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羅妮卡·克雷搖晃著身子沿走廊往前走，就像船長正離開她那艘沉沒中的艦艇的艦橋，返回自己的住處，而其他人則在放下救生艇。

「真他媽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這還不是最糟的。」我低聲說道，還沒有從福勒尖酸刻薄的攻擊中恢復過來。

「還能比這更糟糕？」

「至少我們提醒了大家要小心點。」

調查室裡電話響個不停。我不知道都是些什麼電話，也不知道有什麼合適的過濾器可以篩選出有價值的資訊。

許多警員儘量不看我。他們已經知道了我當眾受辱的事情。很多人的臉上都帶著一副期待回家的表情，就等著時間一到，穿上外套離開。

克雷探長關上辦公室的門。我先她一步坐下。她毫不理會「禁止吸菸」的標誌，點上一根菸，把窗戶開啟一條縫。她拿著遙控器，開啟一個塞在檔案櫃角落裡的小電視。她找到新聞頻道，把聲音靜音。

我知道她在幹什麼，她是在通過觀看通報會的播報來懲罰自己。

「要喝一杯嗎？」

「不，謝謝。」

她伸手從傘架裡面拿出一瓶蘇格蘭威士忌。

一馬克杯相當於兩玻璃杯的量。我看著她倒了一杯，然後把酒瓶放回藏匿處。

「我有個倫理問題，教授，」她說，像漱口水一樣晃著威士忌，「一個小報記者和一個副局長同時被困在一輛燃燒的汽車裡，你只能救其中一個人，你會救誰？」

「我不知道。」

「真正的兩難選擇——是去吃午飯還是去看電影。」

她並沒有笑。她是認真的。

她桌子上放著一份檔案，上面貼著便利貼。裡面是從全國警察計算機系統列印出來的資料。警方在資料庫裡篩查了相似案件。她把檔案遞給我。

在布里斯托爾，兩名毒販拷打了一名妓女，他們懷疑後者是警方的線人。他們把她釘在一棵樹上，用酒瓶蹂躪她。

一名費利克斯託的裝卸工回到家時發現自己的妻子在和鄰居上床。他把鄰居綁在椅子上，用他妻子的捲髮棒拷打他。

兩個德國生意夥伴因為利益分配問題鬧掰了，其中一個逃到了曼徹斯特。他被發現死在酒店房間裡，雙臂攤在桌子上，手指都被切斷了。

「就這些，」她說著用一根菸點著另一根，「沒有打電話，沒有女兒，沒有脅迫。我們得到了貼心的故障分析。」

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眼睛下方的黑眼圈和麵部四周的皺紋。過去這十天裡她睡了多少覺？

「你在尋找顯而易見的答案。」我說。

「什麼意思？」

「假如你在街上看到一個男人，穿著白大褂，脖子上掛著一副聽診器，你會立刻認為他是個醫生，然後你就會進行推斷。他可能有輛豪車、一棟豪宅、一個年輕貌美的妻子。他喜歡去法國度假，而她則更青睞義大利。他們每年都會去滑雪。」

「你要說什麼？」

「你猜錯的機率有多大——二十分之一，五十分之一？他可能不是醫生。他也許是個食物檢驗員或是實驗室技術員，湊巧撿起了別人掉落的聽診器。他可能要去一場化裝舞會。我們會進行假設，通常情況這些假設都是正確的，但有時也會犯錯。最明顯、最簡單的解答通常是最好的——但並不總是如此。這次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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