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這座城市，這些房屋和窗戶，這些蒸汽升騰的街道，是一個神話；對任何人，對所有人，都是一個不同的神話，是一尊神像的頭部——交通訊號燈如同眼睛一般眨動，一邊是柔和的綠，一邊是嘲弄的紅。這座島嶼，猶如鑽石冰山漂浮在河水之上，稱之為紐約也好，抑或別的名字也罷；名字幾乎不重要，因為只要是從別處更大的現實中來到這裡，人們就只是在找尋一座城市，一個隱藏自我、迷失自我或是發現自我的地方，一個可以做夢的地方，在夢中，你會證明自己也許畢竟還是個了不起的人，是個值得愛的人，而並非像你當初坐在門廊上，看著一輛輛福特汽車疾馳而過時所想的那樣，並非像你在計劃尋找一座城市時所想的那樣，只是一隻醜小鴨。
上週兩次見到嘉寶，一次是在劇院，她就坐在我旁邊的位置，另一次是在第三大街的一家古董店。十二歲時，我遭遇到一連串的不順和變故，所以經常待在床上，將大部分時間用來創作一部戲劇，該劇將由世界上美貌絕倫的女人來擔綱主演——在隨劇本寄出的信中，我就是這樣描述嘉寶小姐的。但是，那部劇和那封信都如泥牛入海，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感到忿忿不平，一直難以排解，直到那天晚上，我的心猛然一動，認出了旁邊座位上的那個女人。我驚訝地發現她居然那麼嬌小玲瓏，那麼明豔動人：正如羅蘭·麥克基弗所說，就連在那些你通常以為不會顯現出色彩的線條上也流淌著顏色。
有人問，「你覺得她到底是不是個聰明人？」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簡直荒謬至極；說實在的，誰在乎她聰不聰明呢？只要能有這樣一張面孔存在，顯然就足夠了，儘管嘉寶本人肯定為擁有這張面孔而承擔的可悲責任開始感到後悔。說她希望孤獨，也並不可笑；她當然就是這麼想的。我猜那是她唯一一次不覺得孤獨的時候：如果你走上了一條孤獨的路，你總是會帶著某種愁緒，而人們卻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悲悲切切。
昨天，在古董店裡，她逛來逛去，專心致志地端詳各種物件，卻並不對任何東西真正感興趣，有那麼一瞬間的衝動，我想不妨去跟她搭個話，要知道，那只是為了聽聽她的聲音；那一瞬間過去了，謝天謝地，她很快就出了店門。我走到窗邊，目送她邁著大大的、輕快的步伐，沿著黃昏中青灰色的街道匆匆走去。到拐角處她猶豫了片刻，似乎不確定要走哪個方向。街燈亮了，強光如變戲法般突然憑空在街道上造出一面光禿禿的白牆：風兒吹拂著她的衣衫，嘉寶，孤身一人，依然是世界上美貌絕倫的女人，嘉寶，一個象徵，朝白牆徑直走去。
今天與m共進午餐。對她，你還能怎麼著呢？她說錢終於花光了，只要她不回家，她的家人就絕不會伸出援手。挺狠心的，我想，但我告訴她我覺得她別無選擇。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我認為她不可能回家。她屬於那種轉眼間就被紐約不可救藥地困住的人，那種有才的庸人；既太過精明，無法接受小地方的氣候，又不夠精明，無法在自己深切渴望的環境裡自由呼吸，所以只好在紐約這個社會的邊緣焦慮不安地勉強維持。
唯有成功，而且是處於危險巔峰時的成功，才能帶來解脫，但對於缺乏技藝的藝術家而言，永遠是無從緩解的緊張和無法誕生傑作的焦躁。如果追求成功的壓力不是那樣巨大，也許情況會不一樣。他們覺得必須證明點兒什麼，因為他們大多來自美國中產階層，對其中的敏感者來說，對其中有能力去作一番嘗試的年輕人來說，這個階層的語言越來越貧乏，而他們的努力並沒有立刻為他們帶來金錢上的回報。如果文明坍塌了，那些繼承者在廢墟中找到的會是金錢嗎？還是一尊像、一首詩或者一齣劇？
