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唯一能想到的事情就是回到非洲去。我對那之後一年的事情幾乎沒有印象。我喝酒喝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厲害，天知道我的老闆是怎麼忍受我的。1954年，我的大馬士革轉變時刻到來，我不再喝酒。但是我發現有一種東西叫酒不醉人人自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腦袋都不是很清醒。那段時間，我為之工作的那些人似乎失去了對世界的掌控。
我在多哥公投期間抵達黃金海岸時，我所缺乏的並不是道德觀，我根本就沒有思想，就像酒店房間裡的窗戶，面向空無一物的高牆。
雖然如此，不過回家探親時，我還是在都柏林逗留了幾日。我一直有種想法，我媽媽的母親很有可能是新教徒，所以一切都是那麼遮遮掩掩、神秘莫測。我去教會諮詢，教會說如果當時舉辦了婚禮，而且男方出身富裕，那可能是在基督教會座堂舉行的。於是我去了那裡，花了一下午翻看1870—1880年間婚姻登記的名字，果然，神奇的事實出現了，伊麗莎白·芬恩和羅伯特·吉布森在此登記結婚。於是我帶著這個象徵著自由的珍貴事實回家告訴我母親。
「壞訊息是，媽媽，她是新教徒。好訊息是他們結婚了。」
「好吧，這有什麼改變嗎？」我母親說道，但是她在笑。她一身輕鬆，閃耀著合法的光芒。
還是那次休假，我去了葛拉斯納維，因為那是曼的三週年忌日。墳墓前沒有別人。經過我的多方奔走，泥瓦匠終於完成了墓碑，並在上面刻下了她的名字。
曼麗（曼）·麥克納爾蒂
1902—1953
我突然想起這個名字對別人來說並沒有什麼意義，除了那些記得她，曾愛著她的人以外，所以我決定盡全力記得她、愛著她。
我慢慢走出鐵門時，奎尼·莫蘭獨自一人走來。
「奎尼。」我說，回想起我們上次見面說的話，不甚自在，但我還是很開心還有人記得曼。
「哦，傑克，」她說，「傑克。」
她拿著一束小蒼蘭，是曼最喜歡的花。現在並不是這種花的時節，但是我想奎尼應該認識有溫室的人。
「很高興見到你，傑克，」她說，「你最近怎麼樣？」
沒有意義的話語，有時也是最有力量的。
就是從那一刻開始，我感覺好多了，但同時也更糟糕了。
回到多哥蘭，我努力投入到工作中。埃曼紐爾·海斯特是個極具魅力的人。首先，他有五個本地妻子，一個比一個美。他費了很大的勁，給自己建一座游泳池，就在一座三十米高的山上，這也是為什麼我一開始會給他做事。日落時分，他喜歡帶他的白人朋友們去那裡，開著他之前軍隊裡的吉普車隊，喝著雞尾酒，他的五位黑人妻子優雅地坐在鍍金的木椅上，好像是酋長的座椅和妻子們。
當他打著小算盤，提議把槍支引進多哥公投時，他將其更多地表述為一個社會命題，而非商業命題。雖然我敷衍地幫他做了點事，可能還協助挑選軍隊步槍，但是很快我就決定罷手了。當時已經有檔案說要開除我了。因此最終是聯合國，用他們那種出奇地得體和迂迴的方式，多多少少可以說是解除了我的職務。但是我並沒有多內疚，想到當時奇特的混亂，那種緩慢的、頗為殘忍的、可疑的、令人沮喪的混亂，當時多哥蘭各個派系都想達成各種不同目的，即使當他們與英國目標一致時，即希望多哥蘭併入黃金海岸，為的也不是同一種原因。
折磨湯姆·奎伊，將他當成煽動者扣押審訊的那些人也很忙。我印象中都是暴力和強權，有時披著官方話語和訴求的外衣。其實，聽到湯姆說戰後他在阿克拉警方手中遭受的種種苦難之後，可能這比我原先知道的更加普遍。過去幾年裡我們在肯亞對基庫尤人的所作所為是相當黑暗的，任何肯亞老兵，在倫敦的陸軍或海軍俱樂部喝上幾杯苦啤酒之後都會悄悄和你訴說此事。我想託梅蒂督察對此肯定不陌生。這裡和英國的聯絡依舊緊密，我也不大確定湯姆是否曾經在別的地方見過他。這裡所有的新事物裡都包含著腐朽的舊事物，就像我們自己在愛爾蘭那樣。
昨晚我想起我可憐的弟弟埃內亞斯，想著愛爾蘭走向獨立時他在舊皇家愛爾蘭警隊會怎麼樣，當時各方不惜一切代價要阻止獨立，皇家愛爾蘭警隊預備隊和黑棕部隊在整個愛爾蘭引發動盪、造成破壞、帶給人們絕望。埃內亞斯總是說皇家愛爾蘭警隊不插手這件事，但是我並不怎麼相信他。他們當然沒有插手。他是一個被排除在行動之外的角色。我必須承認，作為曾經的帝國官員，我感覺、預感、暗示這一切演變成這種地步，這讓我十分悲傷。像湯姆·奎伊這樣極其正派的人，落入那些喪心病狂的人手裡，受盡鐵棒的折磨。託梅蒂提到了巴勒斯坦，如果有人想知道黑棕部隊離開愛爾蘭之後到底去了哪裡，這就是答案——聖地。
解僱令下達之前，我臨時被調派到蘇伊士。
一天下午，我站在小苦湖岸邊。士兵和官員在四處轉悠。我腳下是淡黃色的沙子，無盡的沙漠中的日曬與風吹讓沙質變得細膩，湖水吸吮著沙子，沙子似乎也吸吮著湖水。我拿出我的兩本護照，英國的和愛爾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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