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洛根·蒙斯圖爾特去了皮姆利科選區指定的投票站，為工黨投了一票，接著便離開英國。等到瑪格麗特·撒切爾當選為新首相時，他已踏上法國領土。得知大選結果後，他更加堅信自己決定搬到聖薩比納是最明智、最果斷的行動。
洛根將特彭泰大道的公寓賣給了樓上的鄰居，「印度老兵」辛格。他得了兩萬八千英鎊——現金。其中大約五千英鎊被用來翻新五棵柏樹莊園。絕大部分工程集中在一樓——洛根決定將一樓作為自己的生活區，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不想每天上下陡峭的樓梯，樓上部分能修整好他就滿足了，把漏水的地方補上，換掉腐爛的木樑之類的。他在一樓弄了個相當寬敞的套間，有帶大壁爐的起居室，有一間書房，有一個大的廚房兼餐廳，還有一間臥室以及臥室隔壁的衛生間。他從特彭泰大道搬來的傢俱輕輕鬆鬆就放了進來，他書房的兩面牆下全是一排排的書架，擺著他的藏書和資料。更多的改造工作集中在穀倉旁的「幫工小屋」，洛根把它變成了有兩間臥室的小房子，有些擁擠，但整齊又幹淨。他打算把這裡租給夏天來度假的遊客，以補充收入，他從辛格那裡收到的現金的剩餘部分，安全地存在皮萊韋克法國興業銀行的高息賬戶中。
洛根算了一下，每年花兩千英鎊，他就能在五棵柏樹莊園過上相對舒適的生活——不管怎麼樣，都一定比他在特彭泰大道的日子好過。事實證明，七月和八月，他輕而易舉地就將小屋租了出去，而租客們也是年復一年地來了又來。
他弄來只貓（母貓，為解決莊園的鼠患問題），給它取名「霍奇」。出於安全和相互陪伴的考慮，他又弄了條狗（公狗，四分之三比格犬血統，四分之一西班牙獵狗血統），給它取名「鮑澤」，原因不言自明。
他在「五棵柏樹」輕易安頓下來，很快便成了聖薩比納居民區的名人。小鎮近在咫尺的距離意味著他可以輕鬆走到那裡，他也確實經常走去，他堅信步行是老年人最佳的鍛鍊方式。每週三的趕集日，他會騎上自己的輕便摩托，在掛包裡裝滿下一週的食物。
他不動聲色地讓大家都知道他正在寫一部重要的小說（《八重奏》），他覺得這樣能攔住隨意上門的來訪者，也免得別人老問他在做什麼。他的表妹露西·桑塞姆每年五月底會來度兩週假。她總是待在小屋裡，通常他們倆一整天都不會見面，直到晚餐前要喝開胃酒時才會碰頭：他們都認為這種狀態很理想。
不管是不是半隱居，洛根還是很快認識了一幫法國朋友和鄰居。他們熱心助人，親切隨和，為提升洛根在法國鄉村的生活質量做出了巨大貢獻。
洛根在法國寫的日記都非常隨意，也沒有日期，有時候似乎一連數月都沒有任何記錄。有關杜佩蒂特太太的事主要發生在一九八六到一九八八年間。
我在壁爐裡燒過的所有木柴中，櫻桃樹的木頭是最難燒的。堅硬的櫻桃木就像水泥一樣，很難點著。接下來，在燃燒難度排行榜上的是雪松木、橡木和榆木。排名最末的是松木——燒起來非常容易，但會留下大量灰燼。所有這些木柴都不會爆出火花，只有金合歡樹爆得最厲害。搬到這兒沒多久，我就犯了個錯誤：用金合歡樹的木柴生火。隨著火焰的燃起，火苗開始發出如同貝魯特市中心般嘈雜的聲響，還夾雜著槍聲一樣的爆裂聲，滾燙的小煤塊彷彿曳光彈從壁爐裡彈射出來。最終，我不得不用一桶水澆滅了整堆火，房間裡飄滿潮溼的灰煙。再也不會犯這種錯誤了。
讀納博科夫的《愛達或愛慾》：有些地方很精彩，但總的來說令人困惑——它肆無忌憚地表達了一個固執的念頭，讓善意的讀者目瞪口呆、筋疲力盡。我不得不說，納博科夫真是個「風格推崇者」——這是個頗有內涵的名詞，但實際上，最好就把它當作「有個性」的同義詞——納博科夫矯揉造作的精明和讓每一個字都富含深意的寫法，無論多麼古怪又洪亮，在這本書裡都變得越來越像是緊張的神經抽搐，而不是自然的、有個性的聲音。那些精心構思的華麗辭藻、為修辭而修辭的寫法讓人越來越厭倦，讓人只想看到一個簡單、優雅又輕鬆的句子。這就是關鍵的區別所在：在好的文體中，精確性必須永遠勝過修辭性。肆意的精巧標誌著作家已進入墮落的狀態。你不可能每天都吃魚子醬和鵝肝醬；有時候，味蕾所渴望的不過是一盤普通的小扁豆，哪怕他們都說這扁豆是皮萊韋克本地出產的。
