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沃洛翰夫人好心給我打來電話，卻不得不在答錄機中留言，我知道她不喜歡這樣。一大早，我就出門去了，因為我突然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想站在岸邊看海。順著海上航線走過去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在我的感覺裡，更是變得愈發漫長了。但是，當我來到岸邊凝望大海時，心裡十分愜意。只要一看到水，我就會感到莫大的慰藉。風吹拂起鹹溼的空氣，輕柔地裹挾住我，如遊絲一般，撫慰著可憐的靈魂。哦，沒錯兒，我在想，人的靈魂那麼微不足道，恐怕從來沒有經過多少進化。它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玩意兒，在人體中甚至都找不出一個恰當的位置。然而，上帝用來衡量我們的只有這個。
我站在那兒，腦子裡纏繞著這些毫無用處的念頭，然後便拖著疲憊的腳步沿著原路往回走，動動腿腳至少在我這把老骨頭裡注入了一點兒熱力。我走進木頭搭建的門廳，看見電話答錄機的燈在閃爍。裡面傳出的是沃洛翰夫人令人愉快的話音。「嗨，莉莉，」她一上來就招呼道，她一貫如此——「嗨，亨利」，「嗨，某某」，不管給誰打電話都這麼說，「我給你打電話就是想讓你知道，我一直在想著你。晚一點兒我會帶些草莓過去。很棒的草莓，我等會兒就帶去給你。我得先照管一下那條狗。」然後她就結束通話了電話。也許有人會說這太突兀了，可我不這麼想，我非常瞭解她，或者是我自以為如此。我瞭解我的沃洛翰夫人。對於她，我沒有什麼可挑剔的。多年前，當我嫁給喬·金德曼的時候，我問克利夫蘭的那位牧師——當然，他信奉的是天主教，我問他，如果我要和一個來歷不明，連自己的宗教信仰都不清楚的人結婚，他有沒有什麼反對意見——喬自以為或者說自稱是猶太人，但他並不是猶太人，而且也不反對加入新婚妻子信仰的宗教。那位斯庫裡教父說，這樁婚姻是「無可非議」的。我覺得這是個很恰切的詞語，經常掛在嘴邊，作為一種至高的讚美。
沃洛翰夫人，是無可非議的。在她丈夫身患重病的那段時間，她一直精心照顧他，最後埋葬了他，她確信自己已經做到了仁至義盡。如今，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比她更孤獨，我的確是這麼想的，雖然她很有錢，整天忙個沒完沒了。她有著驚人的生存能力，她經歷的一個個人生片段，足可以陳列在教堂裡，讓觀者為之潸然淚下。她已經讓我在這裡住了二十年，當她對我說，她為我「找到了一座小房子」時，我覺得她一定沒有打算完全由自己承擔這筆花費。前不久，我跟她提起這件事兒的時候，她說，「你烤的糕點那麼棒」，給你提供一個住的地方是絕對應該和必要的。她用慣常的輕鬆語調這麼對我說，讓我感到很高興。當然，我給她烤糕點也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了，在這二十年裡，我傾注了自己過去對廚藝的全部熱情。就拿小鬆糕來說吧，做法簡單得很，但要做得恰到好處卻並不容易。說起來，連一個五歲的孩子也能動手製作。然而，完全在不知不覺之間，就連廚師本人也毫無察覺——小鬆糕裡可能會悄悄溜進去另一樣東西——那是一種感覺，是對母親當年烤制糕點的回憶，就我而言，那情景是在一座愛爾蘭農舍的院落裡，姨媽圍著鍋灶團團轉，風風火火的場面讓人感到幾分畏怯，她端著一托盤還沒有烤過的蛋糕，像盤旋的鳥兒一樣飛過院子，手腳麻利地將托盤放進爐膛的蓋子下面，好不讓噼裡啪啦落下來的雨點把糕餅打得水淋淋，還得倍加小心，不讓糕點挨著燻黑的鍋蓋，以免蹭上一塊黑灰。這種超乎尋常的舞蹈興許也在我身上有所延續，理應如此，我希望會是這樣。這話不該由我來說。
她的丈夫，實實在在是個和我一樣飽含熱情的人，只是他不僅僅對製作糕點感興趣，他確實值得她付出那麼多。她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值得她付出雙倍，因為她是這樣認為的。我不能說自己在丈夫這個話題上有多少發言權。不過，從1955年到1970年，只要他在家，都是我給他做早餐，這可不是件小事兒，想想看，在某個奇異的天堂裡，所有的薄煎餅堆疊起來，會形成一根香噴噴的柱子。
