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從來不把我當凱特的母親，但她確實是我養大的。她第一次來月經的時候，是我照顧她的。我記得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管我的臥房叫做她溫馨的第二房間，管義大利麵條叫做細麵條，管到那座房子的人叫做喂。她說你去了哪裡，說早晨哪裡去了，還說你這個婊子養的告訴塞耶說你想找個人來記住她。她告訴我她懷孕了，她說那是一次意外，她想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我走進了女廁所，因為我知道我會哭起來，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我想把眼淚擦乾，以便能理智地對待，然後我聽到爆炸聲，當我衝出去的時候，她的身體已經一部分在果子凍裡面，一部分在大街上。而你，你這個婊子養的，你想找個人來記住她。
我相信約翰會說《小戴切·謝伊》是一本關於信仰的小說。當他開始創作這本小說時，他已經知道這本小說最後的一句話將會是什麼，那不僅是小說最後的一句話，也是戴切·謝伊舉槍自殺之前最後想到的一句話："我信凱特。我信上帝。"我信上帝。天主教教義答問的第一句話。
這句話是關於信仰，還是關於悲哀呢？
信仰和悲哀是一回事嗎？
在我們游泳，看《點呼》，到摩通餐廳吃晚飯的那個夏天，我們異乎尋常地依賴對方嗎？
或者我們只是異乎尋常地幸運？
如果我孤單一人，他會乘坐微笑回來找我嗎？
他會說在俄尼餐廳訂了位子嗎？
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和那個微笑已經不存在了，前者賣給了美國航空公司，後者被油漆塗掉了。
俄尼餐廳已經不存在了，但希區柯克曾經將它虛構出來，它在《迷魂記》中短暫地出現過。詹姆斯·斯圖亞特第一次見到金·諾瓦克就是在俄尼餐廳。後來她在聖胡安巴蒂斯塔san
juanbautista，即聖徒洗禮者約翰，該教堂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始建於1797年。教堂的鐘樓（也是虛構的效果）墜落身亡。
我們結婚的地方正是聖胡安巴蒂斯塔。
當時是一月的下午，花兒在101高速公路旁邊的果園盛放。
當時101高速公路旁邊仍有果園。
不。人們只有在倒車的時候才會擦傷車身。101高速公路旁邊果園中盛放的花兒不是正確的道路。
事故發生之後好幾個星期，我反覆對自己唸誦《露絲·埃爾默》那首詩的最後兩句，努力讓自己停留在正確的道路（也是一條狹窄的路，一條不會回到過去的路）上。那是瓦爾特·塞維奇·蘭多爾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國詩人、作家。1806年寫的悼亡詩，哀悼埃爾默勳爵年方二十卻死於加爾各答的女兒。自我在伯克利念大學以來，我一直沒想起過《露絲·埃爾默》，但此刻我想起的不僅是這首詩，還有大部分我在課堂上聽到的對它的分析。上那節課的老師曾經說，《露絲·埃爾默》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是因為前四句對死者大加吹捧從而毫無意義的讚揚（"啊，出身尊貴的家族/啊，相貌美豔/品行端正，舉止優雅/露絲·埃爾默，這全都是你的優點"），通過最後兩句"備極哀怨的名言"轉變成一種突然的、甚至令人震撼的解脫。後兩句非但點名了哀悼的地位，還指出了它的極限："我將獻給你/一個夜晚的回憶和嘆息。"
"一個夜晚的回憶和嘆息，"我記得那個老師重複說，"一個夜晚。一個夜晚。本來可以說所有的夜晚，但他沒有說所有的夜晚，他說的是一個夜晚，不是一輩子的事情，而是幾個小時的事情。"
備極哀怨的名言。顯然，因為《露絲·埃爾默》已經嵌入我的記憶中，我像一個本科生，將它當作是對生者的開導。
2003年12月30日。
我們在貝斯·以色列北院六樓的重症監護中心探望了金塔娜。
在那兒，她又度過了二十四天。
