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小說通過具體事例寫他的軍事才能和洞察事變程式的能力，寫他在一八○五年如何設法拯救俄國軍隊，如何在奧斯特利茨戰役前就預見到俄奧聯軍必遭失敗，如何斷定波羅金諾會戰是一大勝利和喪失莫斯科並不等於喪失俄國，如何預見到法國軍隊必遭覆滅。作者強調他之所以能做到這樣，不僅是由於他的智慧和經驗，而更重要的，是由於他與人民群眾有血肉的聯絡以及對他們的意志和願望有深刻的瞭解。
作者在寫庫圖佐夫時，一方面說他主張一切任其自然，把「耐心和時間」作為信條，表現了他的某種消極無為的特點，但是另一方面又寫他積極干預事變程式，寫他的堅強的決心和勇敢無畏的精神。他在波羅金諾會戰正酣時怒斥錯誤估計形勢、驚慌失措的沃爾佐根，下達明天發起進攻的命令；他在菲利軍事會議上力排眾議，敢於承擔責任，決定放棄莫斯科；他在拿破崙派洛里斯東前來求和時堅決予以回絕，斬釘截鐵地說，「如果把我看做任何和談的發起人，我將受到詛咒。我國人民的意志就是如此」。此外，他在法軍敗退期間，反對多數人的意見，甚至拂逆皇上的意志，主張「不進行徒勞無益的戰鬥，不發動新的戰爭，不越過俄國的邊界」。總的來說，作者力圖把庫圖佐夫描繪成一個「樸實、謙遜、因而真正偉大的人物」。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出場的次數要比拿破崙和庫圖佐夫少些。小說先寫了他參加奧斯特利茨戰役以及後來與拿破崙在蒂爾西特會晤的情況，接著寫他在衛國戰爭爆發後在維爾納和德里薩營地的活動，然後又寫他被「恭請」離開軍隊到莫斯科去「鼓舞民眾鬥志」，最後寫他在俄軍追擊法國人時又到了維爾納的軍隊裡。一八一二年的重大事件他幾乎都沒有參與。作者直截了當地說：「在人民戰爭期間，這個人物無所作為，因為不需要他。」小說中的亞歷山大一世是一個雖具有吸引人的外表，但是沒有主見、愛好虛榮和軟弱無能的人，喜歡扮演自由主義者和祖國救星的角色。作者通過智力有限和思想守舊、然而非常熱情的尼古拉·羅斯托夫和他那尚不諳世事的十五歲的弟弟彼佳的感受來寫對皇上的熱烈崇拜之情，這種寫法的高明之處，在於它既表達了當時一般人的感情，又對這位最高統治者進行了巧妙的諷刺。
此外，小說還寫了當時的一些文臣武將，作者用肯定和讚揚的筆調寫巴格拉季翁、多赫圖羅夫、科諾夫尼岑等人，而對多爾戈魯科夫、阿拉克切耶夫、本尼格森、葉爾莫洛夫、拉斯托普欽等人則進行了揭露和諷刺。
有人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藝術形象不完全符合他們的本來面目這一點提出批評。其實這在藝術作品裡是常見現象。藝術形象的塑造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必然會受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影響。例如小說中拿破崙的歷史作用的被否定和庫圖佐夫的某種消極無為的表現，就是這樣造成的。但是藝術真實非即歷史真實，藝術形象與歷史人物本身是有所區別的。一個歷史人物的藝術形象只要有實際生活的依據，生動逼真而富有感染力，具有認識意義和藝術價值，就應該肯定。
在虛構人物當中，屬於貴族階級者居多。根據俄羅斯學者的研究和考證，許多比較重要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例如，老鮑爾康斯基公爵的原型是作者的外祖父尼古拉·謝爾蓋耶維奇·沃爾康斯基公爵，瑪麗亞公爵小姐的原型則是作者的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老羅斯托夫伯爵的性格與作者的祖父伊里亞·安德烈耶維奇·托爾斯泰伯爵有相似之處，而老伯爵夫人的原型則是他的祖母。在尼古拉·羅斯托夫身上有作者的父親的特點，而娜塔莎·羅斯托娃的形象則主要是根據作者的小姨子塔季雅娜·安德烈耶夫娜·貝爾斯塑造的。傑尼索夫的原型是著名詩人和游擊隊員達維多夫，阿赫羅西莫娃的原型則為奧夫羅西莫娃。此外，就連多洛霍夫、布里安娜小姐等人物也都各有其原型。在重要人物當中似乎只有安德烈公爵和皮埃爾沒有比較明顯的原型，據英國小說家和劇作家毛姆推測，托爾斯泰在這兩個人身上把自己寫了進去，因為他意識到自己身上的種種矛盾，便利用自己這一個模特兒創造了兩個相反的人物。