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根·蒙斯圖爾特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夏季學期結束後回到倫敦，再次住進皮姆利科的特彭泰大道。他的經濟收入只有養老金和儲蓄（他在艾吉瑞大學加入退休金計劃的時間太短，所以只有極少的退休金），於是他重操舊業，做起自由作家，雖然沒有那麼多熱情了，但還是相當勤勉。他收入的主要來源——《政體》雜誌——在一九七二年倒閉了，華萊士·道葛拉斯公司的希拉·阿德拉爾也未能（可能是故意拖延）為他醞釀已久的小說《八重奏》從出版社那裡爭取到預付版稅。烏多·費爾巴哈繼續讓他擔任《左輪手槍》的駐倫敦通訊員，本·利平此時罹患攝護腺癌，偶爾會出錢請洛根為「利平兄弟」做些諮詢顧問的工作。在接下來的幾年，洛根將會慢慢地，但一定是不可避免地，變得越來越困頓。第二本倫敦日記始於一九七五年春。
1975年
4月23日，星期三
今天，我炒了那個賤人阿德拉爾的魷魚。我到公司去，想影印幾篇寫《八重奏》需要研究的雜誌文章。首先，前臺的女孩不相信我是公司的客戶；接著，她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出我的檔案。我說，華萊士·道葛拉斯本人允許我想什麼時候用辦公室的裝置就什麼時候來。總而言之，我還是進去了，也影印了，但我很清楚地意識到辦公室裡充滿疑惑的竊竊私語和半恐慌的情緒：那個穿著細條紋套裝的老頭是誰？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我們應該報警嗎？最後，希拉·阿德拉爾終於親自現身，她穿著藍色套裝和短裙，看起來衣冠楚楚、光鮮亮麗。「洛根，」她帶著最燦爛又最虛偽的笑容說，「見到你真高興。」她主動幫忙，將散落的紙張收攏起來，並檢視了影印機上的計數器。八十二頁，她說，兩便士一頁，一共是一鎊六十四便士。真好笑，希拉，我說，我從她手裡拿過影印件，自顧自朝門口走去。請付錢，洛根，她說，這裡不是慈善機構。於是，我爆發了。你竟敢找我要錢？我說，你知道我為這個公司賺了多少錢嗎？影印了幾張紙，你竟有膽子找我要錢。你可真不知羞恥。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你就沒為這個公司賺過一分錢了，她說。好了！我大吼，夠了。你他媽被解僱了，還有你們這幫窩囊廢！我要跟別人合作去了——說完我大步走了出來。
我去了家酒吧，想讓自己冷靜下來，卻發現雙手都在顫抖——純粹是出於憤怒，而不是尷尬，這句話我得趕緊加上。明天一早我就給華萊士打電話，告訴他發生的一切。也許他能給我推薦個新人。
很高興又重新開始寫這本日記了，儘管動機更加陰暗。我擔心它會記錄下一位作家的衰落；會從年老力衰的拙劣文人的角度，對倫敦文學現狀做出評價。作家生命的最後時刻往往是不會被記錄下來的，因為現實太令人羞愧了，太悲哀了，太平庸了。然而，對我來說，情況恰恰相反，在經歷了發生的一切後，將自己的體驗記錄下來顯得尤為重要。在這裡，沒有鄉村大宅，沒有榮譽加身的遲暮之年，沒有一個充滿感恩的國家對我應有的尊敬，也沒有我為之奉獻了幾十年的行業對我的補償。像阿德拉爾這樣的狡詐吸血鬼竟敢找我收一鎊六十四便士的影印費，我把這視作真正的轉折點——不是因為她的無禮，而是因為我實際上真的付不起這筆錢。一鎊六十四便士，要是節省點花，足夠我三天的伙食費。我已然淪落到這種地步。
以下是我的財產清算。資產：我擁有皮姆利科特彭泰大道的地下室公寓。我擁有公寓裡的傢俱。我還有大概一千本書，一些越來越破舊的衣服，一塊手錶，一些袖釦等。收入：我已出版的書全都賣完了，所以版權收入是零。我有國家發放的標準養老金，再加上來自艾吉瑞大學退休基金每週將近三英鎊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自由職業工作狀況：極不穩定。
花銷：稅、煤氣、電、水、電話、食物、衣物、交通出行。我沒有車——出門坐公共汽車或地鐵。我沒有電視機（電視機租金再加上收視費太貴了，我只聽收音機，聽留聲機唱片）。我唯一的放縱，我生活中唯一的奢侈享受，便是酒和煙，以及偶爾去看電影或上酒吧。我看的報紙是我在公共汽車和地鐵上找來的別人不要的報紙。
偶爾寫的報刊文章和為「利平兄弟」做的諮詢工作，讓我得以勉強維持生計。去年，我掙了大概六百五十英鎊。今年截至目前，我寫了一篇關於羅斯科的長文章（五十鎊），給布魯姆斯伯裡的一本書寫了書評（二十五鎊），給本私人收藏的一系列畫作進行了估價（兩百鎊）。
我吃得十分簡單，罐裝鹹牛肉（我的餐飲主調）、烤豆子和土豆。一罐濃縮湯多加點水就能喝上四五頓。一個茶包好好利用能泡出三杯淡茶。諸如此類。感謝上帝，我以前的裁縫還不錯。我在伯恩＆米爾納裁縫店做的最後幾套套裝只要小心保養，還能穿上很多年。我很少買內衣、襪子和襯衫。我用手洗衣服，冬天把它們掛在煤氣壁爐前烤乾，夏天就在地下室裡支個架子掛在上面。出國旅遊是不可能了，除非費用全由他人支付。比如說，格洛麗亞邀請我今年夏天去拉夫西納：「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告訴她，我出不起路費，她也沒有提出要幫我付，所以我猜她可能跟我一樣，手頭吃緊了。
我還喝酒——蘋果酒、啤酒、最便宜的紅酒。我開始自己卷香菸抽。
白天，我去公立圖書館，繼續《八重奏》的相關研究，或罕見地寫點文章。晚上，我在家裡用打字機把它們打出來。我聽收音機或留聲機唱片，然後看書。我會去我經常去的酒吧，康沃利斯，買半品脫苦啤，每週去兩三次。我身體健康，自力更生，但我沒錢。我只是——只是——在勉強維生。這就是一九七五年，一個年邁文人的倫敦生活。
（事後補記。一九八二年。當時我完全不在意，但這些年來，在我一貧如洗的歲月裡，我時不時會回想起那天早上在紐約，當夢迪/蘿拉為自由拼命奔跑時，施密特先生對著我吼出的那句話。你這窩囊的英國佬！窩囊廢……我猜，他認為這是他能想出的最侮辱人的話。可這樣的咒罵對英國人——或者對歐洲人來說——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作用，我是這樣認為的。我們很清楚，最終我們都將成為窩囊廢，所以它便失去了羞辱的效果。在美國不是這樣。也許這便是兩個世界最大的區別——對窩囊的定義。在新世界裡，它是最極端的羞辱；在舊世界中，它只會讓人產生啼笑皆非的同情。不知道泰特斯·費奇對此會有何話說。）
5月7日，星期三
去旅行者俱樂部和彼得（斯卡比爾斯）共進午餐。我在集市小攤上買了件新襯衫（八十便士），再加上我的深藍色套裝和皇家海軍志願軍預備役的領帶，我覺得我的打扮還不錯。往頭髮上抹了點油，把它梳平。鞋子看起來有點可疑——儘管拼命擦過了，但這雙鞋仍顯得有些破舊。無論如何，我覺得自己打扮得還是挺時髦的。
彼得變得很胖了，面紅耳赤，喋喋不休地抱怨著：他的血壓、他令人生厭的孩子，以及在海峽群島無聊透頂的生活。我說，如果金錢迫使你生活在你不喜歡的地方，那擁有這些錢還有什麼意義？他反駁我，我也不明白——但他無法說動他的會計師。我利用這個機會大吃特吃——就著咖哩濃湯吃了三個麵包卷，就著烤羊羔肉吃了三份蔬菜，接著又吃了蘋果酥皮奶油點心和乳酪拼盤裡一塊三角形的文斯勒德干酪。彼得現在不能喝酒（他覺得自己有了早期糖尿病症狀），於是我獨自享用了半瓶波爾多幹紅和一大杯波爾圖葡萄酒。他送我到門口時，我注意到他走路有點跛。他問了我見面以來第一個關於我的問題：你在忙什麼呢，洛根？忙著寫小說呢，我說。很好，很好，他含糊地回答，接著又問我還讀不讀小說。他坦白說，這些日子他都不讀小說了，只讀報紙和雜誌。為了讓他慚愧，我告訴他，我在重讀斯摩萊特，說完，我們走到外面的蓓爾美爾街，招手攔下計程車。我們握了手，承諾要保持聯絡。我爬進計程車，等它一轉過街角開上摩爾街，我便讓司機停車，趕緊下來了。三百米，六十五便士，為了面子，每一便士都值了。
