧浮宮之間，呈切角長方形，長224米，寬213米。由於旺多姆公爵（1594—1665）的府邸坐落於此，廣場因而冠此名。
施拉夫特是美國人弗蘭克開的連鎖餐館及糖果店，提供一日三餐、飲品及甜點，價位中等。
阿斯特拉罕，蘇聯歐洲部分東南部一城市，位於伏爾加河三角洲上，這個韃靼人的城市曾於1556年被惡魔伊萬征服。
西徐亞人是具有伊朗血統的一支游牧民族，西元前8—前7世紀從中亞遷徙至俄羅斯南部，以現今克里米亞為中心建立了一個富裕而強大的帝國。這個帝國延續了500多年，至西元前4—前2世紀西徐亞人被薩爾馬特人所征服才覆亡。
迪茲·吉萊斯皮，是be-bop爵士樂風的宗師，是拉丁爵士的創始者，是位兼具號手、編曲、樂隊經理及歌手等多重身份於一身的爵士樂界巨人。
瑪琳·黛德麗（1901—1992），德裔美國演員兼歌手。1999年，她被美國電影學會選為百年來最偉大的女演員第9名。
平·克勞斯貝（1903—1977），生於美國華盛頓的歌手、演員、製片人。
此處原文為法語j’adorelemusiquedesnegres。
此處原文為德語grandseigneur。
梅傑·鮑斯，20世紀30—40年代美國最知名的選秀節目主持人。
哈萊姆，美國紐約黑人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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