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驚覺，自己已經經歷了悲痛的五個階段，就是老生常談的「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消沉→接受」。但我完全是反著來的。剛診斷出來的時候，我對死亡已經做足了準備。我甚至自我感覺良好，完全接受現實，有種萬事俱備的篤定感。接著我開始消沉，因為我畢竟不大可能很快就死去。這當然是個好訊息，但也令人困惑迷茫，甚至很奇怪地令我萎靡不振。抗癌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各項相關資料，說明我也許可以再活十二個月，或者一百二十個月。本來，這種大病是應該讓你完全看清自己和生命的。然而，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我所知的東西仍然一樣，但已經不能像從前那樣隨意約見朋友，享受正常生活了。要是我確切地知道自己到底還剩多少個月或者多少年，前路也許會清晰很多。你要是告訴我，還剩三個月，那我就全部用來陪家人；還剩一年，我可能會寫一本書；還有十年，我就回去救死扶傷。「活在當下」這種真理對我根本沒有幫助：我這當下到底該怎麼活啊？
接著，在某個時刻，我又開始討價還價，嗯，其實也不算討價還價吧。我心裡默默地說：「上帝啊，我讀了《約伯記》，不能完全理解。但如果這是測試我信仰的方式，那你應該已經看到我的信仰很弱。可能你在燻牛肉三明治上留點那種辣芥末也能測試我的信仰呢？真的不用這麼大費周章地給我來個‘核爆炸’吧，真的……」討價還價之後，怒氣就一陣陣湧上心頭：「我這小半輩子都在努力奮鬥，已經到了這份兒上了，居然得了癌症？」
現在，可能我終於來到「否認」這個階段了。也許是完全的否認。也許在缺乏任何定論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假設自己能活很久。可能這是前進的唯一辦法。
現在，查出癌症九個月了，我幾乎天天做手術到深夜，甚至到凌晨，一心一意要好好畢業。我的身體遭受了沉重打擊。每天回到家，我都累得吃不下東西。而且慢慢在加大泰勒諾、非類固醇抗炎藥和止吐劑的用量。我開始不停咳嗽，大概是肺部惡性腫瘤纖維化引起的。我告訴自己，只需要再堅持幾個月，就可以結束這種馬不停蹄的工作狀態，順利從住院醫生畢業，安心做個相比之下更平靜、更輕鬆的教授。
二月份，我飛去威斯康星參加工作面試。他們的一切條件都正合我心：數百萬美元的資金供我開設神經系統科學實驗室；領導自己的臨床醫學團隊；工作時間和內容都靈活，根據我的健康情況而定；終身教授職位；對露西也有很優厚的工作安排；高薪、美景、田園牧歌般的城市、完美的老闆。「我瞭解你的健康狀況，你和你的腫瘤醫生應該也很親密。」部門主管對我說，「如果你想繼續在那邊的治療，我們就幫你來回飛。不過我們這兒也有一流的抗癌中心，你願意的話就去看看。我還能不能再做點什麼，讓這個工作更有吸引力？」
我想了想艾瑪說過的話。我之前不相信自己能繼續外科醫生的事業，如今卻已經成功重返手術檯，這個轉變是很有分量的，甚至有點宗教層面的意味。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時候，她還一直記掛著我的這個身份。我多年前立志成為醫生時對自己提出的挑戰，她做到了：審視靈魂，接受自己作為凡人的責任，讓我重新找回自己。我已經抵達了很多神經外科住院醫生的制高點，立志不僅要做個神經外科醫生，還要做個神經系統科學家。這是每個學生夢寐以求的目標，但能實現的卻寥寥無幾。
當晚晚飯後，主管開車送我回酒店。他在路邊停了車。「我給你看個東西。」他說。我們下了車，站在醫院門口，面前是冰封的湖水，對岸是科系辦公室星星點點的燈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開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夢幻了。也就是那個時候，我恍然大悟：這只是夢幻而已。我們不可能搬來威斯康星。萬一我這兩年癌症嚴重複發呢？露西得孤孤單單在這裡，遠離朋友和家人，僅憑一己之力照顧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我近乎暴怒地抵擋著想接受這份工作的慾望，也意識到，癌症已經徹底顛覆了我對人生的規劃打算。過去幾個月來，我一直全力以赴，想讓生活恢復到癌症之前的軌跡，否認癌症對我的生活造成了任何影響。然而，現在的我，不管多麼希望感覺到勝利的喜悅，還是感到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鉗子，緊緊夾住我，阻止我前進。癌症的詛咒是奇怪而緊張的存在，也是對我的極大挑戰，對於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無視，也不能任其擺佈。就算現在死神蟄伏起來，他的陰影也時刻籠罩著我。
