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又下雨了。雨水在我們臥室窗外的下水管裡汩汩作響，然後順著山坡匯成一股，此刻已經變成一條河，淹沒了堤道和石橋。

我曾經很喜歡在孩子們睡著的時候保持清醒，這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守護者，照看著她們，守護著她們。但今晚不同。每次我閉上眼睛，就會看到一具歪歪斜斜的屍體，而我腳下的地面分裂開來。

朱莉安娜醒過一次，把手放到我胸口上，彷彿是要平復我的心跳。

「沒關係，」她低聲說，「我在這兒呢。」

她沒有睜開眼睛，又把手抽走了。

早上六點鐘，我吞下一個白色小藥片。我的腿抽搐得像一隻在睡夢裡追逐野兔的狗。慢慢地，這條腿恢復了平靜。按照帕金森症的說法，我現在「用藥」了。藥起作用了。

四年前，我的左手就向我傳達了這個資訊。這資訊不是手寫的，也不是列印在漂亮的紙張上的。它是手指不自主地胡亂顫動，一次抽搐，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動作，一個變為現實的預兆。那時，我並不知道，大腦已經在秘密地準備跟心離婚。這是一起曠日持久、不涉及財產分割之類的法律糾紛的離婚案——沒有「cd光碟歸誰」或是「格雷絲姨媽的古董餐具櫃歸誰」之類的問題。

這場分離始於我的左手，進而傳到右臂、腿和腦袋。現在，彷彿我的身體由另一個人掌握和操控著，他長著我的模樣，卻很陌生。

看著以前的家庭錄影，我發現確診前兩年身體就有了變化。我在球場邊看查莉踢足球，肩膀前傾，像有寒風迎面吹來。駝背是從那時開始的嗎？

我經過了悲傷和哀慟的五個階段。從開始的不肯承認，到痛罵上天不公，再到和上帝訂立條約，然後鑽進一個黑洞，最終接受了自己的命運。我得了逐漸加重的神經障礙。我不會使用「不可治癒」一詞。肯定有治癒方法，只是還沒有被人發現而已。與此同時，分離仍將繼續。

我希望我能告訴你們我現在已經妥協了。我比以前更快樂。我已經開始擁抱生活，結交新朋友，並感到很滿足。

我們有一棟日漸破敗的鄉下小屋，一隻貓，一隻鴨子，還有兩隻倉鼠，名叫比爾和本，雖然它們是母的（寵物店老闆看上去並不是很確定）。

「這很重要。」我告訴他。

「為什麼？」

「我家裡的女人已經夠多了。」

據我們的鄰居努特奧太太說，我們的房子裡還住著一個女鬼，顯然是一位過世的女主人，她聽說自己的丈夫在「偉大的戰爭」中犧牲後，從樓梯上摔了下去。

我一直對這個詞感到驚奇：偉大的戰爭。一戰有什麼偉大的？八百萬士兵在戰爭中喪生，還有大致相同數量的平民死亡。相似的還有「偉大的蕭條」。我們就不能換個叫法嗎？

我們住在一個名叫韋洛的村子裡，距離巴斯大學五英里半。它是那種精巧、雅緻、明信片大小的一簇建築物，看上去都不足以容納自己那厚重的歷史。村子裡的酒吧——狐狸和獾酒吧——都兩百歲了，裡面還住著個矮人。鄉土氣息多麼濃厚啊。

再也沒有新手司機把車倒上我們的車道，沒有狗在人行道上大便，大街上也沒有了刺耳的汽車警報聲。現在，我們有鄰居了。在倫敦，我們也有鄰居，但我們裝作他們不存在。在這裡，他們會過來借園藝工具和麵粉。他們甚至會分享自己的政治觀點，這對生活在倫敦的人來說簡直是離經叛道，除非你是個計程車司機或政客。

