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記得那次在餐廳裡的爭吵發生在衛生督察來訪之前還是之後。我只記得那天下午雨下得好大，屋子裡到處陰沉沉的，我還記得我在圖書室裡溫習我的算術功課，梅俐則在旁陪伴。
我們稱之為圖書室，其實也不過是個前廳，而牆上碰巧擺了幾排書罷了。中間的空地剛好只夠放下一張紅木書桌，那裡向來是我做功課的地方，我的背就靠在通往餐廳的雙開門上。梅俐，我的阿媽，認為我的學業是件嚴肅的大事，即使我做了一個鐘頭的功課，她也就一個鐘頭不苟言笑地站在我身邊看著，從沒想要往身後的書架上靠一靠，或者到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一坐。用人們早就知道讀書時間不可以闖進來，連我父母也這麼認為，除非有什麼重大事情，不然他們也不會來打擾我們。
那天下午，父親竟然大步走過前廳，無視我們的存在，進入飯廳後把門牢牢關上。幾分鐘後，又有人闖入，是母親，她也一樣大步通過，迅速地走進飯廳。接下來的幾分鐘，即使隔著厚重的門，仍不時聽到隻字片語透過來，可見他們吵得多麼不可開交。不過真正教人沮喪的是，只要我多聽了一會兒，只要我手中的鉛筆遲遲寫不出算數題目的答案，就會招來梅俐的責罵。
可是就在這時候——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有人來喚梅俐過去，書桌邊忽然只剩我一人。起先我還繼續在做功課，好怕梅俐回來會發現我離開了椅子。不過她離開愈久，我就愈想要聽清楚悶在那扇重門後頭的爭執到底在吵什麼。終究我還是站了起來，走到門邊——即便到了這個節骨眼，我還是每隔幾秒就跑回書桌，以為聽見了阿媽的腳步聲。後來，我想到一個可以理直氣壯地留在門邊的辦法：我把尺握在手裡，就算梅俐逮到我，我也可以說我正在測量房間的大小。
儘管如此，也只有在我父母按捺不住，音量失控的時候，我才聽得見整句話。我約略可以從母親憤怒的聲音裡，聽到義正詞嚴的語氣，就像那天早上她對衛生督察說的話一樣。我聽見她反覆說了好幾次：「可恥！」還一直用「罪惡的生意」來指稱她批評的事。她說：「你把我們都變成了共犯！無一倖免！真是可恥！」父親聽起來也很生氣，不過他的語氣是辯解與無奈。他一直說著這類的話：「事情沒那麼簡單。一點也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忽然間，他扯著嗓門說：
「可惜啊！我不是菲利普！我天生就不是。可惜啊！真是可惜啊！」
他的咆哮裡別有深意，像是某種錐心刺骨的無奈，我忽然好氣梅俐在這種情況之下留我一個人在那裡。也許就是這時候，我站在門邊，手裡握著尺，既想再聽下去，又想逃回我的遊戲間，到玩具士兵身旁尋找庇護，忽然間，我聽到母親說出這些話：
「為這樣的公司服務，您不覺得羞恥嗎？告訴我，賺這種褻瀆上帝的錢財來過活，您的良心能安嗎？」
我不記得後來梅俐是否回來了，或者父母出來的時候我是否還在圖書室。我倒是記得隨之而來的，是我父母之間一段相當長期的冷戰——也就是說，持續了好幾個星期，而非數日而已。我不是說他們之間連隻字片語都沒有，只不過所有的交談都僅限於現實事務。
這種冷戰我早就司空見慣，也從來不會多問。反正這也不太會給我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例如，父親來吃早餐的時候還是會先說一聲：「早安！」再把雙手合在一塊，只不過母親的回應是冰冷的眼神。遇到這種情況，父親為了掩飾他的尷尬，便轉向我，用同樣歡愉的語氣問道：
「那麼你呢，小海雀？昨晚有沒有什麼好玩的夢？」
根據我的經驗，我該含糊應聲然後繼續吃東西。除此之外，如我所說，我的生活一切照舊。不過我想我一定對這件事多少有過什麼想法，因為我確實記得，有一次我在秋良家玩耍，跟他有過一次特別的談話。
在我記憶裡，秋良的家從建築本身來看，與我家十分類似；事實上，我記得父親告訴過我，兩棟房子是二十年前由同一家英國公司建造的。不過他家內部就另當別論了，那也是讓我著迷之處。倒不是因為裡頭放眼皆是東方的畫或裝飾品——在上海，在我人生的那個階段，我對這些東西必定是司空見慣——而是因為他家人在應用西式傢俱的方法上，有十分奇特的想法。我覺得該在地板上出現的小地毯，他們掛到牆上去；椅子的高度總是與桌子不搭；桌燈則頂著碩大欲墜的燈罩。最值得一遊的，是他父母在屋子頂層佈置的那兩個和式房間。這兩個房間小巧卻不顯得擁擠，地上鋪了榻榻米，牆上則安上了紙板，如此一來，一旦進入房裡——至少根據秋良的看法——就感覺不出自己其實不在木頭與紙建造的純正日式房子裡。我記得這兩個房間的門格外有意思：從外面看，「西式」的這面，是橡木門板配上磨亮的銅製手把；從裡面看，「和式」的那面，是細緻的紙配上漆木格框。
