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第一次在ucla的重症監護中心見到金塔娜時，我低聲對她說："你不會有事了。"我在這裡，你不會有事的。為了動手術，醫生把她的半邊頭剃光了。我能看到那道長長的切口，還有那些彌合切口的金屬釘子。她又只能通過一根呼吸管進行呼吸了。我在這裡。一切都好了。

等到她終於能開口說話那天，她問我："你什麼時候就得走？"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很吃力，臉上繃得緊緊的。

我說除非我們兩個一起走，否則我不會離開。

她的臉鬆弛了下來。她又睡著了。

那幾個星期間，在我看來，這是自我們從聖莫妮卡的聖約翰醫院把她帶回家那天以來，我許給她的一個重要諾言。我將不會離開。我將會照顧她。她將會好起來。我還想到這是一個我無法實現的諾言。我沒辦法永遠照顧她。我沒辦法永遠不離開她。她已不再是個孩子。她已成年。這些是所有的母親所無法阻止或者解決的事情。除非她因為某些事情而夭殤，比如貝斯·以色列北院發生的事情就差點要了她的命，除非她在ucla不治身亡，否則我會在她之前離開人世。我記得在律師的辦公室討論時，我曾被"先死"這兩個字弄得心情抑鬱。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每當和律師討論過之後，我總會以一種新的眼光泰然看待"相互的災難"這個片語。然而，有一次，我從檀香山坐飛機到洛杉磯，飛機顛簸得厲害，我想象到這樣一種相互的災難，卻無法接受。在我的想象中，飛機將會墜毀。奇蹟般地，她和我將會在墜毀中生還，抓著飛機的殘骸，在太平洋中漂浮。我面臨一個進退維谷的困境：我當時正來月經，血液會引來鯊魚，所以我只得拋棄她，獨自遊開，留下她一個人。

我能做到這一點嗎？

所有的父母都會有這種為難的感覺嗎？

母親九十歲那年，在接近死亡的時候，她曾對我說她不怕死，但她不能死。"你和吉姆需要我。"她說。當時我弟弟和我都已年過花甲。

你不會有事的。

我在這裡。

在ucla的幾個星期間，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我認識的人，不管他們是在紐約，在加利福尼亞還是在其他地方，他們都有一種通常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人士才會有的思維習慣。他們絕對相信自己處理問題的能力。他們絕對相信手邊擁有的電話號碼、某位合適的醫生、某個主要的器官捐贈者、某名能在州政府或者司法部幫忙的人就能夠解決問題。實際上，這些人處理問題的能力非常巨大。實際上，他們打個電話就能解決很多問題。在這一生中的多數時間，我也曾對自己控制各種事情的能力深信不疑。如果我母親突然在突尼西亞住院，我能夠安排美國大使館給她帶幾份英文報紙，讓她乘坐法國航空公司的班機到巴黎和我弟弟匯合。如果金塔娜突然在尼斯機場碰到什麼難題，我能夠安排英國航空公司的某個人讓她乘坐英航的班機到倫敦找她的表親。然而由於我天生多慮，我總是有一定程度的恐懼，總是擔心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所無法控制或者處理的。一些終究會發生的事情。這一次就是其中之一。你坐下來吃晚飯，而你所熟知的生活已經終結。

金塔娜昏迷不醒地躺在ucla時，我跟很多人聊過天，他們似乎都沒有這種恐懼。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這件事能夠得到解決。他們只需要瞭解清楚便能解決它。他們只需要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就能解決它。他們需要答案。他們需要"預後"。

我沒有答案。

我沒有預後。

我不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

有兩種可能，我後來知道，這兩種可能都是錯的。一種可能是她摔倒了，摔倒造成的創傷引起血液流進她的大腦；她先前為預防血栓而服用的抗血凝劑有引發這種情況的危險。第二種可能是在摔倒之前，血已經流進了她的大腦，並導致她摔倒。服用抗血凝劑的人容易流血。他們輕輕一碰就淤血。血液中抗凝劑的濃度單位叫做國際標準化比率，它很難得到控制。血液必須每隔幾個星期，有時候每隔幾天，就進行檢測。服用的劑量必須做出一些複雜的微調。對金塔娜來說，理想的國際標準化比率是2?2，上下波動不能超過0?1。飛往洛杉磯那天，她的國際標準化比率超過4。這是一種可能導致自發流血的濃度水平。我到了洛杉磯，和主刀醫生交談，當時他說他"百分之百地肯定"腦出血是摔傷造成的。其他幾個和我交談的醫生則沒有這麼肯定。其中有個醫生說飛行本身也會致使腦內血壓增高，最終導致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