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爸爸、媽媽、姐姐、妹妹和我——住在一棟白磚建造的別墅裡。我們有車庫、草坪、果樹，以及一個媽媽和爸爸用來種西紅柿的溫室。我們有自己的臥室，一間帶浴缸的浴室，一個不小的廚房和一間起居室。起居室的牆上掛著畫，但從來沒有人在那裡駐足。我們有一間帶大沙發的電視房。我們有一個地下室，裡面有洗衣房和鍋爐房。院子裡有一塊地，種著土豆、胡蘿蔔和草莓，還有一片可以挖出蚯蚓的肥堆。我們有一張乒乓球桌、一架紡車和一臺額外的冰箱。我們有一臺家釀蒸餾裝置，大約每隔一個月它就會發出突突的聲音，讓整個房子都瀰漫著濃郁的麥芽漿香氣。我們有一棵蘋果樹和一棵李子樹，它們並排站在那裡，正好構成了一個足球球門。我們有一個沙坑和一間陽光房，下雨的時候塑膠房頂就像機關槍一樣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響。我們住在一條街上，這裡所有的房子都是同時期建造的。鄰居們有屠夫、養豬戶、物業管理員和卡車司機，到處都是孩子。我們很普通。我們真的很普通。普通是唯一讓我們顯得特別的地方。

我很早就明白，爸爸媽媽為他們自己和我們安排的生活，並非提前就設定好的。他倆都來自別的地方，只是恰好來到了此處，是一場事件將許多像他們那樣的人帶到這裡，那一事件在短短30年裡幾乎改變了一切。這並非個人的階層上升，而是一次集體的階層流動。30年的社會改革讓工人階層，至少是工人階層的一部分，從農民工棚和擁擠的公寓搬到了帶有車庫、汽車、果樹和溫室的獨立的房子裡。這是一場海流一般強大的運動。

爸爸出生於1947年夏天。他的母親，也就是我的祖母，當時20歲，已經工作了6年多。在人民學校上了7年學後，她先是接受了堅信禮，然後14歲就去當女傭。接受完堅信禮的那天早晨，她騎車去做第一份工作。那輛腳踏車是她通過分期付款買來的，每個月付10克朗。她的工錢是25克朗。

她和她的父母以及5個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父母都是農業工人——他們通過訂立僱傭合同以實物的方式獲得報酬，是一種被美化了的農奴制。他們住在一棟典型的三間式農民工棚裡：一間廚房；一間睡了8個人的臥室，每張床上睡兩個人；一間平時不能進去、只有重要時刻才能用的客廳。工棚外面還有露天茅房、燒柴火的爐子和透風的窗戶。她的父親很粗暴。他們是沒有財產的人，即便在1945年農業工人體系被廢除後，他們仍然住在那裡，生活和工作條件基本上沒有變化。農業工人知道自己應該待在什麼地方。農業工人的孩子也知道。

祖母有一種簡單而不張揚的美，她常常帶著微笑，有一雙害羞的眼睛，裡面含著一絲憂傷。十幾歲的年紀，她在10多個不同的家庭裡當過女傭。洗碗、打掃灰塵、接受教育，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每週在週日及另外一個下午休息。她獨自睡在一間女傭房裡，但是她很不適應，對當保姆不適應，對住在別人家不適應，對被人罵、被蔑視、低人一等不適應。她總是想家，想兄弟姐妹，想回到童年。

爸爸快出生的時候，祖母搬回家裡，那一年秋天她在城裡的橡膠廠得到一份工作。與做女傭相比，她更喜歡工廠的工作，不過她還得獨自負責照看一個小孩。她得到兩個月的產假，此後不得不去上班。白天得由她的父母和妹妹們照顧我的爸爸。

爸爸7歲的時候，他們搬家了。爸爸和祖母搬到了小溪斜坡上的那個莊園。那是祖父的莊園。

這是一處提供給牧師的住所，由教會出租，包括豬、田地，以及一個由祖母打理的花園。爸爸一開始學著在莊園裡幫忙，不過他還喜歡拳擊和玩彈弓。他跑過田野來到小溪旁，在那段急流上游的溪水裡學游泳。他去上學，對歷史和自然科學感興趣，不過後來輟學了。他開始工作，為屠宰場開運豬的車。後來他去當兵，遇到了媽媽，得到了鋪路的工作，一干就是一輩子。