這並不是說世界欠m或者任何人一種活法；唉，就她的現狀而言，她很可能寫不出一首詩，或者說寫不出一首好詩，不過她仍然很重要，她的價值不能僅以平常的真理尺度來衡量，她應該有更好的命運，而不是沒有任何過渡、沒有任何成就地從晚逝的青春走向早到的中年。
街邊有一家收音機修理店，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紀的義大利人，名叫喬·維達利。初夏時節，他的店鋪門前出現了一塊寫有「黑寡夫」字樣的奇怪招牌。另外還用較小的字型寫著：「敬請留意本櫥窗上關於黑寡夫的資訊」。於是我們左鄰右舍的都暗暗琢磨和期待著。幾天後，櫥窗上新增了兩張發黃的照片；大約拍攝於二十年前，照片上的維達利先生高大健壯，身穿及膝的黑色泳衣，頭戴黑色泳帽和麵罩。照片下方列印的字解釋道，當年朝氣蓬勃時，喬·維達利曾是洛克威海灘的游泳健將和救生員，而在我們一直以來的印象中，他只是一個耷拉著肩膀、眼神憂鬱的收音機修理工。
他提醒我們繼續留意櫥窗；過了一週，我們的等待有了回報：維達利先生掛出了一條醒目的條幅，宣佈黑寡夫即將復出。櫥窗上有一首詩，標題為「喬·維達利的夢想」；詩中講述了他多麼渴望重新劈波斬浪、征服大海的心情。
第二天，最後的告示出來了；其實是一則邀請，上面說，歡迎我們大家8月20日前往洛克威海灘，因為他計劃當天從那裡游到瓊斯海灘，那是一段遙遠的距離。在接下來的夏日裡，維達利先生坐在他店鋪門前的一張簡便折凳上，觀察著來來往往的人們對他的各種告示作出的反應，他坐在那裡，神情恍惚而淡然，當鄰居們停下腳步祝他好運時，他便禮貌地點頭微笑。有位自作聰明的孩子問他為什麼省掉了「widow」中的最後一個字母，他非常和氣地回答說，有了最後那個「w」，就是用來指女士的。
有一段日子再也沒什麼動靜。接著，一天早上，所有的人一覺醒來，都在笑話喬·維達利的夢想。他的故事登上了各種報紙；他的照片出現在各種小報的頭版。還都是些可憐兮兮的照片，因為此時並不是他凱旋的時刻，而是他痛苦的時刻，只見他站在洛克威的海灘上，兩邊都是警察。按照那些報道的描述，多數報紙的看法如下：有一次，一個瘋狂而愚蠢的老人給自己全身塗上油，朝海水中走去，但是當救生員看到他遊得太遠時，便駕船將他帶回岸邊；這個老人特別怕見生人，特別古怪，因為他們剛一轉身，他就重新下了水，於是救生員只好再次駕船趕去，因此，黑寡夫像條半死的鯊魚困在沙灘上，歸來時聽到的不是美人魚的歌聲，而是罵聲、噓聲和警察的口哨聲。
你隨後該做的事情或許是去告訴喬·維達利你很難過，你覺得他很勇敢，然後儘可能地說點別的什麼；夢想的死亡與死亡本身一樣可悲，對於那些失去夢想的人來說它索取的哀傷同樣深沉。但是他的收音機修理店關了門；長時間地關著；到處都不見他的蹤影，他貼在那兒的詩漸漸脫落，掉了下來，消失得無影無蹤。
希拉里說是要來喝茶，來得比其他客人都早。即便是感冒得不輕，他仍然堅持要來參加這次聚會；這倒也順理成章，可不是嗎？請客做東，對他來說，足以治癒百病。無論你身處誰家，但凡希拉里在場，那裡便成了他的家，你也就成了他請來的客人。有人覺得這種態度是否過於喧賓奪主，可真正的主人倒總還挺樂意的，因為只要有希拉里在，他那大嗓門就會自言自語，說個沒完，總能引人注目，逗人發笑，即便是最沉悶的場合，也會被他帶動得活躍起來。希拉里也十分希望人人都變得活躍，都能把話匣子開啟；他設法說服自己：最年長的人身上環繞著締造傳奇的光環；而且，他也是這麼說服大夥兒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他心地善良，而指出這種善良的正是那些不那麼有寬容心的人。
