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誰都不該唱。我平常愛和幾個育兒嫂大姐待在一塊。月嫂通常年紀大，說是要脾氣磨平了才適合帶小嬰兒，哭得多，睡不了整覺，人容易焦躁。育兒嫂要帶小孩運動，算起來比我大不多幾歲，至少是同輩。這幾個大姐真的比我聰明太多了，什麼都懂，什麼歌謠都會，有一個大姐認識全天下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連塞倫蓋蒂和馬賽馬拉大草原上的動物叫聲都樣樣清楚，有一天有人在園區門口擺攤賣熱帶魚，有一泡沫箱娃娃魚，她隨口說，娃娃魚的肺在腮上。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小時候生物課學過，早就不記得了。她說在老家一直喜歡看中央電視臺的《人與自然》。不是外行帶著偏見想的那樣，農業戶口就天生熟悉動植物，要種地那當然懂物候，不是的，她是看電視看書特意去學的，娃娃魚和角馬跟平常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這才是自由而無用的靈魂對不對，我真覺得我以前去非洲玩是浪費，憑什麼是我去不是她？還有個大姐在小劇場外面種了好多牽牛花。她們做事情也清楚，情商特高，學東西超快，人又有情趣，比起來我就是茅坑裡的石頭。我還不是最糟糕的石頭。那天有個陝西大姐看手機上的新聞，說，家鄉下冰雹了，蘋果要霜打了。有個大學生就問，霜打過是不是更好吃呀？大姐心事重重的，說，是能甜一點兒。我問，價格怎麼變？她說，產量少了，平時收購的人來，賣三塊多，霜打過估計要六塊多收，那買的人肯定就少了。我就想，我以前也就像這個大學生，只知道甜不甜。
他說，與其做志願者，我覺得你不如好好工作，賺錢，給她們捐錢。現在這樣是她們在幫助你，不是你在幫助她們。或者說，你給她們的幫助是可替代的。
她說，我知道。團員也沒拿我當朋友。
他說，哈哈，你看，人家拒絕被你利用。
她說，利用不了。尤其這次整頓，我深深感覺團員的鬥爭經驗很豐富的，擅長辦事，會說話，跟幹部比我會講話。
一個北京本地的大學生志願者請大家去家裡做客，父母下廚，只能在週五晚上，家政阿姨和育兒嫂沒參加，去的是比較年輕的男工人，園區東門集合，一起出發。她和他們一起進了地鐵站，稀裡糊塗間，男工已經嗖一下翻過護欄，沒刷票，過去了。看《悲慘世界》音樂劇她會覺得逃票毫無問題，挑戰既定秩序的英雄主義，「佔領華爾街」時她也覺得這簡直令人心馳神往，以前她反思過她那種總想要遵守秩序的衝動，那是太順服了；她更不想像那些高高在上者一樣指責，「人不應該因為貧窮而不遵守秩序」，把貧窮視為藉口而不是一種困境，尤其秩序並不是由逃票的人制定的，也往往不保護他們。但此刻她和他們在一起，她要逃票嗎？她能買得起（他們也買得起，他們有時抱怨往遊戲裡充的錢太多了），社會不欠她什麼，她不該逃票。但如果她買票，是否太自高自大，自視與他們不同？是不是該與他們做同一種反抗，實踐同一種道德？她也想到如果逃票而被抓怎麼辦——於她更麻煩，她逃不掉，沒有翻護欄、快跑的經驗。而且她是女性，不想面對地鐵警察，被誰拷住詢問。可是反過來，如若被抓，她更可能被輕易釋放，警察更可能接受她的解釋，例如下班後太累了，一時放空忘記刷卡，或者她只是跟著前面的人，見他們翻護欄，她以為就該從這裡過去；警察會相信她根本不認識他們。
如果逃票，她是比他們更麻煩還是更少麻煩？她有特權嗎？取決於把哪些因素放在前面。她對自己說，i'manawful，awfulperson.
