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部不朽的名著。它篇幅很大，洋洋灑灑一百二十萬言；結構複雜，幾條敘事線索齊頭並進，相互交錯；人物眾多，大批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同時登場；內容豐富，反映了十九世紀初葉俄國和西歐歷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下面將就這部小說的創作和出版過程、體裁和結構、主要內容和中心思想、人物形象和藝術特點等方面作一簡要的說明。
一
《戰爭與和平》創作於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在這之前，托爾斯泰曾打算寫一部叫做《十二月黨人》的小說。六十年代初寫成了幾章，其中描繪了一八五六年從流放地回來的十二月黨人拉巴佐夫的形象，此人歷經磨難，仍保持著青年時代的銳氣。後來托爾斯泰的創作構思發生了變化。他在《戰爭與和平》前言的一個草稿裡講了構思變化的過程，他說：「一八五六年我開始寫一部具有一定傾向的小說，主人公應是一個帶著家眷回到俄國內地的十二月黨人。不知不覺地我從現代轉到了一八二五年，轉到了我的主人公迷惘和不幸的時代，放棄了已寫好的開頭。但是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已是一個有了家室的成年人。為了理解他，我需要轉而研究他的青年時代，而他的青年時代正好與一八一二年俄國的一個光榮時代相吻合。於是我又一次拋棄了開了頭的東西，決定從一八一二年寫起……」接著他又說：「如果只寫我們如何戰勝波拿巴的法國而不寫我們的失敗和恥辱，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下筆……於是就從一八五六年回溯到了一八○五年，打算領著我的主人公（已不是一個，而是許多男女主人公）從這時起經歷一八○五年、一八一二年、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五六年的歷史事件。」
托爾斯泰於一八六三年動筆，從儲存下來的手稿來看，小說有過十五種開頭。前四個開頭從一八一一年寫起，接下來的兩個開頭改為從一八○八年寫起，到第七個開頭才把情節開始發生的時間挪到一八○五年。而地點時而在童山，時而在彼得堡，時而在莫斯科，時而又轉回彼得堡，只有第七個開頭情節發生的地點在國外的奧爾米茨營地。最後終於把開頭的時間地點定在一八○五年七月彼得堡一個宮廷女官的客廳裡。經過艱苦的創作探索和反覆的加工，托爾斯泰終於寫出了小說的第一部，它以《一八○五年》為題發表在《俄羅斯通報》一八六五年第一、二期上。接著該雜誌一八六六年第一—四期發表了第二部，這一部仍以《一八○五年》為題，不過加上了《戰爭》這一副標題。這時這部小說的名稱和整個構思尚未最後確定下來。
一八六六年五月托爾斯泰給費特寫信說：「我希望在一八六七年前結束我的小說，並以《萬事大吉》為書名出單行本……」在他這時為小說後面的部分所擬定的提綱裡，情節的發展與後來的定本有明顯的不同，基本上是一個否極泰來，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這與作者要把小說定名為《萬事大吉》的意圖是吻合的。但是作者沒有按時完成他的計劃，這主要是因為他在寫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的過程中對這場戰爭的性質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對這個主題作了更深的開掘，原來的構思發生了變化。他重新審訂了已寫成的部分並做了修改，放棄了原來的結尾，引進了新的人物，加入了許多歷史的和哲學的議論，描繪了人民戰爭的更加宏偉的圖景，對主人公的命運作了新的安排，並且決定放棄《萬事大吉》的書名，將小說定名為《戰爭與和平》。從流傳下來的文字材料來看，作者本人首次用《戰爭與和平》作為書名是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下旬，他在給拉夫羅夫的信中宣佈同意以《戰爭與和平》為書名排印自己的書。到一八六七年底出版了小說的前三卷，開始排印第四卷。一八六八年至一八六九年托爾斯泰寫完了餘下的部分，全書六卷於一八六九年出齊，這就是小說的第一版（一八六七—一八六九）。一八六八年十月出版了前四卷第二版，這次出版前托爾斯泰親自看了校樣和作了修改。這四卷與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後兩卷合在一起，成為整部小說的第二版（一八六八—一八六九）。
