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秋天，已經收過了玉米，天氣涼爽了起來。農曆已經進到九月，婚禮開始多起來。春旺的「好兒」是九月初九——不知是從哪裡說起的規矩，「三六九，往外走，」都是天然吉日。初八晚上，父親忙完了工作，又參加了一個應酬，喝了點兒酒，便開著借來的紅色桑塔納回福田莊，路上與一輛卡車迎面相撞。那個司機喝得比他還多，算得上是十足的醉駕。

父親是被送進醫院後才通知到家裡的，我接的電話。國慶節剛剛過去，有點兒事耽擱著，我還沒來得及返校。電話裡是個女醫生的聲音，問清楚了我和父親的關係，然後鄭重又溫和地說，你爸爸情況很不好，你要有心理準備，要把你媽媽和你弟弟照顧好，路上注意安全。事情過去很久之後，回想起這個聲音，我才聽出其中浸含的同情和溫暖。

放下電話，我壓抑了一會兒驟急的心跳，把事情減輕了一些程度告訴了母親和弟弟。我們打車趕到醫院，然後開始在手術室外面等待。時間漫長。我祈求更漫長。漫長雖然讓人絕望，但至少也包含著希望。醫生在和死神爭奪父親，像是一場看不見的拔河。死神在一端，我們在另一端，和醫生一起竭盡全力地拉著繩索，試圖抵過死神的輕輕一拽。

搶救進行了一夜。天大亮時，父親的同事們聞訊來醫院裡的越來越多，我們面對這或是敷衍或是認真的問候，關係不錯的人留下來陪著我們一起等待。大家都面色凝重。母親逐漸陷入崩潰。我強撐著回應來客。有人買來了早餐，讓我們吃。我在這一夜突然長大。我讓母親吃，讓弟弟吃。他們都不想吃。我說，吃吧，吃點兒。我努力平靜著臉色把包子和油條遞給他們，堅持讓他們吃。我用肯定的語氣描繪了今後的生活圖景說，一會兒等爸爸出來，肯定少不了輪班伺候他，不吃飯怎麼會有力氣呢。

早餐沒有吃完。手術室的門開了。父親被推了出來，全身蒙著白布。

他死了。

我們撲過去，重複了所有悲傷的人們在那一刻所做的一切：瘋狂哭喊。難以置信。質問醫生。要求再搶救。然後繼續哭喊。

一位伯伯把我拉到一便，問我，孩子，先冷靜一下，辦事要緊。

辦什麼事？我的腦子是蒙的。想不出還有什麼事。父親沒有了，我沒有父親了，還有什麼事是需要辦的是值得辦的呢，在此刻。

傻孩子。你爸的後事啊。他擦了一把湧出來的淚，我看這得靠你了。得先決定在哪兒辦，是拉回老家還是在這兒。要是拉回老家，就得假裝他人還在，要趕快租一輛車掛著輸液瓶子把他送回去，一切都要按照老家的規矩來。要是在這裡辦，就是去殯儀館，遺體告別，火化，這另有一套規矩

就在這裡。我邊哭邊說。沒有猶豫。

跟你媽再商量一下吧。

不商量了，就聽我的。那一刻，我突然變得冷硬無比。

母親已經被襲擊得毫無主見，弟弟當然也聽我的。於是，在父親同事們的幫助下，父親的後事就按照殯儀館的程式進行起來。他們討論著相關的具體細節，有了大致方案後再和我商定，事項十分繁雜，我甚至顧不上長時間的哭泣。只能在哭泣的間隙中料理著父親的後事，或者說，在料理父親後事的間隙中哭泣。

叔叔是當天下午趕到的。在奶奶的催促下打了無數次電話之後，他終於有了不祥的意識。他風塵僕僕地趕到殯儀館，看到我們的瞬間就昏了過去。

殯儀館所有的程式結束後，父親變成了一個小小的骨灰盒。

我們還是回到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