合唱團微信群有時像支部，「學習了！收穫大」，「主席說要做小學生」。團員對袁教授就是對領導的架勢，很捧。微信群裡也是男工人說話多，相互幫襯捧場，說黃色笑話，有兩個尤其愛壓著別人說話，解釋事情。在其他地方令人討厭的關係，這裡也有。後來知道，來參加活動的月嫂、育兒嫂、家政阿姨組了全女角小群，聊得熱火朝天，相互介紹工作，拉成一個月子單還能收一千塊介紹費，也沒叫這些「工作人員」參加。阿姨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來這裡就是要文藝，唱歌，不想被誰組織，不想被誰發動，人家有人家的敏感，人家在保護自己的生活，有的阿姨有歸屬感的集體就是她和她的孩子，她的媽，以及她酗酒的丈夫，她想要在家外面找一些自由的感覺，也想在家中說了算，唯獨不想聽那些志願者與捐款者批評她的家庭的胡話，尤其不喜歡那些人言必香港名人、德國電器、美國規矩。阿姨說，崇洋媚外。
她有時相信，有時不相信世界大同。
還有一次，她在園區外配鑰匙。走回住地，發現少了一把，估計忘在鑰匙鋪了，回去找。算一算剛才交了九元錢，應該拿到三把，一開口，對方劈頭蓋臉罵過來，「誰多收了你的錢！我們可沒有！」她說，我少了一把鑰匙，不知丟在哪，來問問。對方說，「你是狗屁！」她就走了。
他說，可能有階級仇恨在裡面。穿得好，住好房子，還嫌貴。
她有氣無力地說，都整頓了，哪裡是好房子。
他說，跟城中村的比就是好房子了。
她說，總有人期望我吃苦。有一次和園區保安因為噪音的事有矛盾，保安說，「就應該來個男的教訓你一下」。我起初以為是要打我的意思，我還想，保安自己不就是男的嗎？突然反應過來，是「乾死你」的意思。還有一個合唱團成員，木工，負責男聲部的，有點像袁老師的助理，副團長那個意思，他騷擾了一個女大學生志願者，比騷擾嚴重，算是性侵了，老師出面勸解，也就不了了之，好幾個人去勸那個女孩，說要有大局觀，組織生存下來不容易。
他說，啊？什麼情況？
她說，騷擾和性侵之間吧……未遂。我說不清楚。你別問了。
他說，有沒有人騷擾你？我一直擔心。
她不想回答。這裡區分出三類流浪的「無主婦女」。第一是企業家，極其有錢成功的單身女性，大家把她們當作男人。注意必須要足夠有錢，單是有名望或是成功是不夠的。第二類是「綠茶」，危險的、威脅旁人的美滿家庭、有誘惑力的單身女性，大家對她們是欲除之而後快，不能從肉體上消滅，就從名譽上消滅。第三類是受欺凌和嘲笑的人，第一類沒錢就變第三類，第二類長十歲也變第三類。
三種各有各的道德問題，分別是醜、壞、怪。你覺得我是哪一種？
10
他說，connie說她覺得在北京很少能喝到真正的咖啡。她準備搬回上海住。你覺得呢？真的不好喝嗎？
她說，神經病。你在乎咖啡嗎？反正我不在乎。我也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咖啡」，咖啡多得是，connie是個bitch。connie幹嗎挑挑揀揀，究竟是因為她是上海人，還是因為她是加拿大人？我也不覺得人們真的在乎那些生活享受。有一半人是硬要說自己在乎，那就不是在乎咖啡，是在乎自己究竟是誰，還硬要借咖啡說出歧視和偏見。另一半人是沒有別的事情能自由自在地在乎，所以都去找咖啡店，去找真正的煎餅果子，要吃到真正的煎餅果子可累死了啊，還要排隊。北京現在很時興喝奶茶，好像先從南方流行起來的，最近這兩週，跟別人一起做專案，總去他們辦公室，下午我也湊單一起買。選奶茶口味這個事情像成人的樂高積木，要選好久，商量聊天。就像在辦公室裡去洗手間，多去幾次多待一會兒就感覺賺到了。
他說，我和connie真的沒什麼。你一會兒為北京代言，受不了別人貶它，一會兒又受不了北京。
她說，我憤世嫉俗，行了吧？我覺得她特別傻。我自己以前也夠傻的，我前幾天還想，以前我為什麼要跟著別人把「再見」說成說「ciao」啊，我跟義大利有什麼關係呀，我神經病吧！還pattismith，什麼呀，我怎麼不說最愛《軍港之夜》啊。
他說，我現在有時候也說「ciao」。
她說，傻死了。還不如「撒由那拉」好點吧，至少還算東亞。