總之，有一次，天氣酷熱如蒸，秋良與我在其中一個和式房間裡玩耍。他教我玩一種遊戲，用的是一疊寫了日本字的紙牌。我盡力學會了基本規則，玩了幾分鐘，我忽然問他：
「你母親會不會有時候不再跟你父親講話？」
他茫然地看著我，可能是因為他沒聽懂我的話；每次我像這樣另起一個話題，他的英文程度往往就應付不了。於是我又問了一次，他聳聳肩說：
「母親不跟父親講話，當父親在辦公室；母親不跟父親講話，當父親在廁所！」
話一說完，他抱著肚子狂笑，翻身仰臥在地上，兩腳朝空中亂踢。我只好暫時丟下這事不提。不過既然都提了，我決心要問出他的看法，過了幾分鐘，我又問了一次。
這次他似乎感覺到我是真心要問，便把紙牌擺一邊，問了我幾個問題，就這樣我或多或少讓他明白了我心中的憂慮所為何來。他接著又翻身仰臥在地，不過這次他若有所思地盯著天花板上旋轉的風扇。過了一會，他說：
「我知道為什麼他們不。我知道。」接著他轉向我說，「克里斯托弗，你，不夠英國人。」
我請他解釋，他又望著天花板，沉默不語。我也翻身仰臥，跟他一樣盯著風扇。他躺在房內的另一角，後來他開口了，我記得他的聲音哽咽幾不成聲。
「我家，一樣，」他說，「母親和父親，他們不說話。因為，我，不夠日本人。」
也許正如我提過的，我常把秋良當作人情世故的權威，因此那天我非常仔細地聽他說話。我父母不跟對方說話，依他之見，是因為他們對我的行為感到痛心——也就是說，因為我的言行舉止不夠像英國人。他說，假如我朝這個方向去想，我就可以找出每次父母不說話跟自己在這方面的疏失間的關聯。就他自己而言，他總是知道每次自己對不起日本血統，他果然就發現父母不再跟對方說話。我問他，那為什麼他們不能像我們不乖的時候那樣，用一般的方式責罵我們就好了，秋良對我解釋，情況不同；他談的犯錯，迥異於平時會讓我們受責罰的行為不檢。他指的是，我們讓父母失望到連想責罵我們都沒辦法。
「母親和父親，非常非常，很失望，」他幽幽道出，「所以他們不說話。」
接著他坐了起來，指著當時窗戶上半掩的百葉遮陽簾。我們這些小孩，他說，就像把簾葉繫住的繩子。以前有位日本僧侶這麼告訴他。我們常常不瞭解這點，不過正是我們這些小孩，不但把家系在一起，也把全世界系在一起。假如我們不盡自己的責任，簾葉就會散落一地。
我不記得那天我們還談了些什麼，再說，這種事情我不會老掛在心頭。無論如何，我記得，我不止一次好想跟母親求證我朋友說的理論，結果我一次也沒問成，倒是有一次我跟菲利普叔叔談起了這個話題。
菲利普叔叔並不是我的親叔叔。他剛到上海時，曾跟我父母同住，在我家「做客」，當時我還沒出生，他還受僱於摩根洋行。後來，我還很小的時候，他基於「自身與僱主對於中國該如何成長的看法，有極深鴻溝」的理由，辭掉了公司的職務，這是母親每次描述的用詞。等我年紀漸長，知道了這號人物的存在時，他已經在經營一家名為「聖木」的慈善機構了，宗旨是要改善上海中國人區域的生活條件。他是我父母長年的朋友，不過，我也提過，在母親熱衷反鴉片運動的那幾年，他更成為家裡的常客。
我還記得常常跟母親一起去菲利普叔叔的辦公室，地點就在市中心某教會的花園裡——如今我猜測，應該是蘇州路上的「聯合教會」。我們的馬車會直接駛進花園，停在一片果樹成蔭的大草坪邊。在這裡，儘管四周傳來大都市的噪音，氣氛卻相當寧靜，母親下了馬車會停下腳步，抬起頭說一句：「空氣，這裡純淨多了。」看得出她的心情變得輕鬆，而且有時候——假如來早了些——我們就到草地上玩遊戲，打發個幾分鐘。如果我們玩的是捉人遊戲，在果樹之間穿梭，母親常常會跟我一樣興奮地歡笑尖叫。記得有一次我們玩到一半，她看見有牧師從教堂裡出來，便立刻打住。我們文靜地站在草坪邊，他從我們身邊走過的時候，我們還跟他寒暄一番。可是一看他走掉，母親馬上轉身朝我蹲下來，與我共謀似的噗嗤一笑。這種事可能不止一次。總之，我記得一想到母親也會跟我一樣，參與一些會被「教訓」的事情，心裡就覺得好奇妙。那些在教堂墓園裡無憂無慮玩耍的時光，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層面，才讓我永遠有些特別的感覺。
在我記憶中，菲利普叔叔的辦公室總是亂七八糟，到處擺放著大大小小的箱子、一堆堆的報紙，甚至還有零散的抽屜匣，裡頭仍裝有東西，搖搖晃晃地疊成小塔。我猜想母親不會准許房間搞成這副德性，不過每次形容菲利普叔叔的辦公室，她都只用「溫馨」、「忙碌」之類的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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