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的不是時候，」白皮膚的那個又說。「我看見你有客人。」他朝緒方先生笑了笑，鞠了一躬。
「這是我父親，可是你們不進來我怎麼介紹呢？」
客人終於脫了鞋，進來坐下。二郎把他們介紹給父親，他們再次鞠躬，又笑了起來。
「你們是二郎公司的？」緒方先生問。
「是的，」矮矮胖胖的那個答道。「很榮幸，雖然他讓我們很不好過。在辦公室裡我們叫你兒子‘法老’，因為他讓我們像奴隸一樣工作，自己卻什麼都不做。」
「胡說八道，」我丈夫說。
「是真的。他像苦役一樣驅使我們，然後自己坐下來看報紙。」
緒方先生好像聽得有點迷糊，但是看見其他人在笑，他也笑了笑。
「啊，這是什麼？」白皮膚的那個指了指棋盤。「瞧，我就知道我們會打擾你們。」
「我們只是在下棋打發時間，」二郎說。
「接著下吧。別讓我們這種混蛋打斷你們下棋。」
「別傻了。有你們這樣的笨蛋在旁邊，我怎麼能集中精神。」說著二郎把棋盤推到一邊。有一兩個棋子倒了，他看也不看就把它們擺正。「那麼說，你們去看村崎的哥哥。悅子，給客人倒茶。」我丈夫說這句話之前，我已經往廚房走去了。可這時矮矮胖胖的那個突然拼命揮手。
「夫人，夫人，坐下。請坐下。我們一會兒就走。您請坐。」
「不麻煩，」我笑著說。
「不用，夫人，我求您」——他越說越大聲——「正如您丈夫說的，我們只是兩個混蛋。不用麻煩了，請坐下。」
我正想遵照他的意思，突然看見二郎生氣地看了我一眼。
「至少喝杯茶再走，」我說。「一點兒也不麻煩。」
「既然坐下了，就多坐一會兒，」我丈夫對客人說。「反正我也想聽聽村崎的哥哥的事。他真的像人們說的那樣瘋瘋癲癲的嗎？」
「他的確是個怪人，」矮矮胖胖的那個笑著說。「今晚確實沒有讓我們失望。你聽說過他妻子的事嗎？」
我欠了欠身，悄悄地到廚房去。我泡了茶，在盤子上放了幾塊那天早些時候做的蛋糕。我聽見客廳傳來笑聲，我丈夫也在笑。其中一個客人又很大聲地叫了他一次「法老」。我回到客廳時，二郎和他的客人們聊得正歡。矮矮胖胖的那個正在說一件趣聞，說一個內閣大臣遇見麥克阿瑟將軍的事。我把蛋糕放在他們旁邊，給他們倒了茶，然後在緒方先生身邊坐下。二郎的朋友又開了幾個政治家的玩笑，然後白皮膚的那個假裝生氣了，因為另一個說了一位他敬仰的人物的壞話。大家笑他，他板起臉來。
「對了，花田，」我丈夫對他說。「有一天我在辦公室聽說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聽說在上次選舉時，你威脅你太太說要用高爾夫球棍打她，因為她不跟你選同樣的人。」
「你聽誰胡說的？」
「訊息可靠的人說的。」
「沒錯，」矮矮胖胖的那個說。「還有，你太太打算報告警察說你政治脅迫。」
「胡說八道。再說，我沒有高爾夫球棍了。我去年都賣掉了。」
「你還有一根七號鐵桿，」矮矮胖胖的那個說。「上週在你家我看到過。你可能是用那個。」
「可是你不能說沒有這事吧，花田？」二郎說。
「什麼高爾夫球棍，都是胡說八道。」
「可是你沒能讓她照你說的做，這是真的吧。」
白皮膚的那個聳聳肩。「這個嘛，她要投給誰是她自己的權利。」
「那你為什麼威脅她？」他的朋友問。
「我自然是在試著跟她講道理。我太太投給吉田就因為他長得像她叔叔。女人就是這樣。她們不懂政治。她們以為可以像選衣服那樣選國家領導人。」
「所以你就用七號鐵桿打她，」二郎說。
「是真的嗎？」緒方先生問。從我把茶拿來到現在，他都沒有說話。其他三人都不笑了，白皮膚的那個驚訝地看著緒方先生。
「沒有。」他突然變得正經八百，微微鞠了一躬。「我沒有真的打她。」
「不，不，」緒方先生說。「我是說你太太和你——你們真的投給不同的政黨？」
「啊，是的。」他聳聳肩，然後苦笑了一下。「我能怎麼辦呢？」
「對不起。我不是要多管閒事。」緒方先生低低地鞠了一躬，白皮膚的那個回敬了一個。這一鞠好像成了訊號，三個年輕人又開始說說笑笑起來。他們不談政治了，聊起公司裡的同事來。添茶時，我注意到雖然我端了不少蛋糕出來，但是已經快沒了。我添完茶，回到緒方先生身旁坐下。
客人們待了一個小時左右。二郎送他們到門口，然後回來坐下，嘆了口氣。「晚了，」他說。「我得睡覺了。」
緒方先生正在研究棋盤。「我想有幾個棋子擺錯了，」他說。「我肯定馬應該在這格，不是那格。」
「很可能。」
「那我把它放在這裡了。同意嗎？」
「好，好。我肯定您是對的。我們以後再把棋下完吧，爸爸。我得趕快睡覺了。」
「再走幾步吧。我們很快就能下完了。」
「說真的，還是算了吧。我現在太累了。」
「好吧。」
我把剛才做的針線活收起來，坐著等其他人去睡覺。可是二郎翻開一份報紙讀了起來。他看見盤子裡還有一塊蛋糕，就若無其事地拿起來吃。過了一會兒，緒方先生說：
「我們還是現在把它下完吧。只差幾步了。」