他說，那絕對不是。你又政治幼稚了。
她說，總之我現在完全不在乎吃喝。你記不記得以前我還徒手殺過泥鰍，二十八條，砂鍋燉的。
他沒說話。那次是兩個人出去玩，下午到達，順路去唐人街買菜。夜裡時差醒來，睡不著，把盆裡的泥鰍殺掉了吃。事後各執一詞，她說是由她戴手套開膛破肚，雖然他曾經是醫學預科生，他說是她在網上查到要先砸暈，讓他去砸，應算是他殺掉的。那段常以此玩笑，看到超市櫃檯也想起泥鰍，看到池塘也想起二十八條，如今好似突然講古。
她說，我最近參加的這個專案有沒有跟你講過？他們買來一套兒童繪本，想拍短影片，做成「大ip」。那套書很可愛，有一本沒有字，每頁都是好多彩色的大點點。這一頁上是中間成一橫排，下一頁就都在左邊星星點點的，再下一頁零零碎碎堆在頁底。小朋友還不知道書頁和現實的差別，就說，亂啦，亂七八糟啦，掉到地上啦。
他說，不可能不知道吧。
她說，也是，也許小孩子表達方式就是那樣。我寧願天天和小孩在一起。我差不多知道該怎樣生活才安全了，但我也害怕。我也不能保證——我也不想——什麼都跟——永遠都跟——絕大部分人一樣。
他說，你講得自己跟聶隱娘似的，「我一個人，沒有同類」，這麼哀怨。
她說，你看啦？
他說，亞洲協會放過幾次。有段時間交往了一個日本女孩，一起去看的。
她說，哈，我才知道。真不賴。
11
改了幾稿後，她問他，現在作為一篇小說，它有沒有更好一點。
他說，一個問題，為什麼男主人公西班牙語進步那麼多？
她說，點餐不需要很多詞彙的呀。只要有一點決心，很快的。
他說，那我也許真應該學學西班牙語。不過真要學，我對日語更感興趣。
她說，你的形象在這裡面蠻好的。我就有點討人嫌。我自己看都覺得女主人公很不招人喜歡。
他說，其實我讀過的印象是大家都很有特權，privilegedpeople。不然你加一個摳腳的情節。
她說，女主人公都要被清退了！我寫是違建的房子好吧！
他說，我是說，貧窮的感覺和貧困是兩回事。有時人感覺窮，是表達一種對錢的渴望，其實還是多少可以改變自己渴望的程度。貧困裡哪有選擇啊。你寫的人是時刻有選擇的，沒有特權的人是生活在更少選擇的世界。
她說，什麼啊。這裡的女主人公沒有選擇的。到某個男人身邊去不是一種選擇。
他說，是，也不是。
她說，那你等於說性別為女是一種特權。這不是胡說八道嘛。
他說，我不是那個意思。
她說，那這裡她沒有其他選擇的呀。當然整頓以後，她應該也就不在這個ngo了，也不包養了，可能去廣告公司找工作，五險一金，跟甲方生氣。可問題不在那裡。去agency上班也差不多的，也跟現在的生活類似，七零八落，總要追個星，買買東西，捋一捋手頭活人的數量談個戀愛，弄一點跌宕起伏，才活得下去。
他說，可是現實中你沒有被整頓，這也是種特權吧。
她說，但是我沒有北京戶口也沒有房產證！這次肺炎我起初差點進不來小區。而且不被整頓，那不應該是每個人都有的權利嗎？
他說，你適當寫寫真正邊緣的人。
她說，我又沒有要給別人看，不用討誰高興。我就寫我熟悉的事。再說，我也沒錢。
他說，又來了。
說到這些時更生他的氣。他爸爸的投資讓他有綠卡，所以他在紐約工作無需簽證，有全球出入的自由。他不算中國人了，他當然不懂。明明他家的每件東西都是偷來的，就像大都會博物館，他還認為他爸爸很辛苦，受了多少折磨，背黑鍋，好幾次不得不從零甚至從負數開始。以前他家沒出事，他也還不懂事時，他在紐約乖乖坐地鐵上班，回國來則擺一副小富豪的樣子，那時在亞洲錢更值錢，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日月換新天了。
也許人就是應該把主要的力氣都放在謀生上——維生上。應該，不是說那是理想的生活，而是承認那是大多數人大體的狀況，歷史上也是這樣，此時此刻也是這樣。她對他說，對比起來，資本主義世界裡的普通白領生活簡直相當輕鬆。發展中國家是血腥資本主義世界，什麼都血腥，比如，幾乎沒有託兒所，三歲以下的小孩若不花大價錢就沒地方送，當媽媽的不知不覺就不再上班了，血不血腥？他提醒她表述中的概念混亂，他說，美國甚至不是福利國家！美國人成天都在羨慕加拿大，全民醫保，免費大學教育。她說，我當然知道，但北京更原始積累。她經常說，「當然，但是」。說這些時她覺得自己聽起來情緒化，不講理，像有偏見的女人，像人們偏見中女人的樣子。而且當她批評時，人們總會說，你又沒窮到餓肚子。
