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表面的層次上，我似乎很理智。在一般人看來，我可能顯得完全理解死亡是不可逆轉的。我同意醫院進行屍體解剖。我安排了火化。我安排了取出他的骨灰，將其送到聖約翰大教堂。一旦金塔娜甦醒過來，身體好轉到能夠出席儀式，骨灰就會被安放在主祭壇旁邊的靈堂。我和弟弟已經將我母親的骨灰放在那裡了。我安排人將她靈牌上的名字磨掉，然後重新刻上她和約翰的名字。最後，在3月23日，他去世之後將近三個月，我目睹他的骨灰被安放進牆裡，目睹靈牌被換掉，目睹葬禮的舉行。

為了約翰，我們播放了格里高利聖歌。

金塔娜要求聖歌用拉丁文詠唱。約翰也會這麼要求的。

我們請人奏響了哀樂。

我們請了一個天主教牧師，一個聖公會牧師。

加爾文·特里靈致了悼詞，戴維·霍伯斯塔姆致了悼詞，金塔娜最好的朋友蘇珊·特雷勒致了悼詞。蘇珊娜·摩爾朗誦了詩歌《伊斯特庫克》eastcoker，美國詩人艾略特的詩作。的節選，就是"只有在虛文矯飾/或者言不由衷的時候/人們才需要用上華麗的詞藻"那一段。尼克朗誦了克特勒斯的《吊兄長墓》。金塔娜依然很孱弱，但聲音堅定，穿著一襲黑色長裙，在這個她八個月前結婚的教堂中，站著朗誦了一首她寫給她父親的詩。

我完成了葬禮。我承認他已經死了。我儘自己所能，公開地完成了這件事。

然而我腦海中對此仍有所懷疑。在春末夏初的一次晚宴上，我碰到一個傑出的學院派神學家。餐桌上，有人提出了關於信仰的問題。我對此強烈否定，我的反應強烈得連自己都覺得有點太過了，但我沒有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後來我才明白我當時立即出現的想法：但我做了儀式。但全都做了。我在聖約翰大教堂辦了葬禮，我請人用拉丁文唱了聖歌，我請了天主教牧師和聖公會牧師，我朗誦了"在你眼中，過去一千年只跟昨天一樣"，我念出了"天使將會帶領你進入天堂"。

但這依然沒能將他帶回來。

那幾個月間，"將他帶回來"是我暗中努力想做到的事情，而這終究是一種虛幻的願望。等到夏季將盡，我開始明白自己的想法了。只不過"明白自己的想法"並不能讓我處理掉他可能會需要的衣服。

自童年起，人們就一直教導我，碰到麻煩的時候，去看書、學習，把麻煩找出來，去看看書中是怎麼說的。要找的主題已經確定了。悲哀是最為常見的痛苦，但關於它的文獻少得可憐。有一本叫《遣悲懷》a

griefobserved，愛爾蘭作家克萊夫·斯特普斯·劉易斯（clivestapleslewis，1898-1963）的作品。的書，是克萊夫·斯特普斯·劉易斯在他妻子去世之後寫的。還有一兩本小說偶爾也能見到相關的段落。例如，托馬斯·曼的《魔山》就描述了黑曼·卡斯托普的喪妻之痛："他的精神出問題了；他的內心坍縮了；他頭腦麻木，做生意折了本，致使卡斯托普父子公司損失慘重；而第二年春天，他在寒風凜冽的棧橋上視察倉庫，染上了肺炎。心魂俱碎的他承受不了這疾病，雖然得到海德金德大夫的悉心治療，還是沒過五天就死了。"在古典芭蕾舞劇中，往往有這樣的時刻：某對戀人，女的行將香消玉殞，男的試圖將其挽留人間，此時藍色的燈光亮起，白色的裙子飄動，他們會跳起預兆到死亡終究會來臨的雙人舞：影子之舞。還有一些詩歌，實際上是很多詩歌。有那麼一兩天，我反覆唸誦馬修·阿諾德matthewarnold（1822-1888），英國詩人。的《被遺棄的人魚》：