諾伯特開車送我去洛特河畔新城區，弗朗辛在她擺滿裝飾品的公寓裡，像往常一樣冷冰冰但又不失禮節地接待我。我們喝了杯紅酒，接著去臥室。哎呀，我只堅持幾秒鐘就射精了。她幫我在坐浴盆裡洗乾淨——我一直很享受這種待遇——然後，我們在床上躺了半個鐘頭，看我能不能再硬起來。運氣不好，離開前她給我飛快地口交了一次。五百法郎——每一分錢都花得值。
（諾伯特即諾伯特·科恩，聖薩比納的救護車/計程車司機，洛根在當地結交的第一個朋友和夥伴。洛根住到聖薩比納的頭幾年，在諾伯特的推薦下，他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找一次這位偷偷接客的四十歲家庭主婦兼妓女。）
傍晚的天空很奇怪——空中堆滿雲朵，皺巴巴地擠在一起，像灰色的亞麻床單，又像錦緞。接著，太陽開始沉落，陽光似乎衝過雲層的褶皺，給灰色的雲朵染上了刺眼的金色光芒。
生活在共和制體系裡的簡單滿足。水管工來修好了小屋裡壞掉的廁所。我們握手，互稱「先生」，並祝彼此愉快。他把我介紹給他十二歲的兒子。再一次握手。那天結束時，他走進來說一切都搞定了。我們分享紅酒，聊起天氣，聊起今年的葡萄應該會有大豐收，還聊起周邊數量迅速增加的狐狸。我跟他和他的兒子都握了手，祝他們晚安，「歡迎再來」。
昨天露西走了——諾伯特開車送她去圖盧茲坐飛機。她問明年她能不能帶個朋友來，我說，當然可以。她胖嘟嘟的，臉色紅潤，看起來相當健康——健康到七十多歲了還能抽菸。她堅持要給我兩百英鎊。她那個朋友是女的，她向我保證。
有人在蒙屈克公立圖書館發現了一本陳舊的《世界主義者》，引得全村上下震驚。是的，就是那個住在「五棵柏樹」的怪老頭，竟然真是個作家。那些把我視作聖人的人開始傳閱這本書。
今天晚上，天空在天黑前是錦葵一樣的紅色，一道只能被形容為開心果般的綠色光芒將它襯托得格外燦爛。我想，任何一個抽象派畫家大概都會想重現這兩種色彩的對比吧——只是它過了幾秒便消失了。誕生一個世紀以來，所有「令人震撼」的抽象藝術效果，自古以來就由大自然在某處悄無聲息地重複搬演著。我拿著紅酒杯，走到外面樹林間的庭院裡。鮑澤一反常態地陪著我，但它總會小心翼翼地保持距離，彷彿它只是想照看我，而並不願打擾我的思緒。
房子周圍的樹蔭濃密而涼爽，在最熱的天氣中從陽光下走進這裡，也如同走進陰暗的地窖。我還記得波勒先生建議我砍掉一半的參天大樹。謝天謝地，這裡沒有針葉樹（我認為柏樹不算針葉樹）——針葉樹總會讓我想起火葬場，想起陰森的帕特尼維爾河谷和格洛麗亞的葬禮。
瑪卓先生和瑪卓太太的銀婚紀念日（他們是小超市的店主）。我受邀參加在法蘭西咖啡館舉行的「雞尾酒宴會」——這應該算是某種榮譽，我猜——也許還有諾伯特的功勞（露西特·瑪卓是他的姐姐）。當我們舉杯祝福這對羞澀的夫妻時，我發現，他們這些在場的家人、親戚和鄰居就是我新的朋友圈子——我新的社交圈。當然，首先是諾伯特和克勞汀（他的妻子）；讓—羅伯特（斯特凡尼利——幫洛根打理花園）；亨利和瑪麗—泰瑞莎（格拉索萊爾——法蘭西咖啡館的店主）；盧西恩和皮埃特（格爾斯——農夫。靠洛根最近的鄰居）。還有誰？我認為，再加上揚尼克·勒夫萊爾—布魯諾（當地的牙醫兼聖薩比納的鎮長）和狄迪爾·洛桑薩克（醫生）就齊了。我在這裡感受到的純真熱情讓我心懷感激，我不禁想，要是有個法國老人決定退休後搬去維爾特郡或約克郡或莫里郡，他會不會也受到這般熱情的歡迎？也許吧。也許世界上每個地方的人總是比你看地圖時想象的要更友善。我們喝了威士忌，吃了小小的乳酪餅乾。每個人都祝了好幾次酒。他們衷心祝願我的新小說能大獲成功，我多少年來第一次感覺到真正的開心。這樣的時刻應該被記錄下來，銘刻在心。我對我在英國的生活毫無懷念——我甚至無法想象我從奈及利亞回去後是怎麼在那兒活下來的。拉里·德雷爾是怎麼叫它的？「布丁島」。我沒有任何再回布丁島的想法。「誰願如他那般，無慾亦無求？」這種情況出現時，最好心裡清楚。
