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30日，星期二。

我們在貝斯·以色列北院六樓的重症監護中心看望了金塔娜。

我們回到家中。

我們討論晚飯在外面吃還是回家吃。

我說我來生一堆火，我們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開始做晚飯，我問約翰想不想喝一杯。

我給他倒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拿到客廳給他；他坐在火堆旁邊的那張他經常坐的椅子上看書。

他在看的書是戴維·弗洛姆金的作品，一本《歐洲最後的夏季：誰發動了1914年的世界大戰？》的長條校樣。

我準備好晚飯，在客廳中擺好餐桌。家裡如果沒有其他人，我們便在客廳的火堆旁邊吃飯。我發現自己一再強調火堆，因為對我們而言火堆很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亞州長大，約翰和我在那兒共同度過了二十四年，在加利福尼亞的時候，我們通過生火來給房子加熱。我們甚至在夏天的夜晚也生火，因為霧會瀰漫進房子。火堆表明我們在家，表明我們劃出了一道防線，表明我們這個夜晚是安全的。我點亮了蠟燭。約翰在餐桌坐下之前說他想再喝一杯。我又給了他一杯。我們坐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攪拌色拉上。

約翰在說話，然後他不說了。

他停止說話之前的幾秒鐘或者一分鐘的時候，他問我給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單一麥芽威士忌。我說不是，我給他倒的是第一杯那種威士忌。"很好，"他說，"不知道怎麼回事，我總覺得你不應該把它們混在一起。"在那幾秒鐘或者那一分鐘的另外一個時刻，他在談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為什麼貫穿了其後的二十世紀。

在他停止說話的剎那間，我不知道我們在談論的是哪個話題，威士忌還是一戰。

我只記得抬頭看。他的左手抬起來，渾身癱軟，一動不動。起初我以為他在開一個糟糕的玩笑，想讓那難受的一天變得好過一點。

我記得說"別這樣"。

他沒有回應，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他已經開始吃飯，噎住了。我記得我將他從椅背上抬起來，對他進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手推哽噎者的上腹部以迫出氣管中之異物。。我記得他的身子很重，他向前滑落，先是滑到餐桌上，然後滑倒在地板上。在廚房的電話旁邊，我貼了一張卡片，上面有幾個紐約長老會醫院的救援號碼。我把那些電話號碼貼在電話旁邊，並非因為預料到有這樣的時刻。我把那些號碼貼在電話旁邊，只是為了預防這棟樓裡面萬一有人需要救護車。

別的人。

我打了其中一個號碼。接線員問他是否還有呼吸。我說"快點來"。醫務人員來了，我試著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但我還沒來得及說完，他們已經把約翰躺著的那一部分客廳變成了一個緊急救護室。他們（有三個人，或許有四個，甚至過了一個小時我還是說不清）中有一個正在跟醫院說話，他們似乎正要把心電圖傳送過去。另外一個人開啟了第一個或者第二個注射器，他們給他打了很多針。（腎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魯卡因胺？我想起了這些藥名，但不知道它們是從哪兒來的。）我記得說他可能噎住了。有人搖了搖手指，否定了這句話：呼吸管道沒有異物。他們好像使用除顫儀，想恢復他的心律。他們可能激起了一聲正常的心跳（或者這只是我以為的，我們一直沉默不語，那是一聲猛烈的跳動），然後它消失了，又開始了。

"他仍在顫動。"我記得打電話那人說。

"室顫，"隔日早晨，約翰的心臟病醫生從南塔基特打電話來說，"他們說的可能是"室顫"，也就是心室顫動。"

他們也許說了"室顫"，也許沒有。心房顫動不會立即或者必然引起心跳驟停。心室顫動會。也許他們說了室顫。

我記得自己試圖在腦海中理清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因為救護人員已經在客廳了，從邏輯上說，接下來應該去醫院。我覺得救護人員可能會非常突然地決定要去醫院，我可能來不及做好準備。我可能來不及帶齊需要攜帶的物品。我可能會浪費時間，拖他們後腿。我找到了我的手提包，一串鑰匙，還有一份約翰的醫生給他做的病歷摘要。我回到客廳，醫務人員已經在地板上擺了一臺電腦，他們盯著螢幕看。我看不見螢幕，所以我望著他們的臉。我記得有個人瞟了其他人一眼。他們做了決定，匆忙離開。我跟著他們到電梯，問我能不能跟他們一起走。他們說他們先將輪床推下去，我可以乘坐第二輛救護車。其中有個人陪我等電梯上升回來。等到他和我坐進第二輛救護車的時候，載著輪床的救護車正從大樓前面開走。從我們的大樓到長老會醫院的分院（原來的紐約醫院）之間隔著六條街。在我記憶中沒有救護車的警報聲。在我記憶中一路暢通無阻。當我們到達醫院的急診入口時，輪床已經消失在醫院的大樓中。有個人在車道上等待。其他所有人都穿著醫生的服裝。他沒穿。"她是病人的妻子吧？"他問司機，然後轉向我。"我是你的社工。"他說，我想肯定正是在這個時候我明白了。