6月8日，星期日
昨天，走路去巴特西公園，坐在陽光下看報紙。我看到英國的通貨膨脹率已達到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如果要維持慘淡的現狀，我還得多幹四分之一的活。納皮爾·福賽斯寫信給我，說他現在在《經濟學人》雜誌工作。也許我也能在那兒找點兒事做。
我溜達幾條街，走到梅爾維爾路——這是個巨大的錯誤——我想著芙蕾雅和史黛拉，還有我們以前一起在公園散步的情形。我們的狗後來怎麼了？它叫什麼名字來著？我驚訝地發現我竟然想不起它的名字了。也許，它也死在了那場v2爆炸中。現在我想想，芙蕾雅很可能是帶著狗去接史黛拉放學的。
回到家，我坐在那兒盯著她們的照片看了一個鐘頭。哭得不能自已。那些年是我真正幸福的時光。知道這一點，既是福氣，也是詛咒。知道自己曾在生命中找到過真正的幸福，當然是好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這一生才不算白費。可要承認你永遠都不可能再像那樣幸福卻無比艱難。史黛拉要是還活著，該有三十七歲了，也許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就是我的外孫外孫女了。也許她並未結婚。一個人的生活會怎樣誰能知道呢？所以，痴心妄想的猜測全是徒勞。
我喝了瓶蘋果酒，我想進入喝醉和醉後的狀態。今天早上頭痛得厲害。滿嘴都是手卷紙菸的臭味。真是個又蠢又老的笨蛋。
8月1日，星期五
今天倫敦又是個令人無法忍受的炎炎夏日，腳下的柏油路面似乎都變軟了，熔化了。我不得不放棄平常穿的外套和領帶，找出在艾吉瑞大學時穿的花哨襯衫，領帶是釘死的。午餐時間，我去康沃利斯喝了杯杜松子酒，把我給《經濟學人》寫的書評打了出來（納皮爾幫了我個大忙——我給他們寫任何一種藝術書籍的評論，都是三十英鎊一篇）。酒吧安靜整潔，到處都擦得乾乾淨淨，等候著午餐時的客流高峰。我坐在敞開的大門邊，感受著微風，手裡搖晃著冰涼的酒杯，聽著坐在外面長凳上的一對中年男女的對話。
女人：你還好嗎？
男人：不是很好。
女人：怎麼了？
男人：身體不行。心臟有點問題。還得了癌症。可以說禍不單行。
女人：哎呀，你真可憐。
男人：約翰還好嗎？
女人：他死了。
男人：癌症？
女人：不，他自殺了。
男人：天哪。
女人：對不起，這真的太叫人壓抑了。她站起身，走進酒吧，獨自坐到角落裡。
1976年
1月1日，星期四
用一夸脫威士忌（「蘇格蘭家族」）和兩罐嘉士伯特釀啤酒迎接新年的到來。我覺得，自從大學畢業後我還沒這麼醉過。今天我心情很差，我老朽的身體努力應對著我給它灌進去的毒素。面對接下來的一年，我的心情是怎麼樣的呢？依然是頑固的冷漠。就在不久前，我家裡還有四個用人，我覺得那真是非比尋常又不可思議。西莫昂給我寄了張聖誕賀卡，祝我身體健康，快樂幸福，並希望我能寫出很多好書。快樂幸福大概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也許我應該專注於保持目前的健康狀況，這樣我才可能寫完我心中的那本書。
我還要給《旁觀者》寫篇關於保羅·克利的文章。（想想我以前還有一幅保羅·克利的畫呢。那是什麼樣的生活？）不知為何，《旁觀者》的稿費降到了少得可憐的十英鎊。
我最懷念非洲的一點就是跟誇庫博士在灌木叢生的艾吉瑞高爾夫球場打球。我懷念高爾夫，懷念我們在俱樂部門廊裡喝著啤酒看夕陽。我到底喜歡高爾夫的哪一點呢？它打起來不是太累，這是個優點。我認為，它作為一種運動最妙的地方在於，無論水平多差，你都有可能打出足以匹敵世界最棒高爾夫球手的球。我記得有一天，我在艾吉瑞四杆洞的第八洞打了個很潦草的七杆，拿著六號球杆在三杆洞排隊，等著打短九杆。我全身燥熱，大汗淋漓，沒精打采。我揮杆，擊球，球飛了出去，在棕色的地面上彈了一下，掉入洞中，一桿進洞。這是完美的一擊——哪怕是世界高爾夫球冠軍，也不可能打得更好了。我想不出還有其他什麼球類運動，能讓業餘愛好者也有表現完美的機會。我開心了一整年，就是這個球，每當回想起來，我都很開心。現在還讓我開心。
2月15日，星期日
格洛麗亞打來一個奇怪又可憐的電話，問她能不能來跟我住幾天。我說，當然可以。接著又照例提醒她：我這裡可不舒服，沒有電視機，就是又髒又破的街區裡一間陰暗的地下室公寓之類。我說，你為什麼會想在二月份來倫敦？她用頗不吉利的語氣說，她來看醫生。
據我所知，格洛麗亞有個兄弟住在多倫多，還有個侄子住在斯卡伯勒。她只有這些親人了。好吧，老朋友是用來幹什麼的？
我忘了說，上週五醒來時，我感覺嘴巴里有異物，我把它吐到枕頭上——是顆牙齒。那大概是我這輩子最不愉快的起床經歷之一。可是，我去看牙醫時，醫生卻說沒事。其他牙齒看起來都還不錯，他說，他還評價我的牙冠和牙託都做得非常好。一定花了一大筆錢吧，他感嘆道。謝謝你了，紐約優秀的美國牙醫。我開始毫無來由地擔心掉牙齒——其實，也不是毫無來由，而是很有理由。不過，我猜，活的時間長了，這種事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誰呢？）告訴過我，沃和t.s.艾略特的牙齒被拔光後，面對著全副假牙，他們都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這是作家都會遇到的問題嗎？失去咀嚼能力時，我們不如徹底放棄算了？
2月27日，星期五
昨天，格洛麗亞來了，我讓她睡在我的房間；不過，我不得不說，我這把年紀睡在沙發上還是挺難受的。她的模樣很糟糕：形容枯槁，面黃肌瘦，臉都凹陷了，手抖個不停。我問她怎麼了，她說她也不知道，不過可以肯定是大病。她的頭髮又枯又少，皮膚上滿是斑點，鬆弛得像只遠古時代的蜥蜴。她覺得可能是肝臟的問題（「要不然我怎麼會是這種顏色？」），但她也抱怨脊柱和屁股都很痛。她喘不上氣。
無論如何，我們很高興能見到彼此，她帶來一瓶杜松子酒作為禮物，我們倆喝掉了一大半。我煮了義大利麵，配上罐頭裡的醬汁。她幾乎什麼都沒吃，只想喝酒、抽菸、聊天。我跟她說了我上次跟彼得見面的經過，我們哈哈大笑，笑得咳嗽起來。她賣掉了拉夫西納的房子，正在把錢轉過來。「我沒賣到什麼錢，」她說，「把稅一交，欠的債一還——不剩幾個錢了。」我問她打算住在哪兒，她說：「我其實打算跟你住，洛根，親愛的。至少等到醫生給我看完，我們知道診斷結果了再說。」我要帶她去魯帕斯街我看病的診所。
今天，我七十歲了。
3月9日，星期二
格洛麗亞從醫院回來。不知為何，她不讓我去醫院，不讓我去看她，也不讓我去接她。我聽到她從計程車上下來的動靜，連忙跑出門去扶她進屋。她去購物了，買了香檳、鵝肝醬和李子蛋糕。她不肯告訴我在醫院發生了什麼事，也不肯告訴我她的醫生說了什麼。
今天晚上，我們開啟香檳，吃著抹了鵝肝醬的吐司，她告訴我她得了肺癌，而且沒法手術了。「肺上都是洞了，我懷疑，」她說，「但他們說不清為什麼我的背會這麼痛——至少目前還不知道原因。」她問我，可不可以繼續和我一起住：她不想在癌症病房或臨終安養院裡了結餘生。我說，當然可以，但我也提醒她，我很窮，我能帶給她多少慰藉都將取決於這一現狀。她說她在銀行裡還有八百英鎊，我可以把這筆錢當成自己的錢用。「我們用這筆錢，像以前一樣開開心心地過吧，洛根。」她粲然一笑，彷彿我們是在謀劃深夜狂歡的學生。我想，即便是八百英鎊也撐不了多久，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眼神。她對著壁爐臺上的那幅雙人肖像畫點了點頭。「也許是時候把畢加索留下的東西變現了。」她說。