*
我要是法國總統，我就會：
（1）給咖啡館老闆減免稅負，讓他們把塑膠椅子換成藤椅或木椅。
（2）在集市或遊園會中，嚴禁在街道上用管樂器演奏英美搖滾樂。走在古老的法國小鎮，聽的卻是流行音樂排行榜上平庸的英文歌曲，沒有比這顯得與小鎮更格格不入的情形了。
（3）限制每家每戶的花園中只能種一棵針葉樹。那些砍掉針葉樹改種落葉樹的，可以按每棵樹一千法郎領取獎勵。
「我的腸胃和我從不會忘記我們的約定。」我自認為，到了這個年紀，我的健康狀況還是相當不錯的。天冷的時候，我的腿會疼，時不時有棕色迷霧遮住我的視線。但我精力還不錯，而且睡得很好，只是每年的睡眠時間越來越短。我的牙齒開始鬆動，揚尼克·勒夫萊爾—布魯諾給我弄了套很舒服的假牙（免費），換掉了所有的上牙，除了兩顆磨損嚴重的舊磨牙。下面的牙齒目前似乎還不錯。我的頭髮好像不再掉了，我在猶豫要不要蓄鬍子——這得取決於鬍子有多白，我可不想變成聖誕老人。我每天吃兩餐飯，早飯和午飯，晚上我喝紅酒，吃炸薯片。我感覺身上的肌肉群在慢慢萎縮——我赤身裸體時，每一個地方看起來都鬆弛又下垂。我現在大概跟三十多歲時差不多瘦。我想過最終會是什麼來結束我的生命。我總感覺上次撞車時，我的腦子出了問題，只是還沒表現出來。奇怪的視覺模糊可能預示了我生命終結的方式。不堪重負的大腦突然大出血什麼的。很快。黑暗突然襲來，就什麼都沒有了。
今天跟盧西恩去森林裡找蘑菇。他飽經風霜的臉上滿是皺紋，手上全是老繭——足以承受極熱或極冷的東西。他五十六歲，可看起來比我更老，在矮灌木中到處翻找時，他不停地喘氣、咳嗽。他的家人在這裡生活了好幾代，可他說他的兒子對農活不感興趣——兒子在阿讓的一家修車店工作。盧西恩聳聳肩：年輕人啊……然後是常見的嘆氣，諸如此類。毫無疑問，年輕的盧西恩·格爾斯讓他的父親時不時心懷憂慮了。我算了一下，法國被佔領時老盧西恩應該是多少歲（我見到任何一個法國老人時，都會這樣做）。盧西恩一九二八年出生，所以「二戰」時他應該才十來歲。我們採了好多牛肝菌和雞油菌。今天晚上，我要打破慣例，做一份菌子煎蛋餅。
我在郵局給露西打電話（洛根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在自己家裡裝上電話），知道了她所乘航班的資訊，並安排好接機事宜。她說：「彼得·斯卡比爾斯是不是你的朋友？」我坦誠地說，彼得爵士確實是我的老朋友，我很驕傲。「以後你再也驕傲不了了，」她說，「他上週死了。」
我感到突如其來的空虛，一種失落：像從一堵已經搖搖晃晃的牆上取出一塊磚，你不知道這個突然出現的空洞會給其他磚塊帶來怎樣的新重量和壓力，不知道這種壓力的重新分配是會讓牆繼續立著還是轟然倒塌。那一刻過去之後，不知為何，我覺得自己更脆弱、更不堪了。我感覺在失去彼得·斯卡比爾斯之後，我的生活、我的世界，突然之間變成了顫巍巍的豆腐渣大廈。
他是怎麼死的？我問。「肺炎。他當時在福克蘭群島。」你可別告訴我，我說，他又在給一部新小說做研究。「你怎麼猜到的？」露西難以置信又有點崇拜地說。做研究：寫一部關於福島戰爭的小說，這很有彼得的風格，就像他們說的那樣。本和彼得都離開了人世間，留下我孤身一人。露西說報紙上全是長篇大論的悼詞和充滿敬意的評價，我讓她把報紙都寄來。「沒人提到你。」她說。