還有一點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希拉里總是那副老樣子；每當你傷心難過之時，他總能令你開懷大笑；而當你走後，他卻為你痛哭流涕，這種感覺很奇特。希拉里習慣用天鵝絨圍毯搭在膝蓋上，一隻手握著電話，另一隻手拿著書，而收音機、八音盒、另一部電話，還有留聲機，在周圍的房間裡一起響個不停。
我到他家去喝茶，那會兒他正倚靠在床上，他從床頭起身，打算牽頭組織聚會。屋子裡四面牆上都貼滿了照片，他認識的所有人差不多全在上面：未婚女子啦，初入上流社會的妙齡女郎啦，達官貴人的秘書啦，電影明星啦，大學教授啦，合唱團女歌手啦，雜技團演員啦，韋斯切斯特的夫婦啦，商界人士啦：或許這些人可以離開他，但對他而言，離開任何人，或者任何物件，他都難以接受。屋子的角落裡堆滿了書，壓得書架有些不堪重負，書中間還夾雜著他上學時的老課本，老劇院節目單，一大堆貝殼，破損的唱片，枯萎的花朵，以及遊樂園的紀念品，一切的一切都把整個房子變成了一座奇境般的閣樓。
希拉里消失的日子也許終會到來；想摧毀他也並非難事——或許還真有人會這麼做。莫非是在我們發現這個世界上並非所有人都愛著我們的那一刻，從天真向睿智的轉變就會到來？我們當中太多人過早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不過希拉里尚且不明白。但願他永遠也不要明白，因為若是他猛然間發現這片舞臺原來只有他孤身一人獨自表演，而他傾注心血熱愛的觀眾，壓根兒就沒有來過這裡，這定會令我痛心疾首的。
八月。儘管晨報上說天氣溫暖怡人，然而中午之前，顯然有些非比尋常的事要發生，辦公室的文員們，話題從午飯轉向了天氣，像受了氣的孩童說著不著邊際與不計後果的話，紛紛開始撥打氣象臺的電話。到下午三點左右，熱浪襲來，彷彿是罪犯作案時用手狠狠捂住受害人的嘴，整個城市變得狂躁不安，天旋地轉，而它的嚎叫被壓抑，它的遁逃被阻礙，它的野心被束縛，就像是一股乾枯的噴泉，又像是一座廢棄的紀念碑，深深陷入昏迷狀態。中央公園的柳樹帶熱氣騰騰，無精打采，像是許多人在戰場上倒下：傷兵滿營，精疲力竭，在死氣沉沉的陰影下東倒西歪，而報道此次天災的報社攝影記者們，哭喪著臉，在柳樹下行進。到了夜裡，炎熱的天氣撬開了這座城市的頭顱，露出白花花的腦漿和中樞神經，猶如電燈泡裡的燈絲在噝噝作響。
如果離開紐約的話，我大概會完成更多的工作。然而事實很可能也未必如此。一個人到了那個年紀，鄉村就顯得乏味無趣了；再說，我對大自然的熱愛，不是整體的，而是特定的。儘管如此，除非一個人是身墜愛河，或是滿足現狀，或是抱負所趨，或是好奇心全無，要麼是得過且過（這看起來像是現如今幸福的代名詞），這個城市對他而言都會像是一臺巨型機器，製造出來，就是為了揮霍光陰，吞噬幻想，永不停息。過不了多久，尋覓也好，探索也罷，都會變得險惡匆忙，令人大汗淋漓，心生焦慮，成為了一場跨越迷幻與催眠的障礙賽。你找尋的那個地方在哪裡？還有，你又究竟在找尋什麼？拒絕邀請是一種不幸；人們時常對它置之不理，結果卻常常不請自來；話說回來，如果你的耳邊有個聲音在神神叨叨地低聲細語，不停告訴你若是孤身一人，你就已經讓愛飛到了窗外，否定了自己的回答，也永遠失去了你在尋找的東西。哦，想想吧！這些並非遙不可及：快點行動起來，戴上帽子，別去搭公車了，立馬去坐計程車吧，現在就動身，時不我待，按下門鈴說：你好，夥計，愚人節的傻瓜。