上面說過，托爾斯泰在創作《戰爭與和平》的過程中構思發生了明顯變化，許多段落進行多次的改寫，文字進行了反覆的推敲和錘鍊。儲存下來的手稿多達五千多頁，草稿和異文共有一千六百餘頁，收入《托爾斯泰全集（百歲紀念版）》時，用了整整三卷。從中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在創作這部鉅著上付出了多麼艱辛的勞動。他不僅在稿子上不斷塗抹修改，而且在看校樣時也這樣做。這種做法有時不為人們所理解。例如曾幫助托爾斯泰工作並負責監印《戰爭與和平》的巴爾捷涅夫在托爾斯泰要他把小說第一部的全部校樣寄去以便進行修改時寫信給托爾斯泰說：「天知道您在幹什麼。這樣我們永遠修改不完和出版不了……您的大部分塗改是不必要的。」托爾斯泰給他回信說：「我不能不像這樣進行塗改，並且清楚地知道，這樣塗改有很大好處。」反覆修改成為托爾斯泰在創作中遵循的原則，他還說過，「應當永遠拋開不進行修改地寫作的想法。」他又說，「主要的是，應當不急急忙忙地寫作，不要對十次、二十次地修正和改寫同一個東西感到膩煩。」他的包括《戰爭與和平》在內的一部部傑作就是這樣經過反覆修改、精雕細刻成的。
一八七三年在出版托爾斯泰文集（八卷集）時收入了《戰爭與和平》。這是這部小說的第三版。以後它的許多版本都是隨著文集出版的。作者在把小說收入這個文集前，對它作了較大的改動。首先把小說中的全部法文改為俄文，並去掉了關於戰爭、歷史和哲學的議論（其中關於一八一二年戰爭的議論以及《尾聲》第一部的前四章和整個第二部編成題為《關於一八一二年戰爭的文章》的附錄），這大概是因為考慮和接受了有人提出的小說中法文和議論過多的意見。當時他曾寫信給幫他修改作品的斯特拉霍夫說：「去掉法文我有時感到可惜，但是總的來說，我覺得不用法文要好些。我還覺得，把關於戰爭、歷史和哲學的議論從小說中去掉，可使它變得不那麼累贅，不過這些議論單獨說來還是很有意思的。」對小說的結構也作了改變，把原有的六卷改為四卷，原有的第一卷不變，原有的第二、三卷合為第二卷，原有的第四卷和第五卷第一部合為第三卷，原有的第五卷其餘部分和第六卷合為第四卷。從內容來看，這樣分卷比較合理，而且各卷的篇幅也比較均勻。這種分卷方法為後來各種版本所沿用。此外，托爾斯泰對文字作了改動。這是作者親自對小說所做的最後一次修改。一八八○年出版的托爾斯泰文集第三版所收的《戰爭與和平》是照一八七三年的版本排印的。這是《戰爭與和平》的第四版。
在這之後，托爾斯泰把作品出版的事務交由妻子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托爾斯泰婭負責。在她的主持下於一八八六年出版了托爾斯泰文集第五版和第六版。在第五版中，《戰爭與和平》根據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第二版恢復了法文和各種議論，不過保留了一八七三年的第三版把全文分為四卷的劃分和所做的文字修改。同時出版的第六版（廉價版）大概是為了便於普通讀者閱讀，沒有恢復法文。根據托爾斯泰的家庭教師伊瓦金在他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三日的筆記裡的記載，托爾斯泰曾坐在一旁聽他給伯爵夫人讀《戰爭與和平》的校樣。可見，他是知道《戰爭與和平》要出新版本的事的。但是沒有事實證明他參與出版工作。眾所周知，這時他的世界觀已發生轉變，文學觀也有很大變化，他把自己過去的作品稱為老爺的「消遣」，認為一切都要重新寫，因此大概不會有興趣來折騰自己的舊作，很難說這個版本的改動是他自己的主意。
在這之後，《戰爭與和平》又出了五版，其中第七版（一八八七）、第八版（一八八九）和第十版（一八九七）沒有恢復法文，第九版（一八九三）和第十一版（一九○三）恢復了。就這樣，在托爾斯泰生前，《戰爭與和平》曾有過四種不同的版本：一、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第二版，分六卷，有法文和議論；二、一八七三年的第三版，分四卷，去掉法文和議論；三、一八八六年的第五版，分四卷，恢復法文和議論；四、一八八六年的第六版，只恢復議論，沒有恢復法文。