"我開啟門，看到那個穿著綠色衣服的人，我明白了。我立刻就明白了。"這句話是一個母親說的。她十九歲的兒子在基爾庫克被炸彈炸死，這是她在hbo紀實頻道上說的。鮑勃·赫爾伯特在2004年11月12日的《紐約時報》上引用了這句話。"但我當時覺得只要不讓他進門，他就沒法告訴我。那麼--那一切就都不會發生。所以他一直說："太太，我要進去。"而我一直對他說："對不起，你不能進來。""

救護車和社工的那個晚上過去將近十一個月之後，我在吃早餐時看到這句話，當時我認出這種想法與我的如出一轍。

在急診室中，我看到輪床被推進一間病房，又有幾個穿白大褂的人上來推動。有人讓我在休息室等待。我聽從了。那兒有一道有出入證件才能跨越的線。在這道線後面等待，似乎是。在這道線後面等待意味著我仍有時間對待這件事，我的手提包裡面有幾張保險卡，我以前沒有和這家醫院接觸過--紐約醫院是長老會醫院的康奈爾分院，我熟悉的分院是哥倫比亞分院，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在第168號街和百老匯的交界處，至少二十分鐘車程，對這類急症來說太遠了--但我能夠讓這家陌生的醫院發揮作用，我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等他病情穩定之後我可以安排他轉到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我思考著轉到哥倫比亞即將碰到的細節（他將會需要一張有遙測監護儀的病床，最終我還可以讓金塔娜也轉到哥倫比亞去，她被貝斯·以色列北院接收的那晚，我在一張卡片上記錄了幾個哥倫比亞醫生的尋呼機號碼，他們之中有一兩個能讓這一切實現），當時那個社工又出現了，領著我走過那道需要出入證的線，走進休息室旁邊的一間空房。"你可以在這裡等待。"他說。我等待。房間很冷，或者冷的是我。我在尋思從我打電話求救到醫務人員抵達之間隔了多久。好像根本就沒隔著什麼時間（上帝眼裡的一粒微塵，這是我在休息室旁邊的房間中想起的一句短語），但肯定至少也有幾分鐘。

為了編寫一部電影中的某個情節，我曾經在工作室的佈告板上貼著一張粉紅色的索引卡片，我用打字機在卡片上打出一個從《默克手冊》中摘錄出來的句子，說的是大腦能夠缺氧多久。在休息室附近的房間，我腦海中浮現出這張粉紅色索引卡："大腦組織缺氧四至六分鐘即可導致不可逆轉的腦損傷或者死亡。"當社工再次出現時，我告訴自己肯定記錯這個句子了。和他同行的是個男人，他介紹說是"你丈夫的醫生"。沉默了一會兒。"他死了，對吧？"我聽見自己問醫生。醫生望著社工。"沒事的，"社工說，"她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他們帶我走進約翰躺著的病房，病房的簾幕都放了下來，這時只有他一個人了。他們問我是否需要牧師。我說是。一個牧師出現了，說著悼詞。我向他道謝。他們把約翰用來存放駕駛證和信用卡的那個銀色錢夾交給我。他們把原來在他口袋中的現金交給我。他們把他的手錶交給我。他們把他的手機交給我。他們把一個塑膠袋交給我，他們說袋子裡面是他的衣服。我向他們道謝。社工問我還有什麼事情需要他幫忙。我請他幫我攔一輛計程車。他攔了一輛。我向他道謝。"你有坐車的錢嗎？"他問。我說我有，我是個冷靜的人。我們從貝斯·以色列北院探望金塔娜回來之後，約翰將夾克和圍巾掛在一張椅子上。當我走進房間，看到它們仍掛在原位（一條紅色的羊絨圍巾，一件《因為你愛過我》攝製組人員穿的巴塔哥尼亞牌防風上衣），我在想一個不冷靜的人會怎麼樣。崩潰？需要鎮靜劑？還是尖叫？