3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給在巴黎的本打了電話，問他怎麼樣。「病入膏肓了，不過還活著。」他說。我歡迎他加入我們的行列。接著，我跟他說了畢加索的素描，他連畫都沒看過，當時就給我出價三千英鎊。
我把畫從畫框裡取出來，一分為二，把畫了我的那半邊剪下來。我的這半邊只寫了我的名字「洛根」；其他的題詞和最關鍵的簽名都在格洛麗亞的那半邊，上面用法語寫著「給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格洛麗亞。友誼長存，畢加索」，還有日期。我們各自所佔的部分不比明信片大，沒有了簽名，我的那半邊當然一文不值，但仍是個紀念。我很高興，可憐的格洛麗亞還能從多年前戛納的那頓午餐中獲益。
3月19日，星期五
天氣冷得像冬天。低矮的藍灰色雲層，強勁的東風從北海帶來了一陣又一陣雨夾雪。格洛麗亞在我的臥室得到了妥善安置——留聲機、杜松子酒、書和雜誌。我們像流亡貴族一樣吃飯喝酒。每天都會有私人護士來幫格洛麗亞洗澡換衣（來自畢加索的饋贈），健康隨訪員也時不時上門檢查她的狀況，給她補充藥物。格洛麗亞沒有接受放射治療或其他任何「大膽」的新藥療法。她假裝很開心，毫不在意，她說只要她沒覺得疼，她才無所謂呢。「我不會成為一個無聊的人，親愛的，」她說，「我絕不會讓你幫我倒馬桶或是幫我擦屁股之類的。只要我們還請得起護士，你就當我是個借住在你家的脾氣不好的老朋友吧。」於是，我照例過著自己的日子，去圖書館，繼續寫作，傍晚早早回來。格洛麗亞白天自己待著還挺開心的，多少也能照顧下自己；只是，到了晚上，她喜歡有人陪伴，我便坐在她旁邊，給她讀報紙上的小文章，一起聽音樂，喝酒。通常不到十點，我就喝得醉醺醺的，格洛麗亞開始點著頭打瞌睡。我把她手裡的玻璃杯拿走，整理好毯子和床單，踮著腳走出房間。
我在沙發上睡得很不好，我想象癌細胞就在隔壁房間裡成倍繁殖，努力不去回想我以前認識的那個格洛麗亞·奈斯史密斯。早上，我很早醒來，立刻刮鬍子洗臉，好把洗手間空出來。我祈禱護士能在她醒來之前到——這樣，我就不會聽到她恢復意識後，發現自己現狀時那聲驚恐的「洛根！」。在她戴上無所謂的假面具之前，恐懼總是在清晨第一個擊垮她。
護士來了以後，我就會出去採購一天的食物——通常我會去哈羅德美食廣場，找些格洛麗亞喜歡的外國糖果（「今天吃金橘怎麼樣？糖板栗？」）。我在一家外賣酒館有賬戶，他們給我們送來所有的酒。一箱杜松子酒好像能撐一週。我要是在家，我們午餐前就開始喝紅酒，夜幕降臨時喝烈酒，喝到腿都發軟。我問她想不想讓我和彼得聯絡，她立馬說「不要」，我便作罷了。
我不回首過往；我不展望未來。我對格洛麗亞的身後事沒有任何計劃——我們都在等著那天的到來——實際上，我完全不知道處理那種情況應該有哪些程式。毫無疑問，我會知道的。在那之前，此時此地的事就夠我操心的了。
4月4日，星期日
格洛麗亞進入全身衰竭、骨立形銷的階段，五官都不像是她自己的了：眼睛大得眼眶都裝不下來，牙齒也大得像要從嘴裡凸出來，巨大的鼻子和耳朵都像是別人的。她嘴唇總是溼漉漉、亮晶晶的，一點胃口都沒有。她勉強能吃半個水煮蛋或一塊軟心巧克力，把雞尾酒當止疼藥喝個不停，所以她的世界安靜又模糊，她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的時間最多隻有一兩分鐘。她非常努力了——我察覺得到，她不想感到自己在游離。現在，我上午都會給她念報紙，她拼命地集中著精神：「為什麼泰德·希斯要這樣佔著茅坑不拉屎？‘朋克’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
我們接手過來的財富還剩大概一千二百英鎊——夠用一個月左右，我算了算——無論如何，我們的酒水賬單大大減少，我也多少恢復了清醒。
魯帕斯街診所的醫生定期來查訪，每次來的都是不同的醫生——診所裡應該有幾十個醫生——我問他們她還有多長時間。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明年，醫生說，他舉出了不少驚人的例子，那些早該去世的人以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堅持了幾個月。感謝上帝我們還有麻醉劑，我說。護士負責護理格洛麗亞的各項身體機能——我也不知道護士是怎麼弄的。
我坐下來，唸書給她聽，眼睛不時瞟向她太陽穴上微微跳動的暴出的青筋，下意識用自己的呼吸為那微弱的節奏計時。格洛麗亞時日無多了。
4月6日，星期二
下午四點三十五分。格洛麗亞去世了。兩分鐘前，我走進她的房間，她已經死了。她一動不動地躺著，跟半個小時前的姿勢一模一樣，她的頭向後仰著，鼻孔張大，嘴唇微微分開，露出了牙齒。她的眼睛是閉著的，可就在半個鐘頭前，我握著她的手時，她似乎還輕輕捏了捏我的手。
此時，她膝蓋微微曲起，彷彿為撥出最後一口氣耗盡了虛弱身體的全部力氣。我把手伸到被子下，握住她的兩隻腳踝，把它們朝我的方向拉。她的兩條腿被拉直了，它們柔軟得就跟她活著時一樣。為什麼我這麼關心格洛麗亞？我問我自己。因為我喜歡她。因為我們曾經是情人，分享過彼此人生的一部分。因為她是我的朋友。還因為，我為格洛麗亞做的這些事，我高興地把它們視作應盡的職責，我覺得——一廂情願地覺得——以後也會有別人來為我做這些事。這種想法很荒謬，很虛幻，我知道。你不能跟生活做這樣的交易，沒有什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4月10日，星期六
四月裡寒冷的一天，帕特尼維爾火葬場應該是全國最陰鬱、最壓抑的地方之一。一個維多利亞時期的奇怪小教堂巧妙地兼用作火葬場，周圍是一大片破敗而凌亂的墓地。小教堂四周有高聳的紫杉，紫杉像戴著帽子的巨人僧侶，給已然陰森的場景又增添了更多陰森。
彼得來了，還有數量驚人的陌生人——都是格洛麗亞以前的同事，與她關係複雜的親戚等。彼得問我她是在哪兒去世的。在我的公寓，我說。你的公寓？往日各種懷疑和敵對情緒讓他氣得漲紅了臉。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你真的很好心，老兄，他說。
回到他住的酒店後，他變得滔滔不絕，不停地問我問題，想知道為什麼他的前妻會死在他老朋友的地下室公寓裡。他問我是不是真的喜歡格洛麗亞。當然了，我說，她是個多麼好的朋友啊——那麼風趣，那麼直率，粗野得叫人喜歡。
「你看，我覺得我從來不曾真正瞭解她。」他用困惑的語氣說。
「你跟她結過婚呢，天哪。」
「是。但我覺得那更像是精蟲上腦的結果。從沒碰到過像格洛麗亞那樣，知道吧，讓我興奮的人。」
我們叫了三明治送到房間來，繼續抱著威士忌酒瓶猛喝。我注意到服務生叫他「波特曼先生」。斯卡比爾斯怎麼了？我問。
「我不應該來這兒——我的會計師要是知道我來了倫敦，會心臟病發作的。」
「啊，是稅務的原因吧。你能回來太好了。格洛麗亞要是泉下有知，一定會非常感動。真的。」
「這些稅，真是他媽的魔鬼。我現在在考慮搬去愛爾蘭。顯然，你要是個作家，在那兒就不用交收入稅。可那裡又有愛爾蘭共和軍的危險。」
「我覺得你不會成為愛爾蘭共和軍的目標，彼得。」
「你開什麼玩笑。像我這種身份的人都會有危險。」
「愛爾蘭的房子很漂亮。」我說。但不值得住到那裡去。
「你為什麼不去？」他說，「你怎麼能忍受這裡的稅收？一年只有兩個月是為自己工作，十個月是為稅務部門工作。」
「我的生活很簡單，彼得。非常簡單。」
「我也是啊，他媽的。我會後悔喝了這個威士忌的。要是我的醫生看見我喝這個，他再也不會管我了……本怎麼樣了？」
「癌症。攝護腺癌——不過好像快好了。」