這句話有好幾種表述的方式，意思不同，包括近於人身攻擊的猜測，關乎動機與性情，「你這不是批評，是抱怨」；包括比較友好和慷慨的勸誡，「既然你過得還不錯，就算了吧」；包括不太友好或慷慨的提醒，「既然你過得還不錯，你不配談這些。」
又沒窮到餓肚子。她就不想多說。她說，就跟你說說，隨便說說。我不想在跟你的電話裡面還要再為自己的身份、安全感、教育道歉。也許我是有特權，到如今才懂得為錢焦慮，園區整頓這件事對我是小事，我搬走也可以去酒店過渡幾天，末了也租得起房子，我只是覺得整頓過程好突然，像隨機的暴力降臨在身上，協警來逐屋收走了電暖氣和電熱毯，冷得沒法伸出手去，我就待在被子裡。我就想，貧和寒真是連在一起。現在是李白加上杜甫的時代，看人想要聽哪個聲部。當然你又要說許多人早已經習慣了隨機的暴力，我現在才見識它又是種特權——你別說了。
他說，這兩個主人公總是有選擇的吧。
她說，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不少這樣的人。書讀得還可以，上了不錯的學校，能夠四處看看，換地方生活。父母總歸愛小孩，送房子，送去境外讀書，或者二者兼有，有點文化資本。這裡的女主人公在北京也照樣是沒錢，也照樣被驅趕，不是她變了，是世界變了，她在世界中的位置也變了，以前自以為過得不錯，可能社會相對平等一點，也可能是青春期的幻影，現在發現周圍是資本家和官僚二代的天下，自己一個普通人，根本沒有和「藝術」「尋找自我」這些詞掛鉤的機會，可是又受了這樣的教育。以前以為自己和那類人是一個階級，現在發現自己和另一類人是一個階級。我記得剛到charlottesville時，宿舍樓裡有個美國女生說自己要是養狗就養個mutt，我不認識這個詞，還以為是一種狗的名稱，後來才知道是雜交狗。這個女主人公就是這樣，以前自以為是條好狗，雀躍狂奔，躁動得很，現在發現，得是名狗，路才走得通，身邊到處都是純種狗，這犬那犬，而自己原來是條mutt。算了不說了，不然你都要打我，周樹人都要跳出來生氣，你是誰呀，從小康墜入困頓。總之我是覺得，文化資本是一種特權，但不一定能變現的吧，也就是化成回憶與別人有時當成修養、有時當成狗屎、有時拿來諷刺的東西，像看過許多無用的電影，像《小城之春》。我覺得這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這些人是歷史的一代，橫向比較，算是幸運吧，所謂文化上的世界主義者。縱向比較，和上一代比起來也許真的是特權，對生活的感受和判斷很不同，但那也就是因為歷史。
他說，這個文化資本同時造成一定距離感。擁有這個是特權，我說不太好，一種感覺。
她說，讀者閱讀時的距離感，還是指這些人物對生活是有距離感的？如果是後者，那是我想要的。
他說，人物想得太多了。這也是特權吧。
她說，當然，但是我覺得上一代的人太少自省了。不過你說得對，這招人反感。尤其如果主人公又沒窮到餓肚子。尤其我覺得周圍現在非常反智。
他說，有沒有可能，你現在這麼不開心，也是因為以前你從來沒有受過任何形式的壓迫？
她說，你受過嗎？
他說，算了，那你改一下區塊鏈這個地方。區塊鏈不是貨幣，只是技術，位元幣背後也是區塊鏈的技術。
她說，哦我還以為區塊鏈是交易的鏈條那種意思。
他說，你總寫你不懂的東西。事件驅動，對沖基金之類的。
她說，本來想可以問你嘛。