鮑澤是條喜怒不形於色的狗，每天不需要太多的關注。只是每個星期，它都會主動來找我一次，如果我坐著，它就把下巴擱在我的膝蓋上，如果我站著，它就用頭輕輕頂我的小腿肚。我知道，這意味著它需要一點關愛了，於是我就撓撓它的耳朵，拍拍它的側腹，跟它說說自古以來狗主人對狗說的那些傻話。「誰是最乖的寶貝呀？」「真是條好狗！」「誰是全世界最棒的狗呀？」這樣過了幾分鐘後，它會像剛剛遊過一條小溪般抖抖身體，悠閒地走開。
尤拉夫松一家連續第三年來這兒度假了，這次要在小屋住上一個月。他們來的時候，豔陽高照，我們坐在我房子後面的草坪上大栗樹的樹蔭下，喝著冰涼的白葡萄酒。他們來到溫暖的南方，難掩興奮和喜悅，他們說，在他們出發的那天晚上，雷克雅未克的地上都結了霜。我告訴他們，我去過一次他們的家鄉（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之前從沒提到，我說）。他們問我為什麼去雷克雅未克，我便開始解釋，而我之前保持沉默的原因也就顯而易見了。我跟他們說了芙蕾雅、居納爾松和戰爭的事，說到芙蕾雅以為我死了時，我的淚水不受控制地順著臉頰流下來。我不覺得悲傷，不覺得有那種胸悶氣短、如置身地獄般的痛苦——但記憶啟用了我大腦中的某個地方，觸發了淚腺。他們都看著我，震驚了。我說這一切確實非常悲哀，我試著轉換話題，說起附近新開的餐廳。可他們離開後，我又哭了，哭完我好多了——我感覺自己更柔弱了，身心都得到了淨化。我走進屋，看著芙蕾雅和史黛拉的照片。芙蕾雅和史黛拉。那是我的幸運；那些年是我幸運的日子，我不能抱怨什麼。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沒幸運過。在那些年月，我愛芙蕾雅，她也愛我，我沉浸在愛裡。只是後來黴運又回來了。
這就是你一生最終的結局：將你經歷的全部幸運和黴運加起來。一切都可以用這個簡單的公式來解釋。算一算總數，看看它們各自是多少。你對此是無能為力的：沒有人能夠將它分享出來，或是把這邊的劃到那邊，一切就那樣發生了。我們必須默默承受人類境遇的法則，蒙田是這樣說的。
牧場邊的大橡樹旁有個溢滿水的池塘，我花了半個鐘頭盯著那漫出來的水的形狀，看得出了神。不知為何，一塊大石頭給塞在了出水口，水從石頭上面流過，石頭光滑得就像倒扣的碗或大車輪的輪轂。我把棍子蘸到水裡，讓水滴從棍子末端滴到平滑的流水水面上，迅速落下的水滴激起陣陣漣漪，又迅速消失，沒有在光滑的平面上留下任何痕跡。
「冷杉樹莊園」開始大規模的建築工程，整個聖薩比納都在紛紛揣測。自最後一批租客離開後，那房子空置了十五年——只住了看房的管理員。「冷杉樹莊園」是優雅的修道院風格建築，離我家大約三千米，被一圈比人頭還高的石牆遮擋著。我希望新主人不是英國人——絕大多數英國人似乎都聚集在凱爾西那邊的蒙太古。聖薩比納小鎮的另一邊有個雕塑家是英國人，叫卡萊爾，他用舊的農具和農機做雕刻，但他比我更離群索居。在集市或藥店碰到時，我們總是令人信服地表現出沒有看到對方的樣子。
今天大霧，霧散得很慢，公園裡的樹彷彿幽靈，影影綽綽的——簡直不像真的——包裹一切的大霧隱去細小的樹枝和樹杈，只留下粗大的樹幹給人看見。如同孩子眼中的大樹。
我的腦子裡一整天都在不停地放一首歌。一首「二戰」前的老歌。它的調子讓人很難忘記。
人生苦短，
什麼，什麼，
我們都在變老，
所以無須匆忙奔跑，什麼，什麼，
跳舞吧孩子，
能跳的時候就跳吧。
跳舞吧孩子。我會跳的。
今天下午，天空彷彿凝固了，顯得又松又軟，當暮色慢慢變成亮藍色又霧濛濛的一片時，它又散開了。
「冷杉樹」的新主人是杜佩蒂特女士——從巴黎來的，不是別的地方。未婚？離婚了？她好像是單身，沒有孩子，很有錢。房子重新裝修期間，以前的管理員被打發走了，從阿讓新來了一對夫婦。