一開始丟掉斯坦福那個教授職位的時候，我安慰自己，要管理一個實驗室，至少需要有二十年的計劃。現在，我覺得這安慰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弗洛伊德一開始就是個成功的神經科學家，後來他認識到，神經科學還需要至少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能滿足他在瞭解心靈和思想方面真正的抱負，於是丟開顯微鏡，另起爐灶。我的感覺跟他可能有點像。通過研究來創造神經外科的變革就像一個長期的賭局，因為我的病，這個賭局幾乎沒有了勝算；我所剩的籌碼不多，不想押在實驗室裡了。
我耳邊又響起艾瑪的話：你必須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麼。
如果我已經不想再問鼎神經外科與神經系統科學這兩座高峰了，那我想幹什麼呢？
當個爸爸？
做個神經外科醫生？
教書？
我也不知道。不過，就算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也還是有收穫，這收穫並非來自於希波克拉底、邁蒙尼德或者奧斯勒，而是我獨有的頓悟：醫者的職責，不是延緩死亡或讓病人重回過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屬的生活分崩離析時，給他們庇護與看顧，直到他們可以重新站起來，面對挑戰，並想清楚今後何去何從。
現在，我那些屬於外科醫生的驕傲自負實在毫無用處。我的確是本著對病人盡職盡責的態度，全心全意地救死扶傷，但說穿了這就是暫時的責任，是轉瞬即逝的全心全意。解決了嚴重的健康危機，病人醒來了，身上的管子拔掉了，然後出院了，病人和家屬繼續生活，但事情永遠不會和以前一樣了。醫生的話能安撫人心，就像神經外科醫生的手術刀能減緩大腦的疾病。然而，這其中的不確定性與後續的發病率，還是需要繼續去克服，去纏鬥。
艾瑪沒有讓我恢復原來的個人特性，而是保護了我創造新特性的能力。終於，我明白，必須要去創造新的自我了。
大齋節的第三個星期日，明澈通透的春日清晨，我們夫妻倆和我的父母一起去了教堂。他們倆從亞利桑那飛來過週末。我們一起坐在長長的木凳子上，媽媽和坐在旁邊的一家人攀談起來，先是對那位母親說，她小女兒的眼睛真好看，接著迅速聊起格局更大的話題。她充分展示了一個傾聽者、好閨密和聯結者的高超能力。牧師讀《聖經》的時候，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偷笑起來。這段《聖經》文字中，沮喪的耶穌說了一些隱喻，而使徒們非要去做一些字面的解釋：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
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
……這其間，門徒對耶穌說：「拉比，請吃。」耶穌說：「我有食物吃，是你們不知道的。」門徒就彼此對問說：「莫非有人拿什麼給他吃嗎？」
正是這樣的文字，很明顯地諷刺了對《聖經》進行拘於字面意義來理解的行為，也讓我對基督教長期的疏離之後得以迴歸。大學以後，我對上帝和耶穌的概念逐漸變得貧乏（這個詞算是用得比較委婉了）。當時我一頭扎進堅不可摧的無神論。對抗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武器，就是基督教義在實際運用中的失敗。啟蒙的理性當然更說得通，更能解釋身邊的種種；「奧卡姆剃刀理論」當然也將信眾們從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來。沒有證據能證明上帝的存在，所以，信仰上帝並不合理。
我在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長大，禱告和閱讀《聖經》是每晚的儀式。儘管如此，我和大多數從事科學工作的人一樣，相信現實的物質概念，擁有終極的科學世界觀，遇事會力求用完整的形而上方法去研究和解決，不去考慮那些陳舊的概念，什麼靈魂啊，上帝啊，穿著長袍、留著大鬍子的白人男子之類的。二十幾歲的時候，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努力去建立這樣一種認知框架。然而，最終問題還是顯現出來：把科學作為形而上的最終裁決標準，不僅否定了上帝在這個世界的存在，還同時否定了愛、恨與意義；這種思想中的世界，本來就與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天差地別。當然，並不是說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義，就必須也要信仰上帝。準確地說，如果你認為上帝在科學中無立足之地，那麼你就幾乎一定會認為人生的意義在科學中也無法容身。因此，生命本身也毫無意義。換句話說，那些關於存在主義的言論沒有任何分量，一切認知都是科學認知。