十月革命後，根據列寧的倡議籌備出版托爾斯泰全集。第一卷在一九二八年作家百歲誕辰時出版，因此這個版本叫做「百歲紀念版」。全書共九十卷，到一九五八年才出齊。其中《戰爭與和平》收在第九—十二卷，曾印刷過兩次。第一次印刷（一九三○—一九三三）所依據的版本是一八八六年的第五版；第二次印刷（一九三七—一九四○）則以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版本為基礎，採用了一八七三年版本的所有修改。因此這兩次印刷的文本存在一定的差別。關於哪個版本應看做《戰爭與和平》最後定本的問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蘇聯學術界有過爭論。奧普利斯卡婭提出應把「百歲紀念版」中第二次印刷的版本看做定本。古德濟則認為定本應是一八七三年的版本，理由是：這是托爾斯泰對小說進行最後一次加工的結果。他的看法遭到托爾斯泰生平和創作的最老的研究者古謝夫的批評，古謝夫認為應把一八八六年的版本看做定本，因為這個版本表達了作者最後的創作意志。扎依堅什努爾的看法與上述學者的看法都有所不同。她根據托爾斯泰與合作者的來往信件和其他材料，認定一八七三年出第三版前對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版本的修改並不完全是作者做的，有相當大的部分屬於斯特拉霍夫所為，因此認可一八七三年版本的全部修改是不合適的。根據這一點，她認為不能把「百歲紀念版」中第二次印刷的版本作為定本。同時她也認為不能把「百歲紀念版」中依據一八八六年版本的第一次印刷的版本作為定本，因為作者並未參與一八八六年版本的出版。此外，她還指出「百歲紀念版」的兩個版本都沒有根據手稿進行校勘，以致許多抄寫、印刷和辨讀上的錯誤未能改正，據她統計這樣的錯訛多達一千八百五十五處。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上半期出版了《托爾斯泰文集》的二十卷集。其中《戰爭與和平》（第四—七卷）主要以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版本為藍本，採納了一八七三年的版本的分卷方法和其中托爾斯泰本人所做的修改，並根據手稿和其他原始材料進行了校勘，改正了各種錯誤和編輯的不正確的辨讀。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托爾斯泰文集（二十二卷集）》中《戰爭與和平》根據上述二十卷集印刷，不同的是，這個版本除附有作者撰寫的《關於〈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幾句話》一文外，在每卷後有更為詳盡的註釋。現在這個版本被認為是比較完備的版本。
二
《戰爭與和平》，如上所述，共分四卷，外加一個尾聲，從一八○五年七月寫到一八二○年十二月，時間跨度為十五年，居於敘事中心的是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第一卷可以說是全書的一個獨特的引子。它從寫和平生活開始，可是一開頭就提到拿破崙，為情節的發展埋下了伏筆。這一卷介紹了全書的各個重要人物，其中的許多人將成為一八一二年各種事件的參加者。同時寫了一八○五年的幾次戰役和俄軍的「失敗和恥辱」，照前面說過的作者的構思，這顯然是為寫一八一二年勝利作鋪墊。
第二卷寫一八○六年到一八一二年前發生的事，這是向一八一二年戰爭的描寫的一個過渡。在這一卷裡戰爭的場面退居次要地位，敘事重點放到寫和平生活上，通過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相互之間的關係、利害衝突、愛情糾葛、某些人的思想道德探索的描寫，展示了十九世紀初俄國社會生活的真實畫面。這一卷和平生活的景象的描繪可以說是此後的戰爭描寫的烘托和反襯，而其中主人公性格的進一步揭示則為描寫他們在戰爭開始後各自的表現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據。
第三卷集中寫一八一二年的戰爭，既寫軍事行動，又寫戰時的生活以及在戰爭環境裡各種人物的表現和遭遇。而高潮是八月二十六日的波羅金諾會戰。最後寫到俄軍放棄莫斯科和法國人佔領該城的情況。
第四卷寫法軍在莫斯科停留數週後撤離的情況和俄軍的軍事行動，最後寫到法軍的潰滅，同時用一定篇幅專門寫了游擊戰爭。《尾聲》交代了主要主人公戰後的生活情況，最後以一八二○年十二月幾位主要主人公關於彼得堡的秘密組織的談論和爭論作結。
從這個簡單介紹來看，作者改變了他從現代（從一八五六年）寫起回溯到歷史的構思，變成完全寫歷史。原來作者計劃帶領主人公經歷一八○五年到一八○七年和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以及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等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他只寫到一八二○年，對十二月黨人的起義只作暗示而集中寫一八一二年戰爭，這就使得整個敘事中心突出，結構緊湊。不過人們仍然可以從小說的描述中看到一個大的浪潮平息後另一個浪潮正在掀起的跡象，並且猜測到不同的主人公在新的浪潮中將會有的不同表現和不同命運。