五月。今年第一次感覺到夏天的來臨。草坪上到處是報春花。厚厚的雲層慵懶地飄過山谷。這是我最喜歡的月份，鄉下一派清新景象，樹上新長出的綠葉美得不像真的。大群蜜蜂飛到「五棵柏樹」的屋頂，在樓上的房間裡成千上萬地死去。我一鏟一鏟地把它們清理乾淨，但還是把窗戶都開著。蜜蜂在分蜂期似乎變得非常愚蠢，它們無視敞開的窗戶，只徒勞地撞向關著的窗戶玻璃，直到筋疲力盡，掉到地上死去。等蜂巢修好，傳粉開始後，它們似乎又恢復理智，冷靜下來。
今天相當炎熱，像是八月份——用他們這裡的話來形容，就是熱死狗的天氣。但五月畢竟不是三伏天，一切都在用盡全力地生長。等到了八月，草木就要發生變化，夜晚會開始變長，哪怕變化非常緩慢。炎熱的天氣會讓人虛弱、壓抑，太陽將會顯得惡狠狠的、破壞力強。
而現在，就連鮑澤都要找塊有陽光的地方睡覺。它躺在那兒，四肢攤開，一條腿抽動著，大概是在夢中追逐小羊或蝴蝶吧。霍奇輕輕地走過來，用好奇又有點鄙夷的眼神看著它。
我走去聖薩比納的路上時，一輛鋼青色的賓士大車在我旁邊停下。開車的是個女人，說可以順路捎我去鎮上。我們做了自我介紹，可在她告訴我她的名字之前，我就知道她是「冷杉樹莊園」的杜佩蒂特女士。她滿頭花白的金髮，皮膚非常白皙，甚至接近北歐人的膚色。她總是雙唇緊閉，表情矜持，像是下定了決心要消滅自己天性中任何感性和輕佻的因素。她如果不是這樣，應該是個楚楚動人的女人。她精心打扮，全身華服，頭髮挽成鬆鬆的髮髻，手指和手腕上不動聲色地戴著很多珠寶。她是從巴黎來視察工程進展的，她希望能在八月前入住——等她安頓好之後，我一定得來小酌一杯。我很高興，我說。她打算只在夏天來住——也許復活節還會來一趟。她是做古董生意的，她告訴我，她在波拿巴特街上有家小店。是的，她當然知道「利平兄弟」。我跟她解釋了我跟那家公司的淵源。等我在郵局旁邊下車時，我們已對彼此相當瞭解。在法蘭西咖啡館，亨利和瑪麗—泰瑞莎對我進行了徹底的盤問。大家對優雅的杜佩蒂特女士都很好奇。但還沒人摸清她的底細。
今年，露西好像老了許多，也疲倦了許多。她的朋友莫莉私下向我傾吐她的擔憂。她在春天狠狠摔了一跤，當場昏迷了幾分鐘。那次摔跤似乎神秘地削弱了她的能量——讓她徹底地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一天，她來到我的書房，在書架上找書看。她看到裝滿我資料和手稿的硬紙箱，問我它們會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你死了以後呀。總不能把它們全扔了吧。這裡面一定有非常有趣的資料。」
「對我來說很有趣，這是肯定的。」
「要不我給你找個熱情又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幫你分類整理好，怎麼樣？」
「不用了，謝謝。我可不想陌生人看到我的私人資料。」
不過她這話點醒了我：我決定整理我的房子。
重讀以前的日記讓我既意外又震驚。我找不到昔日那個學生和今天的我之間的聯絡。我曾是個多麼孤僻、多麼惆悵、多麼困惑的人。那不是我，是嗎？
先驗性道德判斷（「毫無理由地製造痛苦在道德上是錯誤的行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概念。只有一些哲學家會表示異議。
連著三天眼前都有棕色迷霧，情況嚴重，我去看了洛桑薩克醫生。他長相英俊，輪廓分明，才三十五歲，頭髮卻早早花白。他給我做了全面檢查：血壓、直腸指檢、抽血和尿樣檢查。我跟他說了車禍的事，他說只要我願意，他可以送我去波爾多做腦部掃描。我告訴他，我出不起那個錢。不，不，他說，是免費的——科恩先生會開車送你到那兒，再接你回來。你一分錢都不用出。這很有誘惑力，但我還是拒絕了：不管可能查出什麼問題，我反正奇怪地不願讓自己的大腦接受掃描。我害怕他們會發現別的問題。