然而，這其中就存在一個悖論。科學的方法論是人們的雙手創造出來的，因此無法涉及一些永恆的真理。我們建立科學理論，是為了組織和掌控這個世界，將各種現象侷限在可控的範圍內。科學的基礎，就是各種現象的重複出現以及人為製造的客觀性。這是很強的後盾，讓科學有能力去建立並闡釋各種關於物質和能量的主張，但也讓科學知識無法解釋人類生命中存在主義的本能特性。人類生命本身就是獨特的，主觀的，無法預測的。也許在組織和研究重複出現的經驗主義資料時，科學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學卻無法用來解釋人類生命中最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懼、愛、恨、美、妒忌、榮譽、軟弱、奮鬥、痛苦和美德。
這些核心的情感與科學理論之間，總是存在一道鴻溝。沒有任何思想體系能夠完整地包含人生所有的體驗。形而上學仍然停留在提供啟示的範圍，並沒有那麼寬泛（畢竟，奧卡姆的核心觀點是這個，而不是無神論）。而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無神論才是合理的。最典型的無神論者，大概是格雷厄姆·格林的著作《權力與榮耀》裡的中尉，他的無神論，來自於「上帝不在」的天啟。唯一名副其實的無神論，必須建立在創造世界的願景之上。很多無神論者都喜歡引用諾貝爾獎得主、法國生物學家雅克·莫諾的一句話，而這句話其實在掩飾無神論的一個富有天啟色彩的特徵：
古老的聖言已經灰飛煙滅，人類終於知道，自己是這冷酷無情的廣闊宇宙中孤獨的存在，而自己在這宇宙的誕生，也是偶然的。
而我最終迴歸了基督教的核心價值：犧牲、救贖、寬恕。因為吸引力實在太大，令人歎服。《聖經》裡，正義和仁慈，在《新約》和《舊約》之間都存在一種拉鋸。《新約》說，從善沒有盡頭：善良就是人生的目標，你永遠也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我相信，耶穌傳遞的主要資訊，是無論何時，仁慈都重於正義。
不僅如此，也許原罪傳遞的主要資訊也不是「應該時時刻刻抱有愧疚之心」。也許這樣解釋反而更為恰切：「我們心中都有一個善的概念，但不是時時刻刻都做得到。」大概這才是《新約》想要傳遞的資訊。就算你心中對「善」的認識和《聖經·利未記》中一樣嚴苛全面，你也不可能像那樣生活。真的不可能，瘋子才會那樣。
當然，關於上帝，我無法提出任何明確的觀點，但人類生命的基本現實，本來就是極度反對盲目決定論的。另外，包括我在內的任何人，都不認為天啟論在認知領域擁有任何權威。我們都是講求理性的人，天啟論不足以解釋所有疑惑。就算上帝真的與我們對話，我們也會認為那是幻覺。
那麼，我會想，有追求的形而上學者，應該做什麼呢？
放棄嗎？
幾乎就要放棄了。
朝著終極真理掙扎向前，但發現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或者說，有可能找到正確答案，但證實這個答案，是絕對不可能的。
毫無疑問，我們每個人最終能看到的，都只不過是生命的區域性。醫生看到一個方面，病人看到另一個方面，工程師、經濟學家、潛水採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線電視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師……看到的都不盡相同。沒有什麼人能完全包攬人類所有的認知。認知產生於我們所創造的，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之中，永遠不可能完整全面。而終極真理凌駕於一切之上，在其存在之處，播種者與收割者可以一同欣喜狂歡，正如禮拜天的《聖經》佈道的最後。因為，終極真理之中，有句話說得清楚明白：「那人撒種，這人收割。」我派你去收穫你並未付出努力的東西；辛苦勞作都是別人的，你分享了他們的勞動果實。
我跳下ct臺。這已經是重返外科的第七個月了。這將是我的最後一次ct，這之後我將完成住院生涯，成為一個父親，我的葬禮也終有一天會成為現實。
「想看看嗎，醫生？」掃描人員問我。
「現在不看，」我說，「今天我還有很多工作。」
已經下午六點了，我必須去查房、探視病人，做明天的手術室安排，看看各種掃描片子，向別人口述我的臨床筆記，查查病人術後的情況……很多事等著做。晚上八點左右，我在神經外科的辦公室坐下，旁邊就是放射照片觀測臺。我開啟來，看著第二天要做手術的病人的掃描片，是兩個比較簡單的脊椎病例。最終，我輸入了自己的名字。片子出現在螢幕上，我不斷縮放著，彷彿孩子在隨意翻看畫冊，把新的片子和上次照的對比。一切看起來都沒有變化，原來的那些腫瘤還是一個樣。啊，等等。
我滑動滾輪，再看了一下今天的片子。
一個新的腫瘤出現了，有點大，填滿了我的右肺中葉。看上去竟有點像一輪幾乎照亮了整個地平線的滿月。再回去看原來照的片子，我能辨認出這個腫瘤非常微弱的跡象，原來只是幽靈一般的預兆，現在則完全變成了現實。
