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和媽媽失去了他們的孩子。十三歲，整個事件蹊蹺、意外、不可預料。這所中學有名畢業生回到學校，用刀殺了七個學生，其中一個當時就死了，另外六個死在救護車和醫院。共有三個男生和四個女生。一位老師受傷了，幾乎死去又活過來，是平素不受注意的中年地理老師，事件後提拔為教導主任，入黨，離婚了。
對這個事件有不少解釋：優等生內心不為人注意的長期壓抑。精神錯亂。競爭壓力使青少年人際關係變形。畸形家庭，主要是母親的錯，也有父親的錯。難以探測的懷恨。人是多麼危險的動物啊。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像日本和美國了，連環殺人狂和變態殺人犯增多，這說明國家逐漸發達。人在人群中也感到孤立，這顯然是一種現代病。青少年需要情感支援網路。
爸爸和媽媽搬了家。仍然在這個城市，離開了他們居住了十五年的小區，搬去濱海新區。其他幾位失去孩子的家長組成「痛失會」，爸爸和媽媽沒有參加。痛失會認為學校對六名學生的死、對其他學生受的傷和驚嚇負有比學校承認的程度更大的責任。公安局也該負責，有一名女生曾發現有人在校門口附近跟蹤她，打過110，接警員說如果對方還沒有傷害她，就無法立案。確實也沒有立案。女生認為那個人正是如今殺人的這個人。
有評論者認為女生誇大事實，要藉此成名，把自己推向媒體和社會關注的舞臺，這樣做太愚蠢了，她會受到更多的注意甚至跟蹤。不過，從110儲存的電話錄音判斷，女生當時描述的跟蹤者體貌特徵與殺人者基本相符。但現在無法確定那個人就是這個人，殺人者在警察到達前就自殺了。
一個悲憤的父親、幾名記者、幾位教授想借此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禁止令制度。必須要等到傷害發生後才能去追捕壞人嗎？這等於是把潛在受害者當作獵物和誘餌。一定要給意圖犯罪的人鬆綁嗎？跟蹤者和騷擾者就應當查處，由法院系統頒發禁止令，只要他們出現在獵物周圍500米內就逮捕。警察系統應該是防範性的，不能止於事後偵查。接警員必須經過全面培訓，不該不耐煩，更不能情緒化。讓強姦犯都去死！物理閹割。把他們的大頭照片貼到電線杆上。一旦他們要搬進某個住宅區，政府的監控系統就會觸發尖厲的警報，訊息到達每個居民的家。有孩子的家庭將在憤怒中發抖，家家戶戶走上街頭，制止他們，監視他們，驅逐他們，他們將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屋，匱乏生活來源，餓死。讓潛在的犯罪分子都去死！一切公開和私下說話粗魯的人，看過色情電影的人，單胺氧化酶代謝水平低的人，三代以內親屬曾坐過牢的人。我們要建設一個讓孩子夜晚出門不會感到害怕的國家。
爸爸和媽媽答應在公開信上簽字，但不肯和記者談話。有一天媽媽上班時頭暈目眩，出現了幻覺，她走到大廈二層的咖啡館，透過玻璃望著行人。穿條紋制服的服務員身旁的牆壁上懸掛著深棕色木條鑲的鏡框，海報血紅，keepcalmandcarryon。保持鎮靜並前進，她心想這很難，不過還是打算試試，試後面那一半。
爸爸和媽媽不想再與其他家長見面。中介在兩天內找到了房子，他們開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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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年時間，爸爸和媽媽嘗試再生一個孩子。先花一年自然懷孕。失敗後他們怨恨自己居然天真到了會想要自然懷孕的地步。然後是試管嬰兒。過程中媽媽試過幾種宗教，買了磁療床，清早平躺在床上監測體溫。在嘗試懷孕之前，爸爸戒菸成功。他在喜悅中覺得自己什麼都能做成。之後他復吸了。