這個訊息讓他很沮喪，他開始列舉自己的毛病——動脈硬化、心絞痛，以及越來越聾的耳朵。我們在崩潰啊，洛根，他不斷地說，我們這些可憐的老東西。
我任由他喋喋不休。我覺得自己並沒有老，但我必須承認，變老的跡象無處不在。我的腿越來越細，因為肌肉在萎縮——腿上幾乎沒有腿毛了；我的屁股在消失，褲子後面變得鬆垮垮、空蕩蕩的。還有件滑稽的事：我的陽具和睪丸似乎更鬆弛、更下垂了，在兩條腿之間晃得更自由了。而且，它們看起來更大了，像是我剛從熱水浴缸裡爬出來時的樣子。這到底是普遍現象，還是隻有我這樣？
我忘了說，在我為格洛麗亞哀悼的這段時間裡，我收到了諾埃爾·蘭格辦公室寄來的一封信，說一位西普里安·迪歐多內先生在遺囑中給我留下了一處法國的房產。有那麼瘋狂的一瞬間，我還以為是西普里安自己在凱爾西的大宅呢，但認真看過地址又查閱地圖後，我發現那應該是一幢位於洛特的房子，在聖薩比納小鎮外。我寫了封回信說，把它賣掉。格洛麗亞把她所有的財產都留給了我，包括她活期賬戶裡的九百英鎊（謝謝你，畢加索）、兩手提箱衣服和存放在錫耶納一處倉庫裡的物品。我該拿那些東西怎麼辦？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財物。
［六月七日，星期一，上午十一點半，在魯帕斯街橫穿馬路時，洛根被一輛超速行駛的郵局貨車撞倒，傷勢嚴重。他被救護車緊急送往聖托馬斯醫院手術。他脾臟破裂，頭骨骨折，左腿有三處完全斷裂，全身的嚴重瘀青和擦傷就更不用提了。
手術後（他的腿裡打入了鋼釘），他被轉到佩克厄姆的聖波托爾福醫院c病房。日記從事故發生大約四周後重新開始。］
7月5日，星期一
總有些老太太帶著拼圖書和針線包來病房轉悠，其中一位幫我弄到了圓珠筆和書寫紙，所以，我終於能把我對這個煉獄的印象記錄下來了。今天吃了瑞士捲和蛋奶凍，是這周的第三次。對不起，可瑞士捲不是布丁；瑞士捲是蛋糕。餐飲部裡一定有人貪汙了本該買好布丁的錢。這就是這個地方的特色——這裡建於十九世紀，依然保留著那個世紀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c病房是一個天花板很高的巨大房間，像個鄉村議事堂或學校禮拜堂。為了發揮病房的作用，他們在三面牆上都裝了又長又細的窗戶，好讓更多「具有治癒效果」的陽光照射進來。病房裡有三十張病床，是原規劃的兩倍，護士們手忙腳亂，疲憊不堪，脾氣也都很大。我在中間走廊的病床上被困了兩週，後來寶拉——唯一叫我喜歡的護士——才想辦法把我挪到角落。所以，現在我旁邊只有一張病床——病人是個醉鬼老頭，讓我很不滿意。這些陽光炙熱的七月天裡，病房被烤得像間溫室。下午三四點，我們都躺在床上直喘氣，大汗淋漓，尚有力氣的病人會掀開被子，用雜誌或報紙給自己扇風。我實在不願多想從掀開的被子裡冒出的那股像沼澤地似的惡臭氣味。它讓我管中窺豹地想象到維多利亞時期的情形：想想吧，當時大家一到夏天都熱得無法忍受——他們穿的衣服更厚，穿在身上的衣服層數更多，而且，那個時候脫掉外套還是不禮貌的行為。男男女女的身上一定都臭氣熏天。除此之外，還有街道上的馬糞……十九世紀的倫敦一定比糞坑還臭。
左腿從腳底直到屁股都被裹在石膏板裡，我基本無法活動。我在瓶子裡撒尿，如果我要拉屎，就只能喊護士。我不肯用床上便盆，所以，她們只好用輪椅推我去廁所。在廁所，我自己坐到馬桶上解決問題。廁所的隔間沒有門。護士們都恨我不肯用便盆。
腿上打了石膏唯一可能算是好處的結果，就是我能享受海綿擦身浴。雖然擦洗的護士動作粗魯而迅速，但在那兩分鐘的時間裡，我彷彿又重回嬰孩時期——有人把我的胳膊抬起來，把胳肢窩擦得乾乾淨淨，冰涼的海綿會繞開我的私密部位，然後我往前俯身，讓她們把我的背也擦一擦。她們會直截了當地用毛巾擦乾水，再撲上爽身粉，結束整個流程。要是大胸脯的弗洛斯特修女能露出一邊乳房讓我嘬嘬，那這畫面就完整了。
醫院的食物很噁心，真該遭罵——是我自打在艾比學院讀書以來吃過的最差的伙食。我們吃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恐怖食物：用稀糊和罐頭蔬菜做成的肉餡；沒有魚的魚肉派；咖哩蛋；半生不熟的醬餃子加粗糙的蛋奶凍。你不得不吃——尤其是我，這種被困在病床上的人。每天有人推著小推車來轉一次，你可以找他買餅乾和巧克力，以補充營養。膳食的搭配也很糟糕。每個人都在為便秘而抱怨。
寶拉是我唯一喜歡的護士，因為她叫我蒙斯圖爾特先生。我謝謝她，並問她姓什麼。「普雷茉利。」她說。好吧，那就是普雷茉利小姐了，我說。可她還是讓我叫她寶拉，免得其他護士覺得奇怪。這個姓很有趣，我說。她告訴我她是從馬耳他來的。可你的頭髮是紅色的呀，我不假思索地說。那你的頭髮還是花白的呢，她回答，這多滑稽呀。
（事後補記。我對於那次事故的記憶很不完整，斷斷續續的。自從回倫敦後，我就常常發現，郵局貨車無一例外開得飛快，司機像生怕錯過什麼重要安排或截止期限。撞到我的那輛車當時應該開到了每小時一百或一百一十千米。可被撞完全是我的錯：我腦子在想別的事，我壓根兒沒看就走上了馬路，如同在自家廚房裡一樣隨意。顯然，我被巨大的衝擊力撞飛到十五米之外。我對撞車本身毫無記憶了，也沒感覺到疼痛。兩天後，我在聖托馬斯醫院醒來，不知道自己在哪兒，在做什麼。我能活下來是很幸運的，他們告訴我。郵局客戶關係部的人給我送來一束枯萎的劍蘭，「祝願我儘速康復」。這個形容詞真是用得太差勁了，我記得自己當時這麼想。）
（8月—9月）
來自c病房的觀察
今天進行了長時間的腸道排空，我才意識到自己已便秘了兩個月。感覺好些了，同時也發現自己瘦了不少。我現在就像只又瘦又老的禿鷹。該剪頭髮了。
儘管沒人會真正承認，但這裡其實就是老人病房。這裡的病人沒有低於六十歲的。它既是老人病房，也是癌症病房。我們都是有著老年病的老人。很多人在這裡死去。只是病房太大了，我沒辦法準確計數，而且她們總把病人移來移去的（為了隱瞞死亡率嗎？）。自從我來了這兒，依我說，死了大概有三十個人了。
寶拉昨天去度暑假了。你要去哪兒？我問。馬耳他呀，傻瓜。她的脖子上掛著金十字架項鍊——她是信天主教的好女孩。替她崗的是個叫蓋瑞的男護士——他身上有很多可怕的文身。
我最痛恨的人離我四張床。他叫內德·達爾文，我叫他「不緊張先生」。護士們都很愛他：他從不抱怨，總是樂觀積極，見到誰都笑容滿面，他好像還挺享受這裡的伙食的。他中了風，但還能拄著柺杖一瘸一拐地到處走。他知道所有護士的名字。有一天天氣特別熱，他走到我床邊，叩了叩我腿上的石膏。「這下面一定癢得快要瘋了吧，我敢擔保。」他是那種老把「我敢擔保」「是不是吧」「感激不盡」之類的話掛在嘴邊的人。我讓他滾一邊去。
我要求和管理/行政人員見面，抗議廁所隔間沒有門的事（這也是造成我們集體便秘的一個重要原因，我認為）。此舉可以說是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在惹是生非，並因此招來了護士比往常更陰沉的表情。終於，一位身著正裝的年輕人出現了，聽完了我對他說的話。「這樣設定是為你自己的安全考慮，洛根。」他說。我讓他叫我蒙斯圖爾特先生，他置之不理，之後甚至什麼稱呼都不叫。什麼都不會改變：我只是愈發鞏固了我麻煩精的名聲。
《馬丁·瞿述偉》裡對佩克斯列夫一家去倫敦旅行的描述（第八、第九章）是英國文學中喜劇描寫最偉大的段落。值得討論。