異乎尋常的依賴（這是"婚姻"、"丈夫和妻子"、"母親和孩子"、"核心家庭"的另一種叫法嗎？）並非導致複雜的或者病理學的悲哀發生的惟一情況。我在那本書中看到，另外一種情況是悲哀的過程被"外在因素"打斷，比如說被"葬禮推遲"或者"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再次死亡"打斷。我看到夏洛特維爾弗吉尼亞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醫學博士瓦米克·沃爾肯對一種他稱為"再悲哀療法"的解說。它是弗吉尼亞大學為了治療"已確診的病理哀悼者"而發展出來的一種方法。根據沃爾肯博士的說法，在這種療法中，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們幫助病人回顧死亡發生的情景--它是怎麼發生的，病人得知噩耗和看到屍體的反應，葬禮上的事情，等等。如果治療進展順利，病人在這個時候通常會發怒。這種憤怒起初沒有物件，然後指向其他人，最終指向死者。精神疏洩--畢伯靈（畢伯靈：1954，《心理分析和動態心理療法》，《美國心理分析協會會刊》卷2第745頁及以下）稱之為"情緒的重現"--到時可能出現，向病人證實他確實有被壓抑的情感。利用對病人需要讓死者活著的心理過程的認識，我們從而能夠描述和解釋病人和死者之間原本的關係。
但沃爾肯博士和他在夏洛特維爾的研究團隊"對病人需要讓死者活著的認識"，以及他們"描述和解釋病人和死者之間原本的關係"的能力，究竟是怎麼得來的呢？你觀察到我和"死者"在布倫特伍德公園看《點呼》嗎？你和我們一起到摩通餐廳吃晚飯嗎？事故發生四個月前，我和"死者"在檀香山的國家公墓，你也在那兒嗎？你陪同我們拾起緬梔子的花瓣，將它們放在不知名的珍珠港死難者的墳墓上嗎？事故發生之前一個月，你和我們一起，在巴黎的若內拉赫公園被雨淋得感冒嗎？你和我們一起看了莫奈畫展，然後到康蒂餐廳吃午飯嗎？你和我們一起離開康蒂餐廳，買了那支體溫計嗎？我們兩個回到布里斯托飯店的客房，不知如何將體溫計的攝氏溫度轉換成華氏溫度時，你坐在我們的床上嗎？
你在那兒嗎？
沒有。
你要是在，或許能幫我們看懂體溫計，但你不在那兒。
我不需要"回顧死亡發生的情景"。我就在那兒。
我不需要"得知噩耗"，我不需要"看到"屍體。我就在那兒。
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我停下來。
我意識到自己正在不理智地朝夏洛特維爾這個素昧平生的沃爾肯博士發火。
在這種真正的痛苦的衝擊之下，人們不僅情緒低落，身體機能也失去了平衡。不管他們看上去有多麼冷靜和鎮定，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能夠保持正常。他們的血液迴圈被擾亂，致使渾身發冷。他們悲痛難忍，導致精神緊張，夜不能寐。他們會冷落通常喜歡的人。永遠別強迫那些正處於悲哀中的人，絕對不能讓感情過於豐富的人接近他們，不管這些人和他們的關係有多麼密切或親近。雖然得知朋友愛他們、為他們感到難過是一種極大的寬慰，但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應當避免讓任何有可能加劇其精神負擔的人或者事情接近新近喪親的人。如果人們的好意和安慰遭到拒絕，人們不應該覺得自己受到傷害。在這樣的時刻，有人陪伴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安慰，但也有些人連最親密的朋友都不願見。
這段話摘錄自艾米莉·博斯特一本書的第24章。那本關於社交禮儀的圖書出版於1922年，第24章是《葬禮》。這一章詳細地教導讀者，從死亡發生時該怎麼辦（"一旦死亡發生，有人--通常是訓練有素的護士--會把病房的窗簾拉上，並吩咐僕人將房子的所有窗簾都拉上。"）到參加葬禮的就座禮節："儘量安靜地走進教堂。如果葬禮上沒有人引匯入座，在你大抵所屬的位置坐下。只有非常親密的朋友才能在中間過道的前方入座。如果你和死者只是點頭之交，你應該坐在後排某個位子，別惹人注意。如果參加葬禮的人不多，而教堂又很大，你可以坐在中間過道的末排座位上。"