做試管嬰兒的兩年間，媽媽的心情有許多起伏變化。她說促排卵針改變了她的荷爾蒙，讓她像一條河流，湍急、狹窄、波動、不停。有一段時間她持續情緒低落。有時她說疊字，車車、狗狗、去玩玩、蹓蹓躂躂，像對孩子說話，也像自己變形為孩子。爸爸懷著驚歎觀察她的試驗與表演，女人真富有意志，和男人不同。
爸爸和媽媽又去了兩次香港。第一次沒有成功，替同事的親戚帶了三臺在內地脫銷的新款手機回來。回答親屬關於為什麼胚胎會移植失敗的問題時，爸爸比媽媽先崩潰。第二次是秘密去的，也沒有成功，媽媽勸爸爸放寬心，沒什麼大不了，也算意料之中，我們還有彼此。爸爸感到要發瘋了，去機場的路上，他要求下車透氣。媽媽陪他下車，走進與香港的街頭相比算得上空蕩蕩的電子產品商店，正是香港迴歸二十週年紀念，商店為遊客打九七折優惠。兩人各買了一臺新款手機。回家後爸爸換上了新手機，媽媽沒有拆封。
還去了一次廣州，一起見代孕母親，西南省份人，中介公司稱她叫小薇，身份證上名字不同，中介說這是她的小名。小薇已生過兩個孩子，年輕，不說話，用笑回答問題，穿大領口的黃底碎花上衣和灰色寬鬆運動褲，頭髮梳起來盤在腦後，彷彿已經懷孕了一般。這一次什麼都顯得很順利，求籤的結果是中吉，籤詩內容談到山川和爽朗的新晴夏景。媽媽面試了保姆公司推薦的兩頁月嫂，在「專業」「資深」「金牌」「王牌」中選擇了一位金牌，徐姐，比媽媽大四歲。
「我們應該把兒童房裝修成粉色還是藍色？」第五個月，媽媽按廣泛流傳的建議，在b超室裡坐在代孕母親和中介身旁，迂迴試探醫生。醫生直截了當說：「女孩。」像在嘲笑媽媽的委婉。在走廊，中介告訴爸爸媽媽：「你們付了錢的啦。」
那麼這次降生的會是一個女孩子。媽媽是這樣理解的，上次是男孩子，回收了，這次上天善意地換一個型別以更好地護佑。她猜爸爸可能也鬆了一口氣。不過植入胚胎後的第24周，小薇胎停育了。
爸爸和媽媽也想過既使用別人的子宮，又使用別人的卵巢。後來放棄了這個念頭。媽媽有過自己的孩子了，現在她還是想要自己的孩子。
爸爸認為問題不在於精子。媽媽認為在所有這些之後，她已經有資格當輔助生殖醫學的博士後了。要不要在胸前佩戴「英雄del母親/del的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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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媽媽是個為自己做的人生選擇都滿足了預期而得意的女人。這些選擇不都最好，不都是唯一正確的選項，但在回顧裡，的確合適於她的人生。在她還不想有孩子時，她不怕和別人不一樣，不擔心在聚會中缺少話題。同學聚餐時她說「別隻聊孩子了」，在單位她說「是嗎」。等待孩子降生時她仍舊頻繁出差，有了孩子後，她也準備繼續申請升職。超出她計劃的發現是，她發現自己很愛孩子，她離不開孩子比孩子離不開她更多。發現這個小小的意外，她隨即做了調整，更換到不需要出差的崗位，要求爸爸和她一樣圍繞著生育這件事重新構造自己，媽媽響應哭聲，爸爸努力賺錢。媽媽繼續為人生選擇感到滿意。