他想，她當然是有特權，她只是不肯承認。不然她現在應該在坐公交車通勤，而實際上她每天睡到九點，有時他要睡了，她在時差的另一邊還沒起床。他覺得她太多怨恨了，可以稱為spiteful，她以前一直樂於談這些，她那些朋友都是這樣，可她現在終日批評和抱怨，而且開始把自己當成受害者。有時他厭煩辯論，心疼她，問她究竟遇到了什麼，她回答，反正問題很多就是了。有時他厭煩她，遇到生活的困難就自憐，又從未好好生活過，抱怨經濟壓力又無法放棄環球旅遊，一生不曾為打卡起床，眉毛彎彎的孔乙己，只想坐順風車。不上班的人有什麼資格談痛苦？如果她這普遍的、瀰漫性的厭世，能夠物件明確地轉化成憤怒，這個國家就不需要掘土機了。這幾年來他逐漸變成了嚴肅的人，對現實不滿，關心政治，為參議員籌款，離收養一個小孩只差一步了。有時他覺得自己以前有點窩囊，如今在這些不滿裡有了些真正在乎的事情與聯結感，由此終於做好了和什麼人一起生活的準備。
她說，我有什麼特權？我這麼窮！而且我是單親家庭。
他說，單親家庭在中國跟在美國可不是同一個意思。和階級和族裔和教育程度的聯絡不那麼緊密。當然也許越來越緊密了。
她說，有人給圖書館捐來一本《活著》，我看過電影，書從來沒看過。這次一看，最大的感受是知道嫖跟賭分不開。嫖的人都喜歡賭，體會到什麼都來得輕易那種感覺以後，容易上癮。現在我見識到這樣的人了。
他說，當然。我都很驚訝你才知道。
邊爭辯著這些，她邊覺得理解他的意思。你可以說護照和簽證都是特權，可以說移動是一種特權，可以說大多數人租房子時本來也都需要付押金，甚至有些人身份證上的字樣和民族地域就已經令他們無法跨省旅行，也沒有資格租到一間北京的房子，那麼她的生活已經是特權，無論她多窮。或者她再窮也不夠窮，她買過三千塊錢的吹風機，四百塊錢的陶瓷杯子，杯子漂洋過海而來，身上有手工畫的彩點點，杯底有加工檢查它的人的名字，「inspectedbyjanice」，每個彩點都帶著人的痕跡，這就是血染的風采。
她說，我之前真的以為能長期住在這裡，沒存錢。有時是大手大腳一下，有時是拿到了一筆設計費，就出去玩了一趟，也就沒了，再有就是我心裡其實是想這兩年先探索一下，不要讓自己過得太不舒服，老惦著房子啊存錢啊「發展」啊「積累」啊那些，我以為這樣工作狀態能更輕鬆一些。我原來也有朋友是這樣的，生活得很簡單，拿到錢，買條貴裙子，銀行賬戶又回到四位數，我還覺得這是掙脫束縛的一種方式，不由物質控制，不是總「百年大計」似的。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我發現沒有錢比有錢更束縛人——你覺得我傻嗎？我以前都是和人家一起批判消費主義這些，我可真傻，衣食無憂時的虛榮心啊從眾欲啊喪失自我啊，天，那有什麼大不了的？人至少不需要害怕什麼。我現在明白了，戶口、房產，沒有這些就需要許多存款才能活著。要活得安全，太難了。比如一個人，最初只是不想朝九晚五上班，想靈活一點，結果再也找不到穩定工作了，或者他失掉了存款，譬如他誤以為生活太容易了，把錢花掉了，譬如被p2p騙了錢，那如果沒有家人幫忙，或者自己身體不好，離流浪漢也不很遠了。真的，現在我覺得被貸款套住而跳樓，出賣裸照以至於受人勒索，這些故事離我也並不遠了——不是說我會那樣，我沒那麼不要臉，我桌子上還有四百塊錢的馬克杯，我是說，我真的明白了這是可能的，在我的世界裡也是能化為現實的，我才明白了我的世界有多脆弱，我也才明白了有錢人才有權愛恨。無恆產者無恆心這句話多可怕呀！難道不是要讓有無恆產的人都能過得好嗎？人從「好端端的人」到變成流浪漢，這個距離可以很近，我真害怕。這次我看到有印度人在肺炎中要走幾百里路回家鄉，一步步走，我就想，我沒有地啊，沒有家鄉接納我，我簡直渾身發冷。你能明白嗎？
他希望自己說，我能，我明白。說不出來。他說，我儘量。
12
她說，你記得我那件灰色的長風衣吧，帶皮領子的那件。昨天我忘在合唱團辦公室了，今天去取，口袋裡有一隻帶精液的避孕套。
他說，怎麼會這樣。報警了嗎？看監控了嗎？
她說，沒立案，監控查不了，因為沒有發生侵害嘛。讓我自己多防範，說女的不要一個人住，問我丈夫或者男朋友在哪。
他說，有懷疑物件嗎？
她說，懷疑誰能成為我丈夫？
他說，別鬧。
她說，沒事。那個風衣，乾洗特別貴，因為肩章袖口是皮的，這幾年總穿，一直沒洗，髒到不行，正好不要了。
他說，如果我能回去陪你一段就好了。
她說，那你倒是回啊。總這麼說有什麼意思。我比你強，我不想回去，我就從不說這種話。
他說，我很心疼你。