就在爸爸長大成人的那些年，瑞典引入了提供全民兒童補助、工資補助和職業養老金的政策。人們開始繳納個人所得稅。他們擴大了醫療保障、生育保障、兒童關懷和老年人看護的覆蓋範圍；對社會財富進行了再分配。兩週的假期變成了四周。他們把很大一部分社會保障的責任從家庭或家族轉移給了社會和國家。他們讓一個鋪路工人和一個家庭主婦——我的爸爸和媽媽——有機會過上一種跟舊時代工人階層熟悉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

爸爸和媽媽的這場旅行自然不是被事先設定好的，但這也並非偶然。強大的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他們就是海流中的柳葉鰻。他們遊過了一整片海洋，但其實根本沒有動。

姐姐出生的時候，爸爸20歲，媽媽17歲。短短幾年後，他們從銀行貸了款，用白磚建了一棟別墅。

一天下午，爸爸在房前的草坪上擺出了一個用金屬圈和網做的細長奇怪的東西。

「這是一個捕鰻網兜，」爸爸說，「是我買來的。」

我不知道他是從誰那裡買來的，但不管怎樣，它已經不新了，網上有好幾個大洞，我們用強力紗線把它們補好。不過網兜看起來還是很結實的。它有四五米長，其中一端非常寬，另一端收窄成一個尖尖。開口處有兩個網做的耳朵，可以向兩邊拉伸出去，這樣網兜就至少可以達到3米寬。我腦海中浮現出它在小溪的水面下張開，把所有被溪水衝過來的東西一網打盡的情景。裡面一定會裝滿魚。這跟用釣魚線或者無鉤法捕釣完全不是一回事。這是一種顛覆了權力平衡的方式。用了捕鰻網兜後，我們將不再只是這條小溪生生不息的週期中謙遜的臨時訪客，我們將成為擁有幾乎至高權力的人。這就好像我們直接干預了萬物的根本秩序。

我們吃了晚飯，爸爸往嘴裡塞了點鼻菸，然後我們坐進車裡，趁天還亮著出發去溪邊。我們沿著寬寬的車輪印子一步一滑地開下斜坡，停在那棵柳樹旁。一連下了好幾天雨，溪水很滿，比平時寬了兩三米。水漫向各處，形成了幾處積水的窪地，一些孤零零的野草在水面上露著頭。

柳樹旁停著那艘小木船，它在那裡搖搖擺擺，像一頭被抓住的動物在拉扯拴住它的鏈條。爸爸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審視著比平時流得更快更兇的混濁溪水。「見鬼，怎麼漫得這麼高，」他說著，往草叢裡吐了口唾沫，「好吧，我們還是試一下吧。」

我們帶來了兩根長木杆，還有一根略短一點的。我們把它們和捕鰻網兜扔到船上，把船解了開來。

「我來劃嗎？」我問。

「不，我來劃，」他說，「你來架杆子。」

他往溪中劃了一小段，然後轉向水流過來的方向，逆流劃了起來，離開那段急流。他划槳的時候，槳跟船接觸的地方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每劃一下，溪流就會衝上來，讓船頭高高翹起。他收槳的時候，整個身子都會後仰，嘴裡嘀嘀咕咕地罵著什麼。劃出大約90米後，他把槳幾乎豎起來插入水中，用胳膊撐住，試圖用這種方式將船穩住。船一會兒往左邊傾斜，一會兒往右邊傾斜，彷彿在努力掙脫一般。爸爸有節奏地撐著槳，來抵擋船的晃動。

「拿那根長的杆子，把它插到水底。」爸爸急切地朝一旁努努嘴說。我摸索著拿到杆子，把尖的一頭插入水中，用盡全身力氣把它插到溪底的淤泥裡。船轉起了圈，彷彿要把我甩出去一樣。我拿起大錘輕輕敲了幾下。棕色的髒水濺到了我的臉上。

當我終於把兩根長杆子都插到溪底，把網兜開口處的兩隻耳朵繫到杆子上的時候，我們倆身上都溼了，沾滿了泥漿。爸爸臉上泛著光，呼吸聲很重。他把撐在溪底的槳鬆開了，讓船滑出幾米，我順利地將那根短杆子也固定好，把網兜尖的那一頭系在上面。網兜在我們面前張開了，藏在混濁的水下，而網口則位於洶湧的溪流正中央，整個網兜就像水面下的一個秘密的房間。

爸爸嘆了一口氣，鬆開了撐在溪底的槳，讓船再一次順著溪流往下漂。他往水裡吐了口唾沫，看著那兩根長杆子，它們立在水面上，就像一艘正在沉沒的船上的兩根桅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