現在她的想法改變了。她覺得自己不該那麼晚生育。三十一歲——才——得到孩子，四十四歲——就——喪失了孩子。這太晚了。如今她四十八歲了。什麼都來不及了。她常常發愣，發呆，忘記走進房間是要取什麼就走出去，忘記已經端起了茶杯，或者忘了向茶杯裡倒水，忘記喝水。微波爐「叮」地響過一聲，熱好的排骨在托盤上待了兩天，下次再開啟微波爐門時排骨上的肉裂開了，道道幹紋是棕褐色的。她以為孩子死去後自己會長期失眠，卻反而是睡得很亂。夜裡不睡，早上又睡得太多了，常常無法起床，午覺醒來已經日落，讓她的心一陣低沉。媽媽想要與記憶力衰退作戰，但又想要忘掉，想要與冷淡作戰，又寧願淡漠一點。所有這些也許是前一階段調整雌激素和促排卵針的錯，或者僅僅是衰老的後果，無論孩子是否死去都會到來。無論如何，讓自己能夠專注總不是錯的吧，她就做凱格爾骨盆運動，遮蔽掉周遭的事，只關注數字。漸漸可以從十個節拍數到二十個節拍了，重複三次。雖然，她想，陰道肌肉派不上用場了。早上媽媽邊聽廣播邊準備泡茶，又調小廣播聲音，試著去凝視水壺，傾聽熱水燒開的咕嘟聲音，再專注在手臂端起水壺的力量和動作上，只想茶。正念，正，念。悲哀的豈不是恰恰只有通過婚姻才能獲得她喪失的孩子？如果可以買來一個孩子，收養到一個孩子，如果那樣的孩子也仍然百分之百是自己的孩子，生活就不會再這樣淋漓發黏，她就不會再因為主持人語速太慢而煩躁到想要用開水燙自己，想要用廚刀刺穿手掌。現在她不得不用婚姻獲得懷孕，用懷孕挽救婚姻。一個人怎麼可能同時完成兩件困難的事？西西弗斯和石頭打架，西西弗斯與石頭為敵，可錯誤本來在於山峰，錯在山峰的坡度。如今她的子宮像這隻破損的、棕色的、萎靡的、滴著水的茶包。
與此同時爸爸在回憶他一生中做錯的事。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好人，規矩、努力、準時完成任務、擅於審時度勢。他不曾顯現出任何可能變壞的徵兆，以前他隱隱擔心自己是否勤勉到了會在旁人、在女人和年輕人眼中顯得無趣的地步。他在軍區大院長大，大家相互認識，走路上學經過一棟又一棟家屬樓，遇到父母的一位又一位同事，他停下來，對每個人叫出姓氏準確的叔叔阿姨。他不是那種會「不叫人」的小孩。他也是不欺負人的大人。孩子還活著時，他沒有對孩子發過火，除了一次，孩子四五歲時吵著要聽故事、扯著他衣角不肯睡覺、最終拽下床單裹住自己、滾到地板上耍賴的那一次，而就連那次他也沒有打孩子。他也並非是對不睡覺發火，只是對胡攪蠻纏。他認為自己區分規訓與懲罰，他不懲罰人，他只管束。生活應當由一系列基於給定規則的合約構成，溝通，談判，讓步，約定。
現在爸爸不那麼確定了。他服從規範，講道理，對人好。但他從不給乞丐錢。他是否對弱者缺乏同情心？不欺負人是另一種隔離和冷漠嗎？他相信原則和立場，區分外人與自己人，他清晰，是否因此他才受到這樣的懲罰，要把他降格成弱者，讓他試試看一無所有的感受，或者生活無法從頭來過的滋味，讓他在不惑之年學會突如其來。生活是由一場場海難構成的。有死火山，有活火山，有休眠火山，沒有哪一座肯與你談判。他以前是否太殘忍？但即便如此，降臨在他身上的是不是也未免殘忍得過分？
年輕時爸爸相信人的自我完善必然通過一步步的自我摧毀完成，這是他中學時代抄下來貼在書桌膛內側的格言。他督促自己改掉壞毛病，如果週六去游泳能遊十八圈，週日就爭取二十圈。他提醒自己根除惰性，少打遊戲，再累也要泡腳。如今在所有這些事之後他似乎又完善了一些。但摧毀自己也罷，為什麼先去摧毀他的孩子呢？到現在，對自身的考古得到發掘結果後，再開始給乞丐錢，還來得及嗎？意義在哪裡？孩子已經死了。倘若生活能給爸爸第二次機會，那會是什麼？