我不知道自己曾對薩默塞特有何期許，但這些足夠了。如果我聽上去太多愁善感了，請原諒我。要怪帕金森先生。有些人覺得多愁善感是一種不勞而獲的情感。但我不一樣。我每天都在為之付出代價。

雨勢減弱，變成了濛濛細雨。周遭已經夠溼了。我把一件夾克舉到頭頂，開啟後門，沿著人行道往前走。努特奧太太在清理花園裡的排水溝。她頭上戴著捲髮夾，腳上穿著長筒雨靴。

「早上好。」我說。

「去你的。」

「雨可能要停了。」

「去死吧。」

據狐狸和獾酒吧老闆赫克託說，努特奧太太對我本人並沒有成見。顯然，我們房子的一位前主人曾經承諾會娶她為妻，結果卻跟郵局局長的妻子跑路了。事情過去了四十五年，努特奧太太依然無法釋懷。所以，誰擁有了這棟房子，誰就要揹負這個罵名。

我繞過水窪，沿著人行道走到村子裡的商店，儘量不把水滴到門裡面成摞的報紙上。我一頁頁地瀏覽報紙，先從大報開始，尋找對昨天發生的事件的報道。報上有圖片，但文字報道只有幾段話。自殺事件不適合做頭條，因為編輯們擔心會被競相模仿。

「你如果想在這裡看，我去給你找把舒服的椅子，倒一杯茶。」商店老闆埃裡克·韋爾抬眼說道，他正在看一份攤在他帶文身的前臂下方的《每日鏡報》。

「我在找東西。」我帶著歉意解釋道。

「是你的錢包吧。」

埃裡克看上去開的是一家碼頭酒吧，而不是一間鄉村商店。他的妻子吉娜從儲藏室裡出來了。她天生有些神經質，埃裡克一有突然的動作，她就畏縮不前。她用托盤端著碳酸飲料，身體幾乎要被壓彎了。埃裡克後退一步，讓她過去，然後又把胳膊肘放到櫃檯上。

「在電視上看到你了，」他低聲說，「我該早點告訴你她會跳的。我看出來了。」

我沒有回答。說不說都一樣，他還沒打算停下。

「你跟我說說，如果有人非要自殺，為什麼不能去個私密的地方，非要堵塞交通，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

「她看上去顯然很不安。」我含糊地說。

「你的意思是，怯懦。」

「需要很大的勇氣才能從橋上跳下去。」

「勇氣。」他嘲弄地說道。

我看了一眼吉娜。「向人求助則需要更大的勇氣。」

她別過臉去。

十點鐘左右，我給布里斯托爾警察局打電話，找阿伯內西警長。雨終於停了。在樹梢上方，我看到一片湛藍中有一道淡淡的彩虹。

電話那頭一陣嘈雜聲：「找我幹嗎，教授？」

「我為昨天的事道歉——我離開得太突然了。我當時感覺不太舒服。」

「一定是有急事。」

阿伯內西並不喜歡我。他覺得我不夠專業或者不稱職。我之前見過他這樣的警察——勇士型別，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且在大眾之上。

「我們需要錄口供，」他說，「會有一場訊問。」

「你們已經確定她的身份了？」

「還沒有。」

接著是一陣沉默。我的沉默激怒了他。

「可能你沒有注意到，教授，她當時沒有穿任何衣服，這意味著她沒有攜帶任何身份證明。」

「當然，我理解。只是——」

「什麼？」

「我原以為現在該有人報告她失蹤了。她精心打扮過：頭髮、眉毛、比基尼線。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她捨得為自己花費時間和金錢。她可能有朋友，有工作，有在乎她的人。」

阿伯內西一定在記錄，我聽到了他寫字的聲音。「你還有什麼要跟我說的？」

「她有妊娠紋，這意味著她有孩子。按照她的年齡，孩子很可能都上學了，小學或者初中。」

「她跟你說什麼了嗎？」

「她在用手機跟一個人通話——懇求他。」

「懇求什麼？」

「我不知道。」

「她就說了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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