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發表這部我在優越的生活環境裡花了五年連續不斷的非常艱苦的勞動寫出的作品時，想在它的序言裡講一講我對它的看法，作一些說明以防止在讀者當中可能產生的誤解。我希望讀者不要在我的書裡去看和尋找我不願意或不善於表達的東西，而去注意我想要表達、但是（由於作品的條件所限）我認為不便於說的東西。無論是時間還是我的本領都不允許我完全做完我有意要做的事，現利用一家專門雜誌熱情提供篇幅的機會，對那些可能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們簡略地講一講作者對自己的作品的看法。

一、《戰爭與和平》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這不是長篇小說，更不是長詩，也更不是歷史紀事。《戰爭與和平》是作者想要而且能夠用表達它的形式所表達的東西。作者這樣宣佈自己輕視散文藝術作品的通行的形式，如果是蓄意這樣做的而且沒有先例的話，會使人覺得過於自信。其實從普希金時代以來的俄國文學史不僅提供了許多這樣背離歐洲形式的例項，而且甚至沒有一個相反的例子。從果戈理的《死魂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在俄國文學的新時期沒有一部稍不平庸的散文藝術作品可以完全納入長篇小說、長詩或中篇小說的形式中去。

二、在小說第一部分發表後，某些讀者對我說，我的作品裡時代的特徵表現得不夠明確。對這個指責我將提出以下不同意見。我知道人們在我的小說中沒有找到的特徵是什麼——這就是農奴制的悲慘景象、把妻子關在家裡和鞭打成年兒子的現象、薩爾蒂科娃的殘酷等等；那個時代的這一尚留在我們的頭腦裡的特徵，我認為是不正確的，也不想加以表現。我在閱讀各種書信、日記和研究各種傳說時，沒有發現當時那種蠻橫殘暴的景象比我現在或別的任何時候看到的更加嚴重。在那時人們也是那樣戀愛、嫉妒、尋求真理、行善、有各種情慾；智力活動和精神生活也同樣地複雜，在上層有時甚至要比現在更為高雅。如果我們思想上認為那個時代的特徵是專橫和粗暴的話，那麼這僅僅是因為我們通過傳說、筆記和各種小說知道的只是暴力和專橫的突出事例。得出當時的主要特徵是專橫的結論，就像一個人隔著山只看見樹梢便得出這個地方除了樹以外什麼也沒有的結論一樣，都是不對的。那時有這樣一個特徵（如同每個時代都有特徵一樣），這特徵是由於上層與其他階層更加疏遠，由於佔統治地位的哲學，由於教育的特點，由於說法語的習慣等等而產生的。我盡我所能努力地加以表現的就是這個特徵。

三、關於俄國作品裡使用法語的問題。在我的作品裡，為什麼不僅俄國人說話，而且法國人說話一部分用俄語，一部分用法語？責備俄國書裡的人物用法語說話和寫東西，就像一個人看著一幅畫，發現上面有現實中沒有的黑色斑點（陰影）就提出指責一樣。某些人覺得畫家在畫上畫的陰影是現實中並不存在的黑色斑點，這並不是畫家的過錯；畫家只有在這些陰影畫得不準確和太粗糙時，才有過錯。我在表現本世紀初的那個時代，在描寫一定階層的俄國人，描寫拿破崙以及那些直接參與那時的生活的法國人時，不由自主地過分迷戀於表達那種法國思維方式的形式。因此，我在不否認我畫的陰影可能不準確和太粗糙的同時，只希望那些覺得拿破崙時而說俄語時而說法語很可笑的人知道，他們之所以這樣覺得，只是因為他們作為看畫像的人，看到的不是帶有明暗的臉，而是鼻子底下的黑色斑點。

