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潘塞、羅斯與戴維斯律師事務所位於市政廳對面的一棟現代化辦公大樓裡，旁邊緊鄰著皇家法院。大廳就像一座現代的要塞，足有五層樓高，凸起的玻璃屋頂下是縱橫交錯的白色管道。

「看那個傢伙的西服，」魯伊斯小聲說，「比我一衣櫥的衣服都值錢。」

「我這雙鞋都比你一衣櫥的衣服值錢。」我回答。

「這話太殘忍了。」

那個穿著細條紋西服的男人和前臺接待員協商之後朝我們走來，一邊解開上衣的扣子。沒有自我介紹。我們只需要跟著他。

電梯載著我們上行。花盆裡的植物越來越小，水裡的錦鯉變得如金魚一般大小。

我們被領進一間辦公室，一個七十多歲的律師坐在一張碩大的辦公桌後面，顯得他更加枯槁。他把身體從椅子上抬升一英寸，然後又坐下。這要麼表示他年事已高，要麼表示他要給予我們尊重。

「我叫朱利安·斯潘塞，」他說，「錢伯斯建築公司的代理，也是布賴恩家的故交。我相信你們已經見過錢伯斯先生了。」

布賴恩·錢伯斯甚至懶得跟我們握手。他穿著的西服，沒有哪個裁縫能讓它看上去令人舒服點。有些人天生只適合穿工裝褲。

「我覺得我們有點出師不利。」我說。

「你們耍小聰明闖入我的私宅，惹得我妻子非常難過。」

「如果是這樣，那我道歉。」

斯潘塞先生盡力緩和氣氛，像位校長一樣對錢伯斯先生髮出嘖嘖聲。

他說是故交，但我覺得他們並非自然聯盟——一名唯利是圖的老律師和一個工薪階層的百萬富翁。

那個穿條紋衣服的男人一直待在辦公室裡。他站在窗戶邊，雙臂交叉抱在胸前。

「警方在找吉迪恩·泰勒。」我說。

「也他媽的該找了。」布賴恩·錢伯斯說。

「你知道他在哪兒嗎？」

「不知道。」

「你上次跟他說話是什麼時候？」

「我一直在跟他說話。他每次在半夜打來電話，什麼都不說，只對著話筒呼吸，我就在電話裡對他大吼。」

「你確定是他？」

錢伯斯瞪著我，彷彿我在質疑他的智商。我與他對視，保持並仔細觀察他的面部。大塊頭的傢伙往往性格堅韌，但一個陰影籠罩了他的生活，在它的重壓之下，他已日漸萎靡不振。

他站起來，來回踱步，手指彎曲握拳，然後又伸開。

「泰勒闖進我們的房子——不止一次，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我換了門鎖，安裝了監控探頭、警報器，但都沒用，因為他還是能進來。他會留下資訊。警告。微波爐裡的死鳥。床上放把槍。我妻子的貓還被塞到了馬桶水箱裡。」

「你把這些都報告給警方了。」

「我都是用快速撥號。他們磨磨蹭蹭地出現在我家門前，但這他媽的根本沒用，」他看了一眼魯伊斯，「他們沒有逮捕他，也沒有起訴他。他們說沒有證據。電話都是用不同的手機打來的，而且都追蹤不到泰勒身上。沒有指紋，也沒有衣物纖維，監控裡也看不到。這怎麼可能？」

「他非常小心謹慎。」魯伊斯說。

「或者他們在保護他。」

「為什麼？」

布賴恩聳聳肩。「我不知道。這說不通。我現在找了六個人來保護房子，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但這依然不夠。」

「什麼意思？」

「昨天晚上，有人在石橋莊園旁邊的湖裡下了藥，」他解釋道，「我們養了四千條魚——鯉魚、斜齒鯿和鯿魚——全死了。」

「是泰勒乾的？」

「還能是誰？」

大塊頭停止了踱步。怒火從他身上消失了，至少暫時如此。

「吉迪恩想要什麼？」我問。

朱利安·斯潘塞替他回答：「泰勒先生並未說明。起初他是想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兒。」

「那是在渡輪事故之前。」

「是的。他不接受他們的婚姻結束了，就回來找海倫和克羅艾。他指責布賴恩和克勞迪婭把她們藏了起來。」

律師從他的辦公桌抽屜裡拿出一封信，回憶道：

「泰勒先生在德國採取了法律行動，贏得了他女兒的共同監護權。他想要釋出國際拘捕令，逮捕他的妻子。」

「她們就躲到了希臘。」魯伊斯說。

「正是如此。」

「那場悲劇之後，泰勒一定停止了騷擾行為吧。」

布賴恩·錢伯斯譏諷地大笑起來，接著劇烈地咳嗽不止。那位年邁的律師給他倒了一杯水。

「我不明白。海倫和克羅艾死了。泰勒為什麼要繼續騷擾你們？」

布賴恩·錢伯斯坐在椅子裡，身體前傾，肩膀下垂，一副悽慘的落魄模樣。「我猜是跟錢有關。海倫將來有一天會繼承莊園。我猜泰勒是想要點補償。我提出給他二十萬英鎊，如果他不再來打擾我們。他就是不接受。」