她說，你父母還有幾年？
他說，我媽出來了，跟你提過，你可能忘了。她在裡面總蹲著，現在腰不好。我爸減了兩次，現在還有八年三個月。
她說，你離開這麼久了，根本不知道北京現在是什麼樣子，你也從來就不知道在中國當女生是什麼樣子。你不是問過我有沒有受過騷擾？是追求還是欺負，有時是說不清楚的。那次我坐順風車，你讓我注意安全，我們不是已經大吵一次了。
他說，你這樣我會擔心的。
她說，那我不說了好吧。你的感受不總是最重要的。
他說，我希望你安全。
她說，我得先保證我的生計。像那次你說別在網上約車，坐計程車，我都覺得很可笑。煙味大，司機特別兇，繞了路我也不知道，而且起碼一百五十塊。還得在路邊凍好久，招到了別人還要跑在前面截掉。無所謂了，反正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那邊沒聲，不知道是他不覺得好笑，還是他不熟悉國內網路上這些話。
她急了，說，你笑呀。
13
他說，我下班了。你幹嗎呢？
她說，我……看窗戶外面。
他說，什麼東西這麼有意思。裸體女人洗澡嗎。
她說，那是你感興趣，我又不感興趣。
他說，我也不太感興趣。但窗戶外面究竟有什麼好看的？
她說，不然呢？我做什麼？拿一本波伏娃一杯馬丁尼斜靠在沙發上？
他說，don'tbesarcastic.我剛加完班到家，真的想知道你在幹嗎。
她說，我窗戶外面有個喜鵲窩。等掛了電話我拍照片給你吧。北京冬天很冷的，樹上葉子都掉了，枝條很稀疏，高處就有個喜鵲窩。我站在房間裡還看不到，躺在床上從臥室窗戶看出去，剛好能望見。今天我醒得早，又不想起來。
他說，幾隻喜鵲啊。
她說，就一隻大的。不知道窩裡有幾個蛋或者幾隻小鳥。
他說，大喜鵲飛來飛去。
她說，大喜鵲飛起來才看清楚有幾個蛋。——不太好笑吧。我跟你說，我有時真厭惡北京，這個冬天尤其如此，並不是因為我住的地方出了問題要被趕走。現在我真沒法工作了。也不光是因為整頓以後屋子裡冷，也有關係，但不只是這個。這個冬天類似的事有好幾件。有時我覺得什麼都做不出來了。
他說，那我給你講個笑話。一個地名，打你在北京的心理狀態。
她說，什麼啊？駐馬店？
他說，新鄉。
她說，什麼玩意，那不是紐約嗎？
他說，都行。說正經的，要是離開北京呢？去你說的那些小地方。
她說，也不知道北京是典型還是特例。
他說，我有一個模糊又強烈的故鄉概念。事實上是不瞭解。其實我也想回國去，晃一小陣子，只是不知道能做什麼。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認識時，下樓時你在電梯裡跟我說到一個關於向日葵的詩。後來我怎麼都找不到。
她說，哦，是黃燦然的，叫《愛上巴赫那天》。我不太喜歡它的標題。
那天可能是盛夏的頂點，
因為接下來，日子便漸漸輕鬆。
大地酷熱，連太陽也躲進雲縫裡。
城市酷熱，連郊區也像火爐的邊緣；
樹林下垂，變成塗在風景上的一層綠油漆。
山中房子枯黃，港灣裡遊艇發白，
雙層巴士悄悄駛上高速公路；
一架直升飛機在大海上空盤旋，
彷彿飛行員在打瞌睡；更高處
一隻海鷗懸著，耐心地守望暴風雨。
高樓群中，鳥聲消失，只剩下
城市深處傳來的微弱呻吟。
窗臺上，螞蟻麇成一塊汙斑。
天邊吐出一團烏雲，像伸長舌頭
要把對岸墨綠色的山峰舔走。
那天可能是盛夏的頂點，
我的耳朵向日葵般張開。
和詩比起來，此刻北京與紐約大概都處在冬天的頂點。接下來日子多半也不會輕鬆，冬夏恐怕也確然不同，對盛夏是在忍耐中等待，而冬天是不抱希望的苦熬，讓人缺乏去描畫它的熱情或者生的信心，每進一天添一點蕭索。她經常想要離開北京，做了不太持續的努力。反過來也一樣，北京時不時要她離開。上個月她到埃及去，她覺得金字塔挺孤獨的，駱駝也是。駱駝真是很孤獨的動物。金字塔和想象的不一樣，不大，也不是金光燦燦的，是看著它就會難過。很意外。
他說，我想象中金字塔就是個自然背景，對本地居民而言跟一座土山沒什麼區別。
她說，差不多。
他說，是不是光禿禿的。
她說，沙漠特別廣袤，它在上面好小。