我既不憤怒，也不恐懼。本來就是如此。這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個事實，就像太陽與地球的距離。我開車回家，告訴了露西。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我們和艾瑪的見面要等到下週一。露西和我坐在客廳，各自開啟筆記型電腦，列出了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活檢、體檢、化療。這次的治療肯定更艱難、更痛苦，而活得久一些的可能性更為渺茫。我又想起艾略特寫過的詩句：「可是在我背後的冷風中，我聽見/白骨在碰撞，得意的笑聲從耳邊傳到耳邊。」也許未來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永遠，我都無法再重返神經外科了。但我們覺得，這一切都可以等到週一再來考慮。今天是星期四，我已經做好了明天手術室的安排；我決定，要去當最後一天的住院醫生。
第二天早上五點二十分，我在醫院門口下了車，深深吸了口氣，聞著桉樹的氣味。好像還有什麼氣味……是松樹嗎？以前都沒注意到呢。我把住院醫生們集合到一起，準備上午的各項工作。我們先回顧了前一晚發生的事情，入院的病人，新的掃描片子，然後去查房，之後還開了「m&m」會，也就是定期召開的關於發病率與死亡率的會議，神經外科醫生們會聚集到一起，檢討一段時間內犯的錯誤和做得不好的病例。開完會，我又跟病人r先生多待了幾分鐘。他得了一種罕見病，叫格斯特曼綜合徵。我切除他腦內的腫瘤後，r先生開始顯露出一系列行為缺陷：讀寫能力缺失，說不出每根手指的具體名字，不會算數，分不清左右。這種事我之前只碰到過一次，還是八年前做醫學生，剛剛進入神經外科實習時跟過的一個病例。和那個病人一樣，r先生也是精神愉快，情緒高昂，我懷疑這會不會也是症狀之一，只是從來沒人當作症狀描述出來而已。不過r先生正在好轉：他的語言能力幾乎已經恢復正常，算數能力也只是有一點點偏差。他完全康復的可能性很大。
上午很快過去了。我刷手消毒，準備做最後一次手術。突然間，我感覺到這個時刻意義重大。這真的是我最後一次刷手了？也許真的走到頭了。我看著肥皂水順著手臂流下來，然後流回水槽裡。我走進手術室，穿好手術衣，給病人蓋上無菌布，專門扯了扯四個角，確保沒有褶皺。我希望這臺手術完美無缺。我割開他背部下方的皮膚。這個男人已經上了年紀，脊椎退化，壓迫神經根，造成嚴重的疼痛。我撥開脂肪，筋膜出現，感覺到凸起的椎骨。我割開筋膜，又順利地割開肌肉，直到眼前的傷口中只剩下閃著亮光的寬闊椎骨，乾淨純粹，不沾一絲血跡。主治醫生進來了，我正在切除椎骨後面的椎板，那裡有增生，再加上下面的韌帶，一起壓迫著神經。
「看著挺好，」主治醫生說，「如果你想去今天的會，我找同事進來接手做完。」我的背痛又開始了。我之前怎麼不再吃點消炎藥呢？不過，這臺手術應該很快了，我快做完了。
「不用，」我說，「我想把這臺手術做完。」
主治醫生也刷手消毒進來了，我們一起切除了增生。他開始撥弄韌帶，下面是硬膜，裡面有脊髓液和神經根。這一步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在硬膜上弄個洞。我負責處理另一側。突然，我眼角的餘光瞥見，他的手術用具旁邊有一抹藍色——硬膜開始破裂了。
「小心！」我說。此時他手上的器具已經夾到硬膜了。清澈的脊髓液開始填滿傷口。一年多了，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漏液的情況。修補這個漏洞又需要一個小時。
「把刀頭拿出來，」我說，「漏液了。」
等我們修補完這個漏洞，把壓迫神經的軟組織切除之後，我的雙肩火辣辣地痛。主治醫生脫掉手術衣，向我道歉又道謝，離開了，留下我收尾。一層層組織整齊地合到一起。我又開始用尼龍線一針一針縫合皮膚。大多數外科醫生都會選擇縫合器，但我一直覺得尼龍線的感染率比較低。這個病人，這「最後一役」，要按我的想法來做。皮膚完美地縫合，沒有拉扯褶皺，彷彿這臺手術從未發生過。
很好，這樣很好。
我們掀開病人身上的無菌布，一個以前沒合作過的手術助理護士問我：「這週末你值班嗎，醫生？」
「不。」也許永遠都不值班了。
「今天還有手術嗎？」
「沒有了。」也許永遠都沒有了。
「啊，那好。那就是大團圓結局了！工作做完啦。我喜歡大團圓的結局，你也是吧，醫生？」
「是啊，是啊，我也喜歡大團圓。」
我坐在電腦旁邊輸入一些術後指令，護士們進行著清理工作，麻醉師開始喚醒病人。我一直半開玩笑地威脅說，如果是我主刀的手術，就不許聽那種人人都喜歡的「打雞血」的流行音樂，只能聽巴薩諾瓦舞曲。我播放了巴薩諾瓦風格的經典專輯《不老的傳說》，薩克斯柔和而又鏗鏘的演奏響徹整個手術室。
過了一會兒，我出了手術室，收拾好七年來用的所有東西——一些為通宵工作準備的備用衣服、牙刷、幾條肥皂、手機充電器、零食、我的頭骨模型和一系列神經外科的書，諸如此類。
我轉念一想，又把書留下了。它們在這兒，應該更能發揮作用吧。
走向停車場的路上，一個同事走過來想問我什麼事，但他的呼機響了。他看了一眼，揮揮手，轉身往醫院裡面跑。「晚點再找你！」他回頭朝我喊了一聲。我坐在車裡，熱淚盈眶，轉動鑰匙，慢慢開到路上。回到家，我走進家門，掛好我的白大褂，摘下我的名牌，接著取出呼機的電池，脫下手術衣，痛痛快快地洗了個澡。
再晚點的時候，我給維多利亞打電話，告訴她週一我沒法去上班了，可能永遠都不能去了，所以就做不了手術室的安排了。
「嗯，我一直做噩夢，夢見這一天來了。」她說，「真不知道你是怎麼堅持這麼久的。」
