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森說話的當兒，我漸漸聽到某種聲音——從賓客談笑聲後面的某處傳來——那是遠方的槍炮聲。這時格雷森的話被一記撼動舞廳的轟然巨響打斷。我緊張地抬起頭來，卻見四周賓客談笑依舊，甚至歡笑，雞尾酒杯還拿在手上。過了一會兒，我可以察覺人群往窗邊移動，就好像是外頭有一場板球賽又開局了似的。我決定逮住這個機會脫身，於是起身跟著大家移動。我前面擋了太多人，什麼也看不到，我想辦法往前鑽，這時我聽到身邊有位鬢髮斑白的老太太對我說話。
「班克斯先生，」她說，「您知不知道，您來了上海，大家都覺得救兵來了？當然，我們並不喜歡形之於色，可是我們實在好擔心，哪」——她指向槍炮聲的來處——「我丈夫，他堅稱日本人不敢攻打公共租界。可是您知道嗎，他一天至少要提個二十次，那一點也不會教人安心。告訴您，班克斯先生，您即將抵達的訊息才傳來，那可是我們這裡幾個月以來的第一個好訊息。我丈夫甚至不再念經似的反覆提說日本人呢，至少停了好幾天。天哪！」
另一聲雷霆般的巨響撼動舞廳，激起了幾聲倒彩。接著我發現離我不遠處有幾扇落地窗已經開啟，大家擠到陽臺上。
「別擔心，班克斯先生，」有位年輕人說，抓住我的手肘，「那不可能炸到我們這裡來。雙方自從‘血腥星期一’之後，都極度小心。」
「不過這聲音是從哪裡來的？」我問他。
「哦，是從港灣裡的日本戰艦來的。實際上炮彈越過我們頭頂上空，落在那條河的對岸。入夜以後，就壯觀了。有點像流星雨。」
「萬一落得近了呢？」
我這個想法，不僅讓跟我說話的年輕人笑了，連我身邊其他幾個人也笑了——我實在不該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接著有人說：「我們也只能信任日本人的射擊技術囉。畢竟炸偏了，也可能炸到他們自己人。」
「班克斯先生，也許您需要這個。」
有人遞上一隻看歌劇的望遠鏡。我才接下，這動作就彷彿是一道指令，眾人立刻讓出一條路給我，我發現大家竟簇擁著我走向落地窗。
我踏上一座小陽臺。一陣溫暖的微風吹來，滿天晚霞嫣紅。我這裡位置相當高，看得到另一排樓房外的運河。河的對岸是一大片低矮破舊的房子，有道灰色的煙柱從那兒升向夜空。
我把望遠鏡放到眼前，不過焦距不對，什麼都看不見。我轉了轉調焦鈕，發現我對準的是運河，看到的景象讓我略感意外：河上各種船隻竟然無視鄰近的戰鬥，繼續忙著日常事務。我對準某一艘船——類似舢板的小舟，上頭只有船伕一人——船上堆滿木箱與包裹，似乎鑽不過我眼下這個低矮的運河橋洞。我看的時候，那條小船急速接近橋洞，我敢說至少堆在頂層的一兩件一定會掉到水裡。接下來的幾秒，我透過望遠鏡盯著船，完全忘了戰事。我注意到船伕跟我一樣，全心關注著他貨物的安危，完全無視他右方不到六十碼處就有戰鬥在進行。接著船鑽入橋底，等它順暢地從另一頭滑出，那些搖搖欲墜的貨物一件也不少，我輕嘆一聲放下望遠鏡。
我發現我看船的時候，背後聚集了一大群人。我把望遠鏡遞給旁人，沒特別對誰說：「原來那就是戰爭。值得一看。傷亡情況不知道怎樣，你們覺得呢？」
這個問題引發了許多回答。有人說：「閘北區死了一大堆人。不過日本佬再過幾天就會把那兒攻下來，到時又會安靜了。」
「還不一定呢，」另一個人又說，「國民黨到目前為止的表現都很讓人驚訝，我敢說他們會堅持下去。我敢說他們還可以撐上好一陣子。」
接著，我周遭每個人似乎都同時爭論了起來。幾天、幾周，這有何不同呢？中國人遲早要投降，為什麼不趁早呢？有幾個人反對這看法，事情不可能這麼簡單幹脆。情況天天在變，有許多因素都相互關聯，牽一髮動全域性。
「再說，」有人大聲問道，「班克斯先生不是來了嗎？」
說這話的人顯然自以為很有說服力，可這話卻僵在半空中，讓大家鴉雀無聲，再度將所有的目光投向我。事實上，我發現不只是陽臺附近的人群，而是整個舞廳裡的人都靜了下來，等著我回應。我靈機一動，正好利用這個機會發表宣告——也許在我踏進舞廳的那一刻，就有必要這麼做——我清清喉嚨，大聲宣佈：