他說，人一死，修個陵墓，這麼高，這麼多奴隸，覺得最榮耀，偉大牛逼。幾千年過後就是大爺大媽跟著旅遊團過來，合影，擺姿勢，駱駝繞著走一圈亂收費。據說金字塔周圍特多騙子。
她說，我也說不好。也沒有心疼法老。就覺得天地悠悠愴然涕下似的。
他說，我看照片覺得金字塔擺在那裡是人力和自然的對比，好像很徒勞。
她說，我有時覺得，現在你我差不多，都是放棄了個人感情上幸福的可能性在生活，如果能遇到什麼是意外之喜，但不是目標也不抱希望了。
他說，什麼叫放棄了個人幸福的可能性？我覺得就是「不主動參與那些被認為會創造幸福的活動」。
她說，不主動的話，它不會莫名自動到來的呀。
他說，我這幾年是做最少量的努力，但恰好做足夠當一個普通社會人的努力。其餘放任自流。
她說，「看起來也不奇怪」，「好像也合乎禮儀」。
他說，對，打眼一看不奇怪。普通人接受你不是個怪人，認為你沒有放棄人生。
她說，努力也是很沒有意義，就是徒然。但我也會挺寂寞的。我實際很怕自己會像我媽媽那樣，一時意氣，結果獨身一輩子。雖然婚姻繼續下去也未見得好，恐怕也是另外一種「結果就一輩子」。
他說，你跟你媽媽聊過嗎？我印象裡你從來沒說過她怎麼想。
她說，她不太跟我說自己，不知道是保護隱私還是保護尊嚴。她不是個喜歡反思的人，也比較保護自己的生活。和她聊沒什麼意義，談不清楚的。
他說，明白。上一輩的人很多是那樣。
她說，你週末和那個新加坡女孩約會怎麼樣？
他說，還算順利。吃了飯，無感，但也不討厭。
她說，她也是在孝芬在的那家新澤西醫院上班？你說是放射科？
他說，對。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女生，做的事情，看法，喜歡的東西都比較普通吧。
她說，可是也很難頭幾次見面就講出什麼獨特的看法。真講出來的人不少倒是裝腔作勢。
他說，她業餘時間是在netflix上看friends。
她說，你別嘲笑人家的趣味。
他說，沒。已經約了下週五再見。
她說，嗯，我覺得只要無過無失就可以一直見下去。換我會的。絕大多數人都有點討厭，無過無失很不錯了。
他說，我也這麼想。
她說，我在想總要給別人充分被瞭解的機會。我們有時候自以為是，很快下判斷。也許人家是禮貌，起初見面，說平常的事，不講什麼看法，也是一種友好。
他說，我說實話覺得這算非常順利正面的約會，我都有點驚訝。
她說，是吧。都做什麼了，吃完飯有沒有逛逛。冬天約會，感覺缺點是容易速戰速決，夏天春天就容易一道去哪裡再逛一下，公園走走。
他說，吃的西班牙菜，tapas，吃完就回去了。不過吃了很久，喝了酒。
她說，那很好哎。
他說，我也想跟你說一下，我其實是打算和她相處下去，不管能走到哪一步。她應該不會反對。
她說，那真是好訊息。
他說，如果那樣的話，我想就暫時不和你聯絡了。
她說，好啊。
他說，你自己怎麼樣？
她說，我最近在想啊，也許我只能跟以前認識的人在一起。就是見過不是這種鬼樣子的我的人。不過以前認識的人都已經在很溫馨地生活了。
他說，相親怎麼樣？據說很醜的那位。
她說，大飯局以後還吃過一次飯。飯局上介紹人建議我幫他的公司設計一款大瓷碗。好笑吧，公司新年送客戶禮品答謝，送個碗。據說吉利，一種小型的聚寶盆吧。也是飯桌上當場說起來的，吃飯前，大概大家正餓，他們還在說答謝考慮送酒或者伊比利亞火腿禮盒，從小吃橡果長大的豬，快吃完了，變成送一隻碗，換我媽媽肯定要說送一隻空碗是大過年的去要飯。做出來了他拿成品給我看，單獨吃了次飯。這一次感覺有點像是約會，我也不確定。我都不知道他現在清不清楚那是相親。介紹人很搞笑，反覆講他是「青年才俊」，我覺得就好像我高攀的意思。
他說，吃得怎麼樣？
她說，人還行，真的還行。吃過飯又去樓上的酒吧喝了酒。北京現在真是奇怪，淨是威士忌吧、雪茄吧，喬張做致的，這些地方都看起來很有錢。
他說，醜嗎，這人。
她說，給你看照片。
他說，長得像一種橘子。