四、書中人物的姓氏——鮑爾康斯基、德魯別茨科依、比利賓、庫拉金等——與著名的俄國人的姓氏相似。我在把非歷史人物和歷史人物放到一起時，覺得讓拉斯托普欽伯爵同普龍斯基公爵、同斯特列利斯基或其他虛構的複姓或單姓的公爵或伯爵說話聽起來總有點彆扭。鮑爾康斯基或德魯別茨科依，雖然不是沃爾康斯基和特魯別茨科依，在俄國貴族的圈子裡聽起來比較熟悉和自然。我沒有那種給所有人物想出像別祖霍夫和羅斯托夫那樣的聽起來比較順耳的姓氏的本領，為解決這個難題，只好使用俄國人最熟悉的名字，只改動其中的一兩個字母。如果虛構的名字與真人的名字的相似之處使某些人產生這樣的想法，認為我要描寫某一個真實的人，那麼我將感到非常遺憾；這尤其是因為那種描寫現在或過去的真人真事的文學活動與我從事的文學活動毫無共同之處。

瑪·德·阿夫羅西莫娃和傑尼索夫是僅有的兩個人物，我不由自主地和輕率地給他們取了接近於當時上流社會的兩個特別有代表性的和可愛的真實人物的名字。這是我的錯誤，這錯誤是這兩個人物的特殊的代表性造成的，但是在這方面我的錯誤只限於安排了這兩個人物；讀者大概會同意，這兩個人物與現實毫無相似之處。所有其餘的人物都是虛構的，我在寫他們時甚至沒有傳說中的或現實中的原型。

五、關於我在描述歷史事件時與歷史學家們的說法的分歧問題。這分歧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會產生的。歷史學家和藝術家在描述某個歷史時代時有完全不同的物件。歷史學家如果在寫歷史人物時試圖寫出他的完整性以及他與生活的各個方面的關係的全部複雜性，那是不對的；同樣，藝術家如果總是表現人物的歷史作用的話，那麼他就完成不了自己的任務。庫圖佐夫並不總是騎著白馬，手裡拿著望遠鏡，指著敵人。拉斯托普欽並不總是舉著火把去燒沃羅諾沃村的房子（他甚至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瑪麗亞·費多羅夫娜皇太后並不總是身披銀鼠皮斗篷站著，一隻手按在法典上，可是在民眾的想象裡他們都是這樣的。

歷史學家認為，從抱有某種目的的人所產生的作用來看，存在著英雄；而藝術家則認為，從這個人與生活的各個方面相適應的情況來看，不可能而且也不應該有英雄，應該有一般的人。

歷史學家有時歪曲真相，把歷史人物的所有行動歸到他加到這個人物身上的思想名下。藝術家則相反，認為這種思想的單一性本身與自己的任務相矛盾，他竭盡全力想要理解和表現的不是著名活動家，而是一般的人。

在事件本身的描述中，區別顯得更為突出和重要。

歷史學家與事件的結果打交道，而藝術家則與事件的事實本身打交道。歷史學家在描述戰役時說：某某部隊的左翼向某某村莊推進，擊退了敵人，但是被迫撤退；於是騎兵發起了衝鋒，取得了勝利，如此等等。歷史學家只能這樣說。可是在藝術家看來，這樣的話毫無意義，甚至不觸及事件本身。藝術家或是憑自己的體驗，或是根據人們的書信、筆記和講述，得出關於所發生的事件的看法，而歷史學家所作的關於某某某某部隊的活動（例如某個戰役）的結論，常常是與藝術家的結論相反的。所得的結果的差異是由於兩者汲取資料的來源有所不同。對歷史學家來說（又以戰役為例），主要來源是個別指揮官和總司令的報告。藝術家不可能從這些材料中汲取任何東西，這些材料既不能告訴他什麼，也不說明什麼。不僅如此，藝術家發現其中少不了謊言，便棄置不顧。更不用說，敵我雙方對每個戰役的描述幾乎任何時候都是完全相反的；在對戰役的每一種描述中都少不了謊言，這謊言的產生，是由於需要用幾句話描述成千上萬人的行動，而這些人又分散在幾俄裡的地方，並且由於恐懼和羞恥以及在死亡的威脅下精神上處於極其激動的狀態。