這種推測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托爾斯泰在《關於〈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幾句話》裡曾這樣說：「如果虛構的名字與真人的名字的相似之處使某些人產生這樣的想法，認為我要描寫某一個真實的人，那麼我將感到非常遺憾；這尤其是因為那種描寫現在或過去的真人真事的文學活動與我從事的文學活動毫無共同之處。」接著他又說：「瑪·德·阿夫羅西莫娃和傑尼索夫是僅有的兩個人物，我不由自主地和輕率地給他們取了接近於當時上流社會的兩個特別有代表性的和可愛的真實人物的名字。這是我的錯誤，這錯誤是這兩個人物的特殊的代表性造成的，但是在這方面我的錯誤只限於安排了這兩個人物；讀者大概會同意，這兩個人物與現實毫無相似之處。所有其餘的人物都是虛構的，我在寫他們時甚至沒有傳說中的或現實中的原型。」
這裡托爾斯泰否認它在《戰爭與和平》裡除歷史人物外所寫的人物都是真人，他這樣說無疑是對的，這些都是虛構人物，是他塑造的藝術形象。可是他不知何故除了承認傑尼索夫和阿赫羅西莫娃這兩個人物有原型外，否認其他人物有原型，這就不符合事實了。根據有關他的家族的傳說和同時代人的回憶，他筆下的某些人物無論就生活經歷和性格特點來說，與他的一些前輩和親戚朋友有許多相似之處，他自己也曾說過某個人物是照某某人寫的這樣的話。例如，他在談到娜塔莎的形象的塑造時曾說過：「我取了塔尼婭（即塔季雅娜·安德烈耶夫娜·貝爾斯。——引者），把她搗碎與索尼婭（即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托爾斯泰婭。——引者）攪和在一起，寫出了娜塔莎。」不過就性格特點來說，娜塔莎更接近於前者。根據莫申的回憶，托爾斯泰在許多年後說過：「我經常照著真人寫。以前就連草稿上的人物的姓名也是真的，為的是把那個我照著寫的人記得更加清楚……我認為如果直接照某一個人寫，結果將會很不典型，會得出某種個別的、特殊的和毫無意思的東西。而需要從某個人那裡取其主要的性格特點，而以觀察到的另外一些人的性格特點加以補充。這樣就會是典型的。為了創造一個特定的典型，需要觀察許許多多同類的人。」這裡托爾斯泰把某些人物形象的塑造過程說得比較全面，承認有原型，同時指出必須用另一些人的性格特點加以補充。同時應當指出，《戰爭與和平》裡相當多的人物似乎沒有明顯的原型，例如瓦西里·庫拉金公爵一家人就是如此，這些人物形象大概是作者博採他在上流社會觀察到形形色色的人的特點加以提煉和綜合而塑造出來的。由此可見，托爾斯泰塑造人物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
托爾斯泰塑造的許多貴族的形象，一個個色彩鮮明，個性突出。其中的多數人屬於上面提到過的鮑爾康斯基公爵、羅斯托夫伯爵、別祖霍夫伯爵、庫拉金公爵等四大家族。老鮑爾康斯基公爵是葉卡捷琳娜時代的老臣，性情固執，甚至有些怪癖，獨斷專行，是一位嚴厲的老爺。但是他熱愛故鄉的土地，有一顆愛國之心。老羅斯托夫伯爵的性格則有所不同。他心腸很軟，善良而又輕信，慷慨大方，是一個十足的老好人。他因管理不善和揮霍無度而使家業衰敗，常常為此而進行自責。瓦西里·庫拉金又是一種人。這是一個佩戴著幾枚星章的大官，為人虛偽，假仁假義，見風使舵，毫無原則，反覆無常，是一個典型的政客。他貪婪自私，為獲取名利不擇手段，例如為獲取老別祖霍夫伯爵的遺產參與竊取遺囑的勾當，後又使用手腕迫使皮埃爾娶自己的女兒。老別祖霍夫伯爵是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寵臣，小說裡只寫他的死，對他的性格未作充分的揭示。
在年輕一代的人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烈·鮑爾康斯基公爵和皮埃爾·別祖霍夫伯爵。這兩個人就外表、經歷、性格、氣質和對生活的看法來說，都有很大的不同。安德烈公爵身材不高，面貌英俊，表情嚴肅冷淡，有頭腦，博學多識，有精神需求，對上流社會的生活感到厭倦，在這一點上似乎與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有些相似。他有功名心，曾一心想建功立業。幻想遭到破滅後陷入過失望和厭世。後來重新振作起來，參加了斯佩蘭斯基的改革。一八一二年投入了保衛祖國的戰鬥，在波羅金諾會戰中受重傷，不久死去。