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少校輕描淡寫地哼了一聲，「不管怎麼樣，我都不能讓他們換防休整。」
「八百。」第三個軍官說了兩個字。
「一千二百人中死了這麼多嗎？」斯托克斯少校問。
「是啊。」
「我的老天爺。」斯托克斯少校說。
那張麻坑長臉現在開始審視威利。不過，很難說這個人就是真的是在看他。他顯然在流淚，不過不是一個真的在哭泣的人的那種哭泣——那是一種表裡不一非同尋常的哭泣。
「那些醫療清理站怎麼對付？」少校說，這時他也開始發抖了，像威利一樣。不過不是因為害怕才發抖，也不是因為他剛剛感到害怕了，只是因為這個世界以及這個世界的交易把他們的心靈之擺撥動起來，讓他們無論怎樣都得前後搖擺了。
「他們只好窮於應付了，戴維。」第三個軍官說，威利這時才注意到他也是一個少校。
「可憐的傢伙們，他們只好應付了，」斯托克斯少校說，「瞎眼的該死計程車兵排成了可憐的長隊，更要命的是在整個足球場大小的地段長途奔跑。」
「你說什麼，長官？」威利·鄧恩說。
「回到謝里登那裡，回到謝里登上尉那裡，列兵。告訴他，我會給司令部打電話，請求將軍為換防做點什麼。不過，他不得不守住那條戰線，等待事情理出頭緒。我會給他送去一群該死的苦力，把他的死人埋了。我還會給他送去幾桶該死的熱亂燉或者別的什麼。你們愛爾蘭人不就愛吃那種亂燉嗎？如果司令部能夠調換出一兩桶朗姆酒，他還能得到朗姆酒。」
「聽命，長官。」威利說。
「把你那個該死的屁股洗一洗，列兵。這是該死的軍隊，你知道。不是該死的都柏林貧民窟。」
「是，長官。」
「你叫什麼名字，軍士長——要寫在報告上？」波士頓少校說。
「鄧恩，長官，威廉·鄧恩。」
「小威利sup/sup，是嗎？」斯托克斯少校說，還處在痛苦中。
「不是，長官。」威利說。
「那個該死的皇帝的兒子，是嗎？小威利。」
「我不是，不是，長官。根本不是那個皇帝的兒子，長官。」
「啊，該死的，得了。沒有人叫你小威利嗎？一個像你這樣的小夥子，叫了威廉這個名字。不是嗎？」
「不是，長官。」
「啊，別說起話來好像受到了多大侮辱。你這是怎麼啦？愛爾蘭小矮子，滿屁股都是屎。別這樣看著我，好像你有一肚子該死的委屈。別這樣該死的看我。」
「別煩他了，少校，看在老天的面上。」另一個少校說。
「是啊，是啊。好吧，列兵。對不起了。」
「沒有什麼，長官。」
他確實也感覺真的沒有什麼。就算這新的世界主宰了萬物。就算他本人，威利·鄧恩，已經幹掉了一個德國人。可是，你總不能扇一個軍官的嘴巴子啊。
「是的，」少校說，「當然沒有什麼。」
然後，威利轉身準備離去。
「小威廉，」少校在他身後說，「這話可以嗎？這話不是在侮辱你吧？你別在意啊，行嗎？」
威利不管不顧地離去，沒有回頭，也沒有回答。
「這些該死的愛爾蘭人。」少校在他身後又嘟噥道。
「他們在那裡遭了一天罪了。」他聽見波士頓少校說。
他一路返回，穿過擔驚受怕、越來越黑的夜幕，去和他的隊伍的剩餘部分會合。一顆灼傷的心在引領他，而且一個受到驚嚇的靈魂，在這受到侮辱的地球的這些地區，看起來不是沒有光亮的燈。
死人都清理掉了。因為瓦斯的襲擊，機槍手又沒有堅持夠一個小時，無人區並沒有幾堆穿灰色軍衣sup/sup的屍首，遠處戰壕裡他們的兄弟士兵沒有心情過來埋葬屍體。