我脾臟的排液管被移除了。腿上的傷痛似乎也有所緩解。到目前為止，骨折的頭骨也沒有引發其他併發症。自從來了這兒，我至少見了十個醫生，每個在接手我的病例時似乎都一無所知：「那麼，你是出了什麼車禍嗎？」「哎呀，我看見你的脾臟破了。」我不怪他們，我也不怪護士。我痛恨待在這個可怕的地方——天知道在這裡工作是什麼感覺。但我始終認為：一定還有更好、更人性化、更文明的方法來照顧我們這些老弱病殘。如果要承擔這個責任，那國家就應該全心全意地做好：每個人都被這個紛繁瑣碎、睚眥必報、斤斤計較、冷漠麻木的世界傷害到了。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受重傷且嚴重不適；是我第一次做手術並接受全身麻醉；也是我第一次住院。那些一直擁有健康的幸運兒會忘記屬於病人的這個龐大的平行宇宙，忘記他們每天遭受的痛苦和嚴峻的考驗。只有當你越過那條界線，進入病人的世界後，你才會意識到它沉默而龐然的存在，以及它令人憂懼的永恆。
病房新來了個修女：「我聽說你不肯用便盆。」你聽說的沒錯，我說。接著，她說，我要是「需要上廁所」，要麼自己去，要麼就用便盆，不會再有護士用輪椅推著我來來去去了，太浪費寶貴的時間。那你最好幫我找副柺杖來，我說，因為我是絕對不會用便盆的。醫生還沒有批准你使用柺杖，她帶著勝利的微笑說，說完給我拿來了便盆。我要拉屎時，只好自己掙扎著爬下床，用盡全力走到「不緊張先生」那裡。「我能借一下你的柺杖嗎？謝謝了。」我知道他不想借給我，因為他怕自己會惹上麻煩。討厭鬼。
脾臟。我破裂的脾臟。我在百科全書裡查了這個詞。「脾臟是一個小的紫紅色器官，位於橫膈膜之下。脾臟能過濾影響血液的外來微生物。」我的脾臟在車禍中破裂了。在中世紀，人們認為脾臟是憂心愁緒的來源。所以才有了「脾氣差」的說法——它是一種更容易出現憂愁或壓抑情緒的傾向，一種更容易悶悶不樂或暴躁易怒的性格。我擔心，我破裂的脾臟已將它特別的毒素釋放到了我的身體裡。這是引發我新的憤怒和仇恨的原因嗎？
我擔心我的公寓——那裡幾周都沒人去了。寶拉問我，為什麼從沒人來看我。我說，我的家人都住在國外——可悲的謊言。我說，我的女兒在美國。「不管怎麼樣，她還是得來看看自己的爸爸吧。」寶拉說。
來了位羅馬天主教的神父。「寶拉告訴我，你跟我們的信仰是一樣的。」寶拉是怎麼知道的？難道我們會在某個方面暴露出信仰嗎？某些特定的語言、表情、動作什麼的……我們的共同之處一定是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表現了出來。我告訴他，我是個堅定的無神論者，我在十八歲時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他問我，難道我這輩子從沒感覺到上帝的愛嗎？我讓他看看這個房間，看看這些人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可上帝就在這個房間裡呀，他帶著微笑堅持說。我說，沒有哪根準繩能量出我無信仰的程度——我給他引用了喬伊斯的朋友約翰·弗朗西斯·伯恩的這句話。他不知該如何回應，我請他離開。
睡我鄰床的老人今天早上去世了。他像是被釘死了一樣躺在床上，紋絲不動，氧氣面罩在他臉上噝噝噴氣。只有他的眼睛在表達著什麼，時不時朝我轉來，讓我驚恐。最後，我決定把這當作一種訊號。我翻身下床，揭開他的面罩。
「你是英國人吧。」他悄聲說。
「差不多吧。是的。」
他鼓起的眼睛四處閃爍，像只變色龍。
「把管子拔了，兄弟。我想走了。」
我四下張望。有那麼瘋狂的一瞬間，我覺得我真會這樣做，可我看到一個護士朝我們走來。我把他的面罩戴了回去。兩個鐘頭後，他死了。
辛格先生（洛根樓上的鄰居）來看我，帶來攢了幾周的郵件。他告訴我，我公寓的電話和電都被停了。他帶來從郵局拿來的表格，可以授權給他幫我領養老金。這個印度老兵是個好人（我得解釋一下：辛格先生曾在印度軍隊短暫服役——所以，我叫他印度老兵，他叫我司令）。他坐下來跟我聊了一會兒。他告訴我，我住院期間，他做了個輸精管結紮手術，最高興的是辛格太太，他從沒見過有人像她那麼開心。自從他來探望後，我感覺自己在病房裡的地位有了變化——現在我更神秘了。我為各種未付的賬單寫好支票，交給他幫我寄出去。
「不緊張先生」今天出院。他一瘸一拐地走出病房時，護士們都圍攏過來為他鼓掌。輪到我出院時，只怕見不到這樣的場景。我旁邊又來了個臨終病人——晚上總髮出可怕的呻吟聲——我開始懷疑我被排擠了。
今天，我左腿的石膏拆了，露出蒼白無力、毛髮濃密、滿是疙瘩的一條腿，只有右腿的一半粗。我注意到脛骨上有個奇怪的扭結，應該是斷掉的骨頭沒有連線好的地方，外科醫生看到時也皺起了眉頭。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幾乎完全萎縮了，所以醫生向我保證，每天會給我做兩個鐘頭的理療，幫它重新恢復。隨著身體機能的康復，我感覺我的情況不算緊急了。醫護人員應該也有同感。
廁所裡的一個隔間裝了門。微小但甜蜜的勝利。
9月8日，星期三
我必須把這件事記下來：我的視力發生了奇怪的變化。今天早上醒來時，我看到我視野所及的世界的一半——上面的那一半——被一團只能形容為是旋轉著的棕色迷霧給遮住了。像是某種有毒的霧氣降了下來。可一轉頭，我才意識到，變色的是我的眼睛，而不是眼前的世界。
來了個醫生，是個年輕的僧伽羅女人。她問我是否對某些特定的食物過敏，並給我預約了心電圖檢查。我告訴她，我曾遭遇意外，頭骨骨折。什麼意外？她問。我在這裡待了太久，那車禍已是陳年舊事了。我解釋給她聽後，她不再提過敏的事，而認為我應該去看腦神經外科醫生。
9月9日，星期四
迷霧散去。今天早上刮鬍子時，我突然意識到鏡子的上半部分不再是棕色的了。外科醫生蓋德先生給我做了檢查，測試我的反應能力，並推薦了一位眼科醫生。蓋德先生彬彬有禮，看起來也很關心病人。他上了年紀，滿頭濃密的銀髮。我說他「上了年紀」是什麼意思？他應該比我還小十歲呢。
寶拉給了我一塊用銀鏈子串著的聖克里斯托弗獎章。為什麼給我？我問她。你太好了。為了讓你一生都平平安安的，蒙斯圖爾特先生。接著，她說。我出院時她不會在這兒。我什麼時候出院？是啊，她說，你明天一早就會出院，但我明天是晚班。她吻了我的臉頰。好好照顧自己，小心點，注意郵局的貨車。我喉頭縮緊，雙眼刺痛。親愛又甜美的寶拉。至少我能活著走出這裡了。
9月24日，星期五
特彭泰大道。回來的感覺特別奇怪，我以陌生人的眼光打量著這些財物和傢俱。這是你的家，蒙斯圖爾特，這些是你的財產。我感覺像登上了「瑪麗·賽勒斯特號」。門後面堆著六十釐米高的傳單和免費報紙。儘管我痛恨醫院，但那裡是安全的，是我所熟悉的；現在，我發現喧鬧擁擠的城市才讓我害怕。經歷了數月集體病房的生活後，我體會到一種迫於無奈的孤獨——可這是我以前很享受的。今天傍晚，我坐了半個小時，等別人幫我送來晚餐。家裡什麼食物都沒有，所以，我只能跛著腳，走到康沃利斯去喝酒（醫院借給我一根鋁合金柺杖）。這裡還是同樣的老面孔，同樣瀰漫啤酒味的環境。老闆點頭示意，如同我昨天剛剛來過。我不是他最喜歡的顧客——因為我在他的地盤上總是逗留太長時間，而花的錢又不夠多。我點了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還有兩份豬肉派（印度老兵轉交給我一大筆應急養老金。我目前手頭還算寬裕），店主看到這個情況，露出罕見但並不真誠的微笑。
我看著這些顧客，這些喝酒的人——他們都是我的同類——我希望他們都去死。
1977年
如果寫回憶錄，我會把生命的這個階段稱為「狗食歲月」。我的成功只是假象。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但車禍之後，我變得更窮了——如果還能更窮的話。皮姆利科的稅漲了，所有的東西似乎都更貴了——我竟然還得花錢才能重新恢復供電和電話。我出離憤怒，我讓他們永遠切斷我的電話線——馬路盡頭就有個挺好的電話亭。但很不幸，電我還是需要的。
