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第二種聚會就嚴肅多了，我是不準參加的。他們會關在飯廳裡進行，要是聚會進行的時候我在家，我走路時就不準發出聲響。偶爾母親帶我去見見她特別景仰的人物——也許是一位牧師，或是某位外交官——不過一有客人要到，她總會叫梅俐把我帶到最不礙事的角落。菲利普叔叔當然是每次必到的一員，而我總是想盡辦法在散會的時候出現，好讓他看到我。只要他瞥見我，每次都會帶著笑容來到我身邊，我們就會聊聊。有時候，他要是沒有急事，我就會把他拉到一旁，看我那個星期畫的圖畫，或者到後院的露臺去坐坐。
一旦所有客人都走了，家裡的氣氛就會變得完全不同。母親每次心情都會快樂起來，彷彿聚會把她所有的憂慮都一掃而空。我聽見她在屋子裡一邊收拾東西，一邊還哼著歌，一聽到她的歌，我就會跑到花園裡等候。因為我知道，她整理完畢之後，一出來就會看到我，不管離午餐時間還有多久，她都會陪我玩。
等我再長大些，在這樣的時刻，也就是聚會結束之後，母親會跟我一起去極司菲爾公園散步。不過到我六七歲時，我們就比較常待在家裡下棋，有時也玩我的玩具士兵。我還記得，我們在這些日子裡發展出一套遊戲的程式。那個時候，離露臺不遠的草坪上有架鞦韆，母親會從屋子裡哼著歌走出來，踏過草地，在鞦韆上坐下。我會在後花園裡，在我的草丘上等候，然後向她奔跑過去，假裝發脾氣。
「下來啦，媽！你會把它壓壞！」我會在鞦韆前胡蹦亂跳，揮舞手臂。「你太重了！你會把它壓壞！」
而母親則假裝既沒看見也沒聽見，反而把鞦韆愈蕩愈高，同時放聲高唱這樣的歌曲：「黛絲，黛絲，請你跟我說你願意。」等我的請求無效，我就會在草地上一直學倒立——其中緣由已不可考。她的歌聲裡就會穿插陣陣笑聲，最後她會從鞦韆上下來，我們兩人便去玩我準備好的遊戲。就算是今天，每次想起母親的那些聚會，我總會跟著想到會後隨之而來的殷切期盼。
幾年前，我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花了幾天，研究那個時代關於把鴉片輸入中國的種種爭論。我仔細閱讀了許多當年的報紙文章、信件、文獻，有一些兒時百思不解的議題，如今明朗了許多。然而——我也得承認——我做這樣的研究，主要動機是希望能翻到有關母親的報導。如我前面所述，畢竟兒時的經驗讓我相信，她是反鴉片運動的關鍵人物。結果她的名字連一次都沒出現，我有些失望。以前我不斷聽到別人引用她的話、讚美她、批評她，怎麼在我搜集的資料裡卻一次也沒有出現。我倒是碰到好幾則提到菲利普叔叔。有一則是在一封瑞典傳教士給《華北日報》的投書裡，他在譴責數家歐洲公司的同時，稱菲利普叔叔是「可敬可佩的道德明燈」。找不到母親的名字讓我失望透了，失望之情實在沉痛，於是我從此放棄這方面的研究。
我其實無意在此立刻談到菲利普叔叔。今天傍晚，我以為下午我曾在公車上對莎拉·亨明斯提起菲利普叔叔的名字——還告訴她一些基本生平。不過我把事情從頭到尾仔細想了一回，我有理由確定菲利普叔叔根本不在我們的談話之中——我得說我鬆了一口氣。有個想法也許愚蠢，不過我向來覺得不該讓菲利普叔叔的存在太具體，這樣他就會留在我一個人的記憶裡。
那天下午，我倒是跟她談了一點秋良的事，如今我有機會再想想這件事，覺得這樣做也好。反正我也沒有透露太多，而她也並非真的有興趣。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忽然跟她說了那麼多事情；其實，在草秣市場站上公車時，我原本無意跟她說這些。
