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瑪醒了，因為做了個夢，嗚嗚咽咽地小聲抽泣。我迷迷糊糊地下了床，走到她的床邊，在心裡咒罵著冰涼的地板和僵硬的雙腿。

她緊閉著眼睛，左右搖晃著腦袋。我彎腰把一隻手放到她的胸口上。我的手幾乎完全蓋住了她的胸腔。她睜開眼睛。我把她抱起來，抱在胸前。她的小心臟嗵嗵地跳著。

「沒事了，寶貝。就是個夢而已。」

「我看到了一個怪物。」

「沒有什麼怪物。」

「它要吃你。它吃掉了你的一隻胳膊，然後又吃掉了你一條腿。」

「我很好呀。看，兩隻胳膊，兩條腿。還記得我跟你說過什麼嗎？沒有什麼怪物。」

「都是假的。」

「對。」

「萬一它回來了呢？」

「你得夢點別的。這個怎麼樣——你夢到了自己的生日派對、仙女麵包和果凍豆。」

「還有棉花糖。」

「對。」

「我喜歡棉花糖。粉色的，不是白色的。」

「它們都一個味。」

「對我來說不一樣。」

我把她放下，給她掖好被子，吻了下她的臉頰。

朱莉安娜現在在羅馬。她是週三離開的。我都沒機會見著她。等我從芬伍德醫院回到家，她已經走了。

我昨天晚上給她打了電話。我打過去時，是德克接的。他說朱莉安娜在忙，說她會打回來。我等了一個多小時，又打過去。她說她沒收到我的留言。

「所以你是在加班。」我說。

「差不多結束了。」

她聽上去很疲憊。她說義大利人改變了要求。她和德克在重新起草整個交易，重新接洽主要的投資者。我沒有明白其中的細節。

「你還是明天晚上回來嗎？」

「對。」

「你仍然希望我去那個派對嗎？」

「如果你願意的話。」這並不是一句熱情的肯定句。她問起兩個孩子以及伊莫金和魯伊斯，魯伊斯昨天回倫敦去了。我告訴她一切都好。

「聽著，我得掛了。跟孩子們說我愛她們。」

「我會的。」

「拜拜。」

朱莉安娜先掛了。我拿著電話，聽著，彷彿寂靜中會有什麼東西打消我的疑慮，說一切都很好，明天她就回家了，我們會在倫敦度過一個美妙的週末。只是，我並不感覺一切都好。我不停地想象著德克在她的酒店房間裡，接她的電話，跟她一塊兒吃早餐。我之前從未有過這種想法，從未懷疑，從不苦惱。但現在我也說不清是我想多了（因為帕金森先生每次發作時都會讓我這樣），還是我的懷疑是事出有因。

朱莉安娜變了，但我也一樣。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她有時會問我她是不是牙齒上粘了東西，還是衣服出了什麼問題，因為大家都在盯著她看。她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美，以至於注意不到它所招致的目光。

現在已經不經常發生了。她更加小心謹慎，處處提防著陌生人。這都怪三年前發生的事情。她不再朝陌生人微笑，不再對行乞者施捨錢財，也不再幫迷路的人指方向。

埃瑪又睡著了。我把她的大象玩偶放到床的欄杆旁，然後輕輕地掩上門。

在樓梯平臺的另一端，我聽到了查莉的聲音。

「她還好嗎？」

「沒事。就是做了噩夢。回去睡吧。」

「我要去洗手間。」

她穿著寬鬆的睡褲，褲子滑到了屁股上沿。我從未想過她會有屁股或好看的腰。她一直都是從上到下一般粗細的。

「我能問你個事嗎？」她站在衛生間門口說道。

「當然。」

「達茜出走了。」

「對。」

「她還會回來嗎？」

「希望吧。」

「好吧。」

「什麼好吧？」

「沒什麼。就是好吧。」她又接著說道，「達茜為什麼不願意跟她姨媽一起生活？」

「她覺得自己夠大了，可以照顧自己了。」

她靠著門框，點點頭。她帶弧度的劉海蓋住了一隻眼睛。「如果媽媽死了，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沒人會死。別這麼神神道道的。」

她走了。我踮著腳尖回到床上，睜著眼躺著。天花板看起來很遙遠。我旁邊的枕頭冷冰冰的。

還沒有吉迪恩·泰勒的訊息。韋羅妮卡·克雷打了一兩次電話，給我通報資訊。選民名單和電話簿上都沒有吉迪恩的資訊。他既沒有英國的銀行賬號也沒有信用卡。他沒有看過醫生，也沒去過醫院。他既沒有簽過租約也沒有購買過債券。斯溫格勒先生預收了六個月的租金，而且是現金。有些人會輕輕地走過一生，吉迪恩卻幾乎連腳印都沒有留下。

看起來我們唯一能確定的只有他於一九六九年出生在利物浦。他父親埃裡克·泰勒是個退休的鈑金工人，住在布里斯托爾。他瘦得一把骨頭，充滿了敵意，滿嘴髒話，透過郵件投遞口對警方進行謾罵，除非看到搜查令否則拒絕開門。最終，他被訊問時，又喋喋不休地抱怨起孩子們讓他捱餓。

而他的另一個兒子，吉迪恩的哥哥，在萊斯特經營了一家文具供應公司。他宣稱，他已經有十年沒見過吉迪恩，沒和他說過話了。

吉迪恩十八歲就參了軍。他參加了第一次海灣戰爭。第二次波斯尼亞戰爭結束後，他又在科索沃做維和人員。根據帕特里克·富勒的說法，他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轉入陸軍情報部隊，另外我們從布賴恩·錢伯斯那裡得知，他在位於貝德福德郡奇克桑茲的國防情報與安全中心接受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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