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時候會去偷漁。最主要是因為方便。窄路雖然可能是正確的路，但有時寬路走起來要容易得多。因為祖父母有田通到溪邊，所以我們有在那裡釣魚的許可證，但只能在屬於我們的這一邊釣，就是農莊的這一邊。這邊的草比較高，坡很陡、很泥濘，也比較難走。溪的另一邊則完全不同，一塊平坦的草地一直綿延到水邊。在那一邊，釣魚權歸城裡的釣魚俱樂部所有。

溪的對岸對我們來說就像海市蜃樓一般。不僅因為它看起來很容易抵達，還因為它象徵著某種在我們看來不公平的東西。到了週末，釣魚俱樂部的會員們站在平坦的草地上，身穿帶有很多口袋的綠色運動衫，拿著昂貴的釣魚竿，戴著滑稽的小帽子，在頭頂揮舞他們亮閃閃的、粗粗的釣魚線，想捕獲在溪流的等級系統中地位更高的、十分少見的鮭魚。

我們從來沒有在這條溪裡見到過鮭魚，至少沒有見過活的。有一回爸爸發現了一條很大的死掉的鮭魚。它肚皮朝上漂浮在那裡，他把它帶回了家。那條魚很肥，全身腫脹，重量超過10公斤。它還非常臭。我們站在那裡用手捂著嘴巴和鼻子，對它讚歎了一番，然後把它埋進了土裡。

有一年夏天，爸爸弄到了一條舊的小木船。他是在報紙上看到廣告後花了200克朗買來的，我們在自家草坪上將它打磨、上漆。它被系在急流上方的一棵柳樹上。一天傍晚，當我們來到溪邊釣鰻魚的時候，爸爸提議我們不如划船去對岸放釣魚線。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但突然覺得這完全合情合理。這個時候對岸顯然沒有人。另外，我們是在同一條小溪裡釣魚，在這邊與在那邊，完全只有理論上的區別。怎麼可能有人將流水這麼不穩定的東西據為己有呢？

「但如果火車來了，我們就得躲起來。」爸爸說。在那片平坦的草地上方有一條鐵路經過，它在幾百米外的地方拐了道彎，然後跟這條小溪並排而行。在彎道處，整片草地都一覽無餘，甚至可以看到小溪的盡頭。今晚這列火車上可能正好坐著釣魚俱樂部的某個會員，他會看到我們在偷漁並且鳴響警報，我們就會被人發現，被當成粗鄙的罪犯。

我們劃到對岸，把船繫好，我既害怕又興奮，我們帶上自己的東西沿著小溪走，發現那邊確實要方便得多。對岸並不是海市蜃樓，它是真實存在的。在那裡我們不需要在高高的潮溼的草叢中穿行，不需要在泥濘的陡坡上一步一滑。我對自己說，在那邊釣魚實際上是我們道德上應盡的義務。

我們將釣魚線投進水裡，動作比平時要快一些，眼睛緊張地朝上面的鐵路看，始終聽著列車從遠處靠近時傳來的最早的響動。列車在彎道處疾馳而過，速度比我預想中要快得多。我們關掉手電筒，撲進草叢裡。我緊緊貼著地面，盡力讓自己被草叢蓋住，把臉埋進手裡，屏住呼吸。列車呼嘯而過，整片草地都被照亮，彷彿一道閃電讓時間靜止了。我想象自己真的隱身了，爸爸趴在我身旁，跟我一樣，雙手捂著臉，屏住呼吸。

這時我想到，他其實是在笑。他根本不擔心我們會被發現——為什麼會有人在乎這個？他們怎麼可能知道我們是誰？他只是在演戲。他策劃了整齣戲，好讓這一切更刺激一些。也許他是怕我會覺得無聊？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害怕這個——我再沒有什麼其他更喜歡做的事情了，不過也是直到很久以後的此刻，我才開始好奇，爸爸在他的孩提時代是不是真的釣過鰻魚。我一直以為是這樣的。我一直以為他和我在一同延續一件遠在我倆出生之前就已經開始的事情。他為我做這件別人為他做過的事，我們在溪邊的那些夜晚，構成了一種跨越時間、跨越代際的延續。就像一種儀式一樣。

但是他至少沒有跟他的父親（那個被他稱為父親的人）一起釣過魚。我的祖父（那個被我稱為祖父的人）從不釣魚。他不會去做那些不能立刻派上用場的事情。他上班、休息，吃飯的時候吃得又快又安靜。他是一個禁酒主義者，討厭醉醺醺的。據我所知，他一輩子從來沒有休過一天假，從沒出門旅行過，從沒去過國外。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浪費在一件像釣鰻魚這樣看似無用的事情上不是他的風格。這跟有沒有耐心沒有關係，這更關乎責任。那條窄路在不同的人眼裡是不一樣的。

也許爸爸是一個人釣魚的，或者是跟別的什麼人，不過對此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記得爸爸說過這條溪裡以前有多麼多的魚，溪底是如何擠滿了鰻魚，春天當鮭魚游上來的時候，水面是如何被染成銀色。但這並不是他親身經歷的，這是他聽來的故事，發生在他出生之前。他自己那些捕獲鰻魚或讓鰻魚逃走的故事我都知道，因為我也參與了。他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就好像在我們之前，並不存在什麼故事。

是這樣嗎？這一切都始於我倆？這樣的話，這件事跟那個他口中的父親、我口中的祖父有關係嗎？我們在溪邊的那些傍晚，是對我爸爸所失去的某種東西的補償嗎？是在嘗試實現他對父子和樂相處的期許嗎？是一種開拓自己的人生窄路的方式嗎？

現1瑞典克朗約合0.76元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