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算是上帝朝我們微笑了，而且他還寬恕了我們。
我那位芝加哥的表姐，說起來比住在紐約的喬·卡倫還要疏遠一些，但至少我們找到了她。她嫁給了一個在密歇根湖濱幹活兒的男人，雖然他們手頭兒拮据，剩不下幾個錢，但不管怎麼說，她家房間後面有個簡陋的木屋，對平常人來說，冬天太冷，夏天太熱，不過我們此時的境況非比尋常。漢娜·萊利繫著一條看上去很有美國味兒的大圍裙，一臉疲憊，當她說，我們可以把那間木屋當成自己的窩時，我們倆頓時感覺上帝和眾天神正露出燦爛的微笑，俯視著我們。第二天早晨，塔格和漢娜的丈夫一起出門，竟然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這簡直又是一個奇蹟，雖然那段時間工作並不是非常難找。我想塔格要乾的活兒是清理地面，將來好打上樁子建造樓房，這是個粗重活兒，不過塔格並不在乎。
這裡的一切都比紐約顯得寬闊。高樓大廈之間的間隔更疏朗，所有的建築物都蓋得敦敦實實，免得被風吹走。
父親匆忙之間想出的計策讓我們陷入了麻煩，因為他在那封官樣信件中把我們說成是兄妹倆，但這套編造出來的假話完全沒有必要跟漢娜·萊利去說，她知道我的來歷。不過，我根本沒有機會把這個假名字用在任何別的地方，漢娜記住之後，就開始用葛瑞尼·卡倫來稱呼我。塔格至少可以在做工的時候把蒂莫西·卡倫作為自己的名字，父親倉促之下選擇了「卡倫」，讓我們感到很懊悔，畢竟這是個姓氏。在結婚這件事情上，我們已經傷透了腦筋，因為按我父親那封信的說法，我和塔格是兄妹倆，可漢娜非常清楚不是這麼回事兒，並且我們倆現在還一起住在那間小木屋裡。她心急火燎地想讓我們把事情弄個一清二白。
「你知道嗎，莉莉，咱們是體面人家，雖然你們碰上了麻煩，你心裡明白，就是在家鄉那檔子事兒，好啦，如果你們要在這兒重新開始生活，就得結婚才行。」
「我們是要結婚，」我說，「只不過我們得決定用什麼名字結婚。」
「你父親為什麼把你們說成是兄妹倆？」
「我也不知道。當時匆匆忙忙，感覺好像是個不錯的主意。可船上的乘客登記表上寫的卻是我們的真實姓名，我們在這兒好像也沒什麼可擔心的，也許我們可以乾脆用自己的真實身份去登記結婚。」
「我看沒什麼不可以的。」漢娜說。
但塔格卻覺得這麼做不是很明智。
「咱們不能這麼辦。」他說。那天晚上，我給他煎了美味可口的大香腸，他正狼吞虎嚥地吃著，雖然沒有配土豆，香腸擺在盤子裡顯得有點兒孤孤單單。他說：「用新名字對我們也不大好。結果會很糟糕，這樣一來，會有人把咱們當成是兄妹倆。用原來的名字可能給咱們帶來殺身之禍。咱們需要另外取兩個名字，莉莉。」
「在美國咱們可以這麼做嗎？」
「在這兒一定有辦法正式取名，我必須得把這件事兒搞清楚。」
可他根本抽不出時間。早晨六點鐘他就出去工作，一直到寒氣逼人的傍晚才回來，一連幾個星期過去了，他變得又黑又瘦。人也變得陌生起來。
我們的床板又窄又薄，黑暗中，我和塔格並排躺在上面，把所有能禦寒的東西全都堆在身上。從加拿大一路吹過來的湖風，穿透木屋的板條，在我們臉上、手上恣意戲耍，我們在腳上套了好幾層襪子，可寒氣還是能偷偷滲進來，摸到最容易凍傷的腳指頭。
戀愛的時候，我們曾經親吻過。那彷彿是在很久以前，我們坐在聖史蒂芬公園少得可憐的椅子上，愛爾蘭的春天，陽光忽隱忽現，讓人捉摸不定，散發出淡淡的熱力，我們在陽光下手牽著手，或者躲在露天音樂臺的陰影裡，纏綿在彼此的懷抱中。我喜歡他的親吻，他的吻像一朵溫暖的花兒在我胸中慢慢舒捲綻放。到了夏天，熾烈的親吻如烈焰烘烤，我的乳房和他的胸脯貼在一起，汗水涔涔，這種時候可不怎麼美妙。
我們到這兒來的頭幾個星期，寒風徹骨，窗外傳來湖水的巨大喧響，屋內黑暗中摻雜著髒兮兮的槍灰色，與我們有一牆之隔的漢娜和她丈夫正發出陣陣鼾聲，我們本可以拼命進入對方的身體，就像是地球上第一對男女情人，然而，當我們緊挨著躺在床上時，卻恍若隔世，彷彿是哪個神父給我們下了咒語。
現在，我真真切切地感覺到，那其實也是恐懼的一部分，雖然我們漂泊在美國，正被人四處搜尋——這是再清楚不過的，雖然塔格說他確信我們有可能已經擺脫了追蹤，但我們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情投意合，反而是這種突然從天而降的親密關係，讓我們莫名其妙地產生了隔膜。
就我而言，我本可以不那麼提心吊膽，因為他是個親切和善的高個子男人，但是，剛到美國的那段時間，他突然變得冷漠、疏離，心思不知道落在什麼地方。在某種意義上，那也許是因為他正大難臨頭，已經感覺到死亡一點點逼近，至少自己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他甚至沒有時間聯絡上遠在科克的母親，我覺得，每當他想到自己的母親孤身一人待在家鄉，對他現在的情況一無所知，對他突然消失的原因也完全矇在鼓裡時，他一定很不好受。