星期一，露西和我一起去見了艾瑪。她肯定了我們列出的計劃：支氣管鏡活檢，針對性地尋找突變，實在不行只有化療。但我去見她的真正原因，是希望得到一些引領和指導。我告訴她，已經在神經外科那邊請假了。
「好，」她說，「沒事。嗯，要是你想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別回神經外科了。但別單純因為你病了就不幹了。和一個星期前相比，你的病情並沒有加重。這一路上的確有些顛簸，但你還是可以維持現有生活軌道的。對你來說，神經外科的工作很重要。」
我再一次走上了從醫生到病人的軌道，從行動者變成被動者，從主語變成了直接賓語。生病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說是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軌道一帆風順地前進著。大多數現代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命運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為行動決定的。《李爾王》中的葛羅斯特伯爵埋怨過，說人類的命運之於神明，正如「蒼蠅之於頑童」。然而那部作品主要的戲劇衝突，還是來源於李爾王的虛榮與專制。從啟蒙運動開始，佔據舞臺中心位置的，就是個人。但現在，我所在的世界已然不同，這是個更古老的世界，人類的行動在超人類的力量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個世界比起莎士比亞的作品更具有希臘悲劇的色彩。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俄狄浦斯和他的父母都逃脫不了命運的股掌；他們只能通過神諭與預言，通過那些既定的占卜，才能接觸到掌控他們命運的力量。我來找艾瑪，不是想要治療方案。我讀的資料已經夠多了，未來會採取什麼樣的醫學手段我已經瞭然於心。我想要的，是眼前這個「神諭家」充滿智慧的安慰。
「這不是結束。」她說。這種說辭她恐怕已經用過成千上萬遍了。想想我自己，難道就沒有跟病人說過類似的話嗎？反正面對那些想尋找不可能的答案的人，她肯定都這麼說。「甚至都不能說是結束的開始。這僅僅是開始的結束。」
我居然感覺好些了。
活檢後一個星期，護理師艾麗克西斯打電話給我通報情況。沒有可以採取針對性治療的突變，這樣化療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已經安排好週一開始。我問具體用什麼化療藥物，她說這個問題必須跟艾瑪談。艾瑪正和孩子一起在太浩湖玩，不過週末會抽空給我個電話。
第二天是星期六，艾瑪的電話來了。我問她對化療用藥有什麼想法。
「嗯，」她說，「你有什麼具體想法嗎？」
「我覺得主要問題是要不要加阿瓦斯丁吧，」我說，「我知道最近有研究說這個藥沒有好處，副作用還比較嚴重，有的抗癌中心逐漸棄用了。我覺得那只是一個研究而已，之前那麼多資料都證明是有用的，我比較傾向於還是要用。如果我反應不好，再棄用也不遲。你覺得這樣行嗎？」
「嗯，沒什麼問題。後期加的話還要過保險公司那一關，比較難。所以前期就使用比較好。」
「謝謝你打電話來。我就不耽誤你享受湖邊的美景了。」
「好的，但我還要再多說一句，」她略有遲疑，「很高興咱們可以一起制訂你的醫療計劃，因為你是個醫生，你什麼都懂，而且這也是你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你什麼時候想讓我單獨來做你的醫生了，我也是很樂意的。」
我還從來沒想過，可以不負責自己的醫療計劃。我還理所當然地以為所有的病人都是久病成醫。我還記得醫學生時期的我，剛剛開始進入醫學實踐，對什麼都懵懂無知，經常會讓病人解釋他們自己的病症和治療手段，問他們為什麼出現藍色腳趾的症狀，這個粉色的藥片是幹什麼的。但正式成為醫生之後，我從未要求病人自己做決定，我對他們有責任。我意識到，自己現在也在做同樣的事，心中那個作為醫生的自我在對那個作為病人的自我負責。也許我真的被哪個希臘的天神詛咒了，但放棄對自己病情的控制彷彿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算可能，那也太不負責任了。
化療開始的週一，露西、我母親和我一起去了輸液中心。我安好一個靜脈注射的針頭，找了把舒服的椅子坐好，開始漫長的等待。化療的混合藥物需要四個半小時才能全部輸完。整個過程中，我要麼打盹，要麼讀書，有時候又百無聊賴地看著身邊的露西和媽媽，偶爾聊兩句，打破沉默。病房裡的其他病人健康和精神狀況各不相同：有的頭髮已經禿了，有的髮型還很不錯，有的形容憔悴，有的活潑爽朗，有的不修邊幅，有的衣冠楚楚。不過所有人都靜靜地躺著，任憑注射管裡那些毒副作用劇烈的藥物慢慢輸入伸展的手臂。我每三週來接受一次治療。
第二天我就有反應了。非常強烈的疲乏感，深入骨髓，全身無力。本來特別能喚起愉悅感的進食，對我來說就像喝海水一樣折磨。突然間，所有我喜歡的東西都變鹹了。露西給我做了貝果麵包加奶油乳酪做早餐，吃起來就像鹽鹼地裡那種經常被動物舔舐的鹽塊。我只吃了兩口就放到一邊。看書也讓我筋疲力盡。本來答應了要為兩本重要的神經外科教科書寫個幾章，闡述我和v的研究是否有臨床治療的潛力，現在也被擱置了。一整天，我都只能靠看電視和強制進食來打發時光。幾周以後，逐漸形成了一種模式：不舒服的感覺會慢慢減輕，等恢復常態的時候，恰好又到下次治療的時間了。