「各位女士先生們，我看得出這裡的情況陷入了困局。我也無意在這種時機帶來虛假的期望。但是容我這麼說：假如我沒有信心能在不久的未來圓滿地了結此案，我也不會來這裡。事實上，女士們先生們，我覺得我不只是有信心而已。因此，容我請求各位在往後的一兩個星期裡耐心等待。之後再來看看我們做了多少事。」
我說完最後這些話，爵士樂隊忽然在舞廳裡演奏起來。我不確定這是否只是巧合，無論如何，倒給了我的演講一個漂亮的結尾。我覺得舞廳內的目光漸漸從我身上移開，也看到大家都開始往廳內移動。我也往裡頭走，想辦法找回原來那個桌位——有一會兒我有點迷失方向——發現一群舞娘已在舞池裡載歌載舞。
舞娘也許多達二十名，許多都是歐亞混血，鳥形的服裝極盡暴露之能事。舞娘翩翩起舞，儘管這片歌舞昇平景象的背後雜音清晰可聞，然而大家似乎不再對一水之隔的戰事感興趣了。對這些人而言，這有如結束了一個節目，另一個又接著上場。我心裡產生一股反感，自從抵達上海以後，這樣的感覺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不只是因為這麼些年來他們只會坐困愁城，面對難題束手無策，放任情況惡化到今天這種令人髮指的地步，還衍生出許多盤根錯節的難題。從我抵達的那一刻起，真正教我心裡暗暗吃驚的是，這裡每一個人都拒絕承認他們罪有應得。待在這裡約兩週的時間裡，在我所接觸的所有這些英國人當中，不論地位高低，我都還沒遇到——一次也沒有——有誰真心感到羞愧。換言之，在這裡，在這個可能吞噬整個文明世界的大漩渦的渦眼裡，大家在心照不宣中無恥可悲地集體否認現實，否認自身的責任，而這種行為轉為自我封閉，變本加厲，以冠冕堂皇的自我保護表現於外，這是我經常碰到的情況。而現在眼前的這一群所謂上海的精英，如此不屑一顧地凝望他們的中國鄰居在運河對岸受苦受難。
我沿著圍觀歌舞的人群背後走動，儘量把厭惡之情收藏起來，這時有人扯扯我的手臂，我轉身一看，是莎拉。
「克里斯托弗，」她說，「我整晚想盡辦法要擠到你身邊。難道你沒時間跟家鄉來的朋友打個招呼嗎？瞧，塞西爾在那裡，他正在向你揮手呢。」
我花了一會兒工夫才在人群中找到塞西爾爵士；他獨自坐在廳內遠處角落裡的桌位，果然在向我揮手。我也向他揮揮手，然後轉向莎拉。
這是我抵達後首次和她碰面。那天晚上她給我的印象是她過得非常不錯；上海的陽光碟機走了她慣有的蒼白，讓她顯得臉色紅潤。而且，當我們問候交談的時候，她的態度依然輕鬆自信。一直要到此刻，經歷了昨晚的事件，我才又想起那夜首次碰面的情況，真不知道我怎麼瞎了眼似的，沒看出端倪。當然或許只是後見之明，才讓我吹毛求疵地回想她的笑容有無異樣，特別是提起塞西爾爵士的時候。而且，即使我們交談的內容僅止於寒暄問候，經過昨夜的事，那天晚上她說了一句話——就算是當時，也已經讓我略微一怔——直到今天還在我心頭鎮日縈繞。
我當時問她跟塞西爾爵士在這裡的一年過得可愉快。她向我保證，儘管塞西爾爵士並未達成他預期的突破，但他的諸多努力依然贏得了上海各界的感激。就在這時候，我問了她一個問題，沒什麼特別用意：
「這麼說，你們沒有立即離開上海的打算囉？」
莎拉聽了以後笑了出來，又往塞西爾爵士的方向凝望一眼，然後才說：「沒有，我們現在安定得很。新城飯店非常舒適。我想我們近期內哪兒也不會去。除非有人來拯救我們，那就另當別論了。」
她說這些話的語氣——包括最後說的拯救云云——儘管像是說笑，儘管我不清楚她話中是否有話，我還是淺笑了兩聲表示附和。那時候，就我記憶所及，我們轉而聊起在英國共同的朋友，後來格雷森走過來，三言兩語就打斷了這場看似單純的談話。
如我所說，直到此刻，經歷了昨夜的一切，我好像才開始追溯這三個星期裡跟莎拉幾次碰面的情況，而每次回溯，最後都歸結到莎拉的這句話，一句彷彿事後才在她愉快的回答里加上的話。
上海工部局（shanghaimunicipalcouncil），上海公共租界內的最高行政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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