《戰爭與和平》把十九世紀初葉俄國和西歐的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納入表現的範圍，諸如俄、法、奧、普幾國的政治外交關係，申格拉本戰役，被稱為「三皇大戰」的奧斯特利茨戰役，弗裡德蘭戰役，俄法兩國皇帝的蒂爾西特會晤和蒂爾西特和約的簽訂，斯佩蘭斯基的改革，拿破崙的入侵俄國和一八一二年戰爭的爆發，斯摩稜斯克的失守，庫圖佐夫被任命為俄軍總司令，波羅金諾會戰，俄軍放棄莫斯科，法軍進城和莫斯科的大火，俄軍的側進和塔魯季諾戰役，法軍撤離莫斯科和俄軍的追擊，游擊戰爭，法軍的潰滅和俄軍的勝利等，都在小說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與此同時，小說中有一系列歷史人物出場，其中包括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一世和統帥庫圖佐夫、法國皇帝拿破崙和他的元帥們以及奧地利皇帝弗蘭茨一世等。
這部小說對十九世紀初葉俄國社會生活作了全面的反映。作者揭露了宮廷和政界軍界各派錯綜複雜的關係和爭權奪利的鬥爭，描寫了上流社會的各種社交活動和領地貴族的日常生活，同時也寫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狀況。小說中對大大小小的晚會、舞會和宴會，對賭博、決鬥和打獵的場面都描繪得非常具體和生動，還寫了某些民間習俗，例如過節、占卜等。另一方面，小說反映了當時的人情世態和社會心理，尤其是表現了國家危在旦夕時各個階級思想的動向和情緒的變化。
小說在寫貴族階級的生活時，著重寫了四大家族：鮑爾康斯基家族（老公爵及其子女安德烈和瑪麗亞）、羅斯托夫家族（伯爵夫婦及其子女尼古拉、彼佳、薇拉和娜塔莎）、別祖霍夫家族（老伯爵和他的兒子皮埃爾）和庫拉金家族（瓦西里公爵及其子女伊波利特、阿納託利和埃萊娜）。這幾個家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年輕成員之間的愛情糾葛和婚配以及相互之間的衝突和恩恩怨怨的描寫，構成了貴族生活的真實寫照。
此外，小說中有大量關於戰爭、歷史、哲學的議論。議論多是這部小說的一大特色。
根據以上介紹，《戰爭與和平》這部作品似乎突破了傳統的長篇小說的成規，別具一格。當年托爾斯泰在發表第一部時曾請求《俄羅斯通報》的編輯不要把他的作品稱為長篇小說。後來在《關於〈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幾句話》這篇文章中又說：「這不是長篇小說，更不是長詩，也更不是歷史紀事。《戰爭與和平》是作者想要而且能夠用表達它的形式所表達的東西。」確實，《戰爭與和平》在體裁上不落一般的長篇小說的窠臼，有所創新和突破。它具有歷史小說、社會心理小說、家庭紀事小說和哲理小說的某些特點，全面地反映了俄國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生活，氣勢雄偉，具有史詩性的規模，因此有人提出把它看做史詩性的歷史小說。這個看法為大多數俄羅斯學者所認同。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在托爾斯泰醞釀寫作《戰爭與和平》的年代，俄國社會矛盾激化，封建農奴制度出現了危機。在這歷史的轉折時期，托爾斯泰也像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關心和思考著俄國的命運，力圖認清歷史發展的動力。在這前後，他通過辦學和作為和平調解人進行的活動，與農民群眾有了較多的接觸，加深了對他們的瞭解，思想感情上發生了一些變化，開始承認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巨大作用。從他在六十年代初寫的長篇小說《十二月黨人》的前幾章來看，雖然其主題仍是探索俄國貴族階級的歷史命運問題，但是主人公拉巴佐夫這樣說道：「我應當說，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我最感興趣的始終是人民。我的看法是：俄國的力量不在我們身上，而在人民身上。」這段話無疑表達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說明他的世界觀開始發生轉變。