在「冷杉樹莊園」小酌。這裡真美——十八世紀的建築，牆上是一層灰撲撲的黃色粗灰泥，陡峭的折面屋頂上鋪著魚鱗狀瓦片。兩邊的小廂房向前延伸，包圍了礫石路面的前庭與噴泉。房子後面，有一處帶圍欄的陽臺，陽臺俯瞰著新栽了花的花壇，再過幾年，這裡就將繁花盛開。房子裡面還顯得有些空蕩，但杜佩蒂特女士四處擺放的裝飾物倒是跟這建築的年代風格很相稱。一切都很精妙，只是在我眼裡，它少了點靈魂，更像個博物館：古老光滑的鑲木地板上鋪著歐比松地毯，兩把角度精確的扶手椅，一塵不染的桌子和櫥櫃。掛的畫顯得平常無奇：標準的肖像畫，類似華託風格的遊園畫，以及過分美化、過分理想化的風景畫。你不能批評這樣的品位，但你會發現這座房子缺少生氣。要是我，我就會在壁爐架上放一尊大大的裸體雕像，弄張玻璃或鉻合金的咖啡桌，在上面堆滿書籍和雜誌——要有對比，有不協調，才能吸引眼球，要有一些能表明有人在這裡生活的東西。
在自己的地盤上，杜佩蒂特女士似乎放鬆多了，也因此顯得漂亮多了。她把頭髮放下來，穿著亞麻闊腿褲和白色襯衫。她的胸部很豐滿。我們以為我祝酒的名義，喝了金湯力，她抽了支香菸，小心翼翼的模樣說明這對她來說是種罕見而出格的行為。她向前俯身摁熄菸頭時，襯衫的領子分開了一下，我看見她波濤洶湧的胸脯，乳溝被帶花邊的內衣包裹著。我感覺到那種從脊柱底部發散而來的熟悉的虛弱感，我心裡非常慶幸。要是再年輕二十歲，我可能會希望我們的友鄰之誼更進一步。
她非常友善——也許太過友善了——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問我能不能直接叫我洛根，還讓我叫她加布麗爾。我們將會在聖薩比納這兒成為夥伴，她說，接著又補充道，我要是有任何需要，只管喊她的家丁。一切都是那麼輕鬆愜意，我們坐在她屋後的陽臺上，看著陽光投射下的影子不斷拉長，雨燕在我們頭頂盤旋俯衝，我們聊起巴黎。她是在那兒出生的，她說，「二戰」之後。「冷杉樹莊園」是古老的家族資產，她從弟弟手中把它買了下來。我有種感覺，不管杜佩蒂特先生是誰，他應該已經過世很長時間了。
弗朗辛宣佈，她不想讓任何人再到她家去了——鄰居們都對進出她家的男人議論紛紛。不過，她很高興跟我在旅店碰頭，並向我推薦了小鎮郊區的一家旅店，她顯然跟那裡的經理有協議。就我目前的情況而言，這筆錢我是出不起的，所以這個訊息似乎意味著我性生活的終結。我會懷念弗朗辛以及她對我毫不好奇的態度。而我，相較之下，卻總是對她非常好奇，不知道這樣一箇中年家庭主婦是怎麼走上兼職妓女之路的。我問過她，她避而不談。
小超市的氣氛有些緊張：大家皺著眉頭，握著手，表情陰沉地嘀咕著。狄迪爾·瑪卓問我看到「冷杉樹莊園」牆壁上的東西沒有。沒有，我說，寫了什麼？你最好自己去看看，狄迪爾建議——我什麼也沒說。我騎著我的輕便摩托車繞了個路，從那邊經過。在門柱右邊的牆壁上，鑲了塊石板，石板上刻的字（是法語）寫著：「紀念貝努瓦·弗德爾（1916—1971），又名‘拉烏爾’，‘勒納爾’抵抗軍司令，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從德軍手中解放了聖薩比納。」原來如此，這下，一些事情就更清楚了：這是家族資產；她的父親是抵抗軍鬥士，說不定還是當地的英雄。那為什麼聖薩比納沒人知道這樣的關係，狄迪爾·瑪卓又為什麼那樣皺著眉頭、語焉不詳？
「如黃銅大鐘一般美妙。」這是我父親以前用來形容完美凍肉的話。不知為何，它突然在我腦海中冒出來。我很多年沒想起過他了，而當我真的想起他，想起他寬厚而哀傷的微笑時，我感覺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加布麗爾來喝酒。我必須承認，我懷念女人的陪伴。我們之間什麼也不會發生，但聞著她的香水味，看著她往後靠在扶手椅上，蹺起二郎腿，又向前俯身，拿火柴點燃自己的香菸，感受她的十指壓在我手背上的重量，這些都給我帶來一種強烈的性愉悅。我斗膽將她在我家的出現與一種壓抑而溫柔的愛慾聯絡在一起，但我絕對不會逾矩。我帶她到處參觀，她注意到我書房牆壁上畢加索的小素描。我跟她講述了它的來歷。我想，她在得知我見過畢加索之後是相當震驚的。她看著成堆的書籍和一箱箱的資料，問我現在在寫什麼，於是我跟她說了一點關於《八重奏》的事。