「爸爸，我現在真的很累了。我明天早上還得上班呢。」
「是的，好吧。」
二郎繼續一面看報紙一面吃蛋糕。我看見有一些蛋糕屑掉在榻榻米上。緒方先生又盯著棋盤看了一會兒。
「太奇怪了，」他終於說道，「你朋友剛剛說的事。」
「哦？什麼事？」二郎的眼睛沒有離開報紙。
「他和他太太投票給不同的政黨的事。幾年前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
「沒錯。」
「如今的事情都太奇怪了。不過我想這就是所謂的民主吧。」緒方先生嘆了口氣。「我們急著想從美國人那裡學來的這些東西，不一定都是好的。」
「是的，確實不一定都好。」
「看看出了什麼事。丈夫和妻子投票給不同的政黨。再也不能在這些事上信任妻子，真是悲哀。」
二郎邊看他的報紙邊說：「是啊，太可惜了。」
「現在的妻子都忘了對家庭的忠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一時高興的話就把票投給另一個黨。這事在現在的日本太典型了。人人藉著民主的名義丟掉忠誠。」
二郎抬頭看了他父親一眼，很快又把目光移回報紙。「您說得很對，」他說。「不過當然了，美國人帶來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
「美國人，他們從來就不理解日本人的處世之道。從來沒有。他們的做法也許很適合美國人，可是在日本情況就不一樣，很不一樣。」緒方先生又嘆了一口氣。「紀律，忠誠，從前是這些東西把日本人團結在一起。也許聽起來不太真實，可確實是這樣的。人們都有一種責任感。對自己的家庭，對上級，對國家。可是現在人們不再講這些了，而是講什麼民主。當一個人想自私自利時，想丟掉責任時，就說民主。」
「是的，您說得對。」二郎打了個哈欠，撓了撓側臉。
「就拿我這一行來說吧。多年來，我們有一套自己精心建立並熱愛的體系。美國人來了，不假思索地把這套體系廢除了、粉碎掉。他們決定要把我們的學校變得像美國那樣的，我們的孩子應該學美國孩子學的東西。而日本人對這些全都歡迎，大談特談什麼民主」——他搖了搖頭——「學校裡很多好東西都被毀了。」
「是的，我想您說得很對。」二郎再次抬起頭來。「不過當然了，舊的教育體系裡也有一些缺點，其他體系也是。」
「二郎，你說什麼？你在哪裡看到的嗎？」
「只是我的看法。」
「那是你在報紙上看到的嗎？我這一輩子都在教育年輕人。後來我看著美國人把整個教育體系都給粉碎了。現在的學校太奇怪了，他們教給孩子的為人處世之道太奇怪了。而且很多東西都不教了。你知道嗎？現在的孩子離開學校時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
「這確實令人遺憾。不過我也記得我上學時的一些怪事。比如說，我記得以前老師教過神是怎樣創造日本的。我們這個民族是多麼的神聖和至高無上。我們得把課本一個字、一個字地背下來。有些事情也許並不是什麼損失。」
「可是二郎，事情不是這麼簡單。你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事情絕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我們獻身教育，確保優良的傳統傳承下去，確保孩子們形成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以前的日本有一種精神把大家團結在一起。想象一下現在的孩子是怎麼樣的。在學校裡他學不到什麼價值觀——也許除了說他應該向生活索取任何他想要的東西。回到家裡，他發現父母在打架，因為他母親拒絕投票給他父親支援的黨。這是什麼世道？」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現在，爸爸，請原諒，我得去睡覺了。」
「我們盡了全力，像遠藤和我這樣的人，我們盡全力教導這個國家。很多好東西都被毀了。」
「確實太遺憾了。」我丈夫站了起來。「對不起，爸爸，可是我得睡了。我明天還要忙一天呢。」
緒方先生抬頭看著他的兒子，臉上有些驚訝。「啊，當然。我把你拖得這麼晚真是太不應該了。」他微微地鞠了一躬。
「沒有的事。我很抱歉我們不能接著聊，可是我真的得去睡了。」
「啊，當然。」
二郎向他父親道了晚安，離開客廳。緒方先生盯著二郎走出去的那扇門看了好幾秒鐘，好像在等他兒子隨時會回來。然後他轉向我，表情很不安。
「我沒注意到已經這麼晚了，」他說。「我不是有意不讓二郎睡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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