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直了身子，看著我。「你跟吉迪恩一樣壞——你覺得她們沒死。」

「我想知道他為什麼覺得她們還活著。」

「因為他不是感覺希望破滅了，就是在拒絕接受現實。」

「或者他知道些什麼。」

魯伊斯站起身來，雙腿發僵，一臉怪相。「如果海倫和克羅艾還活著，她們在哪兒呢？」

「躲起來了。」

「她們怎麼偽造她們的死亡呢？」

「她們的屍體從未被找到。她們的行李可能是被扔到海里的。」

「那證人的證詞呢？」

「布賴恩·錢伯斯有錢，可以說服他們。」

「有點誇大其詞了，」魯伊斯說，「我跟法醫辦公室打過電話。海倫和克羅艾被正式宣佈死亡了。」

「我們能讓他們用電報發來一張海倫·錢伯斯的照片嗎？我只是想確認我們說的是一個人。」

韋羅妮卡·克雷要趕六點的火車回布里斯托爾。我想趁她離開之前跟她聊聊。一輛迷你計程車載著我們沿富勒姆宮路前行，穿過哈默史密斯和牧人叢。計程車右側的減震裝置幾乎完全失效了。也許前軸下面卡著一個人。

魯伊斯在我旁邊默不作聲。巴士沿著內側車道行駛，不時停下讓在巴士站排隊的乘客上車。其他乘客則把臉探出車窗或腦袋靠著玻璃睡著了。

我不停地思考渡輪事故的細節。海倫和克羅艾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還活著。吉迪恩既沒有證據證明她們死了，也無法證明她們還活著。這可能就是他正在尋找的東西——死了或者活著的證據。這並非全部的答案。他的罪行有太強的施虐狂傾向。他太過享受其中而無法自拔了。

韋羅妮卡·克雷正在一號站臺附近的咖啡館裡等我們。她的大衣沒扣扣子，垂到了地面上。她和魯伊斯默默地彼此打了個招呼。他們兩人僅有的兩個共同點是各自的職業以及使沉默勝過千言萬語的能力。

重新安排了座位。看了眼手錶。韋羅妮卡·克雷有十五分鐘的時間。

「國防部想接手調查。」她宣佈。

「什麼意思？」

「泰勒擅離職守了。他們宣稱他還是軍隊的一員。他們想出面逮捕他。」

「你是怎麼說的？」

「我告訴他們滾開。有兩個女人喪命，而且調查工作由我負責。我可不會因為某個穿著卡其衣服、每次有坦克開過都會勃起的鉛筆頭隨便說句話就退縮了。」

她說的刻薄話跟她小心翼翼地往茶里加糖並且緩慢攪拌的樣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用拇指和食指端著茶杯，一口氣喝了半杯，也不怕燙。她那白皙肥碩的喉嚨裡彷彿藏著一個拳頭，隨著吞嚥上下移動。

她放下杯子，開始講述自己查到的有關吉迪恩·泰勒的資訊。通過一個在北愛爾蘭皇家警察部隊的聯絡人，她得知泰勒在貝爾法斯特度過了四年，其間在阿爾馬為任務協調小組工作——一個專門從事監控和審訊的軍事情報機構。

「難怪這麼難找到他，」魯伊斯說，「這些傢伙知道如何跟蹤別人而不被發現。他們是第二和第三方認知方面的專家。」

「你怎麼會知道這種事情？」克雷探長問道。

「我在貝爾法斯特工作過一段時間。」魯伊斯並沒有做過多解釋。

探長並不喜歡被矇在鼓裡，但她還是繼續往下說：「移民局調出了泰勒的檔案。過去六年間，他多次前往巴基斯坦、波蘭、埃及、索馬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停留時間不定，但從不少於一週，也從不多於一個月。」

「為什麼去埃及和索馬利亞？」魯伊斯問，「英國在那裡並沒有駐軍。」

「他可能是在訓練當地人。」探長說。

「這並不能解釋他為什麼要保密。」

「反間諜。」

「有點道理。」

「莫琳·布拉肯說克里斯蒂娜和西爾維婭曾經開玩笑說吉迪恩像個幽靈。」

我思考著他去過的那些國家：阿富汗、伊拉克、波蘭、巴基斯坦、埃及和索馬利亞。他是個訓練有素的審訊者，是從嫌疑人嘴裡撬出資訊的專家——戰俘、被拘留者、恐怖分子……

我的腦子裡全是西爾維婭·弗內斯戴著頭罩掛在樹杈上的畫面。第二個畫面是莫琳·布拉肯，跪在地上，蒙著眼睛，雙手前伸。感官剝奪、定向障礙和羞辱，這些都是審訊者和拷問者使用的手段。

如果吉迪恩堅信海倫和克羅艾還活著，那麼他相信有人把她們藏起來了也就合情合理了。布賴恩·錢伯斯、克勞迪婭·錢伯斯、克里斯蒂娜·惠勒、西爾維婭·弗內斯，還有莫琳·布拉肯。

克雷探長緊緊地盯著我。魯伊斯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眉毛上挑，彷彿在聽正在駛來的火車聲或來自過去的回聲。

「假設你是對的，泰勒相信她們還活著，」韋羅妮卡·克雷說，「那他為什麼要除掉她們？意義何在？海倫也不會回到他身邊，他也不可能跟女兒一起生活。」

「他不希望她們回到他身邊。他只是想懲罰她離開了自己，他還想看看自己的女兒。泰勒受到恐懼和怨恨的驅使。恐懼他可能做出來的事，恐懼再也見不到女兒了。但他的怨恨更加強烈。它有自己的構造。」

「什麼意思？」

「他的怨恨要求我們靠邊站。它否決別人的權利，它淨化、毒化並控制著他的信念。恨是他賴以生存的基礎。」

「他的下一個目標會是誰？」

「這個說不上來。海倫的家人受到了保護，但她一定還有許多其他的朋友。」

克雷探長將身子用力壓在膝蓋上，想從她鋥亮的鞋舌上尋找一絲安慰。空氣裡傳來站臺的播報聲。她得走了。

她扣上大衣，站起來，跟我們道別，然後快步穿過車站大堂，緊張地朝她那趟等候中的火車走去。魯伊斯看著她走了，撓了撓自己的鼻子。

「你覺得克雷身體裡面有個瘦弱的女人想掙脫出來嗎？」

「有兩個。」

「想去喝一杯嗎？」

我看了看手錶。「下次吧。朱莉安娜公司的派對八點開始。我想去給她買個禮物。」

「比如說？」

「珠寶總是不錯的。」

「除非你有了外遇。」

「什麼意思？」

「送貴重的禮物說明你心有愧疚。」

「不，不是這樣。」

「禮物越是貴重，你內心的愧疚就越深刻。」

「你真是個疑心重的可憐蟲。」

「我結過三次婚。這種事情我懂。」

魯伊斯扭頭看著我。我能感到左手在抽搐。

「朱莉安娜最近很忙，一直出差。我想她了。我想給她買個特別的禮物。」

我的理由聽上去太刺耳了。我應該什麼都不說的。我不會跟魯伊斯說朱莉安娜的上司或那張客房服務收據，那套性感內衣或那些電話。我也不會提起達茜的吻以及朱莉安娜問我是否還愛她的事情。我什麼都不會說——他也不會問。

這就是男人之間的友情的重大悖論之一。就像一個不言自明的密碼：除非陷入谷底，否則你不會開始挖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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