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季，金塔娜結婚給他帶來的歡樂和起搏器明顯的療效讓他振奮起來，他的心情似乎好轉了。到秋天，他又是意興闌珊。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為了要不要在11月去巴黎而爭吵。我不想去。我說我們的事情多得做不過來，又沒什麼錢。他說他有一種預感，如果他11月不去巴黎，那麼他今生就再也不會去巴黎了。我覺得他是在要挾我。那你去安排吧，我說，去就去。他離開了桌子。我們冷戰了兩天。

結果，我們在11月去了巴黎。

我跟你說過我活不了兩天啦，加文說。

幾個星期前，在第68號街和派克大道交界處的外事關係委員會，我見到對面有人在看《國際先驅導報》。我的回憶又滑進了錯誤的軌道：我不再想著第68號街和派克大道交界處的外事關係委員會，而是想起了2003年11月，我和約翰面對面地坐在巴黎布里斯托酒店的餐廳吃早飯。我們各自看著《國際先驅導報》，報紙是酒店派送的，還訂著一張顯示當天天氣狀況的卡片。11月我們在巴黎的那些早晨，每張卡片上都有一把雨傘的圖案。我們在雨中漫步盧森堡公園。我們走進聖敘爾皮斯教堂避雨。裡面正在舉行彌撒。約翰領取了聖餐。我們在若內拉赫公園被雨淋得著涼了。在飛回紐約的班機上，約翰的圍巾和針織衫都散發出一股溼羊毛的味道。起飛時，他緊緊抓住我的手，直到飛機開始平飛。

他總是這樣。

他怎麼再也不抓住我的手了呢？

我在某份雜誌看到一個微軟的廣告，其圖案是一張巴黎里拉大門地鐵站站臺的照片。

昨天，從一件尚未穿過的外套口袋中，我找到一張11月去巴黎旅行時的地鐵票。"只有聖公會教徒才會"領取"聖餐。"我們離開聖敘爾皮斯教堂時他最後一次更正我。四十年來，他一直在更正我這一點。聖公會教堂"領取"，天主教教徒"接受"。他每次都解釋說，這是一種不同的態度。

去世七年的他們已不在了，

那麼他們如今哪裡去了呢？

最後一次電擊除顫手術是在2003年4月。這一次進行了兩次電擊。我記得有個醫生解釋為什麼手術需要進行麻醉。"因為否則的話，他們會從手術檯上跳起來。"他說。2003年12月30日，醫院的急救人員在客廳地板上使用除顫儀時，出現了一聲突然的跳動。它是一次心跳嗎？或者只是電流而已？

他去世當晚，或者前一個晚上，我們從貝斯·以色列北院坐計程車回家。在車中，他說了幾件事，第一次讓我清楚地感覺到他的心情很壓抑，一種每個作家在生活中總會碰到的壓抑。

他說，他做過的一切事情全都毫無價值。

我依然試圖將它當作胡話。

這也許不正常，我心裡想，但我們剛剛離開金塔娜，我們的處境也不正常。

他說那本小說毫無價值。

這也許不正常，我心裡想，但一個父親眼見自己的孩子飽受折磨卻愛莫能助，這種處境也不正常。

他說他剛登在《紐約書評》雜誌上的文章，一篇評論加芬·蘭巴特撰寫的納塔麗·伍德傳記的文章，也毫無價值。

這也許不正常，可是過去幾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他說他不知道自己在紐約幹什麼。"我幹嗎要浪費時間去寫一篇關於納塔麗·伍德的文章呢。"他說。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帶著疑問的口氣。

"你當時說到夏威夷是對的。"他當時說。

也許他指的是前一兩天我說等金塔娜好轉之後（這是我們對"如果她能活下去"的委婉說法），我們可以去凱露亞海灘租一座房子，在那邊她的身體會康復過來。也許他指的是20世紀70年代我打算在檀香山買房子的想法是對的。在那個時候，我情願認為他說的是前者，但他用了"當時"這個詞，指的顯然是後者。這些話，是他在一輛從貝斯·以色列北院開向我們的公寓的計程車上說的。至於說這些話的時間，要麼是在他去世前的三個小時，要麼是在他去世前的二十七個小時，我試圖弄清楚，卻已經想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