孩子的聲音本應

（再呼喚一次）動搖母親的心旌

孩子的聲音痛苦而悲哀

她肯定將會歸來

有好幾天我反覆唸誦奧登wystanhughauden（1907-1973），美國詩人。的詩，劇本《攀登f6高峰》中的《悼亡詩》：

停止時鐘的轉動，拔掉電話的線路

讓狗兒別吠叫，用一塊美味的肉骨

不再彈奏鋼琴，也已沒有鼓聲

將靈柩帶出來，請來致哀的人

在我看來，這些詩歌和影子之舞最為貼切。

除了這些對悲哀的痛楚和暴烈的抽象描述，還有一些通俗讀物，一些如何對付這種症狀的指南，有的"具備實用價值"，有的"富有啟發性"，但它們全都毫無用處。（別喝太多酒，別用保險賠償金來重新裝飾臥室，加入一個互助團體。）然後還有專業文獻，弗洛伊德和梅蘭妮·克萊因之後的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所做的研究。很快，我發現自己轉而求助於此類著述。我從中看到很多我業已瞭解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讓我心安理得，證明正在發生的情況並非是我想象出來的。例如，從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1984年編輯的《喪親的反應、後果及其照料》這本書中，我得知人們對親友死亡的即時反應通常是震驚、麻木和難以置信："主觀上，活著的人可能會覺得他們被裹在椰殼或者毛毯之中；在別人眼裡，他們也許能夠節哀順變。因為死亡這一事實尚未進入到他們的意識，活著的人可能會顯得完全能夠接受這種喪親之痛。"

所以，在這裡，"非常冷靜的人"的效應就出現了。

我繼續看。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哈佛喪親兒童研究所的威廉·瓦登讓我得知，人們曾觀察到海豚在喪偶之後拒絕進食。人們觀察到，野鵝在喪偶之後會不停地飛翔，不停地哀鳴，不停地尋覓，直到它們本身失去方向感，迷失了道路。我看到人類也顯示出同樣的反應模式，而這我早已知道。他們尋覓。他們絕食。他們忘記呼吸。他們因為缺氧而暈倒，他們沒有流出的眼淚阻塞了靜脈竇，他們往往帶著難治的耳部感染疾病去看耳科門診。他們無法集中注意力。"我隔了一年才能看報紙的標題。"有個三年前喪夫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喪失了所有層次的認知能力。和黑曼·卡斯托普一樣，他們也在生意上折了本，蒙受慘重的財務損失。他們忘記自己的電話號碼，到了機場卻沒有帶有效的身份證件。他們生病，他們臥床不起，他們甚至，也跟黑曼·卡斯托普一樣，撒手人寰。

一篇又一篇的研究報告都記錄了這"導致死亡"的一面。

我開始在每天早上去中央公園散步的時候帶上身份證，以免這種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我在沐浴的時候，如果電話響起，我再也不會去接，以免在地磚上摔死。

我得知有些研究非常著名。它們是此類文獻的經典，我看到的每篇文章都有引用。例如揚格、本雅明和瓦利斯1963年發表於《柳葉刀》第二期第454至456頁的文章。他們在英國對4486名當時喪偶不久的寡婦進行了為期五年的跟蹤研究，研究表明"寡婦在喪夫之後前六個月的死亡率明顯比已婚婦女要高。"還有利斯和盧特金斯1967年發表於《英國醫學雜誌》第四期第13至16頁的文章。他們對903名喪親的人和878名沒有喪親的已婚男女進行了為期六年的跟蹤研究，研究顯示"喪親的夫妻第一年的死亡率顯著增高"。醫學研究所1984年編撰的那本書對這種死亡率的增高給出了功能性的解析："迄今的研究表明，和其他多種壓力源一樣，悲哀通常會導致內分泌、免疫、自主神經和心肌系統的改變；所有這些基本上都受到腦功能和神經遞質的影響。"

