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羅妮卡·克雷的辦公室位於這個大盒子裡的一個小盒子裡，裡面只有一張簡單的松木桌和幾個檔案櫃。牆上貼滿了未破的案子和未逮捕的嫌疑人照片。其他人都把未完的事塞進抽屜或寫成日記，探長卻把它變成牆紙。

她穿著黑衣服，正在吃早飯。檔案上放著一個甜麵包和一杯咖啡。

她吃了最後一大口，然後收拾筆記。

「我有個案情通報會。你可以去聽聽。」

案件調查室裡乾淨、現代、敞亮，中間只有可移動隔板和白板。一面白板上貼著一張照片。旁邊是克里斯蒂娜·惠勒的名字。

那群警察大多是男的，克雷探長進去的時候，大家都站了起來。十幾個警員被派來參與調查，雖然這件事還沒有被列為謀殺案。除非這支特遣部隊能在五天之內找出動機或嫌疑人，否則掌權者就要把此案交給法醫來決定了。

克雷探長舔了舔手指上的糖霜，然後開口說道：

「上週五下午五點零七分，這個女人從克里夫頓懸索橋上跳橋自殺了。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拼合出她生命的最後幾小時。我想知道她去了哪裡，跟誰說過話，以及看到過什麼。

「還要詢問她的鄰居、朋友和生意夥伴。她生前是個婚禮策劃師。她的公司有資金上的問題。去問問那些常見的嫌疑人——高利貸者和放款人——看他們認不認識她。」

她大致說出了從週五上午開始各個事件的時間軸。克里斯蒂娜·惠勒在有福婚慶公司的辦公室待了兩小時，然後就回家了。十一點五十四分，她的固定電話接到一通來電，是從西野購物廣場和錫安巷拐角處的公共電話亭打來的，那裡剛好能夠俯瞰克里夫頓懸索橋。

「這個電話持續了三十四分鐘。可能是她認識的人打來的。也許她安排好了跟他們見面。

「她的手機一響，固定電話就掛了。兩個電話可能是同一個人打的。」

克雷探長朝一個操縱投影儀的警員做了個手勢。一幅包括了布里斯托爾和巴斯的地圖被投射在她身後的白板上。「電信工程師正在定位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機訊號，繪製她週五開車從家去利伍茲公園可能的行駛路線。

「我們有兩個目擊證人。這些證人需要重新詢問。我還要週五下午去過利伍茲公園的所有人的名字。我需要知道他們去那裡的原因以及他們的家庭住址。」

「當時在下雨，長官。」一名警員說道。

「這裡可是布里斯托爾——一直都在他媽的下雨。還有，不要叫我長官。」

她看著人群中唯一的女警員。「阿爾菲。」

「是，老大。」

「我要你仔細檢查性犯罪人員的檔案，給我一份住在利伍茲公園方圓五英里之內的所有變態的名單。我要你把他們按犯罪的嚴重程度進行分類，以及他們最近一次被指控和釋放的時間。」

「好的，老大。」

探長移動視線。「瓊斯和麥卡沃伊，你們倆去檢視監控錄影。橋上有四個攝像頭。」

「哪個時段？」其中一個問。

「從中午到下午六點。六小時，四個攝像頭，自己算一下。」

「我們到底在找什麼，老大？」

「記下每一輛汽車的車牌號，然後在車牌自動識別軟體裡查一下，看有沒有車是被偷的。和阿爾菲交叉核對名單。我們說不定能撞大運。」

「你說的可是一千多輛汽車。」

「那你們最好馬上開始。」她轉身面向一個穿著短袖上衣和牛仔褲的警員。她叫他「獵人羅伊」——又是外號。名字很適合他。

「去查一下她的合夥人，西爾維婭·弗內斯，還有她們公司的銀行賬戶，看看主要的債權人都是誰，有沒有人追得比較緊。」

她提到了食物中毒事件。一個新娘的父親想要賠償，威脅要起訴。獵人羅伊將其記了下來。

克雷探長把一沓檔案扔到另一名警員的腿上。「這是過去兩年間發生在利伍茲公園的所有性侵或不雅行為投訴，其中還包括裸身太陽浴和露點。我要你把他們全部找到。問他們週五下午都在做什麼。讓d.j.和捲毛跟你一起去。」

「你覺得是性犯罪，老大？」捲毛問。

「那個女人赤身裸體，肚子上寫著‘蕩婦’。」

「那她的手機呢？」阿爾菲問。

「還沒有找到。和尚負責搜查利伍茲公園。沒有任務的都跟著他。你們要敲門，走訪當地人。我要知道有沒有人舉止怪異，過去幾周裡有沒有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麻雀放屁了？熊在樹林裡大便了？你們懂我的意思。」

一張新面孔出現在通報會上。他身著紐扣鋥亮的制服，警帽夾在左臂下。一個高階警官。

警員們迅速站起身來。

「繼續，繼續。」他用「假裝我不在」的口吻說道。克雷探長做了介紹。副局長福勒個子不高，肩膀寬闊，握手有力，神氣得像一個在戰場上督戰的將軍。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

「一位什麼教授？」他問。

「心理學，長官。」

「你是一位心理學家，」他的語氣聽起來像是在說一種疾病，「你是哪裡人？」

「我出生在威爾士。我母親是威爾士人。」

「聽說過威爾士兔子的定義嗎，教授？」

「沒有，長官。」

「加的夫處女。」

他環顧四周，等著大家的笑聲。笑聲如期而至。他這才心滿意足地在一個座位上坐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帽子裡面放著他的皮手套。

克雷探長繼續做指示，但馬上就被打斷了。

「這為什麼不是自殺？」福勒問。

她轉身面向他。「我們正在重新審視此案，長官。受害人寫了一個求救標誌。」

「我還以為大部分自殺本身就是一種呼救行為。」

探長猶豫了一下。「我們認為是跟惠勒女士通電話的人讓她跳下去的。」

「有人讓她跳，她就跳下去了——就是這樣？」

「我們認為她可能受到了威脅或恐嚇。」

福勒微笑著點了點頭，但舉止間透著一種曖昧的屈尊俯就。他轉身看著我。「這是你的觀點，對嗎，教授？這個女人到底是怎麼被威脅或恐嚇到自殺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能感覺到自己下巴發緊，面部僵硬。碰上恃強凌弱的人，我就會這樣。我在他們身邊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所以你覺得有一個神經病讓這女人跳橋自殺？」

「不，不是神經病。我沒有看到證據顯示他有精神疾病。」

「什麼？」

「我覺得貼上‘神經病’或‘瘋子’之類的標籤沒有什麼幫助，反倒會給兇手提供一個為自己辯解的藉口，或讓他以精神錯亂為由要求減輕罪責。」

福勒的臉比襯衫紙板還要僵硬。他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我。

「我們這裡有些禮節，奧洛克林教授，其中之一就是要用‘長官’或正確的頭銜來稱呼高階警官。這關乎尊重。我覺得我理應得到尊重。」

「是的，長官，是我的錯。」

有那麼短暫的一瞬，他幾乎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但此刻又恢復了自制。他站起身，拿起帽子和手套，離開了案情分析室。沒有一個人動彈。

我看著韋羅妮卡·克雷，她低著頭。我讓她失望了。

簡報會結束了。警員們解散了。

往樓梯走的時候，我對探長表達了歉意。

「別擔心。」

「我希望自己沒有樹敵。」

「那個傢伙每天早上都會吃混賬話藥片。」

「他以前參過軍。」我說。

「你怎麼知道？」

「他把帽子夾在左臂下面，這樣他的手臂好用來敬禮。」

探長搖搖頭。「你怎麼會知道這種事情？」

「因為他是個怪人。」魯伊斯回答。

我跟著他走出去。一輛沒有警方標識的警車停在卸貨區。司機是一位女警察，她開啟副駕駛車門。韋羅妮卡·克雷和和尚要去利伍茲公園。

我祝他們好運。

「你相信運氣嗎，教授？」

「不相信。」

「那就好。我也不信。」

哈羅德·品特，英國劇作家、導演。

即威爾士乾酪吐司。將含有素酒、牛乳等的酪乳汁塗到麵包上後烤制而成的一種傳統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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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