爸爸想抱住媽媽，又無法忍受看到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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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之初，媽媽想從生活中逃走。之後新的孩子的可能性拴住了她。她像從未有過孩子那樣，買來育兒書，學習正確地對孩子說話。過去十幾年裡，潮流變得多麼劇烈啊。現在，需要母乳餵養，標準是越久越好，在孩子拋棄你之前，你不能拋棄它。眾多女人因未能在產奶量競賽中獲獎陷入抑鬱。在以前，媽媽養育孩子的時候，吃奶粉是高階的事情，至少不是什麼需要理由的壞事情，她從進口超市買荷蘭牌子的奶粉餵給孩子作為最妥善的安排。現在，對孩子說話有那麼多講究，急事要慢慢地說，糾正生活和學習習慣要幽默地說，不確定的事要謹慎地說。絕不能說傷害孩子的話，不當孩子的面談論別人的八卦，要容忍孩子的錯誤。如果冤枉了孩子，孩子就可能會終生處在痛苦之中。你要讓孩子感到你穩重，可以信賴，始終善意，愛得毫無保留又毫無條件。孩子不是傳承人，更不是出氣筒。
她做錯了多少事啊，也許她曾對孩子說的大部分話都是錯的。她虧欠孩子。
最終放棄試管嬰兒的念頭後，媽媽不再吃促排卵藥。她做了額頭和法令紋部位的玻尿酸注射，切掉眼袋，完成了面部埋線手術。診所牆上掛著女人術前後對比的兩套照片作為範例，側面照，都沒有笑容，左邊的皺紋明顯一些，右邊的更平滑也更冷酷。正面照，左邊的不笑，右邊的笑，說不清是笑容還是光滑的肌膚讓右邊的顯得略為年輕一點。醫生告訴她不需要擔心，這裡有休息室，不少女人手術後都會在這住一夜，第二天再回家，以免丈夫發現自己做了整形美容。
第二天就看不出來了嗎？媽媽想，世間的丈夫是多麼粗心的一類人啊。
整形醫生說埋線能夠把她的面容冰凍在此刻的年紀，四十六歲。她想，如果能冰凍在四十三歲，她將按照一個快樂的女人老去。現在她按一個絕望的女人老去，不過法令紋是平滑的。
在對自我身體的醫學處置方面，爸爸落在媽媽的後面。他只切掉了痔瘡。醫生讓他多吃粗糧和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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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孩子忌日前一週，「痛失會」打來電話，爸爸和媽媽無能拒絕。這一天爸爸去了學校，媽媽頭痛，待在家。後來她聽說，這段時間，記者到學校門口堵截學生要求採訪，尋找當時受傷的學生，讓附近居民回憶兇殺經過，和鄰近的小賣部店主聊一下午天。學校嚴禁學生接受採訪。第三年的那一天到來前，爸爸和媽媽關掉手機。
到第四年的這一天，沒有記者聯絡他們。爸爸去了墓地，媽媽沒有。她上午在家工作，中午去超市，買菜回來路上取了乾洗的衣服。老實說，她不大相信那些關於喪儀的林林總總。反過來，她越來越相信靈魂不死。這六個孩子的墓碑明明在不同地方，在新聞報道上卻總是六個孩子，就彷彿六個孩子是一個集體，來自不同年級和不同班級、生前並不相識的六個小人如今永恆抱在一起。但她只在乎自己的孩子。
親屬一如既往地關心爸爸和媽媽，沒有因為時間逝去而太過消減，倒是彷彿因為認定他們的悲痛已經應當多少平息了，而能關懷得更露骨一些。孩子的死如今不再是一個不宜提起的悲傷事件，理性地看：家庭中一個需要有效填充的缺憾。有親屬問媽媽是否願意收養，間接聽說一戶人家可能會想賣掉孩子，不過是個五歲的小女孩，怕養不熟。也有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親屬，在春節前告訴媽媽三、四月間將有法律改革，可能會通過新的規定。你們的案子也許能追訴學校責任，活動活動，寫聯名信，請人大代表轉上去，我們一起吃過飯的某某的夫人，中央黨刊理論版的編輯，大概也可以轉交，親屬說。
一個案子？那是我的孩子。媽媽在心裡長長地說。
