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伊斯靠在一張公園長椅上，吃著三明治，喝著咖啡。他正看著一輛貨車倒進一條狹窄的車道。有人在指揮司機，示意向左或向右。一隻手拍了一下捲簾門。

「你知道退休之後有個什麼難事嗎？」

「什麼難事？」

「你永遠也請不了假。沒有假期，也沒有長週末。」

「我的心在流血。」

這張公園長椅俯瞰著泰晤士河。午後蒼白無力的陽光照在深棕色的水面上，幾乎泛不起一絲微光。划艇隊和遊客觀光船留下的白色尾跡劃過水面，沖刷著退潮時露出的閃著光的淤泥。

對岸就是古老的穀倉榆樹自來水廠。倫敦南部就像另一個國家。這就是倫敦的可愛之處。與其說它是個大都會，倒不如說是一些村子組成的集合。切爾西跟克拉珀姆不一樣，克拉珀姆又不同於哈默史密斯，哈默史密斯不同於巴恩斯，巴恩斯又不同於其他十幾個地方。分界線可能只是一條河，但一旦過了河，氣氛便完全不同。

朱莉安娜從羅馬回來了。我本想去希思羅機場接她，但她說公司派了車，她得回辦公室。我們約好晚點在酒店見面，然後一起去參加派對。

「你想再來杯咖啡嗎？」魯伊斯問。

「不，謝了。」

魯伊斯的房子就在街對面。他把泰晤士河看作一處水景裝飾或是自己家裡的一段河。這張公園長椅是他家的室外傢俱，他每天坐在這裡幾小時，釣魚、看早報。據說他從來沒有釣到過魚，而這跟河水的水質或魚的種群密度無關。他不用魚餌。我沒有向他求證過此事。有些問題最好永遠也不要問。

我們端著空杯子回到房子裡，進入廚房。雜物間的門開著。從烘乾機裡吐出各種衣物，淺色的、漂亮的女士衣服。一件格子襯衫、一副淡紫色的胸罩，還有短襪。這個畫面既熟悉，又十分怪異。我想象不出魯伊斯的生活裡會有女人，儘管他結過三次婚。

「你有什麼事想跟我說嗎？」我問。

他看著籃子。「我覺得這些衣服我穿不會合身。」

「還有人住在這裡。」

「我女兒。」

「她什麼時候回來的？」

「有段時間了。」他關上門，試圖結束這段對話。

魯伊斯的女兒克萊爾一直在紐約跳舞。她和父親的糟糕關係有點像全球變暖——冰蓋的消融、水平面的上升和再次浮起的船隻——每個變化的產生都伴隨著對結果的質疑聲。

我們移步到客廳。咖啡桌上鋪滿了跟「阿爾戈·赫拉號」沉沒事故相關的報紙和檔案。魯伊斯坐下來，掏出他那個破舊的筆記本。

「我跟本案的首席調查官以及法醫和當地的警長談過了。」他翻頁的時候，鬆開的紙張都要從壞了的書脊上掉下來了，「調查非常深入。這兒有一份證人的證詞和調查記錄。昨天快遞送到的。我昨晚已經看過了，沒有發現任何不尋常的地方。

「有三個人做證說海倫·泰勒和克羅艾·泰勒當時在船上。其中一人是一名海軍潛水員，他是打撈隊的成員。」

魯伊斯把他的證詞遞給我，等著我看完。潛水員說當天打撈起四具遺體。當時的能見度不足十碼，兇險的海流使打撈工作更加困難。

當天第五次下潛時，他發現了一個女孩的遺體，絆在一部救生艇牽引機附近的梯子的金屬橫檔上，在船的右舷，靠近船尾。潛水員切斷了女孩救生衣上的綁帶，但水流把她的身體沖走了。他的氧氣罐的氧氣所剩不多，沒法去追她。

「他根據一張照片認出是克羅艾，」魯伊斯說，「女孩的一隻手臂上打著石膏。這跟她外祖父的描述吻合。」

儘管有這份證詞，但我感覺魯伊斯並不完全信服。

「我查了一下這個潛水員。他是個服役十年的老兵，是打撈隊中經驗最豐富的成員之一。」

「然後呢？」

「去年，海軍對他進行了六個月的停職處罰，因為他沒有嚴格檢查裝備，差點造成一名新兵溺亡。有訊息說——更像是小道訊息——他是個醉漢。」

魯伊斯把第二份證詞遞給我。這是一個加拿大的休學大學生的證詞，說剛起航的時候他跟海倫和克羅艾說過話。他們當時坐在右舷的一個乘客休息室裡。克羅艾暈船了，這個背包客給了她一片暈車藥。

