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沾滿泥汙的路虎打著滑停在了路邊鬆散的碎石上。我在橋上見過的那個女警察探身開啟了副駕駛一側的車門。鉸鏈嘎吱作響以示抗議。我全身都溼透了。鞋子上都是嘔吐物。她告訴我不用擔心。
她重新開上馬路，用力扳動僵硬的變速器，費力地開著這輛路虎在街道上穿梭。在之後的幾英里中，我們都一言未發。「我是探長韋羅妮卡·克雷（cray）。朋友們都叫我羅妮。」
她頓了頓，看我是否明白這名字所暗含的諷刺意味。羅尼和雷吉·克雷（kray）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倫敦東區的悍匪。
「我的姓是c開頭，不是k，」她補充說，「我的祖父改變了姓氏的拼寫方式，因為他不想讓人覺得我們跟一個暴力精神病家族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們兩家是有關係的？」我問。
「遠房堂兄弟之類的關係。」
雨刷狠狠地抽打著風擋玻璃的底部邊緣。車裡有股淡淡的馬糞和溼乾草的味道。
「我見過羅尼一次，」我對她說，「在他死前不久。我當時在為英國內政部做一項研究。」
「那時他在哪裡？」
「布羅德莫爾。」
「那所精神病院監獄。」
「是那個地方。」
「他人怎麼樣？」
「保守派，彬彬有禮。」
「是，我知道這種人——對他的母親非常好。」她笑了。
我們又沉默地走了一英里。
「我聽過一個故事，說羅尼死後，病理學家取出了他的大腦，因為他們打算做實驗。他的家人發現了，要求病理學家把腦子還回來。他們為他的腦子單獨舉行了一場葬禮。我一直不知道一場腦子的葬禮是什麼情形。」
「小小的棺木。」
「鞋盒大小。」
她用手指敲打著方向盤。
「那不是你的錯，你知道，在橋上的時候。」
我沒有回答。
「瘦小的明妮在你上橋之前就打定主意要跳下去了。她不想被人救下。」
我的視線轉向左側。車窗外面，夜色漸濃，什麼都看不到了。
她在大學把我放下，伸出手跟我握手。指甲很短。握手很有力。我們鬆開時，我的手裡有張名片。
「背面是我家裡的電話，」她說，「有機會去喝一杯。」
我之前把手機關機了。語音信箱裡有三條朱莉安娜發來的資訊。她從倫敦乘坐的火車一個多小時前就到了。她的聲音從憤怒轉為擔心，繼而又變成催促。
我已經三天沒見她了。她和她的上司——一個美國風險投資人——去羅馬出差了。我那傑出的妻子能說四種語言，而且成了一名成功的商業人士。
我開車進入停車場時，她正坐在行李箱上拿著掌上電腦忙活。
「要搭順風車嗎？」我問。
「我在等我丈夫，」她回答，「他一小時前就該來，但他沒有現身。電話也沒打。他沒有一個好藉口這會兒是不會現身的。」
「對不起。」
「這是道歉，不是藉口。」
「我應該打電話的。」
「這話等於沒說。可這依然不是藉口。」
「那我跟你解釋，低聲下氣地道歉，外加一次腳部按摩。」
「你想做愛的時候才會給我做腳部按摩。」
我想反對，但她說得沒錯。我下了車，透過襪子感受到了冰涼的地面。
「你的鞋去哪兒了？」
我低頭看看雙腳。
「鞋上有嘔吐物。」
「有人吐你身上了？」
「我自己吐的。」
「你溼透了。怎麼回事？」我們的手在行李箱的提手上碰到一起。
「一起自殺事件。我沒能阻止她。她跳下去了。」
她抱住我。她身上有股味道。一股不同的味道。木頭燃燒的煙味。豐盛的食物。酒。
「我很抱歉，喬，一定糟透了。你知道她的什麼資訊嗎？」
我搖了搖頭。
「你是怎麼牽涉進去的？」
「他們去了學校。我真希望自己救下了她。」
「你不能責備自己。你並不瞭解她。你不知道她的問題。」
我避開油膩的水窪，把她的箱子放進後備廂，然後幫她開啟駕駛室車門。她坐到方向盤後面，整理好裙子。最近她已經能不假思索地接過駕駛的任務了。從側面看，當她眨眼時，睫毛從她的臉頰上輕輕掠過，她那粉色的外耳郭從頭髮裡透了出來。天哪，她真美。
我還記得在特拉法爾加廣場附近的一個酒吧裡第一次看到她時的情形。她當時在倫敦大學一年級學語言，而我是個研究生。她剛目睹了我的高光時刻之一，那是在南非大使館外面的一場關於「種族隔離之惡」的街頭演說。我確定，在軍情五處內部的某個地方，一定有那個演講的稿子，還有一張你穿著高腰牛仔褲、玩弄著八字鬍的照片。
集會結束後，我們去了一家酒吧，朱莉安娜走過來自報家門。我提出請她喝一杯，努力不讓自己盯著她看。她的下唇上有顆迷人的黑色雀斑……現在還在。跟她說話時我的眼睛會不由自主地往那兒看，我們接吻時，我的嘴唇也會不由自主地往那兒移。
我不用靠燭光晚餐或鮮花向朱莉安娜求愛。是她選擇了我。到了第二天上午，我發誓，千真萬確，我們就一邊吃著烤麵包、喝著茶，一邊規劃我們共同的生活了。我愛她的理由有千百個，但主要還是因為她支援我、陪伴我，因為她的心大到足以容納我們倆。她讓我變得更好、更勇敢、更堅強；她允許我去夢想；她支撐著我。
我們沿著a37街，經過兩側的灌木牆、柵欄和圍牆，朝弗羅姆駛去。
「課上得怎麼樣？」
「布魯諾·考夫曼覺得很鼓舞人心。」
「你會是個好老師。」
「按照布魯諾的說法，帕金森症為我加分不少。因為它造就了一副真誠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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