皮埃爾是老別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在巴黎受的教育，他高大肥胖，經常帶著一副漫不經心的神情。他為人正直、善良，喜歡進行思考，可是意志薄弱，缺乏辦事能力。他不滿足於過上流社會的生活，可是又經不起它的誘惑。他不斷地探索著生活的真諦，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曾在慈善事業中，在共濟會中，在上流社會的消遣中，在酒杯中，在自我犧牲的英雄業績和愛情中尋求安寧和內心的和諧，結果都是失望。衛國戰爭中，他親臨波羅金諾戰場，與普通士兵有了接觸，產生了做一個士兵的願望。在敵人佔領後的莫斯科為衛護一個亞美尼亞女人而被捕後，歷經磨難，最後被游擊隊救出。在《尾聲》裡皮埃爾和娜塔莎結了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是他看到社會政治情況很糟，覺得有義務儘自己的力量阻止局勢這樣發展下去，於是參加早期十二月黨人的活動。儘管安德烈公爵和皮埃爾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兩人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都不願遵循現行的生活準則，有精神和道德上的追求，都有接近和了解人民群眾的願望。根據小說《尾聲》中所寫，皮埃爾可能成為十二月黨人，安德烈公爵如果不死，也可能像他一樣。這可由這樣的一段話來證明。安德烈公爵的兒子尼科連卡問皮埃爾：「要是爸爸在世，他會同意您的看法嗎？」皮埃爾回答說：「我想他會同意的。」而尼科連卡表示一定要做出連他的父親也滿意的事，這說明他將繼承父志，也許五年後會成為一個年輕的十二月黨人。根據魯薩諾夫回憶，他曾問托爾斯泰，尼科連卡是否會在十二月黨人時代出現，托爾斯泰表示肯定。
在安德烈公爵和皮埃爾希望脫離上流社會的環境和改變自己生活時，鮑里斯·德魯別茨科依和貝格卻一心一意地想擠到那個社會中去。鮑里斯出身於破落貴族家庭，他的生活目的就是安排好自己，爭取好的前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便去接近和迎合那些地位比他高而可能會對他有用的人。為了得到陪嫁，向他並不愛的朱麗求婚。著名批評家皮薩列夫把他稱為「上流社會的莫爾恰林」。利夫蘭的無名小貴族的兒子貝格具有德國人的精明，服役時斤斤計較職位的高低和餉銀的多少。他追求的目標是「一切完全和別人那裡一樣」，他說的「別人」指的就是當時的達官貴人。關於他家舉行晚會的描寫令人發噱，而他在莫斯科即將放棄的兵荒馬亂之際買便宜貨，請求伯爵派人替他運送的做法使人厭惡。這裡要順便提一下瓦西里·庫拉金公爵的兩個寶貝兒子：冥頑不靈、幾乎達到白痴程度的伊波利特和卑劣膽小、腐化墮落的阿納託利，他們完全是社會的寄生蟲。
尼古拉·羅斯托夫與上述兩類人都不一樣。一方面，他正直俠義，珍惜名譽，熱情而愛衝動，另一方面他思想簡單，目光短淺，不善於思考，「凡是沒有被所有人認可的事，他怎麼也不會同意」。像他這樣的人最後只能成為舊的生活秩序和舊傳統的維護者。在小說《尾聲》裡他在聽皮埃爾講秘密組織的活動時激動地說：「如果你成立秘密團體反對政府，不管這政府怎麼樣，我知道我的天職是服從這個政府。如果現在阿拉克切耶夫要我率領一個騎兵連彈壓你們——我一秒鐘也不會猶豫，立即去執行命令。」他像他自己說的那樣為了讓兒女們不去要飯，整頓好了家業，博得了「好東家」的名聲。可見，他走的是一般貴族的老路。在整個貴族階級正在走向腐朽沒落時，這種重振家業的描寫也許只是作者的一種希望而已。
小說中居於年輕的女主人公的一端的是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在另一端的是埃萊娜·庫拉金娜。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的性格也截然不同。娜塔莎天真爛漫，自然率直，感情外露，容易衝動。父親說她是「急性子」，阿赫羅西莫娃稱她「哥薩克」，而傑尼索夫又叫她「女魔法師」。在她的愛情生活中出現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她的這種性格的表現。如上所說，她在思想感情上是與平民百姓相通的，有俄羅斯人的民族感情。在小說的《尾聲》中娜塔莎變成一個只顧生兒育女和照顧丈夫的賢妻良母型的女人。有的論者認為作者這樣寫反映了他對婦女解放運動的懷疑態度，違背了女主人公性格發展的邏輯。其實娜塔莎的這種變化並不奇怪，這是符合她的性格和有生活依據的。像她這樣的人還有可能再次發生變化。可以作這樣的設想，如果皮埃爾在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那麼娜塔莎有可能像歷史上的某些十二月黨人的家屬一樣，拋棄家庭，跟隨丈夫去西伯利亞。