接著，我說我看到了她家牆壁上的石板，她給我解釋了它的重要意義。她的父親在「二戰」期間加入抵抗軍，可她是在他死後才得知此事的。她母親跟她說過幾件可以說的事：比如他的代號，他曾在洛特率領過一支名為「勒納爾」的隊伍，以及在諾曼底登陸日當天，他接到解放聖薩比納的命令，並在當地重要的道路和橋樑沿線建起強有力的據點。根據她所瞭解的抵抗運動的歷史，她還知道，他們的另一個任務是圍攏並逮捕納粹的同情者及合謀者。「二戰」後，他買下「冷杉樹莊園」，沒過多久，由於生意的需要，他便出國了，全家人也搬到巴黎，她在巴黎出生，大約六年後，她弟弟出生。「我母親很有可能就是在‘冷杉樹莊園’懷上我的，」她笑著說，「我父親去世後，我們發現我們竟然還有這處房產，全家人決定，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它租出去。」接著，她暗示自己的婚姻後來出現了問題，問題「解決」之後，她決定，她需要給人生做出一些大變動。她想，為紀念父親，重修這幢房子並讚頌他為聖薩比納所做的一切，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他從來沒說起過戰爭嗎？我問。從來沒有，她說。就連她母親也知之甚少——母親是在一九四六年和父親認識的，一年後，他們就去了巴黎。你一定要明白，她說，對她父親那一代人而言，儘管迫切地渴望解放，但他們也都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創傷：為了打敗德國人，你經常不得不與法國人作戰；戰爭結束後，又得面對公義和復仇的問題。他見證了那麼多，也許還被迫做了很多事，帶著那樣的記憶生活下去並不容易。不如保持緘默。
晚上狂風暴雨。早上走到外面，發現地上溼透了，到處是積水，空氣很清新，像是剛剛被沖洗過，換上了新的。
*
米約海灘。沙丘旅店。突然想去海邊的念頭讓我來到大西洋邊密米佔以南的這個地方。這家小旅店的後面就是沙丘，前面是潮汐形成的海水池，米約湖。二樓有六個房間，樓下是伊維特餐廳，到了夏天，他們會把推拉門開啟，將桌子擺在長方形木臺又密又蔭涼的藤蔓下。
米約海灘是個度假小鎮，離人口稠密的中心大城市足夠遠，基本保持著未經破壞、樸實無華的狀態。在潮汐池這邊，是古老的捕魚區，有很多漁民亮閃閃的小木屋，木屋周邊是兩條街道，街上有商店和酒吧，統領整個小鎮的是高高聳立的紅白條紋的燈塔。你從小鎮屋簷遮蔽下的街道出發，爬上沙丘，便可以看到法國西海岸巨大的沙灘。到處還殘留著希特勒在大西洋壁壘計劃中佈置的水泥地堡和槍炮臺，有些坍塌了，順著被侵蝕的沙丘漸漸滑入大海。海灘活動主要集中在衝浪的地方和幾個售賣飲料、三明治的沙灘小屋。
我跟揚尼克·勒夫萊爾—布魯諾說起我還想再去一次海邊的衝動時，他向我推薦了米約海灘——前提是我不能告訴任何人。他還讓我去找伊維特·佩勒格里斯，也就是旅店的老闆娘，就說我是他的朋友。其實這也並沒有讓她的態度有什麼變化，我認為。伊維特身材豐滿，表情嚴肅，滿頭蓬亂的紅褐色頭髮，她很清楚自己的餐廳是這片海灘最好的。所以，她用高昂的價格嚇退了小孩和短途遊客，她的客人要麼是有錢的，要麼是上了年紀的，要麼兩者皆是。今年我出租小屋的收入不錯，我覺得自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在這裡先預訂了一週，已經又延長了一週。我睡得很好，很晚才去陽臺吃早餐。吃完，我會去鎮上閒逛，買份報紙。午餐時，我通常會爬上沙丘去海邊，在某個小屋喝杯啤酒，吃份三明治。伊維特餐廳的晚餐時間是八點整：菜品總是生蠔、烤魚、奶油水果餡餅和一瓶紅酒。紅酒倒是可以更好一點，我問伊維特我能不能自己買酒。沒問題，她說，只要我不介意多花錢。
