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鈴響時我在睡覺。朱莉安娜伸手越過我拿起電話。

「你知道現在幾點嗎？」她生氣地說道，「還不到五點。你把我們一家人都吵醒了。」

我把電話從她手裡奪過來。電話那頭是韋羅妮卡·克雷。

「快起來，教授，我現在派車過去接你。」

「出什麼事了？」

「案情有進展了。」

朱莉安娜翻過身去，堅定地把被子拉到下巴下方。她假裝睡著了。我開始穿衣服，掙扎著扣好襯衫釦子，繫好鞋帶。最後，她坐起來，拉著我的襯衫前襟，把我拉了過去。我能聞到她呼吸中淡淡的酸味。

「不要穿你的燈芯絨褲子。」

「燈芯絨怎麼啦？」

「我沒時間告訴你為什麼不能穿燈芯絨。相信我。」

她擰開我的藥瓶，給我倒了一杯水。這讓我感覺到自己的衰老，但我對她心存感激。心中有些悲傷。

「我原以為會不一樣了。」她低聲對我說，更像是在自言自語。

「什麼意思？」

「我們搬出倫敦的時候，我以為情況會不一樣。不會再有探員、警察，你也不用再操心那些可怕的罪案。」

「他們需要我的幫助。」

「是你想幫助他們。」

「我們晚點再談。」我說著彎腰去吻她。她別過臉去，用被子裹住了身子。

和尚和獵人羅伊正在外面等我。和尚為我開啟車門，羅伊加大油門，在教堂外掉頭，把石子和泥水濺到了草坪上。天知道鄰居們會做何感想。

和尚個子太高了，他的膝蓋都快要被儀表板頂變形了。廣播裡的播音員說個沒完。兩個探員都不打算告訴我要去哪裡。

半小時後，我們把車停在布里斯托爾城足球場的陰影裡，這裡聳立著三座異常醜陋的摩天大樓，下面是維多利亞式的排屋、活動板房組成的工廠和一個停車場。街角停著一輛警用巴士，裡面坐著十幾個警察，有的穿著防彈背心。韋羅妮卡·克雷從鋪在引擎蓋上的地圖上抬起頭來。奧利弗·拉布就在她身邊，彎著腰，彷彿被自己個子太高或她不夠高弄得難為情了。

「如果引起了你們夫妻不睦，我道歉。」探長毫無誠意地說。

「沒事。」

「奧利弗可沒少忙活，」她指著地圖上的一個參考點，「昨天晚上七點，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機開始向一座距此處四百英尺的訊號塔傳送訊號。就是她週五下午離家時帶著的那部手機。但訊號在利伍茲公園消失後，她開始使用第二部手機，這之後手機再也沒有傳送過訊號。」

「有人用它打電話了？」我問道。

「訂了個比薩。比薩被送到帕特里克·富勒的公寓——他曾在軍隊服役，由於‘氣質不符’被開除了。」

「什麼意思？」

她聳聳肩。「這屬於你的領域，不是我的。大約一年前，富勒在阿富汗南部被路邊炸彈炸傷了。他的兩名戰友犧牲了。一名德國軍事醫院裡的護士指控他猥褻。軍隊把他趕走了。」

天逐漸亮了起來，我看著那些灰色的混凝土高樓，就像天空中的小島。

探長還在說。

「四個月前，富勒因為可卡因檢測呈陽性，而被以毒駕罪名吊銷駕照。他妻子差不多在那個時候離開了他，還帶走了他們的兩個孩子。」

「他多大年齡？」

「三十二歲。」

「他認識克里斯蒂娜·惠勒嗎？」

「還不知道。」

「所以接下來怎麼辦？」

「逮捕他。」

大樓內部有樓梯，還有一個通往所有樓層的電梯。入口處有一股被掏空的垃圾袋、貓尿和溼報紙的味道。帕特里克·富勒住在五樓。

我看著十幾個穿著防彈背心的警員走上樓梯。另外四個用電梯。他們的動作經過了數月的訓練，但考慮到嫌疑人沒有暴力犯罪的記錄，看上去依然誇張而且不必要。

也許這就是未來的常態，「9·11」恐怖襲擊和倫敦地鐵爆炸案留下的遺產。警察不再敲門，然後讓嫌疑人跟他們回警局。相反，他們穿上防彈背心，用破拆錘破門而入。隱私和人身自由遠沒有公共安全重要。我理解這一點，但還是懷念以前的時光。

領頭的警員到達了公寓外面，把耳朵貼在門上。他轉過身來，點點頭。韋羅妮卡·克雷也朝他點點頭。一個破拆錘快速揮動了一下。門不見了。拘捕小組突然不動了。一隻位元犬衝向離它最近的警察，後者一個趔趄向後倒去。那隻狗張牙舞爪，朝他的喉嚨咬去，但被拉住了。

一個穿著寬鬆褲子和運動衫的男人拉住了狗項圈。他看上去年齡在二十八歲以上，灰色的眼睛，纖細的金髮梳向腦後。他朝警察破口大罵，讓他們滾開，別來煩他。那狗只有後腿著地，掙扎著想逃脫束縛。警察拔出了槍。有人或東西要挨槍子。

我站在樓梯井裡看著。警察們退到了走廊的中間。另一隊警察則在門另一側十二碼處。

富勒跑不掉的。大家都應該冷靜。

「不要讓他們開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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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