我像個鐵公雞一樣省吃儉用，總是在最便宜的超市無休止地比較著價格，我的生活就像一張由各種小小妥協和調適組成的清單。如果我用肥皂洗頭，我分析，那我就不需要買洗髮水了；要是我剃鬍子也用肥皂，那就省了剃鬚膏了；要是我以批發價購買最便宜的肥皂，那我說不定還能擠出點錢買食物，諸如此類。我很少到公寓周邊兩百米之外的地方去——我所有的需求都能在這個小圈子裡得到滿足。我戒了煙，但我不願戒酒。就這樣，我把生活需求縮減到了最低限度。
那天，我正在研究各種燉菜罐頭上的成分表，想找一種蔬菜含量最多的（從而減少我在購買蔬菜方面的支出），突然，我的胃被一個罐頭上的紅字吸引住了：「超大塊兔肉，裹以濃郁肉汁」。我把罐頭轉過來，看到它的牌子叫「鮑澤」。這是一罐放錯了貨架的狗食罐頭。可突然，我想到，如果我買下六罐「鮑澤」，再切點胡蘿蔔和洋蔥，全放進鍋裡熱一熱，那這一大鍋兔肉燉菜說不定夠我吃一個禮拜。我可以就著米飯一起吃（辛格太太幫我從很遠的倉儲式商店買來了十千克一袋裝的米），這樣一來，我的營養和美食需求都將得到徹底滿足，而且可以省一大筆錢。於是，我真這樣做了。事實證明，鮑澤兔肉燉菜相當好吃，我還自由發揮地加了點番茄醬和不少伍斯特醬（我認為，最後這兩種調料是加工各類狗食罐頭必不可少的，根據我的經驗，狗食都有很重的羶味，可能會讓你一整天都擺脫不了那種餘味，而胡椒就是最好的解藥）。現在，我都去逛寵物食品的貨架，比較各種價格和優惠商品。當我開始厭倦一種肉類後，我就換一種。通常我不會選牛肉——豬肝、雞肉和兔肉是我的最愛。我的節儉已到了一定程度。
2月28日，星期一
昨天是我七十一歲生日，我決定改變自己的生活。我意識到，我正變成一個小老頭，我有著根深蒂固的習慣，我拄著柺杖走路，我有個塑膠拉鏈錢包，裡面裝著六十八便士零錢，我在酒吧有最喜歡的座位，我總有著說不完的感嘆和抱怨，夾雜偶爾出現的純粹到令人害怕的厭世感。我在慢悠悠地走向死亡。
準備去康沃利斯喝半品脫啤酒慶生時，我經過一位老人身前。他是個酒鬼，是個乞丐，像是被困在了人行道邊沿，他面前的馬路如同令人生畏的峽灣，如同無法通航的大海。我正準備穿過馬路去幫他，卻突然發現，他是在對著下水道平靜地撒尿呢。他自言自語，完全沒有受到過往路人或震驚或好笑的目光的影響（小夥子們哈哈大笑，母親們忙著拖走孩子）。我留在原地，對未來的可怕想象讓我無法動彈。這可能就是你啊，蒙斯圖爾特，我想，那種行屍走肉的狀況可能並不像你以為的那樣遙遠。我必須做點什麼。
我記得我在一家廢棄商店的視窗看到過一幅海報：「spk（socialistpatients'kollective，社會病患集團）。你可以幫忙。還能多賺點錢。現在就加入吧！」這條資訊下面有個電話號碼。我要是有再多一點點的錢，我也許就能有再多一點點的自尊了，我分析。
我在電話亭裡打電話。對話如下——
男人：你好？
我：我想加入spk。
男人：你瞭解我們的情況嗎？
我：我看過你們的海報，僅此而已。不過我很熟悉怎麼當病人。我在醫院裡住過幾個月。我痛恨住院。我想做點什麼——
男人：我們跟醫院沒有任何關係。
我：哦。（暫停）我不介意。我只想多賺點錢。你的海報上是這麼說的。
男人：你叫什麼名字？你的姓。我可不想知道你的教名。
我：蒙斯圖爾特。
男人：是複姓嗎？
我：當然不是。
男人：你是老頭嗎？
我：呃，我不年輕了。
又是短暫的停頓，接著，他告訴我斯托克維爾的一個地址，讓我下午五點去那兒。
地址在納皮爾街上。我人生中的又一個納皮爾：上一個納皮爾幫了我的忙——所以這也應該是個不錯的兆頭。那是一幢半獨立的大房子，維護得很差，牆上的灰泥在剝落。窗戶上掛著床單和報紙當窗簾。在按響門鈴前的最後一刻，我摘下了領帶。我穿著套裝（我總是穿套裝——我只有套裝可穿了）。一個年輕女人來開門，她的臉尖尖的，下巴短短的，戴著圓框眼鏡，頭髮編成鬆散的粗辮子。「你好？」她滿腹狐疑地說。「我是蒙斯圖爾特。有人讓我五點到這兒來。」她將門掩上。「約翰？」她朝屋裡大喊，「這兒有個老頭說他叫蒙斯圖爾特。」「多老？」一個男人的聲音回答。「很老。」她說。「讓他進來。」
她帶我走進一樓的大房間。沿著兩面牆壁是放了各種裝飾品的長桌以及萬向檯燈。前面窗戶上掛著一床被子，擋住了外面的街道，壁爐周圍，三張床墊擺成一圈。到處是帆布背包和購物袋，還有一堆堆的雜誌和報紙、開啟了的食品罐頭，以及塑膠可樂瓶。這讓我想起萊昂內爾在村裡的公寓。桌上是一份報紙的設計版面圖及所有相關的裝置——噴膠、馬克筆、塗改液和兩臺電子打字機。除了在門口迎接我的姑娘，另外還有三個人。我被介紹給他們。尖臉姑娘叫布朗維爾；黑頭髮、劉海垂到眼睫毛的漂亮姑娘叫蘿斯；留著稀疏鬍鬚（鬍鬚看起來像是被人隨意一綹綹地拔掉了很多，留下裸露的地方）的男人自稱哈利迪；最後，瘦高個、長相英俊、留著中分披肩長髮的傢伙（他看起來比其他人大，依我說應該有三十來歲）說：「還有我，我叫約翰。」
他們找到一把椅子，放到房間中央，讓我坐下。接著，便開始了溫和的審訊。約翰問我，為什麼選擇加入spk。我覺得他可能想聽到這樣的答案，於是我便告訴他，我在聖波托爾福醫院長期住院的經歷讓我震驚，更不用說給我留下的精神創傷了，所以，我想做點什麼，維護病人的權利。我想，一個自稱「社會病患集團」的組織也許正是我想要找的左翼團體。我想要幫忙，我想要儘自己所能——要是大家能瞭解現今醫院的情況，那些老年病房的現狀，那些近乎極權主義的——
約翰舉起一隻手，讓我閉嘴；我發現他們都在偷笑，有點居高臨下的意思。我告訴你吧，約翰說，我們不是促進國家衛生服務改革的組織。我說我不介意，我就是想做點什麼——我不想再無所事事地坐著怨天尤人了，我想積極主動地做點什麼。而且，我坦白，能多掙點錢也是好的。在經歷了一輩子的辛勤工作和小有成就後，我發現自己如今竟然在貧困線下苦苦掙扎。能擁有頭頂遮風擋雨的屋子，還得多虧一位無私慷慨的冰島人，否則我將無家可歸。接著，我又問了下一個問題：要是你們和醫院、和病人權利都沒有關係，那你們是幹什麼的？
蘿斯：我們是反法西斯的。
我：我也反法西斯，巧了。
約翰：你知道德波和瓦納格姆這兩個名字嗎？
我：不知道。
約翰：你聽說過情境主義嗎？
我：沒有。
約翰：那烏爾麗克·邁因霍夫呢？一九六八年「五月革命」呢？
我：我得說，我一九六八年一整年都在奈及利亞。
約翰：你跟比亞法拉有關係嗎？
我：我去那兒正好是戰爭要結束時。我想救個人出來。
哈利迪：你很厲害，兄弟。
布朗維爾：做得很好。
還有更多問題：我有沒有聽說過赤色軍團？我說我有。布朗維爾問我對「高層權貴、審判、中央集權主義和財產權」有什麼看法。我說我對這些一無所知，我只是想以某種方式幫點忙，只是不想感覺自己逆來順受地接受了一切。我的生活隨波逐流，但我不想成為可悲又消極的老人。在聖波托爾福醫院住過院後，我發現，當我看到人們被體制和權威人物操控時，我是憤慨又憤怒——我想幫助大家更勇敢地為自己抗爭。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四個專注的年輕人讓我愈發滔滔不絕、激情四射——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感受，我很高興。
約翰向我解釋，他們這四個人是spk「工作圈—通訊部」的成員。什麼是「工作圈」？我問。就是一個小組，一個單位，一支隊伍，他們告訴我。在納皮爾街這兒，他們每週出一份六到八頁紙的新聞小報，叫「局勢」。這份報紙的銷售收入是spk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他們需要人到街上去賣報紙。所有收入的百分之十歸賣報人——我有興趣嗎？其他的錢你們用來幹嗎？我問。