無可非議。我如此欽佩她，敬愛她，單是答錄機裡傳出她的聲音就讓我的心情豁然明朗，這也許是一箇舊僕對女主人一味順從——除了這個身份，在生活的小詞典裡還能把我定義成什麼呢？我發現那個答錄機看上去有點兒汙漬斑斑。一座房子裡的物品總是得不到適當的料理，這真是件奇怪的事兒。
沃洛翰夫人對我來說就像是一道風景，是整個故鄉，或者是海濱最遠處一個岬角上那座給人帶來喜悅的燈塔——那裡的海灘變得崎嶇不平，更像是被大西洋的波濤沖刷、侵蝕的愛爾蘭海岸。即使她說自己打算「等會兒」就來，也許並不代表她真的會出現，我還是感到很高興。不管怎麼說，我總可以在餐桌旁坐下來了，桌上的塑膠貼面把陽光投射到我身後的門廳裡，彷彿是反射在海面上的光影，宛若一塊平坦的巨石。
思索，回憶。試圖去追想往昔。所有那些艱澀的陰暗的時刻，封鎖在記憶裡的陳年往事，就像塞進舊枕套裡的舊襪子。真不知道這些故事到底還有幾分真實。很久以來，為了過得輕鬆愉快，我對它們不理不睬，至少我曾經一天天心滿意足，認為自己是幸福日子的主人。每每把一道菜餚做得恰到好處，我就會感到非常愉快，瞧著一托盤剛出爐的餅乾，我心裡會漾起小小的快樂，說來也怪，那快樂卻又是綿綿不絕的，就像是自己剛剛建成帕臺農神殿，或者在岩石上雕刻出傑弗遜的面孔，再或許像是一頭熊用爪子從水裡抓起一條鮭魚的時候，它的肌體在那一瞬間所產生的快感。那快樂猶如靈丹妙藥，深深地撫慰著你，我們來到這世上，除了感受這種小小的成功帶來的喜悅，還有可能是為了什麼呢？不是打垮和毀滅勝利者的大獲全勝，不是戰爭和市民騷亂，而是把荷蘭酸辣醬完美地塗在一塊肥厚的鱈魚排上，呈現出的色澤就像是一頁金黃色的祈禱文，從而避免了廚房裡可能發生的任何「災難」——出奇制勝。
雖然我就要走了，腦子裡卻還在琢磨這些事兒。媽媽調變的醬汁。雙層蒸鍋的無窮奧妙。「莉莉，溫度是鍋的思考方式。就像我奶奶在哼唱搖籃曲，聲音太大會讓你睡不著，聲音太輕柔小寶寶聽不清歌詞。莉莉，你聽聽溫度的聲音。聽聽鍋思考的聲音。你聽到了嗎，聽到了嗎？就在那兒噗噗響呢。你會聽見的。等你聽見了溫度的聲音，你就能做出世界上任何一種醬汁。」她用粗壯的胳膊指給我看，哦，沒錯兒，她的胳膊足可以把人打得暈頭轉向，不省人事，不過她從來不這麼幹。我親愛的卡西·布萊克，她給了我在漫長的一生中戰鬥下去的武器。最終她被拋進了克利夫蘭的暗夜中。
我所眷戀的一切都縈繞在腦海裡，雖然每件事情多多少少都縫進了悲劇的線索——如果你追蹤這條線索有足夠長的時間，你就會發現。
其中一條線索，大概是從比爾一直追溯到我的哥哥威利，其間經歷了多少戰爭，至少有三場吧？不，是四場。四場奪取人性命的戰爭，把多少人家的兒子，還有女兒，都捲了進去，碾得粉碎。對於所有那些為了美國的利益，為了美國的安危而背井離鄉投入戰爭的人，我感到痛徹肺腑。哦，我知道美國對我來說是安息所，是避風港，因此，我怎麼會不明白我也必須要為她付出些什麼？我付出的是我至親至愛的東西，真真切切相當於我生命的一部分。哦，比爾。
過去，他老是喜歡看掛在走廊上的照片，走廊一直通到我的臥室，那裡光線不好，因為沒有窗戶，但在大白天還是能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張照片是身穿軍裝的威利。比爾很小的時候常常盯著那張照片看啊看，因為，說真的，比爾長得酷似威利，他很早就發現了這一點，他不是慢慢長成自己的模樣，而是最終有了一張威利的臉孔。威利參加了他們所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時候他還只是個孩子，跟比爾參加沙漠戰爭的時候一樣，他興高采烈地走了，幾年間，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回過家，雖然他確實曾經休假回來過。他身上有什麼東西遺失在了法國，埋葬在他們挖開的壕溝裡，所以，當他好端端地出現在都柏林城堡的家裡時，渾身上下卻像是纏繞著幽靈，也許是因為他周身籠罩著一層恐懼，像浮動的微塵一般。可他終究是個可愛的男孩，我記得真真切切，或者說這是我對他的記憶——一個討人喜歡的男孩。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還是留給上帝去評說吧，不過，我還是感覺到自己深愛著他，我的意思是，現在我仍然能感覺到對他的愛。雖然我坐在這兒，可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人，我想大概跟任何一個沉浸在哀傷中的人沒有兩樣吧，肝腸寸斷，傷心欲絕，即使這樣，在這悲痛的層層纏繞之中，在所有思緒的內心，在一個彷彿遙不可及的地方，我還是能聽到我對威利的愛停留在那裡，就像雙層蒸鍋裡的熱氣在湧動。有時候，你倍加小心收藏在抽屜裡的東西卻偏偏怎麼也找不到。蹤影全無，真的是這樣——但它確實還在原來的地方。
