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街拐角處有家雜貨店，店老闆是尤金尼德斯先生。我從旁邊經過時沒有走進店裡，他一瞧見我，便走出店門，沿著人行道一路追上來。要是在正常情況下，我十有八九會進去看看，雖然我已經開始忘記什麼是正常情況，那時候的我幾乎是另外一個布里太太，一心一意幹自己的事兒，安然無憂地關心愛護我的比爾，甚至當他去了遙遠的沙漠後，在那些漫長難熬的夜晚，我為他牽腸掛肚的日子裡，一切也都是正常的。那時候，我總是傾聽窗前的大海在遠處煩躁不安地掀起波浪，濤聲越過寬闊的蘆葦灘和溼地裡的鳥兒，傳到我耳畔，我心裡盤算著他在那個沒有大海的沙漠裡會遇上什麼事兒，還費了好大勁兒想從他送給我的那塊怪複雜的手錶上看明白中東是什麼時間，或者說阿拉伯是什麼時間，我過去總以為那是阿拉伯。
尤金尼德斯先生邁著細碎的小步走出店門，因為他是個身量矮小但性子很急的希臘人。
「布里太太，快回來，我有好東西給你，會讓你高興起來的。相信我的話吧，老朋友。」
我只好跟在他身後，從無精打采的太陽底下走進深洞一般的店鋪裡。七十年代，他的店裡曾經有一個櫃檯，幾把轉椅，還有幾臺冷飲機，這些他都已經處理掉了，不過我還是經常注意到亞麻油地氈上有幾個圓形的痕跡，那是原來用螺釘固定金屬座椅留下的。除了幾個擺放藥品的貨架以外，他還從自己的家鄉——塞薩利地區的特里卡拉進口一些商品。不過他現在已經夠老啦，不再雄心勃勃地想要再增加一個新貨架，其實，賣那些東西全是為了他自己和一些朋友，為了安撫他對家鄉刻骨銘心的思念。他經常擺出大罐大罐浸在橄欖油裡的橄欖，用希臘傳統做法烹製的茄子，偶爾也端出一托盤果仁蜜餅，我說不準這些東西是不是出自他的堂兄弟姐妹們之手，他有一大幫堂兄弟姐妹住在皇后區。跟往常一樣，我剛跨進店門，便聽到低低的音樂聲在播放，用尤金尼德斯先生的話來說，那是「偉大的特西特塞尼斯」唱出的悽切而優美的旋律。「他的演奏速度真叫人驚歎啊，」尤金尼德斯先生總愛這麼大發感慨，彷彿那是偉大音樂的最終評價標準，「他的手就像一隻麻雀在布祖基琴上上下翻飛。真是了不起的天才啊。」
在這種時候，尤金尼德斯先生總會停下腳步，側耳傾聽著音樂聲，一邊把目光投向我，微微點頭，似乎在對我說：「你不這麼覺得嗎？」
他曾經教過我幾句希臘語，純粹是朋友之間逗逗樂子，聽我從嘴裡說出他教給我的那幾句成語是他的一大樂事，每每趕上他的一個希臘朋友到店裡來，他總愛引我說話，他的朋友多半會裝出一副驚訝和快活的樣子。
「apotipolierchume,esticorificanella.」
通常，我只要說出前半句，他或者他的朋友就會把後半句說出來，因為這類成語就適合這種你一言我一語的應和。
尤金尼德斯先生總是給人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也就是在兩年前，比爾參軍那會兒，尤金尼德斯先生給他買了一本翻譯版的《荷馬史詩》，比爾上戰場的時候還鄭重其事地帶在身邊。
這樣一來，比爾和我在兩個迥然不同的場合，作為禮物得到了同一本書，只是版本和翻譯不同。
「友情和忠誠，關於這些，從來沒有哪本書比得上《荷馬史詩》。這些品質是築成希臘的磚石和灰泥，美國也是同樣。」
作為一個移民，他有著激情澎湃的愛國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還太小。在那場戰爭中，他失去了自己的父親。當然，到了越南戰爭，他的歲數又太大了。
「好啦，親愛的布里太太，你來罵我一頓吧，說我為人不近人情，說我不瞭解你的心思。你看，你看……我想把這個送給你，在這個特殊的時候，算是安慰吧。你的比爾去過那麼遠的地方打仗，你又剛剛安葬他。我沒有別的什麼可以給你，只有這個，這是我父親村裡產的蜂蜜。」
他把手指向一個小罐子，差不多算是把我引到了跟前，罐子做工粗陋，樣子很不起眼，樸素的白色標籤上印有一隻大大的黃色蜜蜂，還有幾個希臘語單詞。
「我想不出來，」他說，「如果我正在經受你現在的痛苦，你會送給我來自愛爾蘭的什麼東西。我真想不出來。」
