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亞·科託
在一篇我從未發表過的小說中，我寫了這樣一件事：一個病入膏肓的女人，為了舒緩無法忍受的痛苦，請求丈夫給她講一個故事。他剛剛開始講，她便打斷了他：
「不，不是這樣。我希望你用一種我不懂的語言來講。」
「不懂的語言？」
「任何不存在的語言都行。我太需要什麼都不懂了！」
丈夫心裡想：人怎麼會說一種不存在的語言呢？開始，他只能含糊地發出幾個奇怪的單詞，他覺得太荒唐了，因為這彷彿證明了他無法當一個人。然而，對於這種沒有規則的語言，他慢慢地應裕自如了。他不知道是在說話、唱歌還是祈禱。他停了下來，發覺妻子睡熟了，臉上猶停駐著最平和的笑容。後來，她坦然對他說：呢喃帶給她擁有記憶之前的回憶，也為她帶來了睡意的安適，正是這睡意連線著我們與我們存在之前的一切。
童年裡，我們所有人都曾體驗過這最初的語言，這是一種混沌的語言。我們都曾安享一個神聖的時刻，在那一瞬間，我們的生命可以成為所有的生命，而彼時，世界依然在守候一種宿命。這種與畸形而又混亂的世界間的聯絡被喬伊斯稱為「混沌理論」。朋友們，正是這種聯絡促成寫作之事，無論身處哪塊大洲，無論歸屬哪一個民族、語言與文學體裁。
我認為，身為詩人與小說家，我們所有人都從未停止追隨這原初的混沌。我們所有人都希望返回混沌，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從一種語言中出離，從而，所有的語言都成了我們的語言。換句話說，我們所有人都是夢那不可能的陊譯者。實際上，夢向我們講述著任何詞語都不會說出的東西。
作為夢的生產者，我們的任務是激勵這不可說出的語言，在這盲目的語言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擁有所有的名字。病入膏肓的女人的乞求正是我們所有人的期盼：取消時間，讓死亡安睡。
我來自非洲。也許你們期待我利用這次講演來訴苦、指責別人或是推卸我身邊人的責任。但我想說的是，我們同時既是犧牲品又是加害人。我想說的是，某種程式造成了非洲的貧困，如今，它也正在以同樣的方式閹割我們作為故事創造者的普遍與普世的條件。
在這樣一個彰顯詞語價值的盛會，我演講的主題是，今日的主流標準如何以方便快捷之名貶損了詞語與思想。我會講到商業因素，它們向其他文化、語言與思維方式緊閉了大門。今天，詞語日漸喪失詩意的維度，無法承載一個不同世界的烏托邦夢想。
讓人類存續至今的並非只是智慧，而是我們創造多樣性的能力。今天的這個系統僅以收益與成功便捷來做出選擇，它否定了多樣性。非洲人又一次成為「他者」，賣得不多，買得更少。無法用英語寫作的非洲作家（尤其是以葡語書寫的作家）置身於邊緣的邊緣，在那裡，詞語唯有鬥爭，才不至於湮於沉默。
親愛的朋友：
語言是用來交流的。但是，它們並非只「用來」，而是超越了功用層面。有時，語言讓我們存在。有時，語言讓我們不存在，故事中讓妻子沉睡的男人便是這種情況。在我們所講的一切之中，我們出生，我們死亡，即便身體消散之後，我們仍綁縛在語言上。甚至是那些從未出生的人，甚至是作為詞語的願望或對沉默的思念而存身於我們之中的人。
一種功利而又化約的理解支配了我們的生活，將語言化作語言學家才可以操作的技術問題。然而，我們所知曉的語言——甚至那些我們不知道我們會說的語言——是多種多樣的，並非總可以被支配我們意識的理性思維捕捉到。總有一些東西脫離了標準與法則。這一逃逸層面是我作為一個作家最為著迷的。詞語的神聖使命驅動著我，它不僅僅命名，而且創造並施予魔法。
日常生活中用以交流的集體法則制約著我們所有人。但寫作者總希望說出的事遠離庸碌。對於交流，我們的世界並非手到擒來。我們的孤獨也並非一貫如此強烈。從來沒有很多條道路。我們也並非不曾造訪過很多地方。
