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倆都不再是原來的身份。父親匆匆忙忙用他的公用信箋寫了幾封信，以備我們將來萬一用得著，他在信裡把我們說成兄妹倆，名字分別是蒂莫西·卡倫和葛瑞尼·卡倫，可是，他卻在輪船的旅客名單裡填上了我們的真實姓名，以免使用別名會給我們最終加入美國國籍帶來更多的麻煩，這樣一來，把一切都搞得糊里糊塗。但不管怎麼說，我們至少可以用假身份在美國旅行一段時間，直到事情似乎風平浪靜，終於有一天我們可以以真實身份結婚，可以向移民規劃局的局長先生報出真實姓名。跟普通人一樣。頭上沒有打上死刑犯的烙印。
然而，不管是蒂莫西·卡倫還是塔格·布里，我幾乎對這個人一無所知，不管他叫什麼名字。
在愛爾蘭，直到我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那一刻，他始終是塔格。也許是恐懼改變了他，就像農場地底下發生的一場輕微地震改變了河道，造成一口水井榦涸，但地面上的風景並沒有顯而易見的變化。此時，我的內心在和一個完全陌生的塔格扭打、搏鬥，一想到自己對這個人從來沒有真正瞭解，竟然就稀裡糊塗地和他訂了婚，只因為他曾經認識我親愛的哥哥，曾經給我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信，只因為他是一個在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小夥子，一想到這些，我心裡就一陣恐慌。我感覺，自己似乎是把對威利的愛莫名其妙地轉移到了塔格身上，也許就是真正的愛情也是個瞎子，聽不見，也看不到。
恐懼就像是暈船一樣，也許你能把它稱作生命眩暈症，那是一種由恐懼——悄無聲息蔓延開來的恐懼引起的極度噁心，在你入睡的時候似乎在夢中稍稍有所減退，但在你醒來片刻工夫之後，又潮湧一般回到你身上，開始咬噬你的心，而你只不過想得到人最起碼的平靜罷了。啃啊，咬啊，用老鼠一般的長牙。如果不改變自己，沒人能熬過這種痛苦。相比之下，我和自己身邊這個陌生人行走在美國，這點兒恐懼是微不足道的。
當我們坐上開往紐約的火車後，我有一種非常奇特的感覺，彷彿美國正在我們眼前匆匆建成，是特意為我們去往那裡而設計修建的。這大概是因為，在此之前，我只在報紙和女爵士街那家音樂廳的小電影膠片上看見過美國的樣子——去音樂廳也是姐姐莫德偷偷帶我去的。此時，我眼中的美國是無窮無盡展現在面前的一連串圖片——一座座水塔，海灘上那些說不上名字的巨大機器裝置，接二連三躍入眼簾、數也數不清的後院和屋舍，火車經過一個個城鎮和小城市的邊緣地區，看上去殘破不堪，這對我來說是另一種驚詫，驚詫於這貧窮破敗的景象，雖然我也想到，鐵路公司把鐵路線鋪設在窮人居住區要來得更容易。我大口大口吃著塔格在火車上給我買來的火腿三明治，大口大口喝下讓人疑心重重的有些渾濁的水，大口大口吸進微微帶有金屬氣息的空氣，大口，大口，大口，就像一條快要乾涸而死的魚。
這個陌生人對我體貼入微。
「你那個在紐約的表哥，咱們知道他的名字，可以先試著去找他。咱們搞清楚在哪兒最有可能找到工作。莉莉，過不了多長時間咱們就能站穩腳跟。這一點你儘管放心好了。那場戰爭我都挺過來了，可不能在這兒趴下。」
宏大無比的「這兒」從車窗外飛快地掠過，堅實有力的姿態和越來越黯淡的色調被撕裂開來，變得模糊一片。
「有咱們倆相依為命，」他說，「這裡會成為我們的王國。不管怎麼說，咱們不是第一個到美國來的。老天，咱們不是。」
他停頓了一會兒，也許是為我默不作聲而感到不安，他又說：
「終於下船了，我真是大大地鬆了口氣，老天，我還以為自己永遠緩不過來了。老天。」
「謝天謝地。」我說。
「是啊，是啊，」他一聽到從我嘴裡吐出四個簡短的字，立刻變得興高采烈，「我們一定能征服這個地方。對我們來說根本不在話下。靠辛勤工作，莉莉，還有你的叔叔鮑勃。」
晦暗朦朧的夜色和火一般燃燒的燈光，交織成一幅幅巨毯，從車窗外飛掠而過。
「你會看到這一天的。」他說。接著他又加重了語氣：「你會看到這一天的——親愛的。」
說話間，他那張長長的面孔，在車廂裡熠熠生輝，突然顯出幾分俊美，猶如畫中人一般，我不禁怦然心動。就在那一刻，我感覺我們一切都會好起來。我深信一定會的。我並不認為自己瞭解他，但我認定他是個正直、善良的人。跟我一樣提心吊膽。
來到紐約城，又是一次全新的驚恐體驗。我站在車站外已經足夠熟悉的人行道上，抬頭打量這個城市，高大的樓群猶如一股強勁的風撲面而來，讓我一陣頭暈目眩，我不得不垂下頭盯著自己的雙腳，否則就會昏倒在地。看來我有水平面眩暈症。
我緊緊抓住塔格的手，十足像個孩子，深信他比自己更有力量。