就這麼迴圈往復著。我因為一些輕微的併發症在醫院進進出出，也就排除了任何重返工作崗位的可能。神經外科認為我無論從國家標準還是地方標準來說，都已經符合畢業的條件。畢業典禮安排在一個週六，露西預產期的前兩週左右。
那一天來了。我站在臥室裡，為畢業典禮穿衣打扮，這畢竟是七年住院生涯的高潮。但突然之間，強烈的噁心感氣勢洶洶地襲來。感覺不像化療引起的通常的噁心。那種噁心一般像潮水一樣湧來，也像潮水一樣迅速退卻。我開始不斷嘔吐出綠色的膽汁，那種粉筆一樣的味道和胃酸大不相同。這是內臟深處湧上來的。
說到底，我還是去不成畢業典禮了。
我需要馬上靜脈注射，防止脫水。於是露西開車帶我去了急救中心，開始覆水過程。嘔吐變成了腹瀉。急救處的住院醫生布蘭德和我友好地交流了一會兒，我詳細敘述了自己的醫療史，歷數了所有的用藥。最後我們討論了分子療法取得的進步，特別是我在用的特羅凱這種藥。眼前的醫療計劃很簡單：一直用靜脈注射的方式保持我不脫水，直到我狀態恢復，可以正常用嘴喝水。那天晚上，我住進了醫院病房。但護士在看我的用藥單時，我注意到上面沒有特羅凱。我請她打電話給住院醫生，改正這個疏忽。這種事也是常有的。畢竟我同時在吃十幾種藥呢。隨時隨地滴水不漏是很難的。
午夜過去很久，布蘭德出現了。
「聽說你對自己用的藥有疑問？」他問道。
「是啊，」我說，「沒有開特羅凱。你補開一下，不介意吧？」
「我決定不讓你再服特羅凱了。」
「為什麼啊？」
「你的肝酶太高，不能再吃了。」
我有點摸不著頭腦。我的肝酶已經高了好幾個月了。如果這是個問題，之前為什麼沒討論過呢？不管怎麼說，這肯定是搞錯了。
「艾瑪，就是我的腫瘤醫生，你的上司，也看過這些指標了。她想讓我繼續吃。」
如果例行公事，住院醫生做出治療決策都是不用主治醫生從旁指導的。不過現在我向他轉述了艾瑪的意見，他肯定會讓步吧。
「但這個可能就是你胃腸道問題的原因。」
我更摸不著頭腦了。一般來說，轉述了主治醫生的命令，就不會再討論下去了。「我已經吃了一年了，沒有任何問題，」我說，「你覺得現在的問題是特羅凱突然引起的，不是化療？」
「有可能。」
我的困惑升級成了憤怒。這孩子，才從醫學院畢業兩年，和我的助理住院醫生一般年紀，居然跟我叫板？嗯，如果他是對的，那就另當別論，但他現在說的這些毫無道理啊。「呃，今天下午我是不是提過，不吃那個藥的話，我的骨轉移癌就會很活躍，引起劇痛？我不是想小題大做，以前練拳擊的時候我也骨折過，但現在痛得比那時候厲害多了。從一到十打分的話，現在是十分痛。我很有可能很快就會痛得忍不住尖叫起來。」
「嗯，考慮到這個藥的半衰期，估計還要等個一天左右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看得出來，在布蘭德眼裡，我不是個病人，是個「問題」：需要儘快解決，在工作列前面的方框裡畫個勾。
「聽我說，」他繼續道，「如果你不是你，這場對話根本就不可能發生。我會直接給你停藥，然後讓你自己來證明，病症都是這個藥造成的。」
怎麼回事？下午我們不是相談甚歡的嗎？我回想起醫學院時期遇到的一個病人，她說自己去醫生那兒看病，都會穿最貴的襪子。這樣等她換上病號服，不穿鞋的時候，醫生也能看到她的襪子，知道她是個體面人，會以很尊重的態度來對待她。（啊，原來問題在這裡——我穿的是醫院發的襪子，這麼多年了一直佔著這個小便宜！）
「不管怎麼說，特羅凱是特殊的藥，需要專科訓練醫生或者主治醫生的意見。你真的想讓我大半夜的為這事叫醒別人嗎？不能等到早上再說？」
原來如此。
如果他要完成對我的義務，就需要在「待辦事項」上加上一條：給上司打電話，難為情地暴露自己的錯誤。他又在值夜班。住院醫生培訓的規定迫使很多培訓專案都設定了輪班工作制。輪來輪去地，有些人也就變成了「滑輪」，巧妙地利用制度去推卸責任。如果他再拖延個幾小時，我就是別人的問題了。
「這藥我一般是凌晨五點吃的，」我說，「我們倆應該都明白，‘等到早上再說’的意思是等到早上查房完再說，也就是說基本上要到下午了，對吧？」
「好吧，好吧。」他說著走出了病房。
到了早上，我發現他還是沒開藥。
艾瑪打了個電話來問好，說她會解決特羅凱的問題。她祝我早日康復，很抱歉整個星期都不在。僅僅一天的時間，我的病情就開始惡化，腹瀉迅速加重。我一直在輸液防止脫水，但補水速度跟不上脫水速度。我的腎功能開始衰竭。接下來做檢查時，我的血清鈉濃度已經快達到致命的地步。我被轉移到重症監護室，因為脫水，我的軟顎和咽頭都有部分壞死，從我嘴裡脫落出來。我身體劇痛，意識飄忽不定，一會兒清醒，一會兒糊塗，來了一大堆專家搶救我：重症護理人員、腎病專科醫生、腸胃病專科醫生、內分泌醫生、傳染病專家、神經外科醫生、一般腫瘤科醫生、胸腔腫瘤科醫生、耳鼻喉科專家。懷孕三十八週的露西每天都守在我身邊，還偷偷搬進了我原來的值班室，離重症監護室就幾步路的距離，這樣她晚上好隨時來看看我。她和我爸爸也對病情發表了一些看法。