威利在戰爭中度過了漫長的三年。他先是在科克進行了九個月的訓練。可以肯定的是，他離家的時候我十二歲，還是個孩子。等到他最終再也不能回來了，我已經長成了大姑娘。威利回不來了……在那場戰爭中，有成千上萬，上百萬個年輕小夥子再也沒有回家。他們的父母親在孩子陣亡之後短短的一段時間裡會收到幾封來信，接著是一天天老去。那些善意的信件是盡職盡責的軍官們寫來的，有的自己本身也還是個小夥子。信裡全都是陳詞濫調，除此以外還能寫什麼呢？每天都有年輕計程車兵在戰壕裡喪生。當你失去了一個孩子，一個兄弟時，不管是什麼親人，此後你也隨他們而去了，雖然你還在四處走動，還在呼吸，還在思想，但你已經沒有了生氣。
我已是雖生猶死。雖然我打算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在我這麼做的時候我已經身如枯槁，這對我來說多少算是個安慰吧。似乎這樣罪孽要輕一些。因為我知道自殺是一種深重的罪。在我們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就有人告訴我們說，這種罪孽是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挽救的，死後一定會下地獄。
我想大概真是如此。誰知道呢？
我可憐的父親總共收到過三封關於威利的信。第一封是他所在戰鬥部隊的軍官寫來的正式信函，讀過之後讓人悲痛欲絕。父親是都柏林都市警察署的一名警官，那封信是夾在一堆公務信件中送給他的。他說，在讀到那封信的時候，他感到信紙彷彿灼痛了他的手。他趁下午茶時間離開辦公室回到家，他邁步走進客廳的時候，寬大的臉膛因為驚駭而漲得通紅，彷彿整張臉換成了一盞提燈，簡直能把一束光線一路照到巴爾廷葛拉斯去。我一眼就看出了異樣。我的兩個姐姐安妮和莫德正在餐桌上瞎忙一氣，我一定得實話實說，當時她們倆正衝著我大呼小叫，支使我幹這幹那給她們幫忙，這種爭吵真是永遠沒完沒了。身穿寬大的制服的父親走了進來，臉孔像燃燒著一團火。他從光禿的腦袋上摘下頭盔。我比安妮和莫德早幾秒鐘發現父親有些不對勁兒，我站在屋子中央，正要放肆地嘲笑兩個姐姐，話卻哽在了喉嚨。我感覺自己就像一條遭到斥責的狗，想大聲咆哮卻又發不出聲音。父親的眼神懸在半空中。我覺得，此後他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那裡。
至少安妮馬上就感覺到了什麼。她小心地放下手裡的大盤子。
「怎麼啦，爸爸？」她問道。
「可怕極了……」父親的話已出口，卻忽然好像再也說不下去。他從上衣口袋裡抽出一個信封，上面帶有都柏林近衛步兵連隊的標誌——刻在菠蘿上的大象。當時我們並沒有注意到。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反反覆覆檢查那封信，想找出破綻和謊言，結果一無所獲。
「他是在皮卡第陣亡的。」父親說。他拖出自己那把老舊的彎木椅，輕輕地坐了下來。他是個大塊頭，那把椅子細骨伶仃的，他大概是因為這個才特別喜歡坐在上面。
莫德手裡的盤子不夠走運，嘩啦一聲掉落在地板上，摔成了十幾塊碎片。沒有一個人朝她看一眼。
「對，」父親說，「是在皮卡第。一個叫聖考特的小村子裡。我不知道那個村子在哪兒？是的，沒錯兒。」其實我們誰都沒有說一句話。
他長長地嘆了口氣，那是整個世界上最後一聲嘆息。
安妮站著一動不動。我一看她的臉，不禁嚇了一跳。她經常發脾氣，很少有笑容，可我還從沒見過她這樣的表情。彷彿是受了她的感染，再加上父親的話也窩在我胸口，我禁不住放聲痛哭，同時也為自己已經十六歲了還號啕大哭感到難為情。我當然從來沒有讀過悲痛情緒排解指南一類的書，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把自己的感情隱藏在心裡。那種悲傷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抑制的。
