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路警察局的新聞釋出廳是一個簡陋的、沒有窗戶的房間，裡面擺著乙烯塑膠椅子，裝飾著條形照明燈。房間裡座無虛席，兩側的牆邊也被站滿了。

國家級報社都派出了他們的王牌記者，而不是依靠在西南部的特約記者。我認得他們中的一些人——《電訊報》的勒基特、《泰晤士報》的蒙哥馬利以及《每日郵報》的皮爾遜。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認識我。

我在一扇側門邊站著。和尚在指揮攝影記者，努力制止爭吵。他朝我點點頭。克雷探長走在前面，她穿著炭黑色的夾克和白襯衫。我跟著她走上一個略高於地面的平臺，上面有一張面向媒體記者擺放的長桌。麥克風和錄音裝置已經被用膠帶固定在了桌子的前沿上，那些裝置上都標著電臺頻道的商標。

攝影機開啟了燈光，閃光燈閃爍。探長給自己倒了一杯水，給記者們時間安靜下來。

「女士們，先生們，感謝你們的到來，」她說，這是對著觀眾說的，而不是鏡頭，「這是一場通報會，不是記者釋出會。我會先通報一下案情，然後就交給約瑟夫·奧洛克林教授。通報結束後會有簡短的提問時間。

「你們都知道，我們成立了專案組來調查西爾維婭·弗內斯遭謀殺一案。還有一起可疑的死亡案——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案件與此案併案調查，她上週五從克里夫頓懸索橋上跳了下去。」

一張克里斯蒂娜·惠勒的照片被投影到探長腦後的螢幕上。這是一張度假時的抓拍，地點是一個水上公園。克里斯蒂娜頭髮溼漉漉的，穿著紗籠和t恤。

人群中發出震驚的低語聲。房間裡很多人都親眼看到克里斯蒂娜·惠勒跳橋了。這麼明顯的自殺者怎麼突然變成了謀殺案的受害人？

與此同時，她的個人資訊也被投影出來——年齡、身高、髮色，單身，職業是婚禮策劃師。很快，個人資訊變成了死亡日期。克里斯蒂娜生前最後一次行程被概述了出來，通話記錄以及只穿一件雨衣和高跟鞋步行穿過利伍茲公園。大橋上的監控畫面也被投影到了螢幕上。

記者們變得越發焦躁不安。他們想聽到解釋，但克雷探長還是不緊不慢的。她在依次列舉通話記錄的細節。有些細節被隱去了。她沒有提到寄到達茜學校的芭蕾舞鞋，或放在愛麗絲·弗內斯家門口的小兔子。這些資訊只有兇手知道，這意味著他們可以以此從騙子中過濾出真正的知情者。

克雷探長講完了。她向大家介紹了我。我翻著筆記，清了清嗓子。

「有時，在我的工作中，我會遇到一些讓我既著迷又驚駭的人。犯下這兩起罪案的人就讓我既著迷又驚駭。他聰明，能說會道，善於操控，是個虐待狂，殘忍而無情。他並不用自己的拳頭出擊。他利用她們最大的恐懼來摧毀她們。我想弄明白其中的緣由。我想弄明白他的動機以及他選擇這兩個女人的原因。

「如果他在聽廣播、看電視或讀報，我希望他能跟我聯絡。我希望他能幫我弄明白這些問題。」

房間後面一陣騷動。我停下來。韋羅妮卡·克雷驚慌得身體僵直。警察局副局長福勒正從擁擠的門口擠進來。大家都扭過頭去。他的到來也變成了新聞。

房間裡除了長桌邊上再沒有多餘的椅子。有那麼短暫的一瞬，副局長考慮了各種選項，然後繼續沿著中間的過道往前走，一直走到房間前面。他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將皮手套塞進帽子裡，坐了下來。

「你繼續。」他粗聲說。

我猶豫了一下，看了看克雷，然後又看回筆記。

有人喊出一個問題。又有兩個人跟著問。我儘量不理睬他們。來自《泰晤士報》的蒙哥馬利站了起來。

「你說他利用她們最大的恐懼。具體是指什麼？我看了克里斯蒂娜·惠勒站在克里夫頓懸索橋上的監控錄影。她是自己跳下去的。沒有人推她。」

「她受到了脅迫。」

「她是怎麼受脅迫的？」

「讓我先說完，然後我會回答問題。」

更多的記者站了起來，他們都不願意再等了。克雷探長想上前干預，福勒先她一步拿到了麥克風，讓大家保持安靜。

「這是一場正式的通報會，不是一次自由問答的記者會，」他嗡嗡地說道，「你們要麼逐個發問，要麼什麼都得不到。」

記者們重新坐了下來。「這樣才對。」福勒說，他看著這群人，像個失望的校長，恨不得抄起柺杖就打。

有人舉起一隻手。是蒙哥馬利。「他是如何脅迫她的，先生？」

這個問題是問福勒的，他把離自己最近的麥克風又拉近了些。

「我們正在調查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這個人通過把她們的女兒作為攻擊目標來恐嚇和操控她們。我們推測他通過威脅女兒來逼迫母親就範。」

彷彿在房間裡扔了一個深水炸彈，立刻有三十隻手舉了起來。福勒指向另一名記者。通報環節變成了問答環節。

「她們的女兒受到傷害了嗎？」

「沒有，她們的女兒沒有受傷，但這兩個女人被迫相信與此相反的情況。」

「怎麼做到的？」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克雷探長怒不可遏。桌子邊的緊張情緒非常明顯。《每日郵報》的皮爾遜感覺機會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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