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卡拉尼什

愛人啊，你留給我兩份遺產——

一份是愛情

若將其獻給神聖的上帝

他也必然會滿意

另一份是無邊的痛苦

它像大海那樣廣闊無垠

在永恆與稍縱即逝之間

在你的思想意識與我之間

——艾米莉·狄金森

2015年3月9日，星期一，保羅在病床上去世。家人都陪在他身邊。離病房不到兩百米的地方，就是八個月前我們的女兒卡迪呱呱墜地的產房。從卡迪出生到保羅去世，如果你曾經看到我們一家在本地的燒烤餐廳大吃牛排，或者微笑著分享一瓶啤酒，旁邊的嬰兒車上安睡著一個睫毛長長、深色頭髮的小嬰兒，你大概完全想不到保羅的生命很可能只剩下不到一年。對於這一點，我們自己也無法理解。

卡迪降生後的第一個聖誕節前後，她剛滿五個月，保羅體內的癌症開始抗拒醫生在特羅凱之後開的第三期的藥。而這之後的化療也不再起作用了。正逢長假，一家人都團聚在保羅童年時代的家，亞利桑那的金曼。卡迪穿著印有糖果手杖的舒適睡衣，吃了第一口固體食物，是搗得爛爛的番薯泥。家裡洋溢著節日的喜慶氣氛，燭光搖曳，大家談笑風生。幾個月來，保羅的體力日益下降，就算頭上懸著痛苦的愁雲慘霧，我們仍然繼續享受著開心快樂的每一刻。我們舉辦溫馨的晚餐聚會，晚上互相擁抱偎依，凝視著女兒閃亮的雙眸，欣賞她與生俱來的平靜，感到由衷的快慰。當然，保羅一直堅持寫作，他斜倚在輪椅中，身上包裹著一條溫暖的羊毛毯。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他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全神貫注，完成了這本書。

冬去春來，周圍的一片玉蘭樹盛開出大朵大朵粉色的花，保羅的健康狀況卻急劇惡化。到2月底，他已經需要輔助供氧來進行正常呼吸了。我常常把他分毫未動的午飯扔進垃圾堆，蓋住之前分毫未動的早飯。幾個小時後，又往上面倒了分毫未動的晚飯。他以前很愛吃我做的早餐三明治：雞蛋、香腸和乳酪，三樣一起吃。但他的胃口逐漸變差，就變成簡單的吐司和雞蛋，後來只剩下雞蛋，一直到雞蛋也吃不下。就連我計算好熱量打的果蔬汁，以前是他最愛喝的，現在都提不起胃口了。

保羅睡得越來越早，聲音出現間歇性的含混不清，而噁心的感覺則時刻襲來。ct掃描和腦部核磁共振確診了保羅肺部的癌症在惡化，腦子裡又長了新的腫瘤，包括軟腦膜轉移癌，罕見的病，惡性腫瘤在軟腦膜發起致命性的浸潤，一般醫生都預測這樣的病人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而且神經很有可能迅速衰退。這件事對保羅打擊很大。他沒說什麼，但作為神經外科醫生，他當然很清楚自己即將面對什麼。保羅當然早就接受了自己時日無多的事實，但神經衰退這個新的負擔令他備感沮喪。他可能喪失活著的意義，完全失去自我，變成一個廢人，光想想就讓人痛苦萬分。我們和保羅的腫瘤醫生一起制定策略，列出了保羅的當務之急：儘量保持精神敏銳度，有多久算多久。我們參加了一個臨床試驗，諮詢了一位神經腫瘤專家，還見了緩和醫療團隊，討論臨終關懷的辦法，儘量提高他最後時光的生活質量。我努力讓自己堅強，但還是免不了心如刀割，想著他有多麼痛苦，擔心他最多隻能活幾個星期。和他十指緊扣時，我會幻想他的葬禮。那時候我都不知道，保羅只剩下幾天時間了。

保羅在這世上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我們是在舒適的客廳裡度過的，家人都在。保羅坐在輪椅上，抱著卡迪。他父親在旁邊看顧。他母親和我坐在不遠處的沙發上。保羅給卡迪唱歌，在膝頭輕輕搖晃著她。她咧嘴大笑，目光顯然聚焦在爸爸鼻子上的輸氧管上。我拒絕了所有家人以外的探望，保羅的世界變小了，但他告訴我：「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就算我不見他們，也是愛著他們的。我珍惜與他們的友誼，少喝一杯酒也不會改變什麼。」那天他什麼也沒寫。這本書的手稿也只完成了一部分。保羅也知道他不大可能寫完了，精力體力不支，腦子不太清楚，也沒時間了。

為了給臨床試驗做準備，保羅把一直在吃的定向治療的藥給停了。這個藥本來在控制癌症上就療效甚微，但停藥也有風險，可能導致癌症迅速擴散惡化。所以，保羅的腫瘤醫生叫我每天都給他錄影，讓他做同樣的事，觀察他的語言或體態有沒有出現缺陷。「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那個週六，保羅在客廳大聲朗讀，我在一旁錄影。他選擇了艾略特的《荒原》——「把回憶和慾望摻和在一起/又讓春雨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他還超額完成任務，把書背面向上放在膝頭，堅持進行背誦。大家都被逗笑了。