我記得我一直想我得和約翰談談這件事。

我沒有什麼事不跟約翰商量。

因為我們都是作家，都在家工作，所以我們的每一天都充滿了對方的聲音。

我並不認為他總是對的，他也並不認為我總是對的，但我們彼此是對方信任的人。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之間的投入和興趣都沒有分歧。很多人說我們肯定會有爭執，因為有時候是我、有時候是他得到更好的評論，取得更大的進步，他們說我們的私人生活肯定充滿了職業上的妒忌和憎恨。這和事實完全不符，一般人堅持這麼認為，只能說大眾對婚姻的理解相當空洞。

這也曾經是我們討論過的一件事。

從紐約醫院回家當天晚上，我只記得房間裡闃寂無聲。

我在醫院拿到的塑膠袋裡面有一條燈心絨長褲，一件羊毛衫，一條皮帶，我想沒有別的東西了。燈心絨長褲的褲管已經裂開，我想應該是醫務人員割的。羊毛衫上有血跡。皮帶被捲了起來。我記得我把他的手機插進他寫字檯上面的充電器。我記得我把他的銀色錢夾放進臥室的一個盒子。我們的護照、出生證明和法律服務證書都放在其中。這時我檢視錢夾，看到他帶著的是這些卡片：一張2004年5月25日到期的紐約州駕駛證；一張大通銀行的貸記卡；一張美國運通訊用卡；一張富國銀行的萬事達卡；一張大都會博物館的會員卡；一張美國西部作家協會的會員卡（當時正是學院獎的投票時間，用這張會員卡可以免費看電影，他肯定去看了一部電影，我記不清楚了）；一張醫保卡；一張地鐵卡；還有一張美敦力公司發行的醫療卡，卡上寫著"我身上植入了一個kappa900sr型心律調整器"的字樣，還有這件裝置的序列號，移植它的醫生的電話號碼，以及附註"移植日期：2003年6月3日"。我記得自己將原來在他口袋裡的紙幣和我自己包裡的紙幣放在一起，我展平那些鈔票，小心翼翼地將二十元和二十元放在一起，十元和十元放在一起，五元、一元和五元、一元放在一起。我記得我一直在想，當我這麼做，他會明白我正在處理事情。

當我在紐約醫院急診室那間放下簾幕的病房中見到他的時候，他有個門牙缺了一角，我想那是摔倒造成的，因為他臉上還有淤傷。隔日，我在弗蘭克·坎貝爾殯儀館看到他的屍體，臉上的淤傷沒那麼明顯了。我跟殯儀員說別給屍體化妝，他說"要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做點清潔工作就好了"，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把淤傷遮蓋掉。和殯儀員打交道時，我依舊很漠然。我到坎貝爾殯儀館來下了很大決心，決意避免任何不合適的反應（比如流淚、憤怒、在一片肅穆中無助地笑起來），結果我什麼反應都沒表露出來。我媽媽去世後，帶走她屍體的殯儀員在床上空出來的地方放了一束假玫瑰。這是我弟弟告訴我的，他非常生氣。他們也會給我假玫瑰。我記得自己匆匆選了一副棺材。我記得在我簽署檔案的辦公室有一個老舊的時鐘，已經停了。約翰的侄兒託尼·鄧恩當時陪著我，他問殯儀員鍾怎麼不走了。殯儀員看上去很樂意向人解釋這件裝飾品，他說那個時鐘已經停了好幾年，但被當作"某種紀念品"保留了下來，供人緬懷這家機構的往昔。他似乎拿時鐘來給我上課。我想著金塔娜。殯儀員所說的，我也能大聲地說出來；但我所喊不出來的，是想到金塔娜時腦裡迴盪的詩句：你的父親長眠海底深處/他的雙眼已經化成珍珠出自莎士比亞的劇作《暴風雨》（thetempest）。