此時，我坐在沙灘小屋木臺遮陽傘的蔭涼下，一手拿著啤酒，膝蓋上放著一本書。我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聽著海浪湧來、拍在沙灘上的嘩嘩聲響。只要我還有錢、有力氣，我就要每年來一趟——過幾天這樣的日子對靈魂是有益的。
我剛剛想到個極好的辦法，解決《八重奏》中時空跳躍的問題。午餐時間就要到了，我正開啟一瓶紅酒時，加布麗爾打來電話。她的語氣聽起來非常緊張，問我能不能立刻去她那兒一趟。於是，我跳上我的輕便摩托，去了「冷杉樹莊園」。加布麗爾站在大門邊的路上，抽著煙。我們見面沒有相互親吻臉頰，她只是一言不發地用手指了指圍牆。
那塊石板被人粗暴地破壞了，像是用尖嘴鎬狠狠砸過，砸出五六個大洞，總之，徹底毀掉了。加布麗爾紅著眼睛，流下憤怒的淚水。她拼命壓抑著怒火，渾身顫抖著說：「什麼人會做這種事啊，洛根？」她是用英語說的這句話，彷彿是不想讓這悲哀的小小憤慨玷汙了她的法語。向憲兵隊報告了嗎？當然。他們能做什麼？什麼也不能做。是小孩子吧，故意搞破壞的——他們看到什麼新東西，就想把它毀掉。說完，她開始哭——真是讓我心煩意亂——我伸出雙臂摟著她，陪她走回屋裡。我留下來吃午餐，她慢慢冷靜下來，並計劃換上新的石板——也許用金屬板會更好。我贊同這個想法。
黑暗的夜裡冒出個黑暗的念頭：我們都以為死亡來臨時是突然的，可我們也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能這樣。所以，我們生命的終結就將是我們最後的幸運或黴運——是對兩種類別的最後一次加量。大自然總會提供某種形式的慰藉，這是在想象自己將如何離開這個世界時，我突然明白過來的。死亡的過程越是漫長、痛苦、缺少尊嚴，我們就越渴望死去——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讓生命終結，我們急切地期盼被湮沒。可這算是慰藉嗎？當你相對健康幸福時，你想活得越久越好，你害怕死亡，也拒絕死亡。期盼生命終結難道更好？……現在，我已是耄耋之年——牙齒掉了，腿腳跛了，眼前時不時還出現棕色迷霧，但除此之外，我仍有期待——我請求宇宙再給我最後一點好運。請讓我走得突然些。就一下把燈全關了吧。
今天，我突然想起迪克·霍奇，我記得他給過我一個社交方面的建議，以防我發現自己在晚宴上不知道該怎麼聊天。簡單得不可思議，迪克說。要開始聊天，迪克說，說謊就行了。比如說，對你右手邊的女人說：「我被失眠給折磨慘了，你的睡眠怎麼樣？」或是坦白你妻子的前夫威脅說要殺了你。或是你上週被人搶劫了。這招兒總是有用，他說。說你認識最近那場空難中的一個人，或是你聽說某個王室成員要改信伊斯蘭教了。絕大多數晚宴上的對話都太無聊了，你這麼說絕對能吸引來忠實的聽眾。從不失手，他說。
我發現，加布麗爾給父親樹的紀念石板被破壞一事，並未引起聖薩比納居民的同情。這就有意思了。諾伯特只是聳聳肩——年輕人哪。狄迪爾和露西特說這種事情以前也發生過。只有讓—羅伯特說，也許是有人對她父親懷恨在心。讓—羅伯特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來到聖薩比納的，所以他對戰爭期間的事一無所知。不過，通過抑揚頓挫的語氣和不甚明顯的鬼臉，他暗示聖薩比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陰暗秘密。他聽到不少流言：「有些人，那些老人……」他言盡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