同事不向媽媽提起這些。媽媽自上班以來一直在同一個單位工作，領導這幾年對她分外慷慨，給她在家工作的充分自由，實際上，領導積極建議她多在家上班，像對待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者。媽媽也發現同事賜予她特殊待遇，待她寬容，也許怕她受刺激。新入職單位的同事大抵很快聽說媽媽身上發生過的事，她能感覺出來。她沒法真正和他們交談，雖然她認為是他們先停止真正和她交談的。她能看到他們心裡的疑慮：提起孩子還是不提起孩子？特意不提起孩子就等於提起孩子。
當我看不見你時，我是一架供養八卦草料的馬車。當你坐在我旁邊時呢？我是像瘟疫嗎？這樣說太俗套了，同事並沒有避開我，媽媽想。更類似於輕微的花粉過敏，使他們在某些時刻儘量去迴避一些話題，又似乎無法不聞到媽媽身上的某種氣味。
該成為盲人還是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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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間媽媽常想關於動機的事。撒哈拉沙漠上一位老婦人走了很久，在乾渴的絕望中尋找某種她不確定其存在也不懂其緣故的東西，無法停下，因為她的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孩子的孩子也死了，她的姐妹也死了，她的兄弟也全死了。媽媽在嘗試宗教的過程中參加一次活動時聽到牧師講這個故事。老婦人沒有辦法理解這一切，生活無法繼續，她執迷於「為什麼」，為什麼這會發生，為什麼發生於我？她離開家在痛苦中尋找答案。這個老婦人走進了死衚衕，牧師說，因為神的旨意有時是沒有理由的，沒有你能把握的理由。你能做的是服從神的旨意，不去質疑祂，不去詢問祂，要心懷希望去相信祂的善與正義。
如果沒有答案，我為什麼要來這裡？媽媽不再去參加活動，然而開始持續地想關於為什麼的問題。那個兇手是沒有清楚的動機的，至少沒有大家能夠確認的動機。兇手本人也自殺了，因此那些孩子的死沒有意義，沒有抹平什麼不公，甚至沒有慰藉壞人。只能追究各個機構的責任，但那也沒有意義。究竟為什麼殺人？為什麼殺了這個孩子？所有孩子都穿校服。我的孩子跑得不快。也許正是這個緣故。我的孩子特別可愛，也許吸引了那人的注意。但我的孩子的臉特別可愛，兇手難道不會因此停下來嗎？不過那人確實是從身體後面下刀的。媽媽不能再想下去了。
到第五年，沒有更多記者前來實地採訪爸爸們和媽媽們如今的生活，不過網路上到這一天仍然有追憶和評論，虛擬的燭火一屏屏點起來。在痛失會推動下，也有志願者在這個城市的海灘上舉行追思儀式，小蠟燭擺成心形，中間放了花束。而且在那起事件後，全國其他地方又有了幾起類似的事件，談到後續就總會提起開端。媽媽不希望看到這些事，她也不看新聞，但網路上的評論衝進她的眼睛。人們討論歷史和未來——這樣的兇手在世界各地都存在，未來還有可能有更多人受難。也討論原因——我們的社會錯了，壞了，讓人痛心，恐懼。前一部分人認為這是偶然的意外事件，兇手是世間總會存在的那一小部分變態之一，後一部分人認為這是必然的事件，因為兇手是此時此刻這個特殊的社會結出的果實。這兩種看法媽媽都無法接受。
事情發生時，有孩子死去，還有孩子受傷，留下心理創痛。有一個男孩子在逃離時手臂骨折了，後來在下雨天總會顫抖。事發時他是初二學生，頑劣，曾經為了早進去打飯衝破學校食堂大門玻璃，受到處分。事情發生後，學校補償他，讓他直升高中部。現在，痛失會的家長說，這個男孩子的父母正在為他向學校爭取大學保送名額。痛失會的成員中，有一對家長離婚了，那位母親仍在參加痛失會的活動，父親已經keepcalmandmoveon。還有兩對家長成功生下了新的孩子，其中一對不再參加活動，另一位父親有時來。