八個月之後，我問我們這棟公寓樓的經理是否仍保留著12月30日夜裡門衛所做的記錄。我知道有這麼一份記錄，我當這棟樓的業委會主任已經三年了，門衛記錄對處理這棟樓的事情來說必不可少。第二天經理把12月30日那一頁給了我。記錄顯示那天晚上的門衛是邁克爾·弗裡因和瓦塞爾·伊厄內斯庫。這我已經不記得了。瓦塞爾·伊厄內斯庫經常和約翰在電梯中開玩笑；他們一個是逃離齊奧塞斯庫ceausescunicolae（1918-1989），曾任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的羅馬尼亞的流亡者，一個是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德市的愛爾蘭裔天主教徒，都喜歡揶揄惺惺作態的政治。"那麼本·拉登在哪裡呢？"每當約翰走進電梯，瓦塞爾就會問他，"本·拉登在頂樓嗎？""在那座小房子嗎？""在健身房嗎？"我在記錄上看到瓦塞爾的名字，卻記不起12月30日傍晚當我們從貝斯·以色列北院回來時他有沒有開這種玩笑。那晚的記錄只有兩項，比平常少，雖說時值年關，這棟樓的多數人都到更溫暖的地方去了，但只有兩項也太少了。

記錄：夜間9點20分，醫務人員到達，找鄧恩先生。鄧恩先生10點05分被帶往醫院。

記錄：a-b樓客梯的燈泡滅了。

a-b樓電梯就是我們搭乘的電梯，就是9點20分醫務人員上來搭乘的電梯，就是10點05分他們把約翰（和我）帶到樓下的救護車搭乘的電梯，就是我在沒有記錄的時間獨自回家時搭乘的電梯。我沒有注意到電梯裡面的燈泡滅了。我也沒有注意到醫務人員在我們家呆了四十五分鐘。我總是跟人說那段時間是"十五到二十分鐘"。如果他們呆了那麼久，是否意味著他當時還活著？我問一個熟悉的醫生。"他們有時候會工作那麼久。"他說。我過了一會兒，才意識到這根本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拿到死亡證書的時候，上面的死亡時間是2003年12月30日夜間10點18分。

我離開醫院之前，有人問我是否同意對屍體進行解剖。我說同意。後來我在書上看到，有人死亡之後，醫院的常規工作中最微妙、最敏感，通常也是最困難的一步就是詢問活著的人是否願意對屍體進行解剖。很多研究表明，醫生自身做出這個詢問時也非常緊張。他們知道屍體解剖對醫學的學習和教學來說至關重要，但他們也知道這個程式會激起一種原始的恐懼。不管在紐約醫院問我是否願意對屍體進行解剖的人是誰，如果他或者她也感到緊張，我願意為之消除：我主動要求進行屍體解剖。儘管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曾見過幾次屍體解剖，我仍主動要求。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全都知道，我知道胸膛會像殺雞那樣被切開，我知道臉上的皮會被剝下來，我知道內臟會被放在天平上稱重。我曾見到偵查兇殺案的警探扭過頭，不去看正在進行的屍體解剖。但我仍要求進行屍體解剖。我想知道事故是怎麼發生的，我想知道它為什麼會發生。實際上，我想他們解剖的時候我也在那個房間裡（我和約翰一起看過幾次別人的屍體解剖，我應該去看他的，當時我腦裡一直想，如果躺在解剖臺上的是我，他可能會在解剖房裡），但我不相信自己能夠理智地提出這個要求，所以我沒有問。

如果救護車在10點05分離開我們的大樓，而死亡時間卻是10點18分，那麼中間這13分鐘只是用於登記和應付機構的繁冗，用於確保醫院的程式得到遵從，用於確保手續已然辦妥，用於找到一個合適的人來蓋公章、來通知這個冷靜的人。

後來我瞭解到，這種蓋公章叫做"公佈"，死亡證書上寫著"公佈死亡時間：10點18分"。

我得相信他從一開始就死了。

如果我不相信他從一開始就死了，我會想我本該能夠拯救他。

反正我直到看見驗屍報告還在這麼想，還有這種虛幻的念頭，還在想著一切都有可能被改變。

他去世之前一兩個星期，我們在某個餐廳吃晚飯，約翰要我在我的筆記本上幫他記點東西。他向來帶著可以用來做筆記的卡片，寬三英寸，長六英寸，上面印著他的姓名，可以放進外衣的內袋。吃晚飯的時候，他想起了一些他想記住的事情，但他在口袋裡找不到卡片。我想請你幫我記點東西，他說。他說要記的話是給他的新書用的，不是給我的新書用的；他強調這一點，因為當時我在準備寫一本和體育有關的書。他念出來的句子是這樣的："過去的教練在比賽後走出去，並說"你們發揮很好"。現在他們帶著警察走出去，好像這是一場戰爭，而他們是軍人。體育運動的軍事化。"隔日，我把這筆記給他，他說"你如果想用的話就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