「那就不關你的事了。」約翰說。他長得真是英俊，濃濃的黑色眉毛下面是橄欖綠的眼睛。「這麼說吧，」他說，「我們感興趣的是‘干預’。如果我們看到什麼局面是我們不贊同的，我們就會以某種方式進行干預——比如支援罷工、揭露法西斯的謊言、為正義的事業提供捐贈和幫助，等等。干預可以有很多形式。我們可以示威、可以抗議、可以支援被欺壓被愚弄的人們。這些都需要花錢，我們賣報紙掙來的錢。」他說話的語氣很柔和，一聽就是受過教育的，他一邊對我說這些話，一邊做了個要抽菸的手勢，蘿斯立刻在自己口袋裡翻起來，找到一支香菸。約翰把沒點燃的煙叼在嘴裡，我想接下來是不是該布朗維爾或哈利迪拿著火柴走上前來，可一兩分鐘後，約翰自己點燃了香菸。
我說我有興趣，他們讓我在外面等一會兒。
我站在門廳，聽到從樓上房間傳來腳步聲和說話聲，很快，兩個男人走下樓，與站在前門的我擦肩而過，連瞥都沒瞥我一眼，就出門了。其中一個是阿拉伯人。大約十分鐘後，我被叫回房間。布朗維爾面帶慍色，態度冷淡，我懷疑她是反對我加入的。
「歡迎加入spk。」約翰說完，遞給我一捆一百份的報紙。
3月2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的第一封郵件帶來本的死訊，真是令人震驚。桑德琳在信中寫道，幸好他的最終離去是很迅速的。他們將在巴黎的一處猶太教堂舉行小型儀式，她非常希望我能去。我打算回信說，我身體不好去不成。
看到「猶太教堂」這幾個字時，我愣住了，我想起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忽略了本是個猶太人的事實。一個英國的猶太人，成年後卻幾乎完全在英國之外的地方生活。本是不是我們三個人中最聰明的？
我能說什麼呢？本比我小三個月，是我相識最久、感情最真的朋友，我覺得；儘管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少。尤其是在我和馬呂斯鬧僵後，我們之間也生出了嫌隙。桑德琳自然會聽她兒子的一面之詞。本不想跟妻子疏遠，所以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與蒙斯圖爾特保持距離。可芙蕾雅去世後，是本拯救了我，是本讓我在紐約成就了一番事業。沒有他至為關鍵的幫助，我不敢想象自己的人生會是什麼樣子，可他卻堅持不肯接受我的感謝。我總想起你從西班牙帶回來的那些畫，他說。它們才是決定我們倆未來的關鍵。誰知道呢？回首過去，人們總能看得更加清楚，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一切是那麼地奇妙又荒誕——多虧了一九三七年巴塞羅那的那位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有了他，本·利平和洛根·蒙斯圖爾特才得以立足於世。世事是否就是如此？生命遊戲的真相是否就是如此？
3月26日，星期六
我可以驕傲地說，在非常短的時間裡，我成了spk的明星賣報員。上週我賣出三百二十三份報紙——收入六十四英鎊六十便士。理論上，這筆錢的百分之十歸我，可約翰沒有說實話：賣報人的收入是百分之十，但上限不超過五英鎊。所以，我也沒了再多賣些的動力。如果他能更有企業家的精神，他就會讓我儘量多賣些，按比例提成。不過，這可能不符合spk的原則。
每個週末，賣報人在納皮爾街集合，上交收入。有些可能會受邀留下來，去斯托克維爾一個特別差勁的酒吧喝酒，那家酒吧叫「職業拳擊手」。街對面就有一家好得多的酒吧，叫「劍橋公爵」，但約翰拒絕光顧以王室或貴族稱謂作店名的酒吧，他認為這是原則問題。「這是店老闆的一種順從行為，」他辯解道，「為什麼我要參與？喝酒的人當然可以選擇去哪家酒吧，選擇在哪兒花掉自己的錢。」他說的有道理，我猜。
昨天是週五，我第二次受邀，和spk工作圈（通訊部）一起去「職業拳擊手」酒吧。那四個人照例在場：約翰、蘿斯、布朗維爾和哈利迪；但這一次，有個德國人加入了我們，他們介紹說他叫萊因哈德。蘿斯——教名是安娜——性格開放，善良友好；布朗維爾（蒂娜）則言談更簡潔，態度更戒備；哈利迪（伊恩）謹言慎行，對約翰充滿諂媚的尊崇。有件事很有意思，「約翰」並不是姓，而是教名。他的全名是約翰·維維安，他顯然不想同事們叫他維維安。我反正一直是蒙斯圖爾特——不過昨天安娜問了我叫什麼名字。這種用姓氏相互稱呼的習慣，很有公立學校的感覺。我得想辦法改變它。
［事後補記。spk這個名字是在向德國的一個左翼激進組織致意，該組織由沃夫岡·休伯博士於一九七〇年創立於海德堡大學。一九七一年，休伯將spk與巴德爾—邁因霍夫的恐怖組織統一起來。約翰·維維安認識休伯，休伯被捕入獄後，約翰創立了spk英國分部以示支援（「工作圈」的概念完全來自休伯）。維維安和德國激進分子保持著密切聯絡——納皮爾街的房子裡經常有德國人逗留——但我從來都不認識他們。
維維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在劍橋大學學習哲學，一九六八年在臭名昭著的劍橋花園屋酒店抗議活動中被警方逮捕，在警察局待了兩天，警察警告了他之後便將他釋放了。這個小插曲給他造成的心理創傷促使他向極左的革命組織靠攏（他一直聲稱自己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英國短命的城市恐怖組織「憤怒軍旅」有密切聯絡）。維維安沒有拿到學位，便離開了劍橋，首先去了巴黎旅行，接著是海德堡，在那裡，他受到了休伯救世主般狂熱鼓動的影響。我認識他時，他三十一歲。］
4月8日，星期五
把我賣報的錢送去納皮爾街。哪怕是以這裡一貫的標準來看，今天的氣氛也算得上冰冷而緊張。布朗維爾和約翰的態度十分冷漠——我可是賣了將近三百份報紙呢。我把錢交給他們，沒聽到一句感謝，只是手裡被塞了一張五英鎊的鈔票。我要上廁所，便問他們能不能去一下。伊恩·哈利迪把我帶上二樓，指了指門廊。我走進一個顯然是共用臥室的房間，隔壁衛生間的牆壁被敲掉了，看得到洗手池、浴缸和馬桶。我走進去時，安娜·蘿斯正坐在馬桶上。「對不起！」我大喊一聲，轉身正要離開。「沒關係，洛根，」她說，「我就拉個屎。快拉完了。」我又轉過身，看到她站起來，擦著屁股，我趕緊朝窗戶轉過頭，盯著樓下荒廢的花園。我聽到馬桶沖水的聲音。她熱切地想要聊天，不願離開房間，於是我只好在撒尿時任由她站在我身後，一邊說話一邊卷香菸。我恐怕真是個無可救藥的布林喬亞。她說約翰的情緒很差。在德國的卡爾斯魯厄發生了什麼事，她說，他不停地打神神秘秘的電話。
出於某種原因，我給我的自傳想好了題目，要是我寫的話。是我記得在紐約看到的一樣東西。當時我去一家劇院（是去看什麼呢？），我注意到一樓的一扇門上有個出口標誌，標誌下方寫著幾個字：此非出口。一切最終還得取決於書的封面，我猜（還沒動筆就開始策劃封面，這從來都不是個好兆頭），不過我們可以在封面放一張出口標誌的照片，在下面寫：「此非出口——洛根·蒙斯圖爾特自傳」。這個主意讓我很滿意。
5月9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拿到新發給我的一捆報紙，一百份。安娜（我們現在互稱名字）給我倒了杯咖啡。她悄悄告訴我，約翰·維維安一週都沒離開過自己的房間了。「他相當沮喪。」她說。為什麼？「因為斯坦海姆的判決。」萊因哈德，那個德國人，悠閒地走進廚房。他一副人畜無害的模樣，頭髮金黃，滿臉鬍鬚，話不多。
（事後補記。現在想想，我覺得「萊因哈德」很可能就是沃夫岡·休伯本人。一九七七年，他被從監獄釋放，「轉入地下」。也許他是來英格蘭檢視spk殘部的。但這只是我的直覺。）
德國人泡著某種草本茶時，安娜——沒有絲毫尷尬地——問我，我在世界大戰中都幹了什麼？哦，我說，既然你問起，我就告訴你吧，我當時在海軍情報處，我說。那是不是意味著你是個間諜？我想應該是的，我承認。她非常驚訝，就連萊因哈德似乎都有了興趣。他問我認不認識金姆·菲爾比。我說，不認識——就在這時，約翰·維維安出現了，他看起來垂頭喪氣的。你猜猜怎麼的，約翰？安娜說，洛根在戰時是個間諜。維維安敏銳但並不熱情地看著我：喲喲喲，他說，原來還是匹黑馬呀？
