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藝術家不應忘記，民間形成的關於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觀念並不建築在想象上，而是以歷史文獻為基礎的，而這些文獻是歷史學家分門別類地整理過的；因此，藝術家雖對這些人物和事件有不同理解並進行不同的描寫，也應該像歷史學家一樣以歷史材料為依據。在我的小說裡，在歷史人物說話和行動的地方，我都沒有進行虛構，而利用了各種材料，我在寫作時積累了一大批書籍，我認為沒有必要在這裡列舉這些書的書名，但是我隨時可以援引這些書裡的話。

六、最後講一下第六點想法，這是我的最重要的想法，我認為所謂的偉大人物在歷史事件中只起微小的作用。

我在研究這個具有悲劇性的、充滿重大事件的、與我們離得這麼近和各種各樣的傳說還活在人們心裡的時代時清楚地看到，我們的智力無法理解這些歷史事件的原因。說一八一二年的事件的原因在於拿破崙的侵略野心和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皇帝的堅定的愛國主義信念（大家都覺得這樣說是很簡單的），就像說羅馬帝國的崩潰的原因在於某某野蠻人率領自己民族的人向西進攻，某某羅馬皇帝把國家治理得很糟一樣，或者像說一座大山倒下來是因為一個工人挖了最後的一鍬土一樣，這全都是毫無意義的。

千百萬人相互殘殺並且殺死了五十萬人的事件，不可能是由一個人的意志造成的；如同一個人不能單獨地挖掉一座山一樣，一個人也不能迫使五十萬人死亡。那麼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呢？一些歷史學家說，原因在於法國人的侵略野心和俄國的愛國主義。另一些歷史學家說是因為拿破崙的軍隊傳播了民主思想，是因為俄國必須同歐洲發生聯絡，等等。可是千百萬人怎麼會開始互相殘殺，是誰叫他們這樣做的呢？似乎每個人都明白，這樣做誰也得不到好處，對大家都有害處；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關於這個毫無意義的事件的原因可以做無數的回顧和推論，而且正在做著；但是大量這樣的說明和所有這些說明符合一個目的的情況只證明這樣的原因是大量的，其中的任何一個原因都不能稱為原因。

自從開天闢地以來都知道相互殘殺從肉體和精神來說都是壞事，那麼為什麼千百萬人還要這樣做呢？

這是因為不可避免地需要這樣做，因為人們這樣做，是在實行天然的動物學的規律，就像蜜蜂到了秋天實行這條規律互相殘殺，雄性動物按照這條規律也這樣做一樣。這個可怕的問題不可能有另一個答案。

這個真理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是每個人天生就知道的，如果沒有另一種感覺和意識使他相信他在任何時刻採取任何行動時都是自由的，那麼就不必要再加以證明了。

從一般的觀點考察歷史，我們無疑會相信各種事件所遵循的永恆的規律。而從個人的觀點來考察，我們就會有相反的看法。

一個殺人的人，下令渡過涅曼河的拿破崙，您和我，在提出服役的申請和在舉起手又放下手時我們大家無疑都深信，我們的每一個行為都是以合理的原因和我們的個人意願為依據的，這樣做或那樣做都是由我們決定的，這種看法為我們所固有，而且我們很珍視它，儘管歷史的論據和罪行的統計使我們相信別人的行動是不由自主的，我們仍推而廣之，把我們的所有的行動看做是按照我們自由的意識進行的。

矛盾看來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我在採取一個行動時深信我是按照自己個人的意願行事的；而從參與人類共同生活的角度來看（從其歷史意義來看），我相信這個行為是預先註定的和不可避免的。那麼，錯誤在哪裡呢？

人在回顧往事時似乎有一種能立刻用一系列所謂的自由的推斷去配合發生的事實的能力，心理學對這種能力進行觀察的結果（這一點我打算在另一個地方比較詳細地講一講），證明在完成某一系列的行為時認為人的自由意識在起作用的看法是錯誤的。但是同樣的心理學觀察結果又證明有另一類行為，其中自由的意識不是基於回憶的，而是霎時間的，無疑存在的。不管唯物主義者說什麼，我無疑可以完成某個行動，或者當這行動只涉及我一個人時可以不完成它。我現在無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舉起手和放下手的。我現在可以停止寫字。您現在可以停止讀書。毫無疑問，我現在只按照我的意志，越過任何障礙心往神馳地想起美洲或者想起任何數學問題。我可以在空中舉起手和有力地放下手來體驗自己的自由。我這樣做了。但是我身旁站著一個孩子，我把手舉到他頭上，想用同樣的力量朝孩子放下手去。我不能這樣做。一隻狗撲向孩子，我不能不舉起手去把狗轟走。我在佇列裡，不能不跟著團隊的步子走。在作戰時我不能不和自己的團隊一起去衝鋒，當我周圍的人都在逃跑時又不能不逃跑。我作為被告的辯護人站在法庭上，不能不說話或者不知道我將要說什麼。當什麼東西朝我的眼睛砸來時，我不能不眨眼。

總之，有兩類行為。一類以我的意志為轉移，另一類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這種產生矛盾的錯誤的出現，只是由於我把自由的意識用來說明我的那些與別人共同完成的、依從於別人和我的共同意願的行為，這是不對的，因為自由意識只是合理地伴隨著與我有關以及與我的最抽象的存在有關的各種行為。要確定自由與依從性的界線是很困難的，確定這個界線是心理學的重要的和惟一的任務；但是在觀察我們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依從性的表現的條件時不能不看到，我們的活動與別人的活動的聯絡愈是抽象、因而愈不緊密時，它就愈自由，相反，我們的活動與別人的聯絡愈緊密，它就愈不自由。

與別人的最大的、最緊密的、最沉重和最經常的聯絡就是支配別人的所謂權力，這權力的真正意義只是對別人的最大依從性。

不知道這是否是錯的，而我在寫作過程中完全相信這一點，自然我在描寫一八○七年的歷史事件、尤其是在描寫特別突出地表現出先定論規律的一八一二年的歷史事件時，不能把那些覺得自己支配著事件的人的活動寫得那麼有意義，其實他們作為一個人的自由活動要比事件的其他參加者都少。我對這些人的活動感興趣，只是因為它可以用來形象地說明那個我認為支配著歷史的先定論規律，還可用來說明一個心理學的規律，這規律常常促使完成最不自由的行為的人在回顧往事時在自己的想象中虛構出一系列旨在向他證明他的自由的結論。

列夫·托爾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