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我一再追問醫生這一點，我自己（不止一次）試圖控制局面，得到答案。我在ucla醫療中心咖啡館外面的院子給他打電話。咖啡館的名字叫"醫學咖啡館"。這是我第一次到醫學咖啡館，有人跟我說過這個咖啡館最惹人注意的常客，一個禿頂的矮子（我想他可能是神經精神醫學研究所的一個病人，得到可以在周圍走動的許可）。那人有一種強迫症，會在咖啡廳裡尾隨女性，不停地吐口水，說著諸如她太醜了、她太賤了、她真是一件毫無價值的垃圾之類的髒話。那天早上，這個禿頂的矮子正好一路跟著我走到院子裡，所以我很難聽清楚醫生說的是什麼。"那是因為摔傷，有一根血管破裂了，我們看到了。"我想他是這麼說的。這似乎沒有完全回答我的問題--就算有一根血管破裂了，那也絕對無法排除血管破裂在前並且引起摔倒的可能--但正是在醫學咖啡館的院子裡，在這有個禿頂的矮子朝我腳下吐口水的院子裡，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答案無關緊要。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只能把它當作既成的事實來接受。

這通電話，是我到洛杉磯的第二天打的。我記得醫生在電話中還跟我說了幾件事情。

我記得他說她的昏迷可能會持續幾天到幾個星期。

我記得他說至少要再過三天，才有可能知道她大腦裡面的情況。醫生說他"很樂觀"，但沒法斷言。接下來三四天之後，將會出現很多更嚴重的問題。

她可能會受到感染。

她的病情可能會轉變成肺炎，可能會轉變成血栓。

她的大腦可能會繼續積水，那就得再進行一次手術。

我掛了電話，走進咖啡館。傑裡、蘇珊·泰勒和我弟弟的女兒凱莉和羅莉正在裡面喝咖啡。我記得在猶豫要不要把醫生剛才提到的更嚴重的問題說出來。看到他們的臉時，我明白了，我沒有理由不說出來：在我來到洛杉磯之前，他們四個人就已經在醫院了。他們四個人早就聽說了這些更嚴重的問題了。

十二月和一月間，金塔娜在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監護中心呆了二十四個日夜，當時我在床邊的桌子上擺了一本簡裝的《重症監護：一個醫生的手記》。這本書的作者是約翰·穆雷，他在1966至1989年間出任舊金山加州大學醫學院肺病和重症監護分部的主任。《重症監護》逐日記錄了穆雷醫生在舊金山綜合醫院一段為期四周的日子。他當時是該院的主診醫生，所有的病人、駐院醫生、見習醫生和醫學院學生都在他的管轄之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看這本書。那段時間我每天和貝斯·以色列北院的醫生打交道，從書中學到的知識對我很有幫助。例如，我得知通常很難準確地判斷什麼時候可以進行拔管，也就是把病人的呼吸管拔掉。我得知拔管判斷困難通常是因為重症監護中常見的水腫。我得知這種水腫通常不是潛在的疾病引發的，而是靜脈輸液過量的結果。靜脈輸液過量的根源是無法區分正常的水合狀態和過度水合狀態，這是一種診斷上的失誤。我得知很多年輕的住院醫生在拔管這個問題上，也會犯同一種診斷錯誤：因為後果是不確定的，他們傾向於過了插管所必須的時間才施行這項手術。

我學到了這些知識。它們派上了用場：不時試探著問幾個問題，或者清楚地表達我的願望。我曾經"懷疑"她是不是"積水"了。（當然了，我並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她的樣子。）我搜腸刮肚地使用"積水"這個詞。說出"水腫"時，我注意到醫生臉色一沉。我還"懷疑"她如果積水不是這麼嚴重的話，呼吸會不會更順暢一點。（當然了，我不是醫生，但從邏輯上來講似乎是這樣的。）我還"懷疑"如果她之前服用過利尿劑，是不是就不能拔管。（當然了，這是一種家居療法，但如果我覺得自己像她這樣，那麼我會服用速尿靈。）有《重症監護》當指南，和醫生的交談顯得直接而切中肯綮。我能夠得知自己是否幫得上忙。每當醫生把我前一天對他提出的建議應用到治療中，我就知道我幫上了忙。