瑪麗亞公爵小姐與娜塔莎相反，性格內向，思想感情隱而不露，有時只能從她的那雙閃閃發光的眼睛裡窺見她內心的秘密。她信仰上帝，對一般窮人有特殊的仁愛之情。她默默地忍受著家庭生活環境的折磨，表現出了很強的道德責任感以及體諒別人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她有豐富的內心生活，有得到愛情和享受生活樂趣的熱切願望，但是常常剋制著自己。她在碰到羅斯托夫後，才逐步把自己的豐富精神世界在他面前展現出來，使得觀察能力不強的羅斯托夫，也對她的特殊的、精神的美感到驚訝。
埃萊娜徒有漂亮的外貌，但是空虛，愚蠢，放蕩。皮埃爾曾對她說：「只要您到哪裡，哪裡就出現道德敗壞和罪惡的行為。」這句話非常概括地說明了埃萊娜的為人。在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與埃萊娜之間還有像小公爵夫人、薇拉·羅斯托娃、朱麗·卡拉金娜這樣一些人。她們既無高尚的志趣，也無深刻的思想，更無精神上的追求，習慣於上流社會的那種空虛無聊的生活。
上面提到過，小說中塑造了一批下層人物的形象。首先這裡要指出的是，托爾斯泰塑造兩個下級軍官的生動形象，一個是季莫欣，另一個是圖申。他們兩人都貌不驚人，外表似乎不招人喜歡，在上司面前羞怯靦腆，可是作戰勇敢，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其次，小說塑造了一些農民的形象，例如羅斯托夫伯爵家的那個並不惟命是從而且感到自己比老爺們強的馴犬師達尼洛、老鮑爾康斯基公爵的僕人吉洪、傑尼索夫的僕人拉夫魯什卡、游擊隊員吉洪·謝爾巴特等，其中吉洪·謝爾巴特的形象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說他是勞動人民的聰明機智和勇敢的化身。小說還寫了一個名叫普拉東·卡拉塔耶夫的農民，他的特點是逆來順受，寬恕一切，相信事物發展的程式都是預先安排好的。這個人物反映了俄國宗法制農民的某些特點，與吉洪·謝爾巴特形成鮮明的對照。從卡拉塔耶夫身上可以看到作者後來的那種勿以暴力抗惡的思想的萌芽。但是總的說來，小說中行動積極的農民形象佔有多數。在《戰爭與和平》最初的構思中並沒有卡拉塔耶夫這個人物，後來作者把他加進去並在他身上花了相當多的筆墨，讓他給正處於緊張的精神探索中的皮埃爾以啟示，想必是有深刻用意的。這個形象的塑造表明作者的世界觀正在醞釀著新的變化，預示著他後來將站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
在《戰爭與和平》的由幾百個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構成的形象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是歷史人物拿破崙、庫圖佐夫和虛構人物安德烈公爵、皮埃爾·別祖霍夫、尼古拉·羅斯托夫、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這些人物貫穿於整個敘事的始終，承擔著作品的思想重荷，支撐著各條情節線索。他們相互之間以及他們與周圍的其他人物之間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以他們為主角演出了一幕幕悲劇、喜劇和悲喜劇，他們和他們周圍的其他人物的活動編織成了一個個生動逼真的歷史畫面。他們是這部史詩性作品的主要主人公。
四