媽媽不想聽到這些。痛失會的那些父母好像決計要一輩子活在一起，不和別人，就他們自己，以及其他想用這個事件——案子！——改變或推動另外一些事的人。律師和記者想要通過這些事件改變自己的命運，說自己想說的話，可律師喜歡說，我代表你們的利益，記者喜歡說，我代表公眾的利益。那些父母相信這些嗎？還是他們也並不相信，但反正認定了總歸其他人也不懂得他們，也沒法和他們真正說話，或者說不出他們想聽到的話？爸爸和媽媽不想和他們一起生活於另冊中。除了生命中都曾發生過這件事外，爸爸媽媽與他們沒有共同點。犯人出獄後還要定期聚餐嗎？何況尚未出獄，也許永不會出獄了。
在媽媽告訴先前定下的那名金牌月嫂取消服務時，月嫂阿姨告訴媽媽，自己正準備改做白班保姆，因為兒子剛剛得到通知，沒有考上研究生，要來這個城市找工作，她計劃租房，母子住在一起，能給兒子做飯。媽媽請她成為自己的小時工。阿姨的兒子每天在一家工程公司工作8到10小時，賺130元。他的上一份工作是發傳單，每小時15元。阿姨每小時工錢35元，每天要騎電動車去三四個人家，路上的時間不算在內，有些人家不准她往保溫杯裡灌熱水。兒子對阿姨說，媽媽啊，你不要那麼累，我的工作是有上升空間的。
擦地時，阿姨告訴媽媽這些，媽媽靠在沙發上哭得像老婦人，沒有聲音，眼淚順嘴角流進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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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另一個兒子正在上大學一年級，秋天前需要在四個專業中做出選擇。水文與水資源工程、農業水利工程、熱能與動力工程、農業建築環境與能源工程。媽媽存下資訊，諮詢工程師同事應當選哪個專業，安排孩子打電話過來，讓孩子放假來探望母親時和同事見面，談談未來的選課。爸爸提醒她，這樣太關心是可能會有麻煩的。媽媽有些生氣，有時爸爸全是邏輯，媽媽不堪忍受。
週末媽媽常去盲人按摩店。媽媽不太敢看盲人，怕面對不清晰的眼睛，她不知該盯著人家還是繞開人家。有一次媽媽臉朝下趴在按摩床上時，聽到女按摩師和旁邊的按摩師聊天，有個牌子的手機攝像頭特別清晰，比同檔次的貴了一千塊錢，咱們這樣眼睛不好的，拍下來再看方便。旁邊的按摩師說，另一個國產牌子比這個牌子的讀屏功能好。媽媽想，我從來沒想過手機有——手機需要讀屏功能啊。北方口音的女孩子又說，附近超市的小米不好，煮出來米湯分離，不如早市的。旁邊的人讓她放一點澱粉進去。女孩子說，超市稱重臺沒人，價籤看不清楚，以為白菜是五塊八一棵，結果是五塊八一公斤。拿了一棵，到收銀臺一看，十多塊錢，又還給收銀臺了。這麼說，白菜貴了啊，媽媽想。女孩子說，店面擴大後，人際關係複雜，「在這兒最好就別說話」。媽媽想，不知道按摩店裡的辦公室政治是什麼樣子。她想看一看這個聲音清脆、「-an」「-ang」不分的女孩子，但只能看到隔開一塊塊大理石地磚的金色花紋。她是什麼樣子的？半個小時前媽媽在她身後，隨她走過燈光昏暗的走廊，恍惚的印象是長麻花辮尾垂著兩顆紫草莓。又有另一名按摩師對女孩子說，離開家，說話做事要小心，他的母親就是這樣教他的。女孩子回答：「我媽跟我說，在外面想學東西就得付出代價。」媽媽又哭了。
還有一次哭泣發生在地鐵站。媽媽身邊座位上坐著一個男人，有點像推銷員，坐下時先翻看包裡的幾種商品摺頁。之後在手機一個頂端標著「說說」的頁面上，不斷修改發言。