老律師嘖嘖地表示不以為然。

「他沒有提出過別的要求？」

錢伯斯搖搖頭。「那個傢伙就是個變態。我已經不再試圖去理解他。我想碾碎那個渾蛋。我想讓他付出代價……」

朱利安·斯潘塞告誡他不要有威脅舉動。

「去他媽的當心！我妻子在服用抗抑鬱藥物。她睡不著覺。你們看到我的手了嗎？」錢伯斯把雙手攤在桌子上，「你們想知道它們為什麼可以保持鎮定嗎？因為服藥。這就是泰勒對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倆都在服藥。他讓我們的生活痛苦不堪。」

初次見到布賴恩·錢伯斯時，我原以為他的憤怒和諱莫如深是偏執狂的表現。現在我對他有了更多的同情。他已經失去了女兒和外孫女，而他的心智健康也面臨威脅。

「跟我講講吉迪恩的情況，」我問，「你第一次見他是什麼時候？」

「海倫把他帶到了家裡。我覺得他很冷漠。」

「為什麼？」

「他看起來好像知道房間裡所有人的秘密，但誰都不知道他的。顯而易見，他在軍隊服役，但他從來不談軍隊或者自己的工作——也不和海倫說。」

「他駐紮在哪裡？」

「在貝德福德郡的奇克桑茲。那裡是軍隊訓練的地方。」

「然後？」

「北愛爾蘭和德國。他經常出差。他從來不告訴海倫要去哪兒，但她說有一些線索可循。阿富汗、埃及、摩洛哥、波蘭、伊拉克……」

「知道他做什麼工作嗎？」

「不知道。」

魯伊斯走到窗邊，看著外面的風景。與此同時，他扭頭看了一眼那個穿細條紋衣服的傢伙，打量著他。魯伊斯有比我更為敏銳的直覺。我總是尋找一些洩密的跡象來判斷一個人，而他依靠的是內心的感受。

我向錢伯斯先生問起他女兒的婚姻。我想知道婚姻的破裂是簡單幹脆的還是曠日持久的。有些夫婦在愛意早已不在的情況下，僅靠那份熟悉和習慣來維繫關係。

「我愛我女兒，教授，但我不敢宣稱對女人有多麼深入的瞭解，包括我妻子，」他說著擤了擤鼻涕，「她愛我——這點大概可以確定。」

他把手帕對摺再對摺，然後重新放到褲子口袋裡。

「我不喜歡吉迪恩隨意擺佈海倫。她在他身邊就像變了一個人。他們結婚的時候，吉迪恩想讓她把頭髮染成金色。她就去了一家理髮店，但結果卻是一團糟。她的頭髮被染成了薑黃色。她本來就夠窘迫了，但吉迪恩還火上澆油。他在婚禮上取笑她。當著她朋友的面貶低她。我恨他。

「在婚宴上，我想跟她跳支舞。這是傳統——父親和新娘跳舞。吉迪恩讓海倫先徵求他的許可。那天可是她的婚禮，看在上帝的分上！在婚禮那天，哪個新娘要得到別人的允許才能跟她父親跳舞？」

他臉上閃過一絲異樣，一次不自覺的痙攣。

「他們搬到北愛爾蘭的時候，海倫至少兩週打一次電話，還會寫來長信。然後電話和信件就斷了。吉迪恩不想讓她跟我們聯絡。」

「為什麼？」

「不知道。他看起來是嫉妒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我們見到海倫的次數越來越少。當她回家看望我們，從來都是不超過一兩個晚上吉迪恩就開始打包行李。海倫變得很少笑了，說話也是低聲細語，但她對吉迪恩忠貞不渝，從來不說他的不好。

「她懷上克羅艾的時候，告訴她媽媽不要去看她。後來我們發現吉迪恩不想要孩子。他非常生氣，要求她把孩子流掉。海倫拒絕了。

「雖然不確定，但我覺得他是嫉妒自己的孩子。你能相信嗎？搞笑的是，等克羅艾出生了，他的態度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他完全被迷住了。神魂顛倒。事情安定了下來。他們也更幸福了。

「吉迪恩被派到了德國奧斯納布呂克的英軍基地。他們搬進了軍隊提供的公寓。家屬區還有很多其他的軍眷。海倫設法大約一個月給我們寫一封信，但很快這些信件都被叫停了。沒有他的允許，她不能跟我們聯絡。

「每天晚上，吉迪恩就會盤問她去了哪裡，見了誰，說了什麼話。海倫不得不一字不差地記住整個對話，否則吉迪恩就指責她撒謊或欺瞞他。她不得不溜出家門，用公共電話給她媽媽打電話，因為她知道用家裡的電話或者手機打的電話，都會在話費賬單上顯示出來。

「即使在吉迪恩外出執行任務的時候，海倫也要小心謹慎。她確定有人在監視她，然後跟他報告。

「他的嫉妒就像一種病。每次他們外出交際，吉迪恩都讓她獨自一人坐在角落裡。如果其他男性跟她說話，他就會生氣。他會要求知道他們都說了什麼——一字不差。」

布賴恩·錢伯斯在椅子裡上身前傾，兩手緊握在一起，彷彿在祈禱自己早該採取行動拯救自己的女兒。

「最後一次任務回來之後，吉迪恩的行為變得更加古怪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據海倫說，他變得冷漠、易怒、粗暴……」

「他打過她？」魯伊斯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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