我賣報紙的技巧現在已經受了徹底的考驗和驗證。我穿著套裝，打著領帶，跟同行不同。我從不去工人階級光顧的酒吧，在那裡報紙銷量總是平平。我會去倫敦大學、藝術學院和理工學校。高爾街、大學周邊地區及學生會是我最喜歡的地方。我儘量在午餐時間徘徊於咖啡廳和食堂間。「這是全國唯一一份會告訴你全部真相的報紙」是我的推銷臺詞。老實說，《局勢》在同類報紙中確實不差。報紙的內容大概有百分之九十都是蒂娜·布朗維爾寫的；約翰·維維安會選好標題，定好社論的基調。最好笑也最有趣的部分是蒂娜對其他報紙的分析，她總是指出自己發現的支援猶太復國主義或秘密支援美國的傾向性言論。通常，報上會有一篇很長的社論，充斥著各種政治理論（我發現都不堪卒讀），配以咄咄逼人的標題，例如，「資本主義必須資助其自身的傾覆」或「犯罪行為即政治行為」等。
每週賺到的五英鎊成了我維持生計的額外福利，我大概再也不需要依賴狗食燉菜獲取營養了。不過，我得說，我還真喜歡上了鮑澤的大塊兔肉罐頭，尤其是我對它進行了改良之後——我明智地往裡面再攪上了一點咖哩粉。
5月31日，星期二
剛剛跟嘉兒一起吃了午餐。我們是在她住的牛津街旁的酒店餐廳吃的；她丈夫沒和我們一起。她之前給我寫了信，說她要到倫敦來，希望我們見見面，她給了我她到的日期，並催促我給她打電話：「求你了，洛根，求你了。」
我照做了，跟小嘉兒見了面，我曾經是那麼愛她，我發現她已變成了利落而不苟言笑的婦人，染著金色的頭髮，還有了抽菸的壞習慣。依我看，她的婚姻並不幸福——可我又知道什麼呢？我是個婚姻專家嗎？以前的嘉兒只是在她身上偶爾閃現——罕見地露出笑容。有一次，她用叉子指著我，說：「你知道吧，媽媽就是個大混蛋。」我說我挺好的，不，真的，生活還不錯，我還應付得來，我在寫一本新的小說，不，還行，還行，真的還行。我們分開時，她緊緊抓著我不放，說：「我愛你，洛根。我們別斷了聯絡。」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她也是，於是，她點燃一支菸，我說看起來馬上就要下雨了。最後，我們不知怎麼才終於分開。
在寫這些文字時，我感覺到真正愛一個人帶來的那種磨人又空虛的無助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才明白自己終會死去。只有跟芙蕾雅、史黛拉和嘉兒在一起時，我才有這種感覺。只有這三個人。總好過一個都沒有。
6月4日，星期六
今天，我坐在公園咖啡廳，喝了一杯茶，吃了塊企鵝餅乾，看著別人丟掉的《衛報》，突然，我看到了彼得·斯卡比爾斯因「為文學做出的貢獻」而被授予爵士頭銜的新聞。實話說，我感覺到嫉妒的刺痛，接著，冷漠與現實再度襲來。其實，這並非事關嫉妒（我從沒嫉妒過彼得的成功——他就是個騙子、自大狂，是不會讓我真正嫉妒的），而更多是對我的現狀和他的現狀進行的即興審視和對比。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穿著這身磨到發亮的套裝和沒有熨過的尼龍襯衫，繫著油乎乎的領帶，頂著一頭早該洗了的稀疏的花白頭髮——像個真正可悲的角色。我在這兒，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坐在這家普普通通、燈光明亮的咖啡館裡，喝著茶，把企鵝餅乾在茶水裡泡了再啃，心裡想著今天晚上還有沒有錢去康沃利斯買一品脫啤酒喝喝。這不是我年輕時想象的自己老了以後的模樣；這不是我想象的我會過上的老年生活。可話說回來，我也從未想過自己要成為彼得·斯卡比爾斯那樣的人：今天，洛根·蒙斯圖爾特爵士在他位於開曼群島的豪宅中跟我們暢談……那絕對不是我，絕對不是。那麼，你想要什麼呢，蒙斯圖爾特？什麼樣的未來才能溫暖你的靈魂呢？
我好幾個月沒寫《八重奏》了。spk和賣報的事讓我分了心。但歸根結底，作品——作家的作品——才是一切。這是我的答案。書如果不能進入其他地方，起碼能進入版權圖書館。我必須抓緊寫《八重奏》，我現在明白了——我得讓他們都大吃一驚。
6月6日，星期一
今天，我去拿我那一百份《局勢》報紙時，約翰·維維安讓我上樓——想跟我聊一下。蒂娜和伊恩·哈利迪也在那兒。我們坐的房間裡有兩臺電視機；氣氛很嚴肅，但算不上有敵意。「我們想感謝你的努力，蒙斯圖爾特，」維維安說，「你幫了大忙。」他們三人都走上前，跟我握手。我不禁再一次想，我給他們賺來的錢都去哪兒了。無論如何，維維安說，由於我的忠誠和勤懇，他認為是時候正式接納我進入「工作圈—直接行動部」了，還問我有沒有做好接受額外任務的準備（我還是要繼續賣報）。他解釋說，在「工作圈—直接行動部」中，我將會參加示威，加入糾察隊，出席各種各樣的抗議。我將會舉著長杆上的spk招牌，分發spk傳單，嘗試招募新的成員，爭取讓更多人訂閱《局勢》。現在，奧德海姆公共汽車司機罷工活動正在進行中，維維安說，下週在市政廳外的示威也已策劃妥當。我準備好去了嗎？我沒錢去奧德海姆，我說。「我們會給你路費，」維維安帶著寬宏大度的微笑說，「並負擔一切合理的開支。要是你看見了媒體的攝影記者，一定要確保讓spk的牌子出現在鏡頭中。」
［事後補記。就這樣，一九七七年夏天，我作為spk「工作圈—直接行動部」的成員，在我能力範圍內，在不列顛群島進行了（坐公共汽車）範圍廣到驚人的旅行。在奧德海姆之後，我去了克萊德賽德，克萊德賽德之後，我又在唐寧街對面的人行道上待了五天。斯旺西染料工人罷工，斯通黑文漁民罷工，布利克巷血汗工廠罷工——我都在。你甚至可能在電視新聞或報紙照片的背景中，瞥到過我的身影：一個穿著深色套裝、繫著領帶的高個老人，揮舞著spk標牌，被警察推搡著，大罵著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公共汽車上嘲笑不肯參與罷工的工人。不罷工的時候，我就去賣《局勢》報紙，過著簡單但目前也算全身心投入的生活。我往返於特彭泰大道、公立圖書館、康沃利斯和公園咖啡館之間。我不再抱怨自己的現狀——我感覺自己終於在做點什麼了。］
9月8日，星期四
今天傍晚，我在康沃利斯享受著半品脫的加濃拉格啤酒和一小杯布里斯托奶油雪利酒（對囊中羞澀又酒癮發作的酒鬼們來說，這種組合能帶來神奇的效果，我保證，喝完之後，你再也不會想喝一滴酒了，而且你會睡得像嬰兒一樣香甜）。突然，約翰·維維安走進來，讓我大出所料。
他在我對面坐下，他看起來眼圈發黑，焦慮不安。不得不說，過去幾周，納皮爾街的氣氛有了很大改變。伊恩·哈利迪不知所蹤，蒂娜幾乎不說話，安娜似乎總是眼淚汪汪。我覺得維維安和安娜開始戀愛了——不管怎樣，我只能用「神情恍惚」來形容他們的神態。《局勢》的最後一期縮減到只有四頁——更像是本小冊子而不是報紙——其中一半是維維安寫的《西德的隔離折磨》的社論，寫得語無倫次。其他大部分是烏爾麗克·邁因霍夫在一九六九年寫的一篇文章，翻譯得又很差。我明確表示，這一期報紙幾乎不可能在倫敦街頭賣出去，結果蒂娜·布朗維爾衝著我大吼，罵我是五流的專欄作家，是個工賊。幸運的是，週一有個德國企業家被綁架，這勾起了大家足夠的興趣，我賣出了一百多份報紙。
此時，維維安朝我俯過身，遞給我一支香菸（「不用了，謝謝」）和另一杯酒（「不用了，謝謝」），他問我現在能不能把賣報紙的錢交給他。錢在我的公寓裡，我說，我會照慣例明天把錢帶去的。我現在就要，他說。
於是，維維安跟我一起回到特彭泰大道，他不肯跟著我進屋。我拿了錢，交給他，找他要收條。「怎麼還是那種小商販心理呢，蒙斯圖爾特？」他帶著淺淺的笑容說。但他還是在我的票據上籤了名，大踏步走入夜色中。一定是毒品：我猜他們一定是用賣報紙的錢去買毒品了。
9月12日，星期一