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彈奏葡萄牙人的音樂……」
「葡萄牙人的音樂？」
「神父教給我的。他說是葡萄牙國歌。」
隨即，他開始低聲哼唱，儘管口音奇怪，曲調卻很和諧：
i真理不會黯淡/i
i國王不會犯錯/i
i我們宣告……/i
我小心地打斷了他。我笑了，帶著提前到來的悲傷，因為我接下來要說的話會讓他失望。
「這首國歌，」我解釋說，「不是我的國歌。」
「你不是葡萄牙人嗎？」他問。
我沒有回應。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可憐的音樂家完成這份慷慨的饋贈。他激情地彈唱了葡萄牙國歌的一個奇怪版本。一開始，我感到不適應。不一會兒，我承認，我甚至被感動了。那編曲甚至有了香氣。葡萄牙人喝著恩索佩酒，黑人唱著葡萄牙國歌，夜幕就這樣降臨在恩科科拉尼。
我親愛的參事，在這悲慼的荒原，我終於發現了在自己身上也不曾發現的人性。這些看似如此遙不可及的土人，卻給我上了在其他任何地方無法學習到的課程。比如幾周前，一位恩科科拉尼當地居民來找我，他因逃稅被扎瓦拉管理部門問訊。管理官命令一位西帕依士兵鞭打他。他的罪行倒不至於落得這麼重的懲罰。不可原諒的是他面對葡萄牙管理者時的傲慢和無畏。這是我聽了不幸的黑人的敘述之後得出的結論，他講述的時候既不後悔也沒有抱怨。
我理解當局的邏輯。我們必須羞辱他們，就像對付印度那些等待馴化的大象：我們敲碎它們的膝蓋，讓它們的腳不再做夢。管理官先命令用海馬鞭打他。黑人禮貌地糾正：這裡沒有馬，既沒有海里的馬，也沒有陸上的馬。那根乾枯的尾巴，屬於一種叫作姆弗弗的動物。如果葡萄牙語裡沒有恰當的名字，他建議我們從他的語言中借用。
管理官一時沒有想起來，「河馬」就是我們高貴的語言早已借用的單詞。他把這句話當作是一種得寸進尺的無禮。如果沒有恰當的詞來形容鞭打他的海馬鞭，那就換成一把舊戒尺。
我得稍微插一句，黑人和我講這件事時，一直齜牙咧嘴、眼睛蓄淚。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比受刑的時候更疼。因為戒尺啃噬他的血肉的那一刻，他毫無感覺。手心捱了三十下，他都沒有吭一聲。行刑者沒有獲得勝利。受罰的人雙手朝上走出房間，彷彿在乞求上帝見證那不可承受的痛苦。他禮貌地告別了鞭打他的西帕依士兵。但他沒有立即離開，而是敲響了管理官辦公室的門，請求道：
「尊敬的先生，我想請求您一件事。」
「什麼事？」
「我想請您鞭打我。」
「你挨的打還不夠嗎？」
「我想叫別人知道我不一樣。我回村之後，要大聲宣佈，是一個白人打了我。」
後來，我和管理官本人聊天時，他證實了這個故事。他還澄清了自己拒絕了黑人自以為是的要求。「這就是他想要的，」他解釋道，「黑人就像孩子一樣，將我們看作父親般的人物，可以懲罰和赦免他們。」我不確定這個說法是否正確。在我看來，黑人另有所圖：他想證明下令懲罰的人是個懦夫，有勇氣下命令，卻沒有勇氣親自施刑。
我講述這些看似偶然的片段，是為了證明這裡的人性比里斯本想象得複雜得多，而我們卻固執地不去理解。加入洛倫索·馬貴斯行刑隊時，我無法判斷那些年輕人的年齡。他們或許還是孩子，或許已經成年。恰如桑切斯·德·米蘭達所言，這些人不好辨認。如此，他們讓我們更憤怒了。
很遺憾，我們滿足於偌大的無知。由於無知，我們不僅失去管理的能力，也喪失了軍事幹預的能力。我們試圖逃避對基本常識的理解，轉而依賴被統治的人，以為他們的支援是肯定且持久的。然而，這種支援並不可靠，它建立在脆弱又短暫的共識之上。就在今天，在一位翻譯的幫助下，我聽到兩位地方首領關於解決黑人之間分歧的奇怪對話。我儘可能還原兩人的意見交換。他們在討論如果向瓦圖阿侵略者割讓土地是否意味著背叛。他們爭論的內容如下：
「我們給他們土地，」一位首領說，「但是我們不會交出我們的神，他們是大地唯一的主人。」
「廢話。都是廢話。」另一位首領反駁道。「我們給了他們一切。」
「繼續主持神聖儀式的人難道不是我們嗎？」
「那我倒要問：我們的巫師在儀式上說什麼語言？是我們的語言嗎？難道我們不是已經在用入侵者的語言和我們的神靈對話嗎？」
afonsodealbuquerque，1453—1515，葡萄牙貴族、海軍將領。在葡萄牙海上擴張和東方征服期間擔任印度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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