這次不一樣。我在貝斯·以色列北院能夠為水腫出謀劃策，我覺得其中很荒謬的一點是水腫不是腦外科手術。這次是。當ucla的醫生對我說"頂葉"或者"顳葉"時，我不知道他們說的是大腦的哪個部位，更不用說知道它們指的是什麼了。我想我能理解"右額葉"。我去了ucla醫學中心的書店。我買了一本書，封面稱該書"概述了神經解剖學及其功能與臨床應用"，是一本"優秀的美國醫學執照考試參考讀物"。這本書的作者是醫學博士斯蒂芬·瓦克斯曼，紐黑文的耶魯大學神經學系主任，書名叫《臨床神經解剖學》。我如願以償地翻閱到一些附錄，例如"附錄a：神經系統檢查"，可是當開始閱讀書上的內容時，我想起的只有一次旅行的經歷。那是在印度尼西亞，我沒辦法搞清印度尼西亞語的語法，看不懂這種使用在路牌、招牌和廣告牌上的官方語言，結果迷了路。我曾經請教過美國大使館的人，問他如何區分動詞和名詞。他說在印度尼西亞語中，同一個詞既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名詞。這次看《臨床神經解剖學》，我似乎又搞不清它的語法了。我把它放在比弗利·威爾郡酒店的客房中，放在床邊的桌子上，接下來五個星期，它將會一直呆在那兒。

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如果《紐約時報》還沒有送到，我還不能靠玩它的填字遊戲來暫時忘記痛苦，我就會繼續看《臨床神經解剖學》，但我連"附錄a：神經系統檢查"都看不太懂。起初我看的都是一些淺顯的指示（問病人總統的名字，讓病人從100每隔7個數字數到0），但過了幾天之後，我的注意力好像集中在一段神秘的內容上。那段內容是用來測試記憶力和理解力的，附錄a稱之為"鍍金男孩的故事"。瓦克斯曼博士建議將這個故事說給病人聽，然後請他們用自己的話複述一遍，並解釋故事的意義。"三百年前，一個教皇舉辦了加冕儀式，有一個小男孩被選中扮演其中一個天使。"

這是"鍍金男孩的故事"的開頭。

雖然剛從昏迷中甦醒過來的病人可能會難以記清故事的細節（三百年前？扮演其中一個天使？），但這個故事到這裡還是講得很清楚。

下面是這樣的："所以他的外表必須越華麗越好，從頭到腳被包了一層金箔。小男孩生病了，為了他的康復，醫生使盡一切辦法，但沒有揭掉致命的金箔，他沒過幾個小時就死了。"

"鍍金男孩的故事"的"意義"是什麼呢？它想說明"教皇"是靠不住的嗎？它想說明當權者普遍是靠不住的嗎？它想說明醫學是靠不住的嗎？（請注意"為了他的康復，醫生使盡一切辦法"。）病人渾身不能動彈，住進這所以教學為主的醫院的神經科重症監護中心，將這個故事講給她聽有什麼意義呢？能得到什麼教訓呢？他們認為它僅是一個故事而已所以告訴病人不會有什麼後果嗎？看來他們遲早會在某個早晨，全然不顧病人有什麼感受，說出那個深奧的"鍍金男孩的故事"。這就是整個擺在我面前的局面。我回到ucla醫學中心的書店，想再找一些相關資料，但我翻閱了幾本教科書，它們都沒有提到鍍金男孩的故事。我從紐約向西飛來時，身上只穿著深冬的衣服，所以我在這個書店買了幾套藍色的棉布醫生服裝。我當時悽然孤寂至極，竟然沒有想到，身為一個病人的母親，穿著藍色的棉布醫生服裝在醫院出現，會被人當作是一種不得體的舉動，會惹來別人的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