「人生，福氣是啥，心情快樂，鄉土人情環繞。」發表了，又修改，「鄉土人情好。及時結婚生子，工作穩健，衣食住行好。」
媽媽右手邊的男人在看一本《莊股盤口揭秘》。左邊的男人在手機上再寫下一條發言，「交朋友，娶妻子，第一看衣服，衣服相近，才屬同類，有緣分。第二看食物。第三看家鄉家庭。」到站後媽媽走在地鐵站的人流中，轉彎，走上樓梯，轉彎，走換乘另一條線的長長的走廊去她要去的出口。有人向她迎面走來，她避開，跟著一些人走下去，有走得極快的，有拎公文包的，有相互依偎的，有抱著小孩的，有停下來在通道邊跟牆壁上大幅廣告裡代言水果味酸奶的男明星合影自拍的，有穿高跟鞋背帆布袋的，像是早晨出門上班時太倉促了。有散散漫漫走下去，走開了，又回頭尋找自己的朋友，隨即聚攏的。
看著這一個個生活著的人，媽媽邊哭邊走在地鐵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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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接那個一度即將到來的小姑娘時（起名叫念寧，英文名nina），媽媽不打算像她對大夫說的那樣把房間漆成粉色或藍色。她認為應當選擇一種讓誰都會快樂的顏色，在檸檬黃色、青草綠色、太陽橙色中挑了綠色。她熱誠地佈置房間。如今這裡成為她的書房，書架和掛畫擋住兩面綠牆。
每天夜裡，爸爸睡著，媽媽在床上躺一會兒，閉著眼睛，滴兩到三滴眼藥水放鬆下來。待他的呼吸聲變成低低的鼾聲，像運轉不良的老式抽油煙機開著磕磕絆絆的一檔，她就起身，躡手躡腳走出臥室，倒杯熱水，到書房的綠牆下坐著，看雜誌。有時她什麼也不做，坐進陽臺上的藤椅，蓋一張薄毛毯在身上，聽不遠處黑漆漆的大海在夜間發出的潮聲。有時她不知不覺睡著一小會兒，再在涼意中醒過來，再過一會兒，小區旁的街道就有灑水車和垃圾車開過，將要天亮。她的房間就不再屬於她，又是她和爸爸共同的家了。
孩子去世後，她先是失眠，其後在藥物作用下睡得太多，之後又失眠。她發現在這個年紀她終於擁有了自己的房間，年近五十的、被迫的女權主義者，享有不情不願的自我，在命運中隨波逐流之後享受既像懲罰又像補償的自由。
起初睡不著的那段時間裡，她很少想孩子，卻總想起自己的小時候，好像獲得了某種倒退式的新生。親人們說這樣不行，她就開始服藥，讓心情好起來的東西。之後她發現自己容易忘事，就停掉了。人們怎麼不勸爸爸服藥？就好像女人都是情緒，女人無法控制自己，女人的睡著與不睡著都是不情願的，女人應該調控。
那些藥片也讓媽媽不再做夢。本來在失眠之後入睡的短暫的夢裡她經常夢到逝去多年的外公外婆，還有高考。偶爾在夢裡她也能看見孩子。孩子一點點大的時候長得不太像爸爸，爸爸是長眼睛，孩子是圓眼睛，爸爸是方臉，孩子是心形的小臉，額頭圓，出生後兩天酒窩就清晰可辨。她常常主動說，這孩子五官不太像爸爸。大家反而都說，可真像！就好似要為孩子辯護，找出孩子和爸爸越來越像的證據，頭頂上的旋也在同一個位置，人中也是那麼深，也是上端有點尖的耳朵，耳朵位置生得高，這骨相絕對聰明。那時這些別人挖掘的特點讓她有點新奇，就彷彿她不那麼瞭解自己的孩子，不夠注意孩子身上細小的部分，比如她當然知道孩子的耳垂很大，但她沒來得及發現孩子耳廓有點尖。
孩子去世後，她也驚訝地發現了很多關於孩子的事。有一位老師提起，孩子和同學傳遞情書，老師發現過。她想知道那個同學是誰，去找那個同學聊聊孩子。也許老師看她太熱切了，也許懷疑她有追究同學或學校責任的打算，隨即改口，說記錯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