當我們一步步走入這個城市時，一切都開始由他來做主，他手裡攥著那張寫有我表哥名字的字條，那是我父親用黑墨水寫下的一個警察的筆體，這時候你會不由自主地依賴他。這個城市讓我們倆一時瞠目結舌，就好像整個世界都呈現在面前。我們彷彿是兩條大馬哈魚，漫遊在一個無比龐大的地下河水系最底層那黑魆魆的深水裡，因為那河流深深地嵌入地下，我們已經記不清天空的樣子。想起都柏林，想起那些低矮的房屋，還有傾斜的屋頂，就像在對著劈頭蓋臉潑下來的大雨恭恭敬敬地行禮，想到這些我簡直要笑出聲來。一開始，我真是無法相信任何人類機構能夠建造出這樣的高樓大廈。怎麼會有足夠長的梯子把磚頭運送到那麼高的地方？上下班高峰期，每條街道都排列著成群結隊的計程車，一個個怒氣衝衝，人們又是喊又是叫，拼命向前衝，汽車喇叭一路響著，蓋過了喧鬧的人聲，這已經算是一種人身侵犯，你不得不領教的驚恐。
父親在小字條上寫的名字是米克·卡倫，我印象中他是住在下東城，要麼就是字條上寫的第八街？我記不得了。父親給了我們兩個地址，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一個是在芝加哥，我們只知道從紐約到芝加哥或遠或近可能有那麼一段距離。第一個地址事實上是十年前的，上面提到的人是休姆伍德莊園那位知名度很高的看林人的弟弟——不管怎麼說，在我們看來，他是個遠近聞名的人物，據說他的弟弟住在紐約，經營某種木材生意，但已經很長時間都沒有書信之類的往來了，雖然他和米克·卡倫是同一個祖母。這些都是父親告訴我們的。
「你們沒必要在他那兒住很長時間，」父親在碼頭邊上這樣囑咐我們，「一直待到你們摸清環境就夠了。卡倫一家都是大好人。」
老卡努特·卡倫一天就能採集一英畝土地上的榛木樹枝，中間只有他的幾個兒子給他送來一大罐一大罐的脫脂牛奶，好讓他保持體力。這也算是一種聲望。真正的大名鼎鼎。
新近移民到美國的卡倫家族，有可能是大大的好人，但我們按那個地址根本沒有找到他們，連個影兒也沒見著。我們倆像傻瓜一樣站在人行道上，手裡攥著那張字條，抬頭望著眼前的老房子——波紋鐵屋頂，從一邊走上去是一個長長的鐵欄杆陽臺，整個兒給人一種完全被拋棄的感覺，就連門閂和柵欄也是一樣，也許在過去某個遙不可及的日子，米克·卡倫本人曾經給那一扇扇門上了門閂，關上柵欄，這些東西如今全都殘破不堪，年代久遠的金屬裂縫在越來越暗的天色中顯得陰沉而淒涼。
漫長的海上航行把我們折騰得精疲力竭，但我覺得，直到那一刻為止，我們還算是滿懷希望。塔格慢慢把那張字條放回口袋，拿出另一張，寫有芝加哥地址的那張，就像一個玩紙牌的人手氣很差，正打算拿出一張更差的牌來碰碰運氣。因為我們到芝加哥要找的不過是一個可以勉強搭上關係的堂兄的朋友的朋友。塔格站在鵝卵石街道上大笑了一聲。天色很快就要暗下來了，我剛閃過這個念頭，路燈開始一盞盞亮起來，簡直是個奇蹟。那一盞盞路燈，它們是在唱歌嗎，它們是不是在發出細微的聲響讓自己傾聽？未來，明天，像高遠的天空一樣黑洞洞的，突然，那些消失的影像又浮現在我眼前：父親鐵板的面孔顯得有些古怪，他平日裡總是這副模樣，還有我的兩個姐姐，一個是嫁不出去的駝背姑娘，另一個有點兒神經質，動不動就生氣，很快就跟我一樣要成為新娘——奇怪的是，我怎麼會突然這樣看待她們，從前她們在我眼裡永遠是姐姐——甚至在我們失去可憐的威利之後。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因為威利的死，我才會來到紐約這條讓人倍感孤寂的憤怒的大街上，這一切從我胸中洶湧而過，猶如洪水暴漲的山溪穿過原先正在無憂無慮生長著的金雀花叢，撕扯它們龐大的根系，狂暴地奪取了它們安然的生活。此時的我，縮頭縮腦地站在街道上，渾身瑟瑟發抖，出門穿的外套也抵禦不了寒冷，雙腿也幾乎支撐不住自己的身體。有一刻，塔格本可以趁機用雙臂抱住我，可他到底是誰呢？不過是一個從戰爭中歸來的小夥子，在家鄉做過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兒，由於受到死亡威脅不得不撇開自己所有平凡的夢想，和一個自己並不瞭解的女孩來到紐約，而那女孩對他也一無所知。
由於惶恐不安，我們倆覺得，在沒有認識的人或者和我們扯得上關係的人提供保護的情況下，在紐約逗留心裡會非常忐忑——這也許跟迪林傑先生向我提到過的dna有點兒關係。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在一本書裡讀到過關於手相術、解夢之類的玩意兒。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讀，那本書是卡西·布萊克的，她非常喜歡看這類書，關於頭的形狀以及你可以從中看出什麼啦，關於夢啦。我翻過的那本書裡提到，人們喜歡乘火車旅行，因為火車上從來沒有死過人，如果你夢到火車，那就是夢到了永生。也許其中確實有點兒道理，因為當我們回到氣勢恢宏的火車站，走進足有愛爾蘭一個郡那麼大的正廳，從所剩不多的最後幾美元裡拿出錢來買了票，踏上前往芝加哥的旅程，這時候，我們倆心裡莫名其妙地感到些許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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