《戰爭與和平》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它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在於它的真實性。為了真實地描寫重大歷史事件和各個歷史人物，傳達出那個特定的時代的「氣味和聲音」，托爾斯泰在創作前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他親自動手和發動親戚朋友收集材料，查閱檔案，與有關事件的參加者和目擊者交談，進行實地考察。他曾在《關於〈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幾句話》一文裡說過：「在我的小說裡，在歷史人物說話和行動的地方，我都沒有進行虛構，而利用了各種材料，我在寫作時積累了一大批書籍，我認為沒有必要在這裡列舉這些書的書名，但是我隨時可以援引這些書裡的話。」這段話絕非虛誇。在他的藏書中，有關的書刊就有七十四種，此外還有一些書刊他使用過而沒有儲存下來。在這些書刊中，有一類是史書，其中包括軍事史家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描述一八○五年到一八一二年的歷次戰爭和一八一四年遠征法國的史書、波格丹諾維奇的《根據可靠史料奉旨撰寫的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史》、梯也爾的《執政府和帝國時代的歷史》和《帝國的歷史》以及達維多夫、葉爾莫洛夫、葛令卡、希什科夫、日哈列夫、梅斯特爾、拉普、拉斯卡斯等人的筆記和回憶錄等等。托爾斯泰對官方文獻和欽定史書抱懷疑態度，認為其中有「不可避免的謊言」，因此非常看重事件的參加者和目擊者的筆記和回憶錄。
托爾斯泰根據所掌握的史料，把大量歷史事件和歷史事實寫進了小說。它強調在對待歷史事實上藝術家的做法應與歷史學家有所區別。他曾在一八五三年的日記中說過：「每一個歷史事實都必須從人的角度進行解釋，避免歷史的陳詞濫調。」也就是說，他認為藝術家應從表現人的目的出發對歷史事實進行審美的掌握，然後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把這些事實表現出來。在他筆下的各種歷史事件一方面有史料作為依據，敘事上具有編年史的精確性，另一方面他又在深切感受的基礎上發揮想象，對史料進行藝術的加工和處理，因此描繪出來的畫面既真實可信，又鮮明生動，同時揭示出了事件的某些本質方面。例如，小說在寫奧斯特利茨戰役和波羅金諾會戰時，主要事實、戰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雙方軍隊的數量、參戰部隊的番號、指揮官的姓名、作戰部署和總司令的命令等等，均取自史書的記載和其他材料，完全符合實際情況。但是作者經過對史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對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獨特看法和評價，並根據這種看法和評價運用藝術手段進行了描述。這就從歷史的真實提高到了藝術的真實。我們可以從兩次戰役的藝術描寫中體察到它們之間的某種本質上的區別。對其他重大事件（例如俄法兩國皇帝的蒂爾西特會晤、斯佩蘭斯基的改革、斯摩稜斯克的失守、莫斯科的大火、游擊戰爭等）的描寫也都參照了各種史料，或者有各種史料作為佐證，因而也都是符合歷史真實的，同時這又是作者所創造的藝術真實的體現。
托爾斯泰不僅重視廣闊的歷史畫面的真實性，而且重視細節的真實性。有時每一件具體的事，每一個不大的場景，甚至人物的某個行為或某一句話都有史料記載的事實作為依據。例如，亞歷山大一世在奧斯特利茨戰役時責問庫圖佐夫為何不開始進攻和庫圖佐夫的回答以及這次戰役後拿破崙與俘虜的談話是根據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洛夫斯基書中的記載寫的；莫斯科貴族在英國俱樂部設宴歡迎巴格拉季翁的場面有日哈列夫的筆記作為依據；上面提到過的拿破崙與拉夫魯什卡的談話是按照梯也爾書中的記載改寫的；拿破崙在波羅金諾會戰前早晨梳洗著裝和看兒子畫像的場面分別取自拉斯卡斯的《聖赫勒拿回憶錄》和博塞的回憶錄。又如，托爾斯泰在寫到亞歷山大一世在莫斯科克裡姆林宮進餐時，有一個他向群眾扔餅乾的細節。他這樣寫曾遭到維亞澤姆斯基的指責，被說成是對皇上的誹謗。托爾斯泰在給巴爾捷涅夫的信中為自己辯護，指出這個細節並不是他的虛構，而取自葛令卡獻給皇上的書。大概托爾斯泰記憶有誤，這個細節不取自葛令卡的《一八一二年的筆記》一書，而取自梁贊採夫的《一八一二年法國人在莫斯科的情況的目擊者的回憶》。不過在梁贊採夫的書中亞歷山大一世向人群扔的是水果，托爾斯泰改為扔餅乾。類似的根據實際材料進行細節描寫的例子還可舉出不少。
