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丈夫下班回來之前，我正在廚房裡準備晚飯，突然聽見客廳傳來奇怪的聲音。我停下手裡的活側耳傾聽。聲音又響了——是很難聽的小提琴聲。聲音持續了幾分鐘，然後停了。
當我終於來到客廳時，發現緒方先生正彎著腰坐在棋盤前。夕陽照射進來，儘管開著電風扇，屋裡還是溼氣很重。我把窗戶開得更大些。
「你們昨晚沒有把棋下完嗎？」我走向他，問。
「沒有。二郎說他累了。我猜這是他的詭計。你瞧，我在這裡把他圍住了。」
「這樣啊。」
「他仰賴我現在的記性不好了。所以我在溫習我的步子。」
「您真是厲害，爸爸。可是我想二郎不會這麼狡猾的。」
「也許吧。我敢說現在你比我更瞭解他。」緒方先生繼續研究棋盤，過了一會兒，抬起頭來，笑了笑。「你一定覺得很有趣吧。二郎在公司裡辛苦工作，而我在家裡等他下班回來和我下棋。我就像一個孩子在等爸爸回來。」
「哦，我寧願您還是下棋的好。您剛才的琴聲實在是太可怕了。」
「太沒禮貌了。我還希望能感動你呢，悅子。」
小提琴放在旁邊的地板上，已經放回盒子裡了。緒方先生看著我開啟盒子。
「我看見它放在那邊的架子上，就擅自拿下來了。」他說。「別擔心，悅子。我拿得很小心。」
「我看不一定。正如您說的，爸爸現在像個小孩子。」我拿起小提琴仔細檢查。「只不過小孩子夠不著那麼高的架子。」
我把琴塞到下巴底下。緒方先生一直看著我。
「給我拉一首吧，」他說。「我肯定你拉得比我好。」
「那是肯定的。」我把琴重新放下，擱在一旁。「可是我好久沒拉琴了。」
「你是說你都沒有練習？太可惜了，悅子。你以前是那麼喜歡這個樂器。」
「我想我以前是很喜歡。可現在很少碰了。」
「太不應該了，悅子。你以前是那麼喜歡。我還記得以前你三更半夜拉琴，把全家都吵醒了。」
「把全家都吵醒了？我什麼時候幹過這種事？」
「有，我記得。你剛來我們家住時。」緒方先生笑了笑。「別在意，悅子。我們都原諒你了。現在我想想，你以前最崇拜哪個作曲家來著？是孟德爾頌嗎？」
「是真的嗎？我把全家都吵醒了？」
「別在意，悅子。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給我拉一首孟德爾頌的吧。」
「可是你們幹嗎不阻止我？」
「只是剛開始的幾個晚上。而且我們一點都不介意。」
我輕輕地撥了撥琴絃。音已經走調了。
「我那時肯定成了您的負擔，」我靜靜地說。
「胡說。」
「可是家裡其他人。他們肯定覺得我是個瘋丫頭。」
「他們才不會把你想得這麼壞。畢竟最後你跟二郎結了婚。現在好了，悅子，別說這些了。給我拉一首吧。」
「我那時候像什麼樣子呢，爸爸？我像個瘋子嗎？」
「你被嚇壞了，這是很自然的事。大家都嚇壞了，我們這些倖存下來的人。現在，悅子，忘了這些事吧。我很抱歉提起這件事。」
我再次把琴放到下巴底下。
「啊，」他說，「孟德爾頌。」
我就這麼把琴夾在下巴下。過了幾秒鐘，我放下琴，嘆了口氣，說：「我現在拉不出來。」
「對不起，悅子。」緒方先生說，聲音變沉重了。「也許我不應該碰琴的。」
我抬起頭來看他，笑著說：「瞧，小朋友現在知道錯了。」
「我在架子上看見它，想起了以前的事。」
「我以後再拉給您聽吧。我練習練習。」
他微微地鞠了一躬，眼裡又露出了喜悅。
「我會記著你說過的話的，悅子。說不定你還可以教教我。」
「我不能什麼都教您，爸爸。您還說您要學做菜。」
「啊對了。還有那個。」
「您下次來的時候我再拉給您聽吧。」
「我會記著的，」他說。
那天晚上吃完飯，二郎和父親坐下來下棋。我收拾完晚餐的東西，拿了些針線活坐下來。棋下到一半時，緒方先生說：
「我剛想到了什麼。你不介意的話，我要重新走那步。」
「當然可以，」二郎說。
「可是這樣對你很不公平。特別是現在我的形勢比你有利。」
「沒關係。請重新走那步吧。」
「你不介意？」
「一點兒也不。」
他們繼續靜靜地下棋。
「二郎，」幾分鐘後緒方先生說，「我在想，信你寫了嗎？給松田重夫的信？」
我停下手裡的針線，抬起頭來。二郎還在專心地下棋，他走完那一步才答道：「重夫？哦，還沒。我打算寫的。但是最近實在是太忙了。」
「當然，我十分理解。我剛好想到這件事，沒什麼。」
「我最近實在是沒時間。」
「當然。不急。我並不是要老纏著你。只是信早點寫的好。他那篇文章已經登出來幾個星期了。」
「是，當然。您說得很對。」
他們接著下棋。有好幾分鐘，兩個人都沒有說話。突然緒方先生說：
「你覺得他會是什麼反應呢？」
「重夫？我不知道。我說過了，我現在跟他不熟。」
「你說他加入了共產黨？」
「我說不準。我上次見到他時，他確實說支援共產黨。」
「真遺憾。不過話說回來，現在日本發生了太多事情讓年輕人動搖。」
「是的，的確。」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被什麼思想啊、理論啊衝昏了頭。不過他可能會收回前言並道歉的。及時地提醒個人的責任之類的東西也沒有。你知道，我懷疑他都沒有停下來想過自己在幹什麼。我想他寫那篇文章時是一手拿著筆，一手拿著共產主義的書。他最後會收回前言的。」
「很可能。我最近的工作實在是太多了。」
「當然，當然。工作第一。別為這件事操心。現在，是不是輪到我了？」
他們接著下棋，很少說話。有一次，我聽見緒方先生說：「你走的跟我想的一樣。你要動動腦筋才能從那裡突圍。」
他們下了好一會，突然有敲門聲。二郎抬起頭來，給我遞了個眼色。我放下針線，站了起來。
我開啟門，看見兩個男人笑嘻嘻地朝我鞠躬。那時已經很晚了，一開始我以為他們走錯門了。可後來我認出他們是二郎的同事，就請他們進來。他們站在玄關自顧自地笑著。其中一個矮矮胖胖的，臉很紅。另一個瘦一些，皮膚很白，像歐洲人的白；但是他好像也喝酒了，臉頰上露出粉色的斑。他們繫著的領帶都鬆了，外套掛在手上。
二郎見到他們很高興，叫他們進去坐。可是他們只是站在玄關，笑個不停。
「啊，緒方，」白皮膚的那個對二郎說，「我們可能來的不是時候。」
「不會。不過你們在這附近做什麼呢？」
「我們去看村崎的哥哥。其實，我們還沒回家呢。」
「我們不敢回家，所以來打擾你，」胖胖的那個插進來說。「我們沒有跟太太說我們要晚點回去。」
「真是混蛋，你們兩個，」二郎說。「你們幹嗎不脫鞋進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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