清醒的時候，我能很清楚地聽到大家嘈雜的聲音，眾說紛紜的意見。這在醫學上被稱之為「wicos」（whoisthecaptainoftheship，誰是船長）問題：到底誰掌舵，誰說了算？腎病專家不同意重症醫生的意見；重症醫生和內分泌專家起爭執；內分泌專家和腫瘤醫生意見相左；腫瘤醫生和腸胃病學家爭論不休。我感覺到自己也應該負起責任，所以在偶爾清醒的時間，會把目前病情的一些細節打出來，並且在露西的幫助下，努力引導所有的醫生，不要偏離事實，進行準確的解讀。後來，半睡半醒之間，我依稀聽到父親和露西跟每個醫生團隊討論我的病情。我們覺得目前還是應該以靜脈點滴為主，一直到化療的影響消失。但每個團隊的專家必須去挖掘屬於他們專業的可能性，多做一些檢查，主張自己贊成的療法。不過有的看上去真的沒有必要，而且很欠考慮。各種取樣檢查都做了，約了很多掃描照片，開了很多藥。我開始搞不清治療的進展，時間概念也模糊起來。我要求他們向我解釋這些治療計劃，但聽著聽著對方的聲音就漸漸變得沉悶飄散，常常是醫生說著說著，我就眼前一黑，幾乎都聽不全。我萬分盼望艾瑪在場掌控著一切。
突然間，她就出現了。
「你這麼快就回來了？」我說。
「你都在重症監護室住了一個多星期了，」她說，「但你別擔心，你的病情在好轉。很多指標都正常了。你很快就能出去了。」我聽說她一直通過電子郵件和醫生們保持著聯絡。
「你之前不是說，你可以單純地做個醫生，我可以單純地做個病人？」我說，「我覺得說不定這樣更好。我一直在讀科學和文學讀物，想為自己找個比較正確的觀點，可是沒找到。」
「我覺得你光靠看書是找不到的。」她回答。
終於有了艾瑪這個掌舵人，為一派混亂的會診注入了一絲平靜。我腦中忽然湧現出艾略特的詩句：
噠密阿塔：小船歡欣地響應
那熟於使帆和搖槳的手
海是平靜的，你的心靈受到邀請
會歡快地響應，聽命於
那節制的手
我靠在病床上，閉上雙眼。黑暗再次襲來，意識漸漸模糊，我終於放鬆了。
露西的預產期到了，卻沒有陣痛反應。我也終於被安排出院了。自從診斷出癌症之後，我體重下降了四十多磅，僅過去一個星期就下降了十五磅。我現在的體重大概就是八年級時的體重，但頭髮相比那時稀疏了不少，基本上都是在過去一個月掉的。我從間歇性的昏迷中甦醒過來，頭腦清醒地面對這個世界，但身體卻油盡燈枯。我能看到自己皮囊之下瘦骨嶙峋，像行走的x光片。回到家，光是抬頭挺胸就讓我勞累至極。要使出雙手的力量才能拿起一杯水。看書？根本不可能。
露西和我，我們的雙親都來家裡幫忙了。我出院後兩天，露西經歷了第一次宮縮。她待在家裡。我媽媽開車送我去見艾瑪，進行出院後的追蹤看診。
「心情不好嗎？」艾瑪問。
「好啊。」
「你心情應該不好的。康復是個漫長的過程。」
「嗯，好吧，是不太好。整體來說我心情是挺不好的。但日子要一天一天過，我已經做好準備，繼續做物理治療，開始康復過程。我之前也做過，所以肯定駕輕就熟的，對吧？」
「你看了上次照的片子嗎？」她問道。
「沒有。我已經不看了。」
「片子看著還不錯，」她說，「病情比較穩定，腫瘤甚至有輕微縮小。」
我們聊了未來的一些流程。繼續化療，直到我身體稍微強壯一些。以我目前的狀態，那些試驗性治療不會接收我，也不可能進行其他治療，至少得等我身體恢復一點力量。我用頭靠著牆，因為脖子上的肌肉鬆鬆垮垮，已經難以支撐。我腦子裡一團糟，如墜雲裡霧裡。我又需要她變成那個「神諭家」了，需要她再次占卜預言，獲知生命的秘密：不管是聽取鳥語，還是觀察星圖；不管是探測突變基因，還是研究卡普蘭-邁耶生存曲線。
「艾瑪，」我說，「接下來怎麼辦？」
「強壯起來。就這麼簡單。」
「但是癌症復發的話……我是說，這個可能性……」我猶豫了。一期治療（特羅凱）失敗了。二期治療（化療）差點要了我的命。如果我還能活著接受三期治療的話，還有點希望。除此之外，還有試驗性治療，這是個廣闊的未知領域。我情不自禁地將各種疑問和盤托出：「呃，重返外科的可能性，甚至是重新走路的可能性，還有——」
「你至少還有五年好活。」她說。
她終於說出來了，但語氣根本沒有「神諭家」的權威，一點也不自信篤定。相反，這句話像一句懇求，令我想起那個只會說數字的病人。與其說她在告知我，不如說是在懇求我。此時此刻她不是醫生，只是個普通人，對抗不了冥冥中真正掌控這些的力量和命運。我們面對面，一個是醫生，一個是病人，我們之間的關係有時候是前者對後者絕對的權威和把控，有時候呢，就像現在，只是兩個湊在一起互相安慰的人，而其中一個正面對著死亡的深淵。
原來，醫生們也是需要希望的。
見完艾瑪回家的路上，露西的媽媽打電話說，他們已經往醫院去了。露西要生了。（「一定要早點要上腰麻。」我對她說。露西受的痛苦已經夠多了。）爸爸用輪椅推我去了醫院，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產房裡支了一張簡易床，我在上面躺下，蓋了保暖袋和毯子，這樣我骨瘦如柴的身體才不至於冷得發抖。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目睹了露西和護士一起經歷生產的過程。隨著宮縮漸漸加劇，護士一直在報數讓露西使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露西轉身，微笑著看我。「還以為我在打比賽呢！」她說。
我躺在小床上，用微笑回應她，看著她起伏的孕肚。露西和女兒的生活中，將會有很多缺失。如果我只能陪伴到現在這個份兒上，那就儘量陪伴吧。