總之，托爾斯泰在寫一八一二年戰爭時，堅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來表現這段歷史的原則，反對任意的編造，力求達到所寫事實的準確性，同時根據自己的觀點對歷史事實進行藝術闡釋和藝術表現，第一次通過藝術形象和藝術畫面把這場戰爭描繪成保衛祖國的人民戰爭，這樣寫是完全符合歷史真實的。這是托爾斯泰的一大發現，也是他的一個功績。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裡，在描繪廣闊的歷史畫面和日常生活場景的同時，十分重視人物的內心世界的揭示。翻開這部小說，隨處可以看到大量的心理描寫。作者在展示各種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活動的同時，著重寫他們在特殊的環境裡，在生活發生變故的情況下，在人生的某個關鍵時刻和緊要關頭，在面臨重大抉擇時內心的矛盾和鬥爭。他不孤立地進行心理描寫，而把它與客觀環境的變化和各種事態的發展的描寫緊密結合在一起。
托爾斯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顯示出心理分析的才能。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評論他的《童年》、《少年》和《戰爭小說集》時曾經指出他的心理分析的特點，說他「最感興趣的是心理過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規律，用特定的術語來說，就是心靈的辯證法」。也就是說，托爾斯泰特別注意揭示不同人物內心的矛盾和鬥爭的不同表現，善於描述從一種心理狀態到另一種心理狀態的過渡，說明心理變化的原因和規律。在《戰爭與和平》裡托爾斯泰的心理分析技巧更加圓熟並且已最後定型。他運用這種方法，成功地畫出了某些正面人物在道德精神探索過程中的思想感情變化的曲線。例如書中對安德烈公爵在奧斯特利茨戰役前後的心理變化，對他隨後出現的消極情緒和後來精神的復甦，對他在愛情出現波折後的痛苦心情以及在衛國戰爭爆發後的精神狀態，最後對他在受傷後直到臨死前的各種思緒，都作了細緻的描述。其中關於他受傷後躺在奧斯特利茨戰場上仰望無限高遠的天空覺得萬事皆空的心情的描寫，還有關於他在從奧特拉德諾耶回程的路上看到長出新葉的老橡樹而產生的喜悅和永珍更新的春天感覺的描寫，被公認為心理描寫的出色篇章。小說對經歷了各種艱難困苦、體驗了死亡的恐懼的皮埃爾的思想和心理變化過程也寫得非常詳盡。
托爾斯泰的心理描寫還具有非常細膩的特點。他用十多頁的篇幅寫尼古拉·羅斯托夫在與多洛霍夫玩牌的過程中和輸了錢後的心理變化，把他內心的每一個細微的活動都展示在讀者面前。
托爾斯泰在揭示各種人物的心理活動時，很少採用從一旁進行介紹的方法，更多地讓人物進行自我表白，也就是說，經常採用內心獨白的形式。與此同時，他還調動其他藝術手段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例如它通過人物面部表情、言談舉止、生活細節的描寫來暗示人物此時此刻的心理。有時主人公的臉色和眼神，他們的一顰一笑，一抬手一投足，常常是無言的心理描寫。例如瓦西里公爵在和卡蒂什公爵小姐談論如何銷燬老別祖霍夫伯爵的遺囑時，一臉不愉快，腮幫子神經質地抽動著，把身邊的小桌子生氣地推來推去，所有這些表現反映出了他這時的焦灼不安的心情。
上面說過，托爾斯泰常常把心理描寫與外部世界的變化的描寫緊密結合起來，這樣他所揭示的心理活動發生、發展和變化的外部原因就顯得比較清楚；同時他在進行心理描寫時充分考慮人物的性格特點，所寫的心理變化過程符合人物性格發展的內在邏輯，因此他的心理描寫總的說來合情合理，真實可信。