斯托克斯少校說話算數。他派人給他們送來了一些令人生疑的食物，裝在蓋了蓋子的木桶裡，也許是某種很好的亂燉，可惜煮的時間太長，什麼都往裡邊新增，結果成了黏稠的紅不紅黑不黑的東西了。
一個士兵小心翼翼地帶來一小桶朗姆酒，儘管是酒都有邪惡的特性，可還是受到士兵如同孩子一般熱情的歡迎。
答應派來的中國勞工也到來了，在剩下的四百多個士兵中清理出來一份清單，所有的死者——德國的和愛爾蘭的——都抬往戰地後邊，另外開闢出來一塊小墓地。墓地上沒有白色的靈棍、墓碑等等之類的東西。只有一排接一排的規則的小地塊，如同一個窮人的蔬菜園，在這些肥沃的小地塊裡，躺下了那些死去計程車兵。倘若他們僵硬了，活著的人們便把他們的一條腿或者一條胳膊打斷，整理停當，嘴裡唸叨一些抱歉的話。他們全都裝在深色的軍用袋子裡，所有的零碎物件，比如錢包啦、畫片啦、信件啦，統統精心地從滿是塵土的口袋裡和沾滿血跡的地方掏出來，所有連排的指揮官儲存好這些亂七八糟的小東西，寫上身份編號和士兵註冊登記，最後把它們寄給他們國內的母親和父親。許多士兵都是都柏林城的，據說都柏林城還在燃燒。另有許多士兵來自基爾代爾、威克洛和韋斯特米斯郡，那裡的小農場和農夫的茅屋會在家門口接待臉色黝黑的郵差，收到一個詳細說明的郵包，牛皮紙包裹了一個軟木板盒子，麻繩捆得很結實，用蠟封得嚴嚴實實，如同一分遺贈。這些郵件會被開啟，檢查，恭恭敬敬地重新包裹好，然後恭恭敬敬地存放在寒酸的房子裡更安全的龕兒裡。
威利·鄧恩在成排成堆的屍體裡找到了他打死的那個德國兵，為他挖了一個土坑。他在這個士兵的口袋裡找到一本小小的破舊的《聖經》，當然是德文的，很精巧，密密麻麻的黑色字型；還找到一個棕色的馬塑像，一定只是一個念想。馬塑像是瓷做的，看起來不像是兒童的玩物，但是威利認為也許是出發前在家門口他的兒子或者女兒塞給他的。他還有一個皮夾子，威利開啟時看到兩小片方方的金葉。威利知道是金葉，是因為他在那些為城堡小教堂裝飾的工匠的桌子上看見過這些東西，他們當時正在裝飾會眾面前豎立的愛爾蘭歷任總督sup/sup的盾牌和頭盔。也許，他的德國兵認為這種金葉可以是一種很管用的貨幣，也許戴在身上作為和平時期的職業徽章。誰知道呢？
頭頂上的天空十分豁亮。一股清新的風從西邊吹過來，清新的氣味聞得見風兒帶來的雨的味道。然而，附近的田野和樹林沐浴在陽光裡。不消說，他的德國兵還有念念不忘的照片，一個緊鎖眉頭的女人，一頭茂密的頭髮，一身品相粗糙的裙裝。她的腦袋很大，顯得與身子不相配，那樣兒簡直沒法和格蕾塔相比。另一張相片上有一溜孩子，七個站成了規規矩矩的一排，威利突然把兩張照片放回原處，把所有小物件集中起來，放在一旁以便交給謝里登上尉。因為，謝里登上尉說了，即使是德國死人的所有物也要上繳，不得私下扣留。但是，威利還是本能地把那個小瓷馬順進了口袋裡。
七個孩子如同梯子的階梯。
奧哈拉在二十碼遠的地方幹活兒，口裡吹著《哀悼的群山》。