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和他們在重大歷史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托爾斯泰在小說寫作過程中最後決定不以十二月黨人起義為中心而以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為中心，可以說這是他由於重視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而作出的選擇。
根據托爾斯泰夫人的記錄，托爾斯泰曾於一八七七年三月三日說過這樣一段話：「要把作品寫好，應當喜歡其中主要的、基本的思想。譬如說，在《安娜·卡列寧娜》中我喜歡家庭的思想，在《戰爭與和平》中我喜歡人民的思想，這是由於一八一二年戰爭的緣故。」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戰爭與和平》的中心思想。
這「人民的思想」首先表現在肯定一八一二年戰爭的人民戰爭的性質以及人民群眾是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上。托爾斯泰在小說中對人民戰爭的特點作了生動的說明。他把俄法兩國比作進行決鬥的擊劍者，當俄方感覺到受了傷，有生命危險時，便不顧劍術規則抄起大棒狠擊敵手。他在用這個比喻時，首先肯定俄國在生死存亡關頭有運用一切手段進行自衛的權利。他說，儘管法國人抱怨不遵守規則，儘管俄國上層覺得用大棒打人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人民戰爭的大棒仍以一種可怕的和威嚴的力量舉起來，根本不問一問誰的趣味和規則如何，帶著幾分傻氣和純樸，但是目標明確地、不看一看是什麼就舉起來，落下去，狠狠地揍法國人，直到把侵略者完全趕出去為止」。
托爾斯泰批駁了官方文獻和某些歷史學家對一八一二年戰爭所做的錯誤解釋，肯定了它的正義性，讚揚了俄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自我犧牲精神。小說中寫道，自從法國軍隊進入俄國國土之時起，尤其是在斯摩稜斯克大火之日起，一場全民奮起抗擊侵略者的聲勢浩大的衛國戰爭開始了。斯摩稜斯克商人費拉蓬托夫寧願放火把自己的店鋪燒掉，也不願讓它落到魔鬼手裡，莫斯科近郊的農民為了同樣的原因，不把乾草賣給敵人，把它付之一炬。人們用堅壁清野的辦法對付法國人。各地出現幾百支大大小小的游擊隊，它們在得到政府正式認可前，已消滅了幾千敵軍。有一支由教會執事率領的隊伍在一個月裡就抓了幾百個俘虜，還有一個村長的老婆瓦西里薩，她打死了幾百個法國人。就這樣，游擊隊員們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著拿破崙的軍隊。
與一八○五年在國外作戰時相比，俄國軍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士氣空前高漲，照托爾斯泰看來，這是取得戰爭勝利的主要因素。例如，在波羅金諾會戰前夕，士兵和民兵們個個摩拳擦掌。一個士兵說：「眼下不僅可以看見士兵，也可以看見許多農民……眼下就不分是誰了……要讓全體老百姓一起撲上去，一句話——讓莫斯科全都上。想要拼個你死我活。」營長季莫欣在談到他的營的情況時說：「現在誰還愛惜自己！我的營裡計程車兵，不知您信不信，開始不喝酒了，他們說，這不是喝酒的時候。」這些質樸的語言表達出了普通群眾的高度自覺和愛國熱忱。庫圖佐夫在聽說民兵們「穿上白襯衣，準備明天決一死戰」時，不禁讚歎道：「啊，英勇卓絕、無可比擬的人民！」安德烈公爵在波羅金諾會戰前夕把它與奧斯特利茨戰役作比較時指出，那時是「莫名其妙地」去打仗，而如今打仗則是因為「法國人毀了我的家園，現在又要去毀壞莫斯科，每時每刻都在侮辱我」。這段話指出了前後兩次戰役的不同性質。