我想，他心裡一定很不是滋味，正是在這時候，我開始暗自琢磨——他會不會認為，我們倆之所以陷入眼下的困境，在某種程度上是我造成了這一切，更確切地說，我開始思量，這到底是不是我的過錯。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維克羅郡人，他在維克羅的所作所為人們便格外留意。一般來說，警察通常在遠離自己居住區域的地方執行公務，這樣就不會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而塔格卻因我而暴露了身份。全是由於我的緣故，他的名字才為人所知，一輛卡車經過維克羅，車上的人荷槍實彈，也許一路上還嘻嘻哈哈，毫無疑問，那是一群肆無忌憚、沒心沒肺的傢伙，然後發生了伏擊，當地的幾個小夥子當場喪命，看來「黑棕團」早有防備——這山野風景裡可怕的一幕，因我而加上了一個名字，一切全都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關於這些，我一句話也沒有對塔格說過，但我還是擺脫不了干係。正是這種事情夾在我們中間，讓我們生分起來，就像是一團亂七八糟纏絞在一起的毛線，剪不斷，理還亂，雖然我們表面上親密無間，躺在窄窄的床上，迫不得已只能臂膀緊挨著臂膀，他的身體散發出的熱力，在冰冷刺骨的房間裡，對我有著難以抗拒的誘惑，他的紅鬍子從面部微微隆起，看上去就像是都柏林基督教大教堂裡的墓碑上雕刻的人物。
甚至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心裡一直充滿了熱望，期盼回到那個時間，那個地點，我會轉向他，緊緊地抱住他，讓他明白，只要一個簡單的動作，一切隔閡都會冰消雪融，作為有血有肉的人，這大概是我們最起碼能夠做的。房間裡一團漆黑，只需要點起一根蠟燭就能驅散黑暗。我多麼希望，我多麼希望我們沒有浪費掉那麼多廝守在一起的寶貴時光。
不過，我們的情緒慢慢鬆弛了下來。其中的緣由大概是，雖然塔格靠幹苦力掙來的為數不多的幾美元外加幾美分，比起「黑棕團」的薪水確實少得很，但在我看來非常了不起，因為這證明了我們能在這裡繼續生活下去的能力，並且開始帶給我們一種安全感。父親通過郵箱編號給我寄來一封信，把莫德和她的未婚夫馬修舉行婚禮期間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告訴了我，這對我來說如獲至寶，雖然他的講述只有寥寥幾句，就像例行公事——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但我的想象力填補了所有的空白。在想象中，我彷彿看見莫德臉上浮現出很少一見的微笑。我希望她時常把笑容掛在臉上，因為她的微笑很美麗——如果說難得一見的話，我希望她和她的丈夫相親相愛，雖然我不知道這有多大可能，我對一切都茫然無知。
那封信我讀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心裡都自然會泛起一陣憂傷，一陣思鄉的痛楚，當然，還有一絲妒忌。
不過，當芝加哥從冬季和春季的寒冷中擺脫出來時，塔格和我總算開始變得融洽。
「我要說，我喜歡這個地方。」他說，「我喜歡這裡。」
生活在美國當然要來得輕鬆自如一些，因為我們在這裡沒有任何歷史。慢慢地，我意識到，作為父親的女兒，不知不覺中我從小女孩長成一個年輕姑娘，這是一段充滿痛苦的歷程，一件事情總是和另一件事情相牴觸——我父親對國王深懷敬意，而塔格的父親則是愛爾蘭志願軍的成員，二者水火不容；威利投入那場戰爭和他的死是多麼強烈的反差，甚至連維克羅郡的生活和都柏林的生活也格格不入，還有大巴從鄉下運到城裡來的白色石楠花，最終也會變成黑色，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枯萎黯淡的小小花朵訴說著時間的腳步，時間的飛逝。就連我自己來到世間也是一個矛盾，母親在給予我生命的同時自己卻離開了人世。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在這裡，在美國，有哪些東西是相互牴觸的。
塔格不單單開始喜歡芝加哥，甚至在他提到「家」這個字眼兒的時候，他開始用來指我們住的那間破破爛爛的木屋，而不是指科克或者愛爾蘭，現在我們已經有能力給表姐一點兒錢，勉強充作房租。慢慢地，我們接觸到的周圍事物開始延伸開去，形成了一個自己的王國——躁動不安的密歇根湖彷彿自以為是大海，城市裡層層疊疊的建築也開始成為我們談話中和夢境裡的地標。
