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結束後的晚餐選在附近的一家烤肉店。幾張餐桌拼成長長的座席，參加者們一個個走進來坐下。我在中間的位置背靠牆坐了下來。服務員端來小菜和碗碟，大家開始幫忙分發起勺筷、碗和杯子。我邊用溼巾擦著手，邊看著男研究生把五花肉夾到燒熱的石板上。

對面的壁掛式電視里正播放著晚間新聞。我正在攪拌用來蘸肉吃的調味汁，播音員的一句話穿越周圍嘈雜的聲音，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腦海裡。我抬起頭，電視螢幕上，一位運動員正在橢圓形的滑冰場上滑行，播音員用些許悲壯的聲音報道了該國家隊短道速滑運動員因肩部惡性肉瘤而死亡的訊息。據說是在治療肘部傷病的時候偶然發現的，這一癌症名叫肉瘤，也叫作骨癌……

骨癌。雖然陌生，但我以前聽說過這種病。我是怎麼知道的？我陷入了沉思。周圍好像突然安靜下來，環顧四周，發現大家都在看我，坐在對角線方向的指導教授好像問了我一句什麼。我看了一眼旁邊的講師，他告訴我：「酒，教授問你喝什麼。」原來該喝下一杯了。我端起燒酒杯向指導教授伸出胳膊，待杯子斟滿後和教授乾杯。看著指導教授，我又記起了碩士論文中期發表即將到來的事實，在那一瞬間，穢惡的記憶像蛇一樣悄悄地爬上腹部鑽了進來。國立圖書館，還有多彥。

大概是去年十一月中旬，我在國立圖書館一樓的儲物櫃前遇到過多彥。多彥先認出了我，叫了一聲「尚熙姐」。如果不是多彥先跟我打招呼，我可能不會認出她。距離上次在大學圖書館的臺階上偶然相遇已經過去十年的時間了。確實是很久沒見面了，可多彥的變化還是讓我十分驚訝。短短的燙髮，戴著眼鏡，比以前胖了很多。她身上穿著紫色派克服和黑色棉布褲，臃腫的上衣就像裝了很多茄子一樣鼓鼓囊囊的。因為穿著運動鞋，顯得個子好像更矮了。乍一看，她似乎比我還要大三四歲，可仔細一看，她連妝都沒有化，皮膚看起來白裡透紅。也許，如果不是那次在大學圖書館前偶然遇到過，我現在反而會更容易認出她。像山區少女一樣的女高中生多彥，如今已經變成了山區婦女，如果沒有此前像楔子一樣植入我腦海的黃色連衣裙的奇特印象，也許我會很自然地接受這種變化。

話又說回來，當時多彥為什麼要對我說骨癌這種病呢？我努力想捋出個頭緒，卻徒勞無獲。我不記得跟她談論過疾病的問題，但腦海裡明明清楚地記得多彥說起骨癌時那種嚴肅的表情和聲音。誰得骨癌了？酒酣之際，飯店裡越來越喧鬧，已經調得很大的電視音量，也都被嘈雜聲淹沒了。有人嫌吵，用手機應用程式關掉了電視，但四周還是很嘈雜。我什麼都想不起來了，直到會餐結束後坐在回家的地鐵裡，我才記起那次見到多彥的大部分事情。

那天我去國立圖書館找一些論文所需要的資料影印。把包放進儲物櫃，正想從入口進去，發現自己沒帶錢包。回到儲物櫃翻了幾遍包，還是沒有找到錢包，看來是落在家裡了。我著急地翻著大衣口袋，這時有人叫了聲「尚熙姐」。

「找什麼呢？」

多彥的語氣非常自然，彷彿我們經常見面。我說自己好像忘帶錢包了，她說只要不是丟了就好。她以為我要用錢，掏出了自己的錢包。我說不是，因為錢包裡有圖書館借閱證。

「那辦個一次性借閱證就行了，當場就可以辦好的。」

我又說不是，辦理一次性借閱證需要身份證，可身份證也在錢包裡。

「啊，這樣啊。」多彥笑了，笑聲清亮爽朗，我又吃了一驚。

「進去有什麼事嗎？有什麼我能幫你的嗎？」

「其實我需要影印一些資料。」

「要不我來幫你影印？」

「但是，找資料有點麻煩呢。」

「那姐用我的借閱證進去影印吧。」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出入圖書館時，只要在條形碼識別器上刷一下借閱證，不需要確認是本人。對我來說這自然是個誘人的提議，只是對多彥有些不好意思。多彥說不用不好意思，然後把自己的圖書館借閱證遞給了我。

