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庫版）
自對山內豐德這位官僚的故事進行採訪並製作成電視紀實節目以來，已經過去了十個年頭。這部以「可是……拋棄福祉的時代」為題在深夜悄然播出的節目，是我初次獨立策劃，並從採訪到編輯由一個人獨立完成的作品。雖然我和他素昧平生，但較之在日後經歷的所有采訪，山內豐德這一人物給我留下了最為強烈和深刻的印象。不過，那並非完全出自該作品是我的處女作這一理由。最重要的是因為通過對山內故事的取材，發現了事物的本質，進而，他的經歷帶給我深度的自我變革。
究竟何謂採訪？在製作該節目之初，我幾乎沒有任何導演經驗，說實話，我並未真正理解採訪這一行為的意義。現在也沒有完全參透。我無法將其作為工作果斷地下判斷，對於高舉社會正義和使命感的大旗也有著強烈的不適感，我究竟有沒有權利將攝像機鏡頭對準他人？他們是否有義務將自己赤裸裸地展現在攝像機的鏡頭前？在諸如此類的自問自答中，我不由得對採訪這一行為本身所包含的暴力性而感到驚恐。
然而，隨著對山內事件的採訪，讀到他留下的詩歌和論文，我對取材物件山內產生了某種強烈的共鳴。只有20歲出頭的我，對53歲的精英官僚在哪方面產生了共鳴和共情？其中之一，便是他揮之不去的焦躁感。在那如同神經質般在文章中各處奔走的急迫感中，我聞到了死亡的氣息。現在回想起來，那也許是我的錯覺，但是，那個時候我自己的身體內部的確感到了和他氣味相同的焦躁感。那是我第一次有這樣的體驗。當我提起筆，開始用紀實的方式記錄山內豐德這一人物，以及他們這對夫妻的生活軌跡時，那種共時性的自覺意識，令我確信那是隻有我才能寫的物件。
由十三章內容構成的這部作品，刻上了20多歲時我的憤怒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情感。可以說那是我借用山內先生的肉體和精神來進行的自我表達。那一刻我意識到，採訪這一行為，就是以採訪物件為鏡子，記錄鏡中顯現的自己。「他」並非有意圖地出現，也並非總是能夠出現，當我意識到「他」時，我體內的又一顆心臟已經在輕輕地跳動了，就是諸如此類的感覺。雖然那是受偶然左右的不期而遇，然而，作為結果所產生的共情關係卻可以說總是帶著必然性。當時我也領悟到，只有在這樣的關係中與取材物件結合在一起，才能使得作品擁有力量。這是通過採訪他的故事我收穫的第一個發現。我意識到採訪是用於發現自我的方法，這成了後來我被紀錄片這一體裁所吸引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發現，來自他生前留下的有關福祉事業的大量論文。他對統治福祉第一線的精神至上主義反覆敲響警鐘。他認為，對工作在福祉第一線的福祉機構社工提出「人格高尚」「思想成熟」等道德上的要求，反證了對職業技能的輕視。將福祉機構社工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強加於服務物件，結果會阻礙幫助服務物件自立。山內的這些堪稱內部揭露的言論，嚴厲且振聾發聵。他的觀點，不僅限於福祉工作的現場，也恰如其分地擊中了諸如醫療、教育、警察等一直以來被稱為「聖職」的職業。並且，輕視職業技能，全憑精神至上主義以及人的善意所造成的結果，恐怕就是在神話破滅之後，所有一切都停滯不前的日本社會的現狀吧。在這一點上，山內先生的觀點非常具有先見之明。
回頭審視我所從事的視覺媒體，我不由自主地發現也完全可以這麼斷言。媒體躲在「社會正義」這一抽象的概念以及客觀性這一不用承擔責任的不具名言論的背後，從第三方的安全地帶批判社會和時代。缺乏當事者意識的言論，果真是媒體應該發揮的作用嗎？這種「正義」不正阻礙了觀眾自身的思考嗎？傳播者力圖將本身未經檢驗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的態度，根本無法建立與受眾之間的健康交流。即便傳播者試圖傳播的是和平或民主主義，倘若在此過程中不能反映自身的動搖，那也只不過是信仰而已，從中誕生的是用作宣傳的影像，那種互動絕不可能產生「發現」。如何才能脫離腐朽的精神至上主義，並與物件建立以技術為支撐的健康關係？他的著作中有大量思考這一課題的啟示。站在媒體這一職業的立場進行思考，是我自身作為媒體人亟待解決的課題。
在完成節目、寫完紀實作品後，我還在持續思考一個問題：山內豐德這個人物，他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對於福祉而言的理想主義，不斷被經濟優先的現實主義所傾軋，我認為山內先生竭盡了他的所能，奮鬥在福祉走下坡路的時代。作為一介官僚，在親歷福祉滑坡的責任方面，不得不說他是身處加害者一方的人物，與此同時，他又讓人覺得是一個時代的受害者。我覺得他被兩個向量撕扯，活在身份的雙重性中。至少，他在深受自身加害者屬性折磨的同時，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從他所給出的最後的結論中，我們也能加以推測。然而，這並不限於山內，這也意味著，當你謀求在當下這個時代、在日本這個國度生存下去時，無論是否願意，都不得不揹負這一雙重性。我是這麼認為的。只是大多數人難以正視這種精神上的加害者屬性，因而選擇了迴避。
現在我所想的是，也許我們需要做的，是認識到我們活在這一雙重性中，且不自暴自棄，並做好從那種狀態中出發的心理準備。這是在採訪結束後經過十年的時間，最近才終於達到的認知。我之所以至今仍著迷於山內先生，恐怕不是出自我在第一點的發現中所寫的「與自己很像」的這種傷感的思緒，而是在他身上最切身地、最具體地體現出了「活在雙重性中」的這一現代人的姿態。由於產生了這種認識，我對山內豐德這一人物的關注較之以前變得更加強烈、更加深刻。
進而，我們不應迴避這一殘酷的自我認識，必須學會如何應對雙重性。我們必須帶著某種自覺意識活在當下。這是我從山內先生的人生中，唯一發現的相反答案。
本書的各位讀者，如果能和我一樣透過山內豐德的生和死，在看待自己與自己的職業關係、職場上技術磨鍊的方法，以及與這個時代相處的方式等方面時，能深化自己的思考，那麼我將深感欣慰。從我自身而言，反反覆覆地追蹤他的人生，從而有了林林總總的發現，並且加深了思考。在我心中，有關山內豐德的採訪，現在依然在以不同的形式繼續進行著。
2001年5月1日
是枝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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