午夜之後，護士把我叫醒。「快了。」她低語道。她抱起毯子，扶著我坐在露西身邊的一張椅子上。產科醫生已經來了，和我年紀差不多。寶寶的頭露出來了。她看著我：「有件事可以肯定地告訴你：你女兒的頭髮和你一模一樣，」她說，「而且很濃密呢。」我點點頭，握住露西的手，和她一起經歷這生產的最後時刻。接著，她最後使了把勁，七月四日凌晨兩點十一分，她呱呱墜地，伊麗莎白·阿卡迪亞，暱稱卡迪，我們幾個月前就把名字想好了。
「能讓她貼貼你的皮膚嗎，爸爸？」護士問我。
「不，我太——太涼了，」我上牙和下牙直打架，「但我很想抱抱她。」
她們用毯子把她裹好，遞給我。我一隻手臂感受著這新生命的重量，另一隻手與露西十指緊扣，生命的無限可能在我們面前鋪展開來。我體內的癌細胞在慢慢消亡，但也有可能重新生長。展望無限廣闊的未來，我看到的不是寂靜無人的空蕩荒原，而是更簡單純粹的東西：一頁我將繼續書寫的白紙。
然而，家中卻充滿了色彩與活力。
日子一天天過去，卡迪像朵小花般慢慢綻放：第一次抓握，第一個微笑，第一聲大笑。她的兒科醫生定期用圖表記錄她的成長，在那些表明她逐漸長大的指標前畫勾。她周身散發著一種嶄新的光明。她坐在我膝上微笑，沉浸在我不成調的哼唱中，整個家似乎都被熾熱的光照亮了。
時間對於如今的我，就像一把「雙刃劍」：每天，我都從上次復發中恢復一些，但又距離下次復發更近一些，當然，也離死亡更近一些。也許那一天比我估計的要晚，但肯定比我希望的早。我想，意識到這一點，大概會做出兩種反應。最明顯直接的反應應該是立即行動的衝動，「最充分地享受生活」，去旅行，去大快朵頤，去把握那些曾經忽略的夢想。然而，癌症的一個殘酷之處，就是這種病不僅限制了你的時間，還限制了你的精力，極大地減少了你一天裡能做的事情，就像一隻疲憊的兔子在賽跑。不過，即便我有這個精力，我也更希望像一隻烏龜，深思熟慮，穩步踏實地向前。有些時候，我只是單純地在堅持而已。
如果一個人高速行動時，時間會膨脹，那要是幾乎一動不動，時間會收縮嗎？一定會的吧：現在，每一天似乎都縮短了很多。
一天天過得千篇一律，時間似乎也靜止了。英語中，「time」這個詞的意思多種多樣：「現在的時間是兩點四十五」，「我這段時間過得不太好」。對於現在的我，與其說時間是時鐘的嘀嗒作響，不如說是一種生存的狀態。
疲憊成為穩定的常態，反而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做醫生的時候，在手術室全神貫注地治療病人，對指標的走動也許的確沒有感覺和概念，但從沒覺得時間是毫無意義的。而現在，每天的一分一秒都變得毫無意義，每一天整體來看也好不到哪兒去。醫學院的培訓非常殘酷無情，完全是著眼於未來的，一直都給人未知的滿足。你會一直思考，五年後的自己在做什麼。然而，現在的我，完全看不到五年後的自己在做什麼。也許已經去世，也許沒有。也許恢復了健康。也許在從事文學創作。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花時間去思考未來似乎沒什麼用處，只要想想午飯吃什麼就好了。
說話時的措辭也變得混亂起來。怎麼說才對呢？「我是一個外科醫生」？「我曾經是一個外科醫生」？格雷厄姆·格林曾經說過，人真正的生命是在頭二十年，剩下的不過是對過去日子的反射。那我現在究竟生活在什麼時態之中？我是不是已經過完了現在時態，進入了過去完成時？將來時態似乎一片空白，用別人的話來說，就是「說不準」。幾個月前，我在斯坦福參加了第十五次大學同學會，站在場地邊，喝著一杯威士忌，看著一輪粉紅的夕陽一點一點沉到地平線後面。老朋友們依依惜別，向我承諾：「第二十五次同學會還是會見到你的！」——如果我回一個「呃……可能見不到了」，那就顯得太不禮貌了。
面對生命的界限，人人都會屈服。我想，進入這種過去完成時的人，應該不止我一個。大多數的夢想和抱負，要麼被實現，要麼被拋棄，無論如何，都屬於過去。而我的未來已經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標，而是一路平坦，鋪陳為永恆的現在。金錢、地位，這一切的虛榮浮華，都像《傳道書》裡對其毫無興趣的傳道者所說的：不過是捕風而已。
然而，有個小東西是有篤定未來的：我們的女兒，卡迪。但願我能活到她記事，能給她留下點回憶。語言文字的壽命是我無法企及的，所以我想過給她寫一些信。但是信裡又能說些什麼呢？我都不知道這孩子十五歲時是什麼樣子的；我都不知道她會不會接受我們給她的暱稱。這個小嬰兒完全代表著未來，而我的生命呢，除了特別微小的可能，很快將成為過去。她與我，只有短暫的交集。也許，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訴她。
我要傳達的資訊非常簡單：
在往後的生命中，你會有很多時刻，要去回顧自己的過去，羅列出你去過的地方，做過的事，對這個世界的意義。我衷心希冀，遇到這樣的時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經讓一個將死之人的餘生充滿了歡樂。在你到來之前的歲月，我對這種歡樂一無所知。我不奢求這樣的歡樂永無止境，只覺得平和喜樂，心滿意足。此時此刻的當下，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