「那我馬上覆印好就出來，你找個舒服的地方待著等我吧。」

「我去一樓休息室。姐不用急。」

於是我拿著多彥的借閱證進了圖書館。

抱著影印好的資料出來時，多彥正站在休息室的窗邊打電話。這時我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如果當時我沒聽到該有多好。我聽到多彥用充滿喜悅的聲音問：「惠恩呢？媽媽。」聽起來就像是在問：「海彥呢？」惠恩，海彥，兩個名字太像了。「啊，真的嗎？」多彥大聲笑起來。我趕緊向後退。雖然我沒打算偷聽，但也不能讓她發現我聽到了那個名字。一種模糊但又鮮明的恐懼油然而生。多彥打完電話回過頭時，我從適當的距離向她走了過去。

「列印好了嗎，姐？」

她微笑著。我說幸虧遇見你，已經都弄好了，然後把借閱證還給了她。

「在這裡坐久了，感覺有點奇怪呢。」

聽到多彥這樣說，我環顧了一下週圍。散落的沙發上坐著的大部分都是男性老年人，休息室裡充滿著用急促的聲音進行的對話，以及類似石灰味的乾澀味道、淡淡的男性護膚品味和條裝速溶咖啡的香味。老人們身上都有一種文雅而衰弱的氣質。多彥跟我講了幾件和他們相關的事，比如穿戴文雅的老人在餐廳為了搶自己喜歡的菜比較多的餐盤，故意裝作沒站穩，猛推一下前排的年輕人，趁機加塞的精明；比如老人們之間經常發生的爭論中，各自提出的荒唐的詭辯；比如漫長無謂的爭論在某一秒被突如其來的愛國主義論調快速縫合，讓人啞然……不知為什麼，這些話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看來你經常來這裡啊。」我轉移了話題。

「算是經常來吧。」

這樣一想，多彥和我好像每次見面都是在文藝部教室或圖書館，這種以語言為媒介的空間裡。

「是來學習嗎？」

「不是學習……只是寫點東西。」

「寫什麼？詩嗎？」

多彥搖搖頭。

「不是的，姐。不是寫詩。我都不會寫詩了。」

那寫什麼？我用目光追問。多彥猶豫了一下，回答說是和懺悔錄差不多的東西。沒等我再問什麼，她又回到了老人的話題上。她說他們矍鑠的精神和腺病體質、對瑣事的執著，說他們的行為就像機器裡面的裝置一樣自動流出的詞彙和鳥類的集體舞蹈一樣整齊劃一。多彥輕咬住嘴唇，說這裡不像圖書館，而是像一個博物館。博物館這個詞讓我想到了「標本」，然後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父親入殮的遺體。不知不覺中我竟自言自語道：

「如果我爸還活著，也會成為那些老人中的一員吧。」

「姐姐的爸爸去世了嗎？」

多彥吃驚地問。

「前年春天，因為肝癌。」我簡短地回答。過了一會兒，我說起了貫穿父親一生的軍人精神，也說起了那種狹隘和單純讓我多麼窒息。因為父親，我去了師範大學，當了教師，父親去世後，我辭去了教師的工作，讀了研究生。我還說，自己好像沒有因為這個恨過父親，但好像也沒有愛過他。

「我至今對此感到困惑。」

說完這句話，我更加困惑了。我似乎正是以多彥看待圖書館裡老人的那種方式看待爸爸的，儘管如此，多彥評論老人的那些話，不知為什麼還是讓我覺得不舒服。爸爸也是那樣的嗎？只是那樣的嗎？

多彥用一種成熟的口吻對我說：「在無法挽回的事情面前，覺得困惑也正常。」

「是嗎？」我含糊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