她說，幼不幼稚。比你好看。根本不醜。不過喝酒時，坐在吧檯椅子上，他變了個魔術，我和酒保一起看。我不喜歡。魔術太造作了，他也知道是表演，我也知道是表演，還要心甘情願等著被騙。魔術全是關於表演的。我知道約會整個都可以說是表演，一個儀式，把它演好，可是變個魔術，鉛筆在耳朵後面別來別去的，我又沒辦法說不感興趣，這種事又是鋪墊很長，「你看這是一支鉛筆，你看清楚啊」，我還得配合，就覺得像合作演一場心知肚明的戲。變魔術彷彿是和盤托出約會過程中的表演性。不是關於他是什麼樣的人，而是關於他想要被當成什麼樣的人。那樣的話，約會和約會軟體還有什麼不同呢？本來應該有些不同的。但我這些想法可能也是偏見，你還記得在紐約上州給我變魔術嗎？那一年聖誕季節紐約將近最冷的時候，我們去普萊西德湖，那裡辦過1980年冬奧會，現在一切都很舊了。我們去參觀一箇舊比賽場館，藏在足夠儲存一整個城市的屍體的雪山背後，場館本身已經廢棄得如同尚未建好的一堆腳手架的集合了，根本不能用了，展覽還留在樓頂，我們坐露天電梯上去參觀，實際不是電梯，是礦區那種露天升降機，開那升降機的年輕人至多隻有十八歲，坐在操縱檯前，面前只有上、下兩個大按鈕，他手裡拿一個老式手機，紅臉蛋彷彿凍硬了，像塗過蠟，頭髮是那種所謂姜色的發紅的黃，美國人通常在偏見下認為這種髮色不大聰明，不知道是不是歧視愛爾蘭人的餘波。我們當時覺得這是我們見過的最絕望也最堅韌的人，也可能是最遲鈍最不敏感的人，也像一個聖人，連智慧手機都不用，連一本書也沒有，就那麼戴著手套和防風帽坐在那裡升升降降一天，當然他的一個班次或許不足一天，或許是四個或者六個小時，但那樣坐著不可怕嗎。可他就那樣坐著，什麼也不盼望，什麼也不等待。我們對這件事簡直是議論了一整天，回到家後還總是會談起這個人。我如今在想也不知道這個人能賺多少錢，是長期這樣工作還是放假時來打工的學生，感覺也不像，學生總會想要看手機，找樂子的吧，他好像什麼都放棄了。不知道他每個小時的工資有多少，這樣值得嗎，他圖什麼呢，他看到的希望是什麼呢。真的，我那時看著他，想他是不是為了打發時間——因為家庭矛盾、因為恨青春、因為跟學校裡的人處不來、因為是個怪胎，就是塞林格喜歡寫的那些事情——才來做這個工作，那時我沒想可能是為了工資，根本沒去想這個可能性。也許是因為他太年輕了，我一眼看過去以為年輕就是憂傷，苦悶，我的天！年輕就是窮啊，就是更有可能沒有房子，就是除了家庭矛盾、除了青春、除了跟人處得來處不來、除了是正常健康還是怪胎以外，手裡什麼都沒有。你有沒有發現，電影也不拍為了錢工作的人，表面上拍，實際上不拍的，鏡頭都放在人因為情感或野心、歷史或個人選擇而受的折磨上。沒有人拍那些日復一日，大概太難拍了。換我，去畫它，也不知道怎麼表達，難道畫腰椎嗎？結果日復一日總是一個能指。其實它是一個所指，對不對？真真正正受苦的人，在受的苦就是苦本身，不源於什麼，也不帶來什麼，鏡頭卻都執迷於那些原因和結果——情緒、感情、軌跡，天。我現在都驚訝，那時候我們好像從來不談生計問題，雖然你和朋友會談要不要去讀個商學院，要不要轉行，或者比較一下信用卡積分和航空里程的優惠，但好像不是真的在為錢焦慮，不怕失業，不怕被攆出去，不怕一無所有。我那時候已經有點女性主義，總在跟人談影像裡的平等和社會政策這些事，可那時這些想法的基礎是自己沒有真的為生計發愁過，總是買東西，雖然都是買打折的，但都在吃有機菜。那時候的生活，現在的生活，都很可怕，不一樣的可怕，都很虛假，不一樣的虛假。我離受苦還遠得很——你不要再說特權了，我來替你說——可是我真難過。唉，在普萊西德湖我們到山上去滑雪，那時你還完全不會滑雪，現在你滑雪很厲害了。有一天晚餐時我們都喝多了，你在餐桌上給大家變了一個紙牌魔術，還有叉子魔術，好像是折起來一張紙架成斜面，然而叉子怎麼都不會滑下去，具體是怎樣我不記得了，那天夜裡大衛德在度假酒店房間給我們拍了一張照片，後來我也再沒有見過大衛德了，照片裡你罩了一隻不透明的塑膠袋在我頭上，太討厭了，簡直要悶死我似的，你衝鏡頭笑，我看不到鏡頭，手臂從塑膠袋裡伸出來，方位倒相當準確，手指豎在鏡頭正前面，衝鏡頭在比勝利的手勢。
他說，我記得呀。
2018—2020，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