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悲哀使人精神失常的效應已經得到詳盡的註解。在1917年的《哀悼與憂鬱症》一文中，弗洛伊德告訴我們，悲哀的舉動"從離開墓地到對待生活的正常態度都有所體現"。然而，他指出，在精神錯亂中，悲哀最為特殊："我們從來不會把它當作是一種病症，也沒考慮過對它進行藥物治療。"反而，我們依靠"一定時間的流逝來克服它"。我們認為"對它進行任何干預都是徒勞無功、甚至是有害無益的"。梅蘭妮·克萊因1940年發表了文章《哀悼及其與狂躁憂鬱症的關係》，也做出了相同的論斷："哀悼者實際上是生病了，但因為這種精神狀態對我們來說很常見，很自然，我們不會把哀悼稱之為疾病……更準確地說，我的推論是：在哀悼中，主體經歷了一種變形和短暫的狂躁憂鬱症，並將其克服。"
請注意他們都在強調"克服"它。
我需要獨處以便他能回來的那晚之後過了幾個月，已經是仲夏時分，我才意識到從冬天到春天有很多我無法理性地進行思考的場合。我像小孩子那樣思考，彷彿我的想法或者願望有逆轉這件事、改變這個結果的能力。就我的例子而言，這種紊亂的思維一直藏而不露，我想別人並沒有注意到，甚至連我自己都沒察覺；然而回頭看來，它終究一直都在，一直都那麼明顯。回頭看來，過去有一些我本該注意到的蛛絲馬跡。例如，關於訃告的事情。我不能看它們。這種情況一直從第一篇訃告刊出的12月31日持續到2月29日。那天晚上2004年的學院獎頒佈，我在電影學院的《紀念》短片的快閃鏡頭中看到約翰的照片。當我看到那張照片，我第一次明白那些訃告何以如此讓我煩惱。
我竟然容許其他人認為他已經死了。
我竟然容許活著的他被埋葬。
還有別的蛛絲馬跡：有一次（二月末三月初，金塔娜出院之後，但在為了等她康復而推遲的葬禮之前），我發現自己覺得應該送走約翰的衣物。很多人都說必須把衣物送走，他們通常很善意，但（結果證明）這種想幫助我的做法是錯誤的。我拒絕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記得自己在父親去世之後，幫助我母親將他的衣物分成幾疊，一疊是要捐掉的，一疊送到我嫂子格羅麗亞當志願者的廉價慈善商店去。我母親死後，格羅麗亞、金塔娜、我以及格羅麗亞和吉姆的幾個女兒也以這樣的方式處理了她的衣服。這是人們在有人去世之後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是儀式的一部分，是某種責任。
我開始了。我清理了一個架子。約翰用它來存放針織衫、恤衫和我們清早在中央公園散步時他所穿的衣服。我們每天早上散步。因為喜歡走不同的路線，我們並不總是一起走，但我們知道對方走的路線，會在離開公園之前會合。架子上的衣服就像是我自己的，我很熟悉。我不再想著這個。我放起了一些衣服（一件他穿的時候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針織衫，一件金塔娜從亞利桑納州帶給他的峽谷農莊度假村恤衫），但我把架子上多數衣服裝進袋子，將那些袋子送到馬路對面的聖詹姆士長老會教堂。我壯了膽子，開啟一個櫥櫃，塞滿了更多的袋子：新百倫牌運動鞋，戶外運動鞋，布魯克斯兄弟牌短褲，一袋又一袋的襪子。我將這些袋子送到聖詹姆斯教堂。幾個星期後的一天，我帶上了更多的袋子，來到約翰的工作室。他的衣服放在工作室。我還沒準備好處理掉他的西裝、襯衣和外套，但我想我能處理剩下的鞋子，當作一個開始。
我在那個房間的門口站住了。
我不能把他剩下的鞋子處理掉。
我在那兒站了一會兒，然後明白為什麼了：他如果回來，將會需要穿鞋子。
意識到這個念頭，決不意味著能消除這個念頭。
我至今仍沒有去試探（比如說通過把鞋子處理掉）這個念頭是否已經消失。
回頭看來，我把屍體解剖本身看做是此類思維的第一個例證。當我那麼毅然地同意進行屍體解剖時，無論我頭腦裡還有什麼別的想法，終究是有點精神錯亂，才會認為屍體解剖將會證明出了問題的是一些簡單的事情。那可能只是暫時的心肌梗塞或者心率失常。只需要一點點調整--比如說換一種藥物，或者重新設定一下起搏器。如果這樣，我繼續推斷，他們或許能夠把問題解決掉。
我記得2004年的總統大選期間，有個訪談節目震動了我。節目中，特雷莎·亨氏·凱利說起她第一個丈夫的暴斃。她在訪談中說，約翰·亨氏死於飛機失事之後，她非常強烈地覺得她"需要"離開華盛頓，回到匹茲堡。
她當然"需要"回到匹茲堡。
他可能回來的地方不是華盛頓，而是匹茲堡。
實際上，約翰被宣佈死亡當天晚上，他的屍體沒有被解剖。
屍體解剖直到第二天上午11點才進行。現在我明白了，12月31日早晨紐約醫院有個我不認識的人打電話來，屍體解剖肯定是在那之後才進行的。打電話來那人不是"我的社工"，也不是"我丈夫的醫生"，也不是，就像我和約翰可能會說的那樣，我們橋上的朋友。"我們那個橋上的朋友"是個跟他姨媽有關的家庭暗語。他的姨媽哈麗耶特·彭斯用它來指最近連續遇到的陌生人。有一次在西哈特福德，她見到友誼餐廳外面有一輛凱迪拉克的賽威轎車，那輛車剛剛在巴爾克利橋上超她的車，她就說車主是"我們橋上的朋友"。我聽著那人的電話，腦中聽到約翰在說"不是我們橋上的朋友"。我記得他表達了同情。我記得他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他似乎有些話想說，卻躲躲閃閃。
當時他說，他打電話來，是想問我會不會捐贈我丈夫的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