我受大衛·科貝特的邀請，參加他與一些朋友在攝政王南街的餐廳聚餐——此人與我只是泛泛之交。那是個時髦的餐會地點，他為我們這十幾位客人在餐廳深處，預訂了一張長餐桌。我很高興看到莎拉也在客人裡頭——也有點意外，因為我一直不知道她也是科貝特的朋友——由於我到晚了，沒辦法坐在可以與她談話的地方。
那時天色轉陰，侍者為我們的餐桌點了一架燭臺。我們這夥人裡頭有個名叫海格利的，喜歡把蠟燭吹熄再叫侍者來點上，他覺得這樣鬧著玩挺有意思。他在二十分鐘之內做了三次——每次他認為熱鬧的氣氛開始冷卻就來上這麼一回——而其他人似乎也覺得這個惡作劇很好玩。在我看來，莎拉這時候玩得還算愉快，跟著其他人起鬨。我們在那裡也許待了一個鐘頭——有幾位男士先行告退回辦公室去了——這時候，大家的注意力轉到了艾瑪·卡梅倫身上，一位熱力四射的女性，坐在莎拉那頭。我只知道她已經與身邊的人談了一會兒她的難題；然而此刻，餐桌上似乎靜了下來，一下子讓她成為聚會的焦點。接下來大家半正經、半嘲諷地討論艾瑪·卡梅倫與她母親的問題——顯然最近這對母女之間的關係，因為艾瑪與一位法國人訂婚而進入另一個新的危機。什麼建議都有人提。例如那位名叫海格利的傢伙，就提議在蛇河邊蓋一棟類似動物園的機構，把每個人的母親——「當然還包括那些三姑六婆」——通通關進去。其他人則依自己的經驗，提出更有用的建議，而艾瑪·卡梅倫巴不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也把話題炒得熱乎乎，陳述一則又一則灑狗血的軼事，以顯示她這位至親教人忍無可忍的個性。討論進行了十五分鐘左右，我看見莎拉在聚會主人耳邊說了句話就離開房間。女士的化妝室位於餐廳大門的接待廳附近，因此別人——若有人看到她離去——無疑都以為她是去化妝室。不過我發現她表情有異，於是幾分鐘後就離席去找她。
我發現她站在餐廳入口，望著窗外的攝政王南街。她沒有注意到我走近，我便上前碰碰她的手臂，問她：
「怎麼了，沒事吧？」
她嚇了一跳，而且我注意到她眼中有些許淚痕，她立刻用笑容掩蓋過去。
「是啊，我沒事。只是覺得有點悶，就這樣。現在好多了。」她笑了笑，又朝街上凝望，像在找什麼似的，「真不好意思，我看起來一定很沒禮貌。我真該進去了。」
「如果你不想這麼做，我實在不覺得有什麼該不該的。」
她仔細端詳著我，然後問道：「他們還在談剛才談的那些嗎？」
「我出來的時候還是，」我又補充，「我想，在討論問題母親的研究會上，我們兩個無法做出任何貢獻。」
她忽然笑出了聲，拭去淚水，不再對我隱藏心情。「是啊，」她說，「我猜我們兩個確實都沒資格與會。」接著她又笑著說：「我真傻。他們也不過是給午餐助興罷了。」
「你在等車嗎？」我問，因為她殷切地觀望街上的往來車輛。
「什麼？沒有，沒有。我只是看看風景。」接著她又說，「不知道公車會不會來。你瞧，就在對街，那裡有個站牌。我以前與母親在公車上度過許多時光。我們只是坐著玩。我是說我小時候。要是我們坐不到雙層公車的上層第一排，我們便直接下車等下一班。有時候我們會花幾個鐘頭在倫敦市區裡繞。看看風景，聊聊天，指著有趣的東西要對方看。我以前常常坐公車玩。難道你沒上過公車，克里斯托弗？你該試試。從公車上層可以看到好多東西哦。」
「我得承認，通常我若不是步行就是叫計程車。我有點害怕倫敦的公車。我總覺得如果我上了公車，它就會帶我到我不想去的地方，然後我得花一整天的時間找路回來。」
「有件事不知該不該告訴你，克里斯托弗？」她的聲音變得非常冷靜，「其實是我笨，我一直到最近才想通，以前從來沒有明白過。母親那時候一定已經非常痛苦，她沒辦法跟我一起做別的事，那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在公車上待那麼久，只有這件事我們還能一起做。」