在描述戰役時常常這樣寫道，某某部隊被派去攻打某某據點，然後奉命撤退等等，彷彿認為那種在練兵場上使幾千人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的紀律，能在進行你死我活的戰鬥的地方起同樣的作用。任何上過戰場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對的；而作戰報告是根據這種看法寫成的，戰鬥的描述又以這些報告為依據。如果您在戰役結束時立刻去走訪所有部隊，哪怕在第二天，第三天去，在報告尚未寫好之前去，問一問所有計程車兵，問一問高階的和低階的指揮官，叫他們說戰鬥的情況如何；他們就會對您講所有這些人的體驗和見聞，您就會產生一種雄偉的、複雜的、無限多樣的和沉重的、模糊的印象；您不會從任何人那裡，尤其不會從總司令那裡瞭解到整個戰鬥是如何進行的。但是過了兩三天後報告開始送上來了，能說會道的人開始講述他們沒有看見的事；最後寫了一個總的報告，根據這個報告形成了軍隊的總的意見。每個人都輕易地拋掉了自己的懷疑和問題，接受了這種不符合事實的、然而是清楚的和常常令人感到滿意的看法。過一兩個月您去問參加戰役的人——您從他的敘述中已感覺不到像以前那樣的原始的生活素材，他只照作戰報告對您說。許多還活著的參加過波羅金諾會戰的聰明的人就是這樣對我講這次戰役的。大家說得都一樣，大家都是照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照葛令卡等人的不正確的描述講的；雖然講述的人相互之間相隔好幾俄裡，但是就連他們講的細節也都是一樣的。

在塞瓦斯托波爾失守後，炮兵司令克雷扎諾夫斯基給我送來了所有炮臺的炮兵軍官寫的報告，請我根據這二十多份報告起草一份總報告。可惜我沒有把這些報告抄下來。這是那種用來起草報告的天真的、不可或缺的軍事謊言的最好樣式。我認為，我的許多當年寫這些報告的同事們讀到我的這些話，回想起那時如何奉長官的命令寫那些他們不可能知道的事，一定會發笑的。所有經歷過戰爭的人都知道，俄國人如何善於在戰場上做應做的事，如何不善於用必不可少的誇口和撒謊的語氣描述這些事。大家都知道，在我們的軍隊裡，做這種寫作戰報告和彙報之類的事情的大多是非俄羅斯人。

我說所有這些話，是為了說明在為軍事史學家提供材料的作戰報告不可避免地會有謊言，從而說明藝術家和歷史學家在理解歷史事件上常常會有分歧。但是，除了在敘述歷史事件上不可避免的謊言外，我在那些研究我感興趣的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那裡看到一種辭藻浮誇的特殊語言風格（這大概是因為習慣於把事件分門別類、進行簡短的敘述和考慮到各種事件的悲劇色彩的緣故），在這樣的語言裡謊言和歪曲不僅出現在事件的敘述上，而且出現在對事件的意義的理解上。在研究梯也爾和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所寫的關於這個時代的那兩部主要的歷史著作時，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怎麼會出版這兩本書，怎麼會有人閱讀它們。且不說它們在敘述同一些事件時用的是最嚴肅、最深沉的語氣，引用的是截然相反的材料，我在這兩位歷史學家的書裡看到這樣一些奇怪的描述，想起這兩本書是記述那個時代的僅有的文獻，擁有千百萬讀者，這時不知道是應該笑還是應該哭。這裡只舉著名歷史學家梯也爾的書中的一個例子。他在講述拿破崙如何隨身帶了俄國假幣時說：「他用與他和法國軍隊相稱的做好事的辦法擴大這些錢幣的使用範圍，下令給房屋被燒者發補貼。但是由於食品太貴，不能發給大多懷有敵意的異國人，拿破崙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發錢給他們，讓他們到別的地方去弄食物；於是他下令給他們發紙盧布。」

這段話即使不能說是不道德的，那也簡直是毫無意義的，單獨聽起來會使人目瞪口呆；但是它在整本書裡並不使人感到奇怪，因為完全符合總的辭藻浮誇的、得意洋洋的、但沒有任何直接意義的風格。

總之，藝術家和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完全不同的，我的書在描寫各種事件和人物上與歷史學家的分歧，不應使讀者感到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