我是生物學家，我曾造訪過我國的草原。在這個地區，我遇到了不會閱讀的人。但是他們會閱讀他們的世界。在這個其他智慧構成的宇宙中，我是不折不扣的文盲。我不會閱讀大地、樹木與動物的指示。我不會閱讀雲彩，也不能讀出雨的預告。我不會與死者交談，我失去了與祖先的聯絡，正是他們給了我們永恆之感。在造訪草原之中，我逐漸學會了敏銳，幫我出離自己，遠離自己的確信。在這塊土地，除了夢，我一無所有。我是可夢之人。
莫三比克是一個廣袤的國度，既廣且新。這裡有二十五種不同的語言。自1975年獨立伊始，葡語便成了官方語言。三十年前，只有極少數的人可以說葡語，而諷刺的是，這門語言借自殖民者，卻最終否定了殖民歷史。三十年前，幾乎沒有莫三比克人的母語是葡萄牙語。現在，12%的莫三比克人將葡語作為第一語言。相當多的人能聽懂或會說葡語，只是在葡語的規範之中深深打下了非洲文化之根的烙印。
這種變遷讓不同的世界狹路相逢，而不同並非僅體現在語言上。語言存在，構成了更為遼闊的文化宇宙。有人為了保衛瀕死的語言而鬥爭。這種鬥爭功德無量，不禁讓人想起我們生物學家挽救瀕危動植物的行為。但是，倘若其紮根的文化能保持活力，語言便可以被拯救。一如物種，唯有在其棲息地與自然程式得以保護的情況下，才能夠拯救。
唯有文化保持創造性，唯有文化不斷變化，唯有文化與其他文化對話、融合，文化才能存續。語言與文化就像生物體：交換基因，創造共生，回應時間與環境的挑戰。
在莫三比克，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裡，相遇與離別在升騰與悖論的熔爐中試煉。在不同世界的互譯之中，語言並不總可以成為橋樑。比如說，自然、文化或社會這種在我們眼中習以為常的概念卻很難找到對應。有時，在當地語言中，沒有可以表達這些概念的語彙。有時恰恰相反，在歐洲語言中沒有相應的表達，可以對譯莫三比克文化中的價值與範疇。
我還記得一件我親歷的事。那是1989年，我正在伊尼亞卡島上做研究，聯合國的技術團隊在島上登陸。他們是來做所謂「環境教育」的。我不想評論「環境教育」這個詞，這裡隱含著一種救世主般的傲慢。科學家們懷著良好的願望，攜帶幻燈與電影的放映機而來。總之，他們攜帶了在他們的語言中被稱為「教育裝置」的東西而來，他們的願望很純真，技術會將所有的理解與交流問題化為無形。
與當地民眾的第一次會議上，便出現了奇怪的理解問題，顯示出翻譯的困難不在於詞彙，而在於思維。在主席臺上，科學家說英語，我翻成葡語，一位漁夫再將葡語翻成奇丁蒂涅語（chidindinhe），這是一種當地土語。從訪問者的自我介紹開始（我要插一句話，大部分科學家都是瑞典人）。「我們是科學家。」他們介紹道。然而，「科學家」這個詞在當地語言裡沒有。翻譯選擇了「inguetlha」這個詞，意指「男巫」。這樣，在人們的眼中，訪問者就成了白皮膚的男巫。對於這剛剛被賦予的身份，領導該團隊的瑞典人一無所知，接下來，他宣稱：「我們到這裡搞環境。」
好吧，在該島文化中，「環境」這個概念既不存在獨立的詞彙，也沒有其他詞可以恰如其分地指代。翻譯猶豫再三，最終選擇了「ntumbuluku」一詞。這個詞有很多意義，但主要是指宇宙大爆炸、人類誕生那一瞬間。你們可以想象得出，島民們都要瘋了：居然選中了他們的小島來考察一件如此高貴、如此形而上學的事件。
在交談中，這位瑞典人要人們確認一下困擾最大的環境問題。人們面面相覷，非常迷惑：環境問題？
彼此交換看法之後，人們選出了一個最嚴重的問題：tinguluve，森林裡的野豬，它們總是侵入農田。有趣的是，「tinguluve」這個詞同時也指生病而死的人化成的幽靈。無論是幽靈還是野豬，對於「tinguluve」，這個外國顧問都有些無所適從。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動物。人們解釋了一下：這種野豬神秘地出現在島上，在森林裡繁衍，現在毀壞了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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