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如既往，塞爾瑪不會忘記這個日子：依照慣例，她會把一枚一角硬幣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張紙巾裡面包起來，作為禮物，連同早間的郵件一起給我。論交往時間和年齡大小，塞爾瑪都算得上是我的老友了；整整八十三個年頭，她一直就住在這座叫做亞拉巴馬的小城，從未離開；她瘦小的身軀彎成弓形，皮膚乾枯，黑如煤渣，眼皮帶著香料的氣味，耷拉下來，她在我們家三位姨媽那裡做了整整四十七年的飯，而今她們都已離開人世，她就搬到了女兒的農場去住，正如她說的那樣，靜靜坐著，安心休養。而和她送我的禮物放在一起的，還有一張留言條，上面寫著：她打算最近某一天搭乘灰狗巴士前往那座「超級城市」。這句話沒什麼意義；她是永遠也不會來的；但她揚言只要記得，她就會這麼去做。在我初識紐約前的那個夏天——那是十四年前的事兒了——我們時常坐在廚房聊天，閒言碎語中，倦怠的一天就這麼不知不覺過去了；我們所談論的內容大都跟我即將要前往的這個城市有關。在她看來，那兒既沒有大樹，也沒有鮮花，而且她還聽說，大多數人是住在地下的，若不在地下，便是住在天上。此外，那兒也「沒啥有營養的食物」，沒有像樣的奶油豆、虎魚、秋葵、山藥和香腸——就像我們在家裡吃的那種。那兒挺冷的，她說，沒錯兒，孩子，你一直待在那個冷地方，下次我們見你的時候，你的鼻子早凍掉了。
不過後來鮑比·李·凱特爾太太拿來幾張紐約的照片在幻燈上放，自那以後，塞爾瑪就開始告訴她的朋友們，到時我去北方，她會和我一塊兒去的。似乎對她而言，這個城鎮一下子變得黯然失色，平庸得不值一提。於是我姨媽給她買了一張往返車票，本意是要她跟我一塊兒去，然後再返程。在我們到火車站以前，一切都挺好的；可到站以後，塞爾瑪哭了起來，說她不能去那兒了，萬一要是死在那裡怎麼辦，離家那麼遠。
這是一個令人感傷的冬天，裡裡外外都是如此。對一個孩童而言，這座城市是一片沒有歡樂的土地。而後來，當你漸漸長大，步入愛情後，是這與你深愛之人共同分享的雙倍景緻賦予你的這份經歷以質地、形狀與意義。獨自旅行的感覺就像是穿越荒原。但你若是心懷足夠的愛意，有時你也可以為自己而欣賞，同時也為另一個人。我對塞爾瑪正是如此。對世間萬物，我都會看上兩遍：第一場雪，公園裡滑著雪呼嘯而過的人們，冰天雪地裡嬉戲的孩子們身上穿著的細毛皮大衣，科尼的滑滑梯，地鐵的口香糖售賣機，神奇的自動售貨機，河中的小島，以及暮色中的大橋反射的餘暉，還有派拉蒙樂隊的憂傷樂曲在空中迴盪，日復一日，那個樂手都會來到院子裡，唱起同樣的歌謠，嗓音沙啞，忽高忽低，再就是放學後總能去小雜貨店偷點什麼玩意兒，如童話故事般不可思議；我的觀察與聆聽，為的是給廚房的恬靜時光積累談資，因為塞爾瑪準會說，以她一貫的口吻：「跟我講講那個地方的故事吧，要講真的啊，假的我可一句也不聽。」可大多數時候，我講的都是假的；這倒也不能怪我，我實在是記不起來了，因為我到過的地方，就好像是傳說故事裡的人物角色去過的某個魔幻城堡：一旦離開，你就再也回憶不起來，留下的是幽靈般的迴響，那是縈繞在心頭的奇蹟。
此處原文為theblackwido。
韋斯切斯特，美國伊利諾伊州東北部城市，是富人聚居區。
作者「杜魯門·卡波蒂」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