這種一清二楚的語調從未改變過。它反覆強調指導實踐的一面。應該讓喪親者"坐在一間陽光明媚的房間中"，房間若生有火堆更好。可以讓喪親者吃點食物，但是隻要"一點點"：茶、咖啡、肉湯、一片薄薄的麵包、一個煮熟的雞蛋。牛奶也可以，但只能用熱牛奶："冷牛奶對已經渾身發抖的人來說很糟糕。"至於接下來要吃的東西，"廚子可以做點他們平時喜歡吃的菜餚--但每次只要給他們一點點就夠了，因為他們的胃雖然可能空蕩蕩的，但他們的味覺會分辨不出食物的味道，而且消化功能也不會在最佳狀態。"致哀者出席葬禮時所穿的服裝應該儘量樸素：所有的服裝，包括皮鞋和草帽，"顏色都應該非常相稱"。給多少帛金應該預先確認。葬禮期間，應有一個朋友留下來看管房子。這個朋友應該讓房子保持空氣流通，將搬動過的傢俱放回原位，為即將回來的家屬生一堆火。"準備熱茶和肉湯也很好，"博斯特女士建議說，"應該在他們回家時就把茶或者肉湯端給他們，不要先問他們想不想喝。那些非常痛苦的人不想吃東西，但如果有人把食物端給他們，他們會機械地接過去，而一些促進消化、刺激不平衡的血液迴圈的溫熱食物，正是他們最需要的。"
這種冷靜客觀的敘述蘊含著非凡的智慧，它對後來醫學研究所的書中提到那種身體上的紊亂（"內分泌、免疫系統、自主神經和心肌系統的變化"）有一種本能的認識。我不知道是什麼讓我翻看艾米莉·博斯特的書（我想可能是因為我想起了我母親，二戰期間，我們在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租了一座有四個房間的房子；有一次大雪紛飛，她讓我看這本書），但當我在網際網路上找到它的時候，它直接擊中了我的心扉。看著它的時候，我想起了約翰去世那晚我在紐約醫院渾身發冷。我當時以為我覺得冷是因為那天是12月30日，而我為了準備晚飯，身上只穿著亞麻布裙子和羊毛衫，趿著拖鞋，沒穿襪子就來到醫院。這是我覺得渾身發冷的部分原因，但我覺得渾身發冷，也因為我身體的正常機能統統都失效了。
這一點，博斯特女士會明白的。在她寫作的那個世界，哀悼依然得到承認和允許，不用從人們眼中消失。1973年，菲利普·阿里茲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表了一系列演講，講稿後來結集出版成《西方對待死亡的態度：從中世紀到現在》一書。他在書中提到，1930年前後，多數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公眾認可的對待死亡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寫道："過去無所不在、司空見慣的死亡，如今將會被消除，將會消失。它將會變成可恥和遭到禁止的事情。"1965年，英國的社會人類學家喬弗雷·戈耶爾出版了《死亡、悲哀和哀悼》一書。在書中，他認為人們愈來愈追求一種新的"自我享樂的倫理責任"，一種全新的"別做任何減少他人歡樂的事情的規則"，導致了這種對公開哀悼的拒絕。他說，在當代英國和美國存在一種傾向，就是"將哀悼當成一種病態的自我放縱，喪親者若能完全掩飾他們的悲哀，讓外人一點都猜不出發生什麼事情，便會得到社會的尊重。"
悲哀變得隱蔽的原因之一是現在死亡主要在人們視線之外發生。早在博斯特女士寫作的年代，死亡尚未職業化。死亡通常和醫院沒什麼關係。女人死於分娩。兒童死於熱病。癌症無藥可治。她著手創作這本禮儀圖書的時候，美國只有很少家庭未曾被1918年那場橫掃全國的流感所波及。死亡觸手可及，在家中。在人們看來，一般成年人應該能夠而且主動地對付它的後果。我在加利福尼亞長大，人們教導我，若有人去世，你必須烤一根火腿。把火腿送給那家人。你得出席葬禮。如果那家人是天主教徒，你還得去聽人念悼詞，但你不能哀嚎，不能大聲致哀，總之不能引起死者家屬的注意。看到最後，在艾米莉·博斯特這本1922年的禮儀圖書中，我才見到對這另一種死亡最為精確的理解，以及對悲哀最為詳盡的治療。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個朋友本能的智慧。在最初那幾個星期，這個朋友每天從唐人街給我帶來一份姜蔥粥。粥我能嚥下。粥是我惟一能嚥下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