「可憐的孩子，上帝保佑他，」父親喃喃地說，語調很平靜，「他最後一次回家，我在浴盆裡給他洗澡，把你們三個趕到廚房裡。他身上的泥垢真嚇人，滿是蝨子和跳蚤，還長了皮癬，你們還記得嗎？天啊！你們還記得嗎？安妮，你那會兒站在門口跟我們開玩笑，說你要進來了，莉莉止不住哈哈大笑。可憐的孩子，上帝保佑他。他身上沒有一點兒肉，我用大毛巾裹住他的時候，感覺他簡直會出溜到褶縫裡讓我找不見，他真是太瘦了。但他很壯實，雖然瘦得可憐，可也壯實得很。威利就是那樣。他是個好孩子。」
那天晚上，我們待在家裡幾乎什麼也沒做，只是一味沉浸在悲痛之中。悲痛和憂傷先是坐在我們中間，然後慢慢鑽進椅子裡，最後又滲進四周的牆壁，和灰泥融為一體。我感覺，我們的悲傷一定還留在那裡，只要有人悉心去感受，只要還有人記得威利·鄧恩這個在世界歷史上被遺忘的名字。
第二封信，或者說第二份通知送到我們手上，是在這個可怕的訊息傳來之後的幾個月。跟愛爾蘭、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還有全世界許許多多不幸的家庭一樣，我們鉚足了勁兒拼命摩擦兩根生命的木柴，燃起一小堆火，好讓日子能過下去。父親畢竟是讓威利來到世界上的那個人，我想，他的哀傷一定最深重，最痛苦。他所拿到的威利的全部遺物只有一本士兵手冊，一本稀奇古怪的俄羅斯小說，磨損得破破爛爛，還有他不知從哪兒撿來的一尊小馬雕塑。威利在士兵手冊裡寫下了父親的名字作為自己的遺囑執行人，還寫了我們在都柏林城堡的住處，作為自己的家庭地址。這些東西是威利所在的部隊寄還給父親的。父親把那尊小馬雕塑給了安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給了我，他自己保留威利計程車兵手冊，那本小冊子歷經過戰火的洗禮，如此想來真算是一件聖物，我想象著威利可能一直把它包裹在一塊防雨布裡，用他胸膛的體溫烘得暖暖的。這回輪到父親把它放在制服內側貼近胸膛的一個口袋裡，用自己身體燃燒的爐火溫暖著那些紙頁——要說起來，他的警察制服真是有不少口袋。我確信我們三個已然是大姑娘了，我們自己尤其是這麼覺得，威利死後我們的的確確長大了不少。突如其來的悲傷讓安妮發生了一些奇怪的變化，其中之一是她居然變得愉快開朗起來，對我的態度比以前友好得多，也溫和得多。如此一來，在那段時間，家裡沉重的悲痛氛圍裡交織著一絲溫柔美好的情感，若是換到從前，她的舌頭足可以充當剃鬚刀。
父親收到的最後一封信是和威利並肩戰鬥過的一名中士寄來的，父親把它看得和威利計程車兵手冊一樣珍貴，還小心翼翼地夾進了那本小冊子裡。有多少家庭連同它們微不足道的故事漸漸變得湮沒無聞，如今那封信也許被丟棄在廢物堆上，已經化為烏有。在我看來，那是一封奇怪的信，我至今還記得裡面的措辭，大概是因為那位名叫克里斯多夫·莫蘭的中士知道我父親是個警官，他在寫信的時候花了很多心思，結果寫成了一篇古里古怪的官樣文章。他在信中說，自己寫這封信是帶著「鄭重而榮幸」的心情。然而，他告訴了我們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我們之所以大為驚訝，只是因為他坦率地說出了威利在皮卡第死於非命的經過。事情非常簡單，當時他聽到一個德軍士兵在唱歌，於是就隔著無人區用歌聲回應對方，不料竟然中了一個狙擊手的槍彈。
「威利就是這個樣子，」父親也只說了簡單的一句話，「老是愛唱歌。」
雖然我只有十六歲，但我非常清楚，經過三年的戰爭，威利整個人已經被恐懼和死亡掏空了，父親大概也知道，所以那位中士的來信把威利在最後時刻描述得如此豁達，如此輕鬆，對他來說是個莫大的安慰。
可憐的威利。除了我和比爾，活著的人幾乎沒有誰還記得他。安妮和莫德不在了，父親很久以前就已經去世，當然，比爾也死了，除了我，我敢肯定不會有人還記得他。比爾站在美國的一幢房子裡，凝視著伯祖父的照片，穿越幾十年光陰，朝照片上那個他幾乎一無所知的人露出微笑，現在想來，他參軍入伍也許算是繼承了威利身上的某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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