我還從這類文獻中得知悲哀分兩種。較輕的一種是"不復雜的悲哀"或者"正常的喪親反應"，和"成長"以及"發展"有關。根據第十六版的《默克手冊》，這種不復雜的悲哀通常表現為"焦慮症狀，例如初次失眠、慌亂不安和自主神經系統亢奮"，但"一般來說，除了在那些情緒容易波動的人中之外，它並不引起臨床憂鬱症"。第二種悲哀是"複雜的悲哀"，在這類文獻中，也被稱為"病理學的喪親反應"，據說它發生的情況多種多樣。發生病理學喪親反應的一種情況是--我反覆地看這一段--生者與死者原本有著異乎尋常的相互依賴。"喪親者的快樂、生活費用或者聲望真的非常依靠死者嗎？"這是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病學系的醫學博士戴維·佩雷茲提出的一個診斷標準。"當被迫分開的時候，喪親者失去死者之後會覺得無助嗎？"

我思考著這些問題。

1968年，有一次我突然得在舊金山過夜（當時我去辦點事，雨一直下個不停，將一次傍晚時分的採訪推遲到隔日早晨），為了能陪我吃晚飯，約翰從洛杉磯飛過來。我們在俄尼餐廳用晚餐。飯後，約翰花了十三美元，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夜間飛行者"回到洛杉磯國際機場。在當時的加利福尼亞，花二十六美元就能買到從洛杉磯到舊金山、薩克拉門託或者聖荷塞的雙程機票。

我想起了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該公司所有的班機都在機頭上畫著一個微笑。機上的乘務人員都穿著魯迪·葛因雷希風格的紅色和橙色相間的性感超短裙。在我們的生活中，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代表了一段歲月；當時我們做的多數事情似乎都沒有準備，沒有結果，只顧率性而行，想都不想第二次就為吃一頓晚飯飛七百英里。這段歲月於1978年結束。當時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27飛機在聖地亞哥上空撞上了一架塞斯納172型飛機，致使一百四十四人喪生。

空難發生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原本竟然沒有料到太平洋航空公司會發生這種事情。

現在我明白了，這類錯誤並不僅限於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金塔娜兩三歲時，我們會帶她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機，到薩克拉門託探望我母親和父親。當時她管這叫"乘坐微笑"。約翰常常用面巾紙把她說的話寫下來，把它們放進他母親給他的一個繪有圖案的黑色盒子中。這個盒子，連同它裡面的面巾紙，仍在我的客廳的一張桌子上。它上面畫著一隻美國老鷹，還有"合眾為一"的字樣。後來，他把一些她說的話用在小說《小戴切·謝伊》中。他把這些話給了戴切·謝伊的女兒凱特。凱特和她母親在倫敦夏洛特大道的一家餐廳吃晚飯時，被愛爾蘭共和軍的炸彈炸死。下面是他所寫的一部分：

"你去哪裡了？"她會說，還會說"早晨哪裡去了？"他把它們全都記下來，把它們塞進一個秘密的小抽屜，小抽屜所屬的楓木桌子是巴里·斯塔金送給他和李當結婚禮物的……凱特穿著格子尼校服。凱特會把洗澡說成"沐浴"，把幼兒園試驗用到的蝴蝶說成"蝶蝴"。凱特七歲的時候寫下了她的第一首詩："我就要嫁給/一個男孩，叫哈里/他騎馬/勸夫妻分離。"

破碎先生在抽屜中。凱特用破碎先生來稱呼恐懼、死亡和未知的事物。她會說，我做了一個有關破碎先生的噩夢。別讓破碎先生抓到我。如果破碎先生來了，我將會爬上籬笆，不會讓他把我帶走……他在尋思破碎先生在凱特死之前有沒有時間去嚇唬她。

現在我明白了1982年《小戴切·謝伊》出版時我沒能明白的事情：這是一本有關悲哀的小說。這本書接下來會提到戴切·謝伊正在經歷一種病理學的喪親反應。病徵如下：他總是想著凱特去世的那一刻。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演那個場景，彷彿重演它能夠得到一個不同的結局：夏洛特大道的餐館，苦苣色拉，凱特的淡紫色帆布鞋，炸彈，點心推車中的凱特的頭。他不停地用同一個問題折磨他的前妻，也就是凱特的母親：炸彈爆炸時，你為什麼會在女廁所呢？最後，她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