接著，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們倆並排躺在床上，腦子裡一片空白，完全出於人類純粹的本能，我們不約而同地轉向對方，開始溫柔地親吻，繼而變得狂熱，就像兩隻猛醒的野獸，不知不覺中，我們死命抓住對方，扯掉身上的衣服，緊緊地摟抱在一起，然後他進入了我的身體，這一切就像深冬季節從湖面上突然一路席捲而來的暴風雨，我們是那麼幸福，那麼快樂，那麼年輕，在湖邊那間小木屋裡，任何人都能領略的詩歌最終讓我們恣意領受了一遍，兩個人完全融化為一體。在那一刻，我們倆都深深地明白，不管怎樣，我們都會結婚，這根本不需要說一個字。
就在那個星期日，我和塔格漫步走到城裡，我記得，我們倆就像兩個剛剛從沉睡中甦醒過來的人，浸潤在清冽的黃色陽光裡。也許是初夏的熱烈氣息對自己不太有把握，便又縮回了腳步。我們倆挽著彼此的手臂，喜滋滋，興沖沖，幾乎沒有人注意到我們，反正我們也毫不在意。
他腦子裡突然間裝滿了各種想法，彷彿他猛然意識到我們身處美國，這裡顯而易見是個安全的地方，興許還是個無憂無慮的所在，又彷彿他突然記起自己還很年輕，雖然迫不得已背井離鄉，但作為一個愛爾蘭人，自己原本也有可能來到美國，現在，未來的一切都呈現在他眼前，呈現在我們面前，就像是一個燦爛奪目的天國。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芝加哥那個稀鬆平常的下午，他整個人充滿了快樂。為此，我要感謝上帝。
我要感謝他，感謝他。
我們沿著芝加哥藝術學院寬大的臺階拾級而上。塔格有個跟他一起打樁做工的夥伴，是個亞美尼亞人，先前在亞美尼亞的某個美術學院學習繪畫，後來他的同胞遭到土耳其人的屠戮，就像糖溶化在一杯茶裡。「他老是提起‘寂寞的美術學院’，」塔格說，「你覺得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的英語是我聽到的最優美、最有趣的。我覺得他說的有可能是美國英語。」塔格還說，那個亞美尼亞工友的母親就在他眼前被人殺害，最終死在他的懷裡。現在，他到了美國，在芝加哥湖畔揮動鐵鍬和鎬頭賴以謀生，沒有錢買畫刷和顏料。但他曾經告訴塔格，在這座城市裡有一座美妙的建築，分文不取就能讓你從一個房間到一個房間盡情觀賞那些畫作，塔格說，他把那些畫叫作「美的視窗」。平日裡，塔格對藝術之類的玩意兒本來沒什麼興趣，那個星期日，他決定帶我去藝術學院，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出於對那位個子矮小、充滿激情的亞美尼亞朋友的喜愛，此外也許多多少少還有縱情做愛在我們身上點燃的巨大熱情。
我們走進一個宏偉的大廳，這大廳在我們看來本身就令人歎為觀止。屋頂高聳，身穿深色西裝的男人和衣裙亮麗的女子川流不息。他們成群結隊，從一道道門進進出出，匯成一條條明與暗交織在一起的小河徐徐流淌，你可能會恍惚覺得那是地面的坡度造成的。接著，會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人聚攏在岸邊，在某些畫作前面駐足凝望，就像成群的蝌蚪在咬齧池塘裡的水草一般。孩子們永遠都在不安分地四處遊蕩，我還時不時在這裡瞥見一個挺著大肚子的孕婦，在那裡留意到一個面容憔悴的男子，不過，總的來說，我們一邁步進來，就立刻被一種異乎尋常的歡快而滿足的調子所俘獲，彷彿這座恢宏的建築是一所包治百病的醫院，能治癒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心靈疾症。
我們被深深感染了。一切其他思慮全都煙消雲散，那一刻頭腦無比清晰，這種時候你一生中大概只會碰上三四次。瀰漫的霧氣從海面上退去，呈現出一望無際的蔚藍，就像是一個明確的闡釋。我深愛著我的父親和姐妹，深深地懷念我的哥哥，但我很有可能永遠也不能再回到愛爾蘭。不過，我和塔格剛剛開始兩情相悅，此時正怡然自得地東遊西逛，而且毫無疑問我們很快就會結婚，我們倆都為此感到高興。就在那一瞬間，我洞悉了一切，或者說我自以為如此，我突然領悟到自己是誰，塔格是誰，也許我的心再也沒有如此透徹，塔格是我的丈夫，上帝原諒我，在我看來，他是個讓人引以為豪的丈夫，一個非常陽光的男人。在我自稱洞悉一切的那個時刻，我認為自己非常幸運，我感覺自己非常幸運。我當時一定像個傻妞一樣咯咯地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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