「也就是他才做得出來！」他媽媽微笑著說。

第二天，週日，我們祈禱著能繼續平安無事地度過週末。如果保羅感覺還行，我們就去教堂，然後帶卡迪和堂哥堂姐們去山上公園裡的嬰兒鞦韆那邊玩。我們會繼續消化最近這些令人痛苦的訊息，分擔憂傷，珍惜在一起的時光。

然而天不遂人願，時間加快了腳步。

週日清早，我摸了摸保羅的額頭，發現燒得厲害，40c。雖然他看起來好像挺舒服的，也沒有其他新症狀。幾個小時內，我們就在急救室進進出出。保羅的父親還有蘇曼都來幫忙。醫生開了抗生素預防肺炎（保羅的胸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腫瘤，有炎症可能也看不出來）之後，我們回了家，家人都等在那裡。

不過，這會不會不是肺炎，而是癌症迅速惡化的徵兆呢？下午，保羅打了個盹，還算舒服，但病情顯然很嚴重。我凝視著他睡覺的模樣，突然哭了起來，於是輕輕走到客廳，發現他父親也在流淚。我已經開始想念保羅了。

週日晚上，保羅的病情突然惡化。他坐在床邊，呼吸很困難，真是讓人心驚肉跳。我叫了救護車，這次，保羅是躺在輪床上進的急救室，他的父母緊緊跟在我們身後。保羅轉頭看著我，低語道：「也許這就是結束了。」

「我一直陪著你呢。」我說。

醫院的各位像往常一樣熱情地問候保羅，但觀察了他的情況之後就迅速開始行動了。他們做了一些初步檢查，用面罩蓋住他的鼻子和嘴，用bipap呼吸機輔助他的呼吸。這種呼吸輔助系統能在他每次吸氣時通過機械原理提供大量流通的空氣，基本上就代勞了他的呼吸活動。bipap的確有助於呼吸機能的正常運轉，但對病人來說也是不小的負擔，噪音很大，威力很強，每一次呼吸都會把兩瓣嘴唇吹得「相距甚遠」，就像那些把頭伸出車窗外的狗。我站在他身邊，斜倚著輪床，保羅握著我的手。呼吸機發出穩定均衡的「呼——呼——」聲。

保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高得嚇人，這說明他難以承受目前的呼吸活動。驗血結果表明，有些過量的二氧化碳已經累積了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這段時間他的病一直在持續惡化，肺部也在逐漸衰竭。他的大腦慢慢適應了高於普通標準的二氧化碳含量，所以人還算清醒。他能夠觀察各種症狀和現象。作為醫生，他明白這些檢查結果預示著糟糕的結局。我也明白。我跟在他身後，醫護人員推著他走向重症監護室。從前，他的很多病人在神經手術前後都在這樣的病房裡痛苦掙扎過。現在，他的家人都聚集在床邊，坐在塑膠椅上。「我會需要插管嗎？」到了病房，他在bipap呼吸的間隙問我，「我應該被插管嗎？」

那一夜，保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和他的醫生、家人進行了一系列談話，最後變成我倆單獨的對話。午夜時分，危重醫學的主治醫生，也是保羅長期以來的良師益友，進了病房，和家人討論治療方案。他說，bipap只是暫時的緩兵之計。唯一還能再試試的就是給保羅插管——給他上那種大型的呼吸機。

保羅願不願意這樣呢？

很快大家就意識到關鍵問題：這種突然的呼吸衰竭可以逆轉嗎？

我們關心的是，保羅的病情會不會太嚴重，呼吸機一旦上去就撤不下來了。他會不會突發精神錯亂，繼而器官衰竭，先是意識喪失，最後身體也跟著消亡？都是醫生，這種令人痛苦的場景我們都曾見證過。保羅提出了另一種方案，他可以選擇不插管，接受「舒適護理」，就算死亡也許來得更迅速，更篤定。「就算我撐過了這次，」他始終想著自己的腦癌，「未來也可能沒有任何意義。」他媽媽很絕望地打斷他：「今晚別做任何決定好嗎，保比？」她說，「咱們先好好休息。」保羅明確表示不要進行心肺復甦，然後同意了母親的請求。

護士滿懷同情地多給了他幾條毯子。我關掉病房的日光燈。

保羅一覺睡到日出時分，他父親一直坐在旁邊守著。我到旁邊的房間小睡了一會兒，希望自己在精神上不要垮掉。因為我知道，接下來也許就是我人生最艱難的一天。早上六點，我輕手輕腳回到保羅的病房，依然是昏暗的燈光，重症監護儀斷斷續續地響著。保羅睜開眼睛。我們又談了「舒適護理」的問題，不準備採取任何特別激進的手段去阻止他病情的惡化。而且，他使勁大聲問我能不能回家。他病得這麼嚴重，我擔心這樣動來動去他會太痛苦，還可能在回家路上就會去世。但我還是說，如果他現在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回家，那我會盡一切努力帶他回去。我們互相點頭達成共識。現在的方向應該就是舒適護理了。

或者，有沒有可能把這裡變成家呢？在bipap呼吸的間隙，他給出了答案：「卡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