威利只是在挖坑，一心一意，把土坑挖得見稜見角，這下心裡釋放了很多。他好像在為一座房子挖地基。如同在鄧普希指導下幹活的樣子，他還把石頭分成堆兒，大一些的用來填牆，圓石頭用來鋪地面，小石頭用來和泥漿填縫。不過，他知道這樣做很可笑。這些石頭到頭來只會填進那些挖好的墓坑裡，像一條凸凹不平的被子蓋在那些屍體上，但是他知道他的德國兵不會在意這個，儘管他瘦骨嶙峋的樣子。他把鏟子插進土裡，剷起半鏟子土，像一個行家一樣放在一旁。活像一個跳舞的人。城市的牆壁的根基要用各種各樣的好石頭鋪成。他想到哪裡去了？他想到，城堡的小教堂裡一定是主日學校，他的父親會把他和姐妹們送到小教堂，雖然教區長的妻子是一個新教徒。那十二扇門就是十二顆珍珠。她是一個慈祥的女人，名叫達芙妮。他不知道他的都柏林現在成了什麼樣子。他當然聽說大炮已經調到了利菲河上，恣意朝倒霉的薩克威爾大街炮擊。最近歸隊計程車兵帶來訊息，說那些被炸燬的房屋，向天空裸露著，房屋裡的一切都炸飛了，這個世界看到的只有山牆上的壁爐。那情景，泥水匠見了都會流淚，想到修建那些房子花了多少工夫，多麼不容易。然而，威利想，工匠們還會再來修建它們的。都柏林還是不能和比利時的城鎮相比。都柏林和伊普爾不差上下。我看見天堂開門了，看見一匹白馬，那匹他騎上去的白馬叫作忠誠和真理。這是整本《聖經》裡他最喜歡的詩句。他並不認為這詩句有什麼深刻的含義。
想來有趣，一個人想起了一件事情，隨後想起了另一件事情。然後，又想起來一件事情。這第三件事情到底與第一件事情有什麼關係？他停下手中的活兒，像一個磨洋工的工人依靠在鐵鍁上。鄧普希的聲音在他耳際響起來。矮小的鄧普希先生長了一張娃娃臉。「鴨子」鄧普希，他的綽號，因為他長了一雙扁平的腳，一個搖擺的屁股。然而，鄧普希是竣工的先知，是和灰泥、壘石頭的詩人。他知道磚的硬度，能夠準確無誤地告訴工人砌地窖每塊磚應該怎麼擺放。邊緣上使用柔和的磚，中間要緊部分使用硬實的磚。硬實的磚用在房子的外牆，柔和的磚用在房子的內牆，讓牆壁看起來筆直，讓門窗拱頂看上去堅挺。老鄧普希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屋頂工，專門修建營房的屋頂，愛爾蘭計程車兵因此沒有捱過風吹雨淋。他領工修建了布林戰爭紀念碑，凡是需要修建紀念碑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因為他的壘磚手藝是從別的農場鍛煉出來的，一個建築工一定要把屋頂修建得迂迴曲折才滿意，而鄧普希要親自清理地面，用釘子界定房子框架，再把釘子拆掉，然後在牆壁上把活兒幹好。他七十歲了還在幹活兒，風裡來雨裡去的。鄧普希和他手下的工匠會把都柏林修建好的。威利對此深有把握。
「你那點活兒幹不完了，鄧恩，」克利斯蒂·摩蘭喊叫道，「別像一個磨洋工的，在那裡做白日夢啊。」
「是的，鄧普希先生，長官！」
「叫我什麼？」克利斯蒂·摩蘭問。
挖好土坑後，他把他的德國兵拖進坑裡，用一把斧子把他的胳膊從肩部和肘部砸斷，儘可能把他的兩條胳膊在胸部擺成一個十字。他知道巴克利神父會來到這個墓坑，來到每一個墓坑，履行他的職責，為德國兵說幾句禱告，祝願他的靈魂升向天國，不過即便如此，威利自己在預示大雨到來的陽光下，還是說了句「萬福馬利亞」。
以這種方式，他們把擺放了士兵屍體的墳坑填埋起來，然後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了兵營，把那片醜陋的死者之地撂在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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