「你現在想不想搭公車？」我問。
她又往窗外望去。「難道你不忙嗎？」
「這可是我的榮幸。我也說了，我害怕自己搭公車。要是有你這樣的老手帶領，這可是我的福氣。」
「很好。」她忽然眼神一亮，「就讓我來教你怎麼搭倫敦公車。」
後來我們沒在攝政王南街上公車——我們可不希望他們午餐散會出來，看見我們在等車——而是到不遠處的草秣市場站等車。我們登上公車上層，她發現前面第一排空著，竟表現出一種幼稚的喜悅。公車蹣跚駛往特拉法爾加廣場，我們就坐在那裡一起搖晃。倫敦今天看起來灰沉沉的，一路上人行道上的行人都人手一把雨傘或穿著雨衣。我估計我們在公車上大約待了半個鐘頭，或更久一點，路經斯特蘭德大街、官署街、克勒肯維爾路。有時候我們靜靜地欣賞車下的街景；有時則聊聊，講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她的心情比午餐時要輕鬆多了，也不再提她母親。我不確定那個話題是如何開啟的，不過卻是在許多乘客於上霍爾本路下車之後，那時，車子沿著格雷旅店路繼續行駛，我竟然談起了秋良。我相信一開始只是順口提到，形容他是我的「兒時玩伴」。不過她一定試著想多瞭解我，我記得沒過多久我就笑著跟她說：
「我總是忘不了，那時候我們還一起偷東西呢。」
「真的！」她驚呼，「真是這樣嗎！大偵探也有段不為人知的犯罪史！我就知道這個日本男孩會有文章。拜託，告訴我，你們偷了什麼？」
「其實也算不上偷。我們那時才十歲。」
「可是你良心不安，對吧？直到現在，」
「才不。那只是小事一樁，我們從用人房裡偷了點東西。」
「真有趣。那是在上海吧？」
我想我一定還跟她說了幾件往事，當然都是些沒什麼意義的事，可是下午與她分手時——後來我們在新牛津街下車——我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不安，我竟然什麼事都跟她說了。畢竟到了這個國家以後，我從來不曾跟任何人提起過去，而且，如我所說，我也絕對沒有打算要從今日開始破戒。
不過這也許只是遲早的事。老實說，在過去這一年裡，我愈來愈專注地回想往事；這樣的專注背後有個動力，那就是我發現我的記憶——兒時的、父母的——近來開始變得模糊。最近有好幾次，我發現兩三年前我相信會永銘心頭的事情，現在卻要想半天。換言之，我不得不接受我在上海的人生隨著歲月流逝，將愈來愈模糊，最後只剩幾抹殘影。就在今夜，我坐下來把我還記得的事，大略依照順序重新溫習，我又再次警覺到，這些記憶竟然變得更為朦朧。就像我剛才述說的母親與衛生督察這件軼事——儘管我對自己精確記得此事的梗概十分有把握，不過在心頭重溫一遍之後，對於細節已經沒有那麼肯定了。到頭來，我不再確定她對督察所說的話，到底用了哪些字句：「賺這種褻瀆上帝的錢財來過活，您的良心能安嗎？」現在我覺得，即使在母親激動的時候，她一樣會注意到這話說得牽強，而且可能會害她讓人笑話。我不相信母親會這麼失態。換個角度來看，我把這些話跟她連在一起，可能正是因為這樣的問題是我們住上海的時候，她常常問自己的問題。不爭的事實是，我們「賴以維生」的這家公司所做的事，正是她認為該打入地獄的壞事，這一定成為她揮之不去的良心折磨。
說真的，也許我連她說那些話的前情後事都記不清楚；說不定這個問題不是對衛生督察說的，而是對父親，而且是另一天早上，他們在餐廳裡爭吵的時候說的。
即如今的塘沽路。
即黃浦公園。
即如今的中山公園。
作者「石黑一雄」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