「我會給你送上，從我父親門前的山坡上採來的白色石楠花。」話一齣口，我拼命努力不讓自己像個孩子一樣失聲哭泣。他察覺到我流露出一絲悲痛，立刻把左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輕輕拍了幾下——是的，我會把白色的石楠花帶給他，我心裡說，我一定會送給他，如果這樣一件禮物能長出腿來旅行的話，雖然我知道，那小小的白色花苞從凱爾沙伯格經過漫長的旅程來到紐約，一定會變得髒兮兮。
「啊，啊。」他一迭聲地應和著，彷彿恍然大悟，就好像我給他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我只不過提到了石楠花，他卻像是聽說我終於找到了地球滅亡以及類似問題的答案。
此時我坐在餐桌旁，面前的杯子裡不光有加了牛奶的茶，還有一勺來自希臘的蜂蜜。
希臘、美國、阿拉伯、愛爾蘭。故鄉。世界上沒有什麼地方不是故土。小牛總要回到自己得到乳汁的地方。沒有哪裡是陌生的外鄉。任何地方都是某個人的故土，所以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故鄉。
幾星期前，迪林傑先生就在這間屋子裡，和我面對面，坐在過去比爾常坐的那把椅子上。他像往常一樣，說起話來溫文爾雅，一張長臉上皺紋縱橫，深陷的藍眼睛密切留意著我，看我對他的一言一語有何反應，一旦他覺得自己的話讓我感到厭倦，就會馬上閉口不語。在我認識的人裡沒誰比他更靈透。
「在咱們的有生之年裡，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和發現是什麼？探月火箭？也許是盤尼西林？布里太太，在我看來，應該是dna。」
「d什麼？」我問。
「布里太太，是三個字母，d—n—a。別問我這幾個字母代表什麼。每個現代人的dna都可以追溯到一個非洲女人，也許是三個。好訊息是，我們全都是一家人。壞訊息也是，我們全都是一家人。」這是他開的一個小小的玩笑。「我的意思是說，所有這些戰爭，歷史上一切烏七八糟的事件，由於差別而引起的仇恨，還有彼此之間的畏懼，持續了那麼長時間，搞得錯綜複雜，全都是窮極無聊的荒唐事。美國並不是不同種族的大熔爐，而是一個大家庭展示自己眾多面孔的舞臺。阿拉伯人就是猶太人，英國人就是愛爾蘭人，德國人就是法國人，這真是一齣精彩的大災難，不是嗎？這是我們這輩子聽說過的最重要的事情。」
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當我們的船漸漸駛入紐黑文港時，我站在甲板上，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從陸地上飄來一股氣息，那是美國的氣息，那氣息讓人浮想聯翩，讓人不可捉摸，其中有什麼東西在召喚我的心。甚至在我們還沒有到達美國的時候，我就對那片土地產生了一種懷戀之情，我不知道這種情緒還能用別的什麼字眼兒來形容。我彷彿曾經去過那裡，離開之後，歷經一段漫長的旅行又迴歸舊地。幾天的航行生活讓我們倆一身疲憊，無精打采，因為我們剛剛駛離南海堤的臂彎，塔格就暈船了，一路上始終沒有恢復常態。橫渡大西洋對他來說是個折磨，而我的腦海裡則走馬燈一般不斷映出父親和兩個姐姐的影像，讓我難以入眠。我們待在船上一個狹窄的小角落裡，塔格雖然身體很不舒服，卻仍然對甲板上的每個人戒備心十足，懷疑他們是被派上船來殺掉我們的。此刻，紐黑文這個小小的城市已經隱約可見，一步步靠近我們，他的眼睛對此並不怎麼留意，我倒是發現他的目光飛快地向四周掃視，試圖判斷其他乘客是不緊不慢，還是別有圖謀，似乎任何一個穿著繫帶大衣的男人都有可能在衣服裡藏著一把冷冰冰的手槍。
就像是要隆重紀念自己的暈船經歷和恐懼心理，塔格在整個旅程中一直沒有刮臉，結果他相當成功地留出一蓬紅鬍子，經過他同意，我用一把借來的剪刀替他大致修剪了一番，好讓他看上去不太像是都柏林街道上一個窮困潦倒的民謠歌手。
我們當時處在這樣一種境況，你會在猛然間痛苦地發現，自己在和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一道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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