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的批判現實主義已初露鋒芒。他從愛國主義的感情出發，對外國侵略者進行了憤怒的批判和譴責。上面已經說過，他對拿破崙的批判是很嚴厲的。在國內，托爾斯泰首先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上層貴族、沙皇的近臣們和某些高階將領。在創作《戰爭與和平》時，他還沒有同整個貴族階級決裂，對宗法制的領地貴族（例如小說中所寫的鮑爾康斯基家族、羅斯托夫家族以及阿赫羅西莫娃等）還抱有希望，在寫他們時用的是同情的筆觸。他所批判的是以庫拉金家族為代表的京城貴族，幾乎把他們寫成罪惡的淵藪。小說中除了揭露他們的虛偽自私的本性和驕奢淫逸的生活外，在一八一二年前後的特定條件下還批判他們不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的種種表現，對他們之中某些人的假裝出來的愛國熱情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托爾斯泰對沙皇的近臣們和上層的官僚（尤其是其中的外籍人）在國難當頭時明爭暗鬥和爭權奪利的行為進行了譴責。小說特別寫了德里薩營地亞歷山大一世周圍的各種人物之間的鬥爭，他們分為八九派，其中的第八派人數最多，佔全體人員的百分之九十九，這一派人既不願意議和，也不願意打仗，只希望一點，即為自己獲取最大的利益和歡樂。這些人在撈取盧布、勳章和官銜的過程中，只關注皇上好惡的風向標的方向，一發現風向標指向一個方面，就往這個方面吹風，把整個局面攪得極其混亂。作者輕蔑地稱他們「雄蜂」。
小說中的揭露和批判有時也觸及到正面人物。作者不把這些人物理想化，毫不客氣地指出他們的缺點和弱點，或者讓他們進行自我剖析和自我嘲笑。例如小說中用譏諷的語氣寫安德烈公爵追求個人功名，幻想自己的「土倫」；在寫皮埃爾的寬厚善良的同時，批評他的輕信、意志薄弱和缺少實際辦事能力。作者對心愛的女主人公娜塔莎也不講情面和不加「保護」，寫了她生活道路上的失誤和愛情生活中的波折。但是這種揭露和責備是善意的，是與對上層貴族的批判不同的。總的說來，《戰爭與和平》中揭露和批判的主題尚未佔主要地位，但是已顯示出巨大的力量，可以看出，這種傾向有不斷加強的趨勢。托爾斯泰後來在世界觀發生轉折後對現行制度的全面否定和對惡的「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徹底揭露，顯然是這種傾向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戰爭與和平》的敘事很有特點。敘述者不僅敘述事件和介紹人物，而且表達自己的觀點和信念，對所敘述的人和事作出評價，他一身兼有敘述者、闡釋者和評判者的功能。他夾敘夾議，在敘事的同時進行褒揚貶斥和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既顯示出高超的敘事技巧，同時又表現出思想家的深沉和政論家的激情。敘述的語調有時平靜，有時激動，或充滿同情和讚許，或帶有憤怒和尖刻的諷刺，一切都以敘述者對所敘述的內容的評價為轉移。
作者在小說中比較廣泛地採用了所謂的「通過人物的感受的中介」的敘事方法。使用這種方法使得他有可能通過不同人的視角描寫客觀世界，說明不同人對客觀世界的不同的主觀認識，從而增強對客觀世界的描寫的多面性和準確性。在進行這樣的描寫時，作者往往「借重」他的主要主人公。例如，作者在克雷姆斯戰役後安排安德烈公爵到奧地利宮廷送捷報，通過他的視角描寫了當時奧地利宮廷的情況；在申格拉本戰役前他與值班軍官巡視陣地，通過他的視角描寫了俄法兩軍對壘的情況；小說中斯佩蘭斯基、阿拉克切耶夫、馬格尼茨基等政界人士是通過他的感受描寫的；德里薩營地各派的明爭暗鬥也是通過他的感受揭示的。由於安德烈公爵目光敏銳，常常能看到事物的本質，因此這些描寫都比較深刻。
托爾斯泰在運用這種敘述方法時，除了敘事外，常用來完成別的藝術任務。上面提到過通過尼古拉·羅斯托夫和他的弟弟彼佳的感受來寫對亞歷山大一世的崇拜，實際上這種寫法包含著對皇上的諷刺。在召開菲利軍事會議的木屋裡專門安排六歲的瑪拉莎留在火炕上，通過這個天真爛漫的孩子的視角來寫庫圖佐夫與本尼格森的爭論，寫她心裡「贊成爺爺（庫圖佐夫）」，這一小小的細節在說明庫圖佐夫受到人民擁護上勝過長篇大論。小說作者安排皮埃爾這樣一個不懂軍事的人去波羅金諾戰場並通過他的感受來寫這次戰役，這樣使得戰況的描寫更直接，寫出了一般軍人不易覺察和不注意的某些方面。同時把通過他的感受的描寫與通過兩軍統帥庫圖佐夫和拿破崙的視角的描寫放在一起，使得這次會戰的描寫更加全面和更加具體。