托爾斯泰認為，「人類的運動是由無數人的任意行為產生的，是連續不斷的。」他從這個觀點出發，反對少數英雄人物決定歷史程式的說法，認為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是廣大人民群眾。雖然他的認識還有模糊不清之處，某些說法還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他的這一思想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小說中比較廣泛地描繪了作為決定性力量的人民群眾的活動，而在寫英雄人物時，強調這些人物只有在他們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接近群眾、瞭解群眾的意志和願望時才能起應有的作用。小說中的庫圖佐夫就被寫成人民意志的代表，作者強調說，庫圖佐夫的「那種洞徹所發生的各種現象的非凡力量，來源於他所懷有的十分純潔和十分熱烈的人民感情」。他筆下的莫斯科總督拉斯托普欽則相反，此人並不瞭解人民的要求，不理解正在發生的事的意義，一心要完成一些愛國主義的「壯舉」，結果陷入了可笑的境地。小說中說他「像一個孩子一樣，玩弄著放棄和焚燬莫斯科這一嚴肅和不可避免的事件，竭力想用他那小手時而推進、時而阻擋把他一起捲走的人民的洪流」。而在說到拿破崙時，作者認為這個自以為不可一世、妄圖支配各國人民的命運的人在歷史上不起任何積極作用，嘲笑他「在他的整個活動期間如同一個孩子，抓住拴在馬車裡面的帶子，自以為是在趕車」。
與此同時，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如何，是否接近普通老百姓，是否與他們的思想感情有相通之處，似乎成為檢驗各種人物、尤其是貴族階級人物的一種獨特的尺度，有時接近和了解人民群眾並和他們達到精神上的一致，成為某些人物精神道德探索的目標。小說中的安德烈公爵由於克服了個人主義思想和厭世情緒，便決心不為自己一個人活著，要與大家生活在一起，當了團長後，關心自己團裡計程車兵，被他們親切地稱為「我們的公爵」。皮埃爾·別祖霍夫在波羅金諾戰場上看到士兵們自始至終都很堅定和鎮靜，便自愧不如，表示要去掉自己身上的所有贅物，成為一個士兵，「全身心地投入這共同的生活」。娜塔莎·羅斯托娃的突出特點之一在於她在思想感情上是與普通群眾相通的。這位伯爵小姐有接受俄羅斯民間藝術的驚人能力，她在學跳俄羅斯民間舞時動作非常準確，使在場的人驚歎不已。她同情受傷計程車兵，違背母親的意志，騰出馬車運送他們。瑪麗亞公爵小姐在關鍵時刻和廣大人民群眾一樣，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這給她的形象增添了光彩。另一方面，小說根據這一尺度揭露和批判朝廷權貴和上層貴族們，指出這些人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遠離人民群眾，他們根本不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國難當頭時仍過著平靜奢侈的生活。「皇上還是照樣上朝，舞會照樣舉行，法國劇院照樣演出，宮廷關心的還是那些事，追求功名利祿和耍陰謀詭計依然如故。」尤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波羅金諾會戰的那一天，安娜·舍列爾家裡照常舉行晚會，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
在《戰爭與和平》中，「人民的思想」還表現在作者重視塑造出身於下層的人物的形象上。小說中除了描繪士兵群眾、民兵、農民、游擊隊員的集體形象外，還著力塑造了一些具體人物的鮮明形象，這在後面還要講到。
應當指出，托爾斯泰在肯定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的同時，否定英雄人物的作用，強調人民群眾活動的自發性，甚至表現出某種歷史宿命論的傾向，這自然會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描寫產生一定的影響。
《戰爭與和平》發表後，當年激進的批評家曾指責托爾斯泰沒有很好表現當時的社會矛盾，甚至說他「為貴族地主辯護」。這種指責是缺乏根據的。小說對上流社會的顯貴和某些貴族地主的諷刺是很辛辣的，揭露和批判是很嚴厲的。對農奴制的壓迫以及農民的無權地位和痛苦生活的描寫，在小說中時有可見，例如第二卷第二部描寫了皮埃爾巡視基輔省莊園的情況。在狡猾的總管的精心安排下，他所到之處都看到農民們過著平安幸福的生活，實際上有的村莊十分之九的農民處於極端貧困之中，他們幹著極其繁重的工作，減輕勞役負擔只是一紙空文，各種苛捐雜稅卻增加了。小說中也用一定篇幅寫了農民和工人的不滿和反抗，例如鮑古恰羅沃農民的鬧事和法國人進入莫斯科前工人的騷動，造成這些事件的原因是複雜的，但是長期以來由於階級矛盾而形成的對立情緒起著很大作用。
還應該考慮到一點，《戰爭與和平》寫的是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時期，當時民族矛盾上升到了第一位，抗擊侵略者和挽救民族危亡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任務和共同願望，托爾斯泰把這一點作為他的小說表現的重點，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三
上面說過，《戰爭與和平》里人物眾多，根據統計，總共有五百多人，其中作者對其性格作了比較具體刻畫的約有七十人。這些人物可分為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兩大類，歷史人物有兩百多。
托爾斯泰在《關於〈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幾句話》裡談到歷史學家和藝術家有不同的物件和任務，他說：「歷史學家如果在寫歷史人物時試圖寫出他的完整性以及他與生活的各個方面的關係的全部複雜性，那是不對的；同樣，藝術家如果總是表現人物的歷史作用的話，那麼他就完成不了自己的任務。庫圖佐夫並不總是騎著白馬，手裡拿著望遠鏡，指著敵人。拉斯托普欽並不總是舉著火把去燒沃羅諾沃村的房子（他甚至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瑪麗亞·費多羅夫娜皇太后並不總是身披銀鼠皮斗篷站著，一隻手按在法典上……」他認為藝術家應竭盡全力理解和表現的，「不是著名活動家，而是一般的人」。因此，對藝術家托爾斯泰來說，似乎不存在歷史人物與一般人、普通人的劃分問題，如同赫拉普欽科所說的那樣，他把歷史人物放在與虛構人物「平等」的地位，一視同仁地表現他們。在小說中，作者無論是在描寫歷史人物還是在描寫虛構人物時，都把他們當做一般的人看待，既寫他們在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政治鬥爭中的表現，也寫他們的個人生活和思想行為。這種把歷史人物「普通人化」，讓他們與虛構人物「平等」相處和相互交往的安排，有助於通過對這兩類人物的性格的刻畫和對他們的活動的描寫，把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與一般社會生活的描寫結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在歷史人物當中，首先要講一下拿破崙。小說一開頭就提到他，對他的描述和評論幾乎貫穿全書。應該說，小說中對他的描寫前後是有變化的。在小說開頭關於他的爭論中，皮埃爾和安德烈公爵曾為他辯護。他首次在奧斯特利茨戰役前出場時，被寫成一個受士兵熱烈崇拜的英雄。有時作者的語氣雖然帶有明顯的諷刺，但是仍肯定他有高人一頭之處，例如在霍拉布倫，繆拉誤認為巴格拉季翁的部隊是庫圖佐夫的全軍，向俄國人提出停火，拿破崙發現繆拉的判斷是錯誤的，要求他撕毀停火協定，立即發起進攻。但是隨著一八一二年戰爭的臨近，尤其是在法軍渡過涅曼河進入俄國國土後，作者對他的批判愈來愈嚴厲，諷刺愈來愈辛辣。他把拿破崙寫成一個自命不凡、狂妄自大的暴君，說此人「感興趣的只是他自己心裡出現的想法……因為世上的一切都取決於他的願望」；說他的理智和良心早已變得模糊起來，「直到生命的結束，他永遠不會理解真善美，也不會理解自己的行為的意義」。作者得出結論說：「他註定要身不由己地扮演屠殺各國人民的劊子手的可悲角色，可是他卻要自己相信他的行為的目的是造福人民，他能支配千百萬人的命運，利用權力廣施恩惠！」作者除了在他的議論中猛烈抨擊拿破崙外，還通過他在波羅金諾會戰和此後其他戰役中的表現的描寫，否定他的軍事指揮才能。此外還描繪了一幕幕生活場景對他進行諷刺和揭露。例如小說中所描寫的拿破崙與被俘的拉夫魯什卡談話的場面、他在波羅金諾會戰前早晨梳洗著裝的場面、他看兒子畫像的場面以及在俯首山上眺望莫斯科和等待大貴族代表團的場面等，把他的虛偽做作、假仁假義刻畫得淋漓盡致。可以說，作者在塑造拿破崙的形象時，表現出了對這個人物的蔑視和厭惡。
小說中庫圖佐夫的形象是與拿破崙明顯對立的。作者指出，庫圖佐夫從來沒有像拿破崙那樣說過四千年曆史從這些金字塔上面看著你們這樣的話，「沒有說過他為祖國作出的犧牲，沒有說過他想要做或已經做了的事，他根本不談自己的事，不裝模作樣，任何時候都使人覺得是一個最普通的和最平常的人，說的是一些最普通最平常的事」。小說突出寫他的平凡和質樸，寫他對下屬的關心，強調他從來不從個人出發，不以個人的好惡來評判人和事，因此安德烈公爵經過觀察，覺得「他不會有任何自己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