「我跟他在溫哥華的父母談過了。事故發生之後，他們飛到了希臘，試圖說服他回家，但他想繼續下去。那孩子現在還在旅行。」

「他現在不是該去上大學嗎？」

「他的間隔年從一年變成了兩年。」

最後一份證詞出自一個德國女人——伊蓮娜·沙費爾，她在帕特莫斯島當地開了一家旅館。她說自己開車把母女送上了船，還跟她們揮手道別。

魯伊斯告訴我他給旅館打了個電話，但是旅館在冬季不開。

「我設法聯絡到了旅館的看門人，但這傢伙就像油氈上的落水狗一樣稀裡糊塗的。他說他記得海倫和克羅艾。她們六月在旅館住了三週。」

「伊蓮娜·沙費爾現在在哪兒？」

「在度假。旅館到了春天才會再次開門營業。」

「她可能在德國還有家人。」

「我會再給看門人打電話，但他不會熱心幫忙的。」

魯伊斯沒拉上窗簾。透過窗戶，我看到慢跑的人像鬼一樣在泰晤士河的沿河小道上穿梭，聽著海鷗為軟泥裡的食物碎屑爭鬥。

魯伊斯遞給我一份海軍救援隊出具的報告，上面列出了遇難、失蹤以及生還人員的名單。但是沒有官方的乘客名單。這是一艘往返於海島之間的普通渡輪，載滿了遊客和當地人，許多人上上下下，在船上買票。海倫和克羅艾很可能是用現金買的票，避免使用信用卡留下書面記錄。

布賴恩·錢伯斯說他在六月十六日給他女兒匯了錢，從一個馬恩島上的賬戶轉入帕特莫斯島的一家銀行。

還有什麼證據證明海倫和克羅艾當時在「阿爾戈·赫拉號」上？行李被發現衝到了鎮子東側三英里的海灘上。一個巨大的行李箱。一艘當地漁船還撈起了一個小點的包，那是克羅艾的。

魯伊斯拿出一本精裝書，封面上貼滿了從雜誌上剪下的各種照片。書的硬紙封面已經被水泡得腫脹了，上面的名字已經無法辨識。

「這是乘客的私人物品中的一件。是克羅艾的日記。」

「你是怎麼拿到的？」

「我撒了幾個慌。我本該把它送給她的家人。」

我開啟這本書，用手指撫摸著書頁，書頁已經彎曲變形，佈滿乾燥了的鹽粒。這更像是一本剪貼簿，而不是日記本。裡面有明信片、照片、票根和手繪，偶有一些日記和見聞評論。克羅艾在書頁之間夾了鮮花。罌粟花。我還能看到書頁上花蕊、花瓣留下的痕跡。

這些易碎的紙張詳細記錄了她們的旅途——主要是在各個島嶼上。偶爾會提到人：一個和克羅艾做了朋友的土耳其女孩，以及一個教她捕魚的男孩。

日記裡沒有提到她們逃離德國的事，但克羅艾寫到了那個在義大利給她的手臂打上石膏的醫生。他是第一個在石膏上簽名的人，還畫了一幅小熊維尼的畫。

根據明信片和裡面提到的地名，我能找到海倫所走的路線。她一定是把車賣了或是扔在了什麼地方，然後搭乘大巴穿過山區，進入南斯拉夫，再越過邊境線進入希臘的。

不知道過了多少天，時間一週周地過去。母女兩人繼續前行，離德國越來越遠，進入土耳其，沿著海岸線往前走。她們最終在愛琴海岸邊的費特希耶的一個露營地結束了逃亡生活。克羅艾的手臂癒合得不好。她又去了醫院。拍了片子，諮詢了醫生。海倫給她父親寫了張明信片，還畫了一幅他的畫像。但很明顯明信片並沒有寄出。

我對克羅艾的印象是，她是一個開朗活潑、無憂無慮的孩子，她懷念德國的朋友以及寵物貓小叮噹（大家都叫它「叮噹」），因為那是它在花園裡試圖捉鳥的時候，項圈上的鈴鐺發出的聲音。

日記本上最後一頁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二日，「阿爾戈·赫拉號」沉沒前兩天。克羅艾為即將到來的生日感到很興奮。再過兩週多，她就七歲了。

我往回翻看著日記本的最後幾頁，感覺海倫和克羅艾終於開始鬆弛下來。她們在帕特莫斯待的時間比前兩個月去過的任何地方待得都久。

我合上克羅艾的日記本，撫摸著那幅剪貼畫。

有時，如果你對著一個畫面盯太久，會有一種失明的感覺，因為那畫面被刻到了我們的潛意識上，並保持不變，即使發生了理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新事件。相似地，把事情簡單化或從整體上看待一種情形的慾望，會使我們忽略那些突兀的細節，而不是盡力去解釋它們。

「他們寄來的東西里有海倫·錢伯斯的照片嗎？」我問魯伊斯。

「我們已經有一張了。」

突然，他明白了我的用意。

「什麼？你覺得是另外一個女人？」

「不，但我想確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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