總之，《戰爭與和平》結構宏偉，把十九世紀初十餘年的錯綜複雜的事件、各方面的社會生活和眾多人物的活動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整體，渾然天成。敘事有條不紊，各條情節線索相互照應，一些事件的敘述與另一些事件的敘述的銜接和它們之間的過渡極為自然，無斧鑿痕跡，有時甚至使人覺察不到多條線索的存在。在所有這些方面表現出了作者高超的藝術技巧。
上面說過，在《戰爭與和平》裡有許多議論。其中包含著對哲學問題的思考以及對歷史發展的規律的探尋，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與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的爭論等。當年批評家和讀者曾對議論過多頗有微詞。確實，議論所佔比重是比較大的，它們有時似乎與敘事本身結合得不夠緊密，顯得與藝術描寫不夠協調，而且某些議論前後重複，使人讀起來不免覺得比較累贅。這些直露的議論無助於加強小說的藝術感染力，有時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同時，作者的世界觀的矛盾以及他的一些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看法常常更多地表現在他的議論裡，這是因為雖然小說的藝術描寫也受到影響，但是有時作者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避免和克服藝術表現上的偏頗。上面提到過，托爾斯泰在一八七三年出版小說第三版裡作過去掉和簡化這些議論的嘗試。如果這個工作做得比較適當，在去掉多餘的議論的同時能保持敘事的連貫性，那麼就能使小說避免上述缺點，變得更加精粹。可惜我們未能看到這個版本，無法對他的改變作出判斷和評價。
《戰爭與和平》自從問世以後，經歷了風風雨雨。當年激進的批評家（例如米納耶夫、別爾維、舍爾古諾夫等）曾對它提出過批評，保守的批評家（例如維亞澤姆斯基、諾羅夫等）也對它進行過指責。但是多數著名的作家和批評家對它進行了讚揚。屠格涅夫稱《戰爭與和平》為「偉大作家的偉大作品」，說從中可以「更加直接和更加準確地瞭解到俄羅斯人民的性格和氣質以及整個俄國生活，這勝過讀幾百部有關民族學和歷史的著作」。高爾基在《俄國文學史》裡稱《戰爭與和平》為「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最偉大的作品」。托爾斯泰的這部史詩性小說受到許多外國著名作家的推崇。例如，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托爾斯泰傳》裡說：「《戰爭與和平》是我們時代最浩瀚的史詩，是現代的《伊利亞特》。」他還說：「《戰爭與和平》的光榮在於復活了一整個歷史時代，再現了民族的遷徙和各國的戰爭。小說的真正的主人公是各國人民……」
列寧高度重視托爾斯泰的文學活動，連續發表了七篇評論文章，對他的思想和創作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評價。根據高爾基的回憶，列寧喜歡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想讀一讀打獵的場面」。他曾說過，在托爾斯泰之前「文學裡就沒有一個真正的農民」。他稱托爾斯泰為偉大人物，是歐洲無人能同他並列的藝術家。
一八七八年，研究俄羅斯文學的英國學者威廉·羅爾斯頓打算寫一篇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大文章，寫信給托爾斯泰，希望他提供一些傳記材料。托爾斯泰沒有提供材料，在回信裡說：「我對自己是這樣一個重要作家深表懷疑，不相信我的生平不僅會使俄國讀者，而且會使歐洲讀者感興趣。」他還補充說：「我真的一點也不知道，一百年後是否還會有人讀我的作品，或者過一百天這些作品就會被忘掉，因此我不想處於可笑的地位。」
自從《戰爭與和平》問世以來，一百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完全可以告慰它的作者，他的這部作品不僅沒有被忘記，而且得到愈來愈多的人的喜愛。可以相信，它像世界文學中其他不朽的名著一樣，將會永遠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