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壞了農田？這事簡單：我們把它們打走！」
人們以懷疑的沉默回應。什麼？打走幽靈？不管再講什麼，人們都不願再聽或再說了。就這樣，缺乏信任的沉默實在難堪，會議無奈戛然而止。
晚上，一群老人來敲我的房門。他們讓我召集那群外國人，把野豬這個問題說明白。顧問們都來了，他們都想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把他們從睡夢中叫醒。
「因為野豬那件事。」
「野豬怎麼了？」
「野豬並非只是野豬……」
「那到底是什麼？」他們問道。一個東西無法同時既有生命又沒有生命，他們太篤信這個了。
「差不多是野豬，但是不完全是野豬。」
簡直是越解釋越亂套。野豬的定義越來越含糊了：「可以化身的動物」「轉瞬即逝的動物」「誰誰誰派出的訪問者」。一個動物學家不堪其擾，便拿出一本教小孩認動物的書，向大家展示了一副野豬的圖片。
島民們看了看圖片，說，「就是這個」。科學家們滿意地笑了，然而這勝利來得太短暫，因為一位島民接了一句：「是的，就是這個動物，不過只在晚上有。」我覺得顧問們一定暗中質疑我當翻譯的水平。這樣，他們就不需要自我懷疑，也不需要反省他們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的行為方式了。
不管翻譯是不是正確，反正顧問與當地民眾之間的關係再也沒有好起來過，現代幻燈片上的展示根本無從彌補最初的誤解造成的傷害。
還有一次，我陪伴總統率領的代表團訪問莫三比克北部的一個省份。我國總統介紹了部長代表團的成員。當介紹到文化部長時，翻譯停頓了一下，然後定了下來，說：「這位是玩耍部長。」
某些莫三比克語言中沒有「窮」這個詞。「窮人」被稱為「chisiwana」，這個詞指的是孤兒。在這些文化中，窮人並非僅指沒有財產的人，而尤其是指那些失去了家庭關係網的人。在農業社會中，家庭關係對一個人的生存至關重要。如果一個人沒有親屬，那他就是窮人。貧窮意指孤獨，亦即割裂了與家庭的聯絡。其他國家的顧問或專家在製作有關窮困的報告時，恐怕從來沒有考慮家庭關係與互助性的社會關係的摧毀所造成的巨大影響。當舉國變成「孤兒」時，乞討彷彿是唯一的出路，以此求得奄奄一息地生存。
這些場景無一不在強調一件我們早已知道的事：非洲的農村性思維模式不能簡單地化約成歐洲的主流思維。有些人希望理解非洲，因此埋首於政治、社會與文化現象分析。然而，想要理解非洲的多樣性，必須瞭解其思維與宗教譜系，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宗教連名字都沒有。這些譜系非常好玩，因為大多數情況下，神祇把它們召喚了出來，然而它們要拒絕，這個基礎之上，它們才得以建立。對於我祖國的絕大多數農民，世界起源這個問題沒有意義：世界早就存在。在一個沒有初始的世界上，上帝的意義何在？因此，在莫三比克的某些宗教中，神以複數形式出現並與活人同名。正如馬克瓦民諺所說，上帝就像一枚雞蛋：「如果我們不抓緊，它就會掉在地上。如果我們抓得太緊，它就會碎掉。」
同樣，「環境」這個概念暗示了我們人類居於中間，而事物圍繞著我們存在。實際上，事物並非存在於我們周邊，我們與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世界，我們是事物與人，共居在一具不可分割的軀體之中。思想的多樣性提示我們，也許必須去洗劫種族主義的最後一個堡壘了，這便是唯一真知主義的傲慢，這樣便無法從貧困地區的哲學中獲益。
我剛才講了莫三比克農村地區特別而又不同的世界觀。但我並不希望你們將其視為一種本質，而對時間與交換的動能視而不見。今天，當我再度拜訪伊尼亞卡島，我看到島民已經組織起來，殺死侵入農田的野豬。地方首領通過手機準備迎接外國科學家的來訪。莫三比克全境，成千上萬的人已經習慣了「文化」與「自然」，並把這些詞帶入了他們自己的文化世界。這些新的詞語在有源頭的文化之中發動，正如一些樹木創造了它萌生之處的土壤。
總之，時間之河中，文化現象不可能停滯不前，等待人類學家把它們作為記錄，證明現代之外的異域世界。
非洲深受本質化與田園牧歌化之苦，很多聲稱是純正非洲的東西其實不過是非洲之外的臆造。幾十年裡，非洲作家要去證明純正性：人們要求其文本傳遞出大家認為的真實種族性。非洲年輕作家正在從「非洲性」中解脫。他們是其所是，無需自我標榜。非洲作家希望成為世界的作家，一如世界上的任何作家。
確實有很多非洲作家面臨著特殊的問題，但我並不想因此便將非洲視為一個唯一、獨特、同質的地域。有各種各樣的非洲，各種各樣的作家，他們所有人都在自己心中重新創立大陸。確實絕大部分非洲作家需要面對不同語言與文化適應的挑戰，但這個問題並非僅屬我們非洲作家。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不需要在多種多樣轉瞬即逝的身份中尋找到自己的身份。在所有的大洲，每一個人都是不同國族造就的國族。在寫作的世界中，其中的一個國族就被忽視被視而不見。這個國族叫做口頭語。
口頭語不僅是非洲特有的現象，而且是所謂「土著人」的重要特徵，而這個稱謂是錯誤的。口頭語的地域具有世界性，這一瑰寶擁有豐富的思想與感受，可為詩所用。
有一種觀點，認為只有非洲作家是所謂「語言衝突」（dramalinguistico）的受害者。殖民確實帶來了身份創傷與異化。然而，朋友們，實際上，沒有一個作家可以使用現成的語言。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語言，揭示出我們作為唯一的不可複製的存在。
印度社會學家安德烈·貝爾（andrebeteille）寫道：「瞭解一種語言讓我們變成了人，對一種以上的語言應裕自如讓我們變成了文明人。」如果這是真的，非洲人——世俗世界認為不文明的人——要比他們自己認為的更接近現代。大多數非洲人會說不止一種非洲語言，而且，還會說一門歐洲語言。現在被視為問題的東西，其實可以成為未來發展的強大力量。因為，多語能力是我們非洲人的通行證，可以實現一件罕見之事，儘管今日視之為危險：穿梭於不同身份之間，可能造訪他人的隱秘內心。
無論如何，在這個可以歸屬我們的世界上，沒有巨大而徹底的變化，便不可能有一個文明的未來。這意味著必須要終結飢餓、戰爭與窮困。而且也意味著要知道如何與夢的質料周旋。發言伊始，我講了一個故事，一門語言讓病中女子安睡，這一切正與這種語言關係巨大。未來的人必須成為一個雙語的國族。會說一門現成的語言，能夠處理看得見的日常。但是同時要掌握另一門語言，處理看不見的或夢的領域的一切。
我呼籲的是複數之人，配備複數的語言。在一種讓我們成為這個世界的語言之畔，必須共存另一種讓我們出離這個世界的語言。一種語言為我們提供了根與處所。另一種語言讓我們擁有翅膀與旅行。
在一種讓我們成為人的語言之畔，必須共存另一種語言，讓我們上升到神的高度。
（本文選自雜文集《如果歐巴馬是非洲人》，為作家在2008年斯德哥爾摩國際作家與翻譯大會發言。譯者為閔雪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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