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羅妮卡·克雷面帶無以名狀的笑容緊盯著我，等我說下去。

「我覺得兇手跟婚禮策劃生意沒有任何關係，」我說，「我覺得你應該換個角度來看。」

我跟她說了克里斯蒂娜·惠勒死前一週在加里克海德餐廳的老同學聚會的事。西爾維婭·弗內斯也去了。聚會是通過郵件組織的，但據推測，發出邀請的人三個月前就在一場希臘渡輪事故中溺水而亡了。傳送郵件的人要麼是以她的名義建立了一個賬戶，要麼就是知道她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所以，我們要著眼於她的家人、朋友、丈夫……」

「我會優先考慮她丈夫。他們已經分開了。他叫吉迪恩·泰勒。他可能隨英國軍隊駐紮在德國。」

探長想知道更多的資訊。我跟她講述了去多布尼莊園的情形，布賴恩·錢伯斯和克勞迪婭·錢伯斯像囚犯一樣，生活在監控探頭、運動感應器和碎玻璃後面。

「吉迪恩·泰勒認識這兩名受害人。她們是海倫·錢伯斯的伴娘。」

「你對這場渡輪事故瞭解多少？」

「只知道我當時在報紙上讀到的內容。」

探長對著我緩慢地眨了眨眼睛，彷彿對著一個物體盯得太久了。

「好的，所以我們要對付的是一個兇手。他要麼是受邀進入她們的房子，要麼是自行闖入的。他了解她們衣櫥裡的衣物、她們的化妝品、西爾維婭的手銬。他知道她們的電話號碼，以及她們開什麼車。他精心策劃，先跟她們的女兒見面，以獲取資訊。」

「你同意嗎？」

「同意。」

「而同一個人又闖入了惠勒的房子，開啟了弔唁卡片。」

「這是一個合理的假設。」

「他在尋找什麼東西。」

「或者在尋找某個人。」

「他的下一個目標？」

「我不會自動跳到這個結論，但肯定有這個可能。」

探長依然面無表情。情感會像胎記或神經性痙攣一樣不合時宜。

「這個莫琳·布拉肯，她有危險嗎？」

「很有可能。」

「好吧，但除非有具體的威脅或確鑿的證據顯示她有很大機率是目標，否則我無法對她進行保護。」

我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這僅僅是假設而已。一種推測。

探長看了一眼電視，用遙控器對準它。新聞開始了。媒體通報會上的圖片閃過螢幕。我是不會看的。出現在電視上已經夠讓人尷尬了。

窗外天色已暗。我的衣服和思想都像是髒兮兮的包裝紙。我累了。厭倦了說話。厭倦了人們。厭倦了希望事情能言之有理。

克里斯蒂娜·惠勒和西爾維婭·弗內斯累了。兇手彷彿按下了快進鍵，偷走了她們生命的年月，數十年的經歷，好的或壞的。他耗光了她們的精力、她們的反抗、她們對生存的渴望。然後他看著她們死去。

朱莉安娜說得對。人死不可復生，不論發生什麼。在理智上，我明白這一點，但胸口跳動的心臟卻不理解。心有理智無法理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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