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達茜是個傷心的丈夫或朋友，我們就去酒吧，喝個大醉。然後，我們會跌跌撞撞地回家，開啟天空體育臺，看一場加拿大複雜難懂的冰球比賽，或那個怪異的比賽——人們在野地裡滑雪，然後對著靶標射擊。男人都幹這種事。酒精不是眼淚的替代品。它在你心底為眼淚提供給養，那裡更為私密，紙巾不會溼透。

十幾歲的女孩更為棘手，這是我從自己的診療室裡得知的。她們更有可能會煩躁、絕食，變得抑鬱或是淫亂。達茜不同於常人。她不會像查莉和埃瑪一樣說個沒完。她表現得那麼成熟，口齒伶俐又調皮無禮，但在虛張聲勢的表面之下是一個受傷的孩子。她對世界的瞭解還不如一個畫廊裡的盲女多。

盤子剛被收走，她就去那個閒置的房間裡睡覺了。幾分鐘後，我在她的房門外停下來，耳朵貼在上了漆的木板上，彷彿聽到她在哭。也可能是我想象出來的。

我該怎麼辦？我不能調查她媽媽的死因。也許克雷探長說得沒錯，誰也不會知道真相。

我坐在書房裡，把雙手攤在桌子上，看著它們。我的左手在不由自主地顫抖，但我今天不想再吃藥了。我的服藥量已經很大了，隨著時間的推移，藥效會逐漸降低。文森特·魯伊斯的電話號碼就在桌上的記事簿裡。

魯伊斯曾是倫敦大都會警察局的探長。五年前，我的一名前患者被發現在倫敦大聯盟運河邊遇刺身亡，他以涉嫌謀殺為名逮捕了我，因為我的名字出現在了她的日記裡。說來話長，往事如煙。

從那以後，魯伊斯就成了在我的生活中進進出出的邊緣人物之一，給我枯燥乏味的生活增加了一抹亮色。退休之前，他常常不請自來，到家裡蹭飯，跟朱莉安娜打情罵俏，向我請教對他最近的兇殺案調查情況的看法。他總是胳肢兩個孩子，喝很多酒，然後在我們的沙發上過夜。

朱莉安娜對他的好感比他的肝臟都大，這也多少說明了他的酗酒問題，以及她對迷失男人的吸引力。

我花了三次才撥完魯伊斯的電話號碼。我聽到電話那頭嘟嘟作響。

「嘿，文森特。」

「嘿，嘿，如果不是我最喜歡的心理醫生。」

他有一副跟身體相配的嗓音，內裡剛硬，外表柔軟——就像一塊裹著痰液的石頭。

「我那天晚上看到了你的真人秀，」他說，「我記得他們叫它‘十點新聞’。你把一個女人從橋上扔下去了。」

「她自己跳的。」

「不是吧，」他笑了，「怪不得你是知名心理醫生。你美麗的妻子怎麼樣？」

「她在莫斯科。」

「一個人？」

「和她上司。」

「我為什麼不能當她上司？」

「因為你對鉅額融資一竅不通，而且你腦子裡的擴大規模就是去買一條大點的褲子。」

「這話難聽，但是所言不虛。」

我聽到冰塊在玻璃杯裡發出的叮噹聲。

「想去西南部玩幾天嗎？」

「不了。我對綿羊過敏。」

「我需要你的幫助。」

「如果是真心的，那就認真點，寶貝。」

我把克里斯蒂娜·惠勒和達茜的事告訴他，講述了過去十二小時裡發生的一系列重要節點，這對退休的警察來說幾乎就像第二語言。魯伊斯知道如何填補中間的空白。我還沒提克雷探長，他就已經準確地預測出她會對我的要求做何反應了。

「你確定嗎？」

「到目前為止非常確定。」

「你需要什麼？」

「克里斯蒂娜·惠勒跳橋之前在用手機跟一個人打電話。能追蹤到那個電話嗎？」

「他們找到她的手機了？」

「還在埃文峽谷底部呢。」

「你知道那個女人的電話嗎？」

「達茜知道。」

他沉默了片刻。「我認識一個傢伙，他在英國電信工作。他是個安全顧問。以前我們監聽或是追蹤電話的時候都會找他——當然，光明正大地。」

「當然。」

我聽到他在做筆記。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那本到哪裡都隨身攜帶的大理石紋路的筆記本，裡面塞滿了名片和字條，用一個橡皮筋箍著。

又是一陣冰塊的叮噹聲。

「所以，如果我真的去了薩默塞特，能跟你妻子